《亲密》，岸西的另类香港电影

( 电影《亲密》剧照 )

岸西有香港的金牌编剧之称，曾凭借《甜蜜蜜》和《男人四十》两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最擅长描摹都市背景下人的情感世界。

《亲密》是岸西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她自己也用“另类”两个字来形容这部电影。影片里，林嘉欣扮演的阿佩，是典型的香港女白领，在一间贸易公司上班。因为节省租金，公司很是偏远，于是，她每天和办公室里的球叔、小松和珠珠一起，搭公司老板汤少的车上班下班。阿佩总被最后一个送达，当车里只有他们两人，汤少说推荐了阿佩去另外一家待遇更好的公司，面对汤少的一句“我想你好”，阿佩不知所措，只好努力打捞起沉在心底的过往。

“一个凝视，一声浅笑，一句天气冷了，你的呼吸，你的模样，我的沉默，我的紧张，你我之间，难道只是想象一场。”这段话被印在《亲密》的海报上，是由岸西自己写下的，说尽了电影里那段有点挣扎又模糊含混的感情。

至今，《亲密》还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电影。东京、香港、柏林、上海，从电影节到电影院，每到一地，都有人站出来指责它没有故事，闷得叫人无法忍受，却也有人反驳说，这本就是一部云淡风轻中又不乏暗流涌动的电影。

《亲密》和那些司空见惯的爱情电影确实太不一样。看似毫不相关的片断，逆着时间的顺序排列开来；没有美丽的外景，只有浪漫的男女；5个演员，8场戏，地点不是在载满同事的车子上，就是在拥挤不堪的写字间里，与“亲密”遥不可及，容易叫人兴味索然。岸西也自嘲说，很容易想象成是我编不出故事才搞成这样吧。

如果你有兴趣上网看一些电影论坛上关于这部作品的评价，那些喜欢它的人，大都愿意表达这样的感受：这是一部叫人在余味中感到欣喜的作品。比如，一个星期前，阿佩去看医生，说的却是：“我从小就在这儿看病……那时我看到你们的眼神，耳朵‘嗡’的一下，为什么突然间你们就有不同……”嗓子痛和失眠本是她来见医生的理由，与这些对白显然毫不相关，但当你耐心地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些片段穿接起来，一个困苦在感情里的都市小女子，以及她全部的脆弱和彷徨，就变得实实在在，可感可触。如岸西自己所言：“碎片之间也不是毫无关联的，留了足够的线索，希望观众能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在头脑里把前前后后的场景连接起来。”

关于形式上的特殊，岸西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造成了观影上的障碍，她本来想表现一种人回忆的过程：“你可以把整部电影全当成阿佩的回忆，从第一场戏汤少叫阿佩辞工开始，她就开始回忆。为什么一年前已经打了辞职信却没有离开，思路就是沿这个方向一路倒退。其实我们的脑袋总做不到很系统地想明白一件事情，而一点点去追溯是我们习惯的思考方式之一，并且，这些想到的事情也不一定是连贯的，因为总有一些事情要被忘记，而另一些才能刻在心上。选择这样的形式，是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人想事情的办法，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有趣的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故事线索，我希望模仿出那种每个人都遭遇过的、最通常的心理体验。”

( 导演岸西 )

然而写这样的剧本，岸西坦言自己也感受了未曾有过的压力。当时是应了杜琪峰的要求，写一个适应小成本制作的爱情电影，既然导演的要求空泛，她也就写得自由。但写到后来，她自己也觉得担心，担心导演有可能不拍，但故事已在脑中不断地发酵，只好信马由缰地写了下来。杜琪峰后来果然没拍这个剧本，不过拿到了编剧的酬劳，她也可以把整件事忘掉，至于把卖出的剧本又买了回来，连岸西自己也很意外。“写了很多剧本，确实只有这一部，叫我放不下，才只好又买了回来。吸引我的不是剧本形式的新奇，而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感情是特别的，并且和整个香港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大家都很介意剧本特殊的形式，其实写的时候，也只是觉得这样的形式，或许能叫大家更加耐心点去捕捉和体会到那种感情的微妙。”岸西告诉本刊记者。

如岸西所言，《亲密》里的感情确实只能用微妙来形容。虽然早被尊为香港编剧中的“写情高手”，但岸西说自己一点也不擅长写爱恋的美好和缠绵，甚至笑言她自己是连《甜蜜蜜》也写不甜的乏味编剧，而眼前《亲密》里写出的感情甚至更加特殊。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成长期开始，暗恋，单恋，跟自己脑子里的对象所谈的恋爱，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恋爱经验。甚至相对那些实际的恋爱，这部分感觉的时间是更长的，但大部分这样的恋情是不为人所知的，或者怕丢脸，怕失败，或者明知对方不喜欢你，你们无法有结果，甚至结婚以后，你也会受到这样问题的骚扰。因为这是不由你做主的，对于一个人有爱意，是无法由你自己控制的。这种爱情远比实际中的恋情来得多。”

而呈现这样含混的爱恋意义何在？岸西说她的想法绝对不是集中在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上。“香港这个地方通常就是这样，大部分人上班下班，封闭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同事，这样的日子久了，很容易对其中的一两个人产生感情。办公室恋情已经写了不少，但这些爱情故事中，大都是把办公室拿来当做背景，用来烘托出故事的。但在我看来，这感情也根本是环境逼出来的，而这个环境才最值得描写。我希望带出那种我和你都很熟悉的世界，用一种比较写实的手法去唤起你的一些情感。毕竟大部分人都曾有过这样不经意的感觉，这是如今社会状态下，人们情感方式的一种。我们的情感是受到环境控制的，这才是这个戏最主要的故事，当然，前提是你觉得它还算有点故事的话。”她告诉本刊记者。

电影里关于环境的描写确实叫人难忘。汽车、办公室、电梯间等等封闭狭小的场景反反复复，压迫与拥挤的感觉时时困扰着我们的视觉。同时，你满耳听到的台词，也都在竭力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挤”，以及那些常常和演员贴得很紧的镜头，那在电梯顶上向内小俯拍的视角，导演几乎调动了电影里所有的视听手段，传达出关于环境的感受。情节上，从开场球叔口中那100块钱买一打能省去干洗费的领带，到会议室里反复播放着的奇巧口香糖广告，电影搭建了这样一个都市生存真相，封闭、重复，正如《亲密》的英文片名Claustrophobia（直译为幽闭恐惧症）的含义。也许，这才是岸西真正希望与观众分享的感受。

岸西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她自己创作剧本时，最在乎能让电影贴近观众的生活现实：“我也常常问自己，如果你到戏院里看电影，广告牌上一边写着港产片，成本是1000多万港元，已经很了不起，而旁边的广告牌上就写着另一部好莱坞电影，成本是港片成本的100倍，电影票的钱又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看香港电影呢？用什么吸引观众呢？要跟他们比营造场面之类，那简直就是笑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贴近和香港、内地现实有关系的情感吧，这点他们做不来。”

岸西曾就读于元朗名校崇德书院，很小就开始写东西，梦想过当报纸的专栏作家，当小说家，唯独没想过要做职业的编剧。但她出道很早，18岁因为家境问题从“中六”辍学，就进了香港佳视做演艺员训练班主任助理，后转入无线电视台，19岁写了第一个剧本。有“香港创新性文艺片旗手、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袖”之称的谭家明，就是领她入门的老师。

回忆起走过的创作历程，岸西说，在香港电视台写剧本的日子，最叫她至今难忘：“那时我二十几岁，也不过是兼职的性质，但那是对我非常重要的经历，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香港电视台是香港特区政府经营，他们就要你写一些与民生有关的题材，比如孤儿院、撒玛利安慰（香港终止自杀行为的热线电话）、精神病、家庭问题等等，题材如此多样，但都是直接和香港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创作，那真的是很好的训练。我到现在仍旧在感激这个机会，让我耐心仔细地去了解自己的创作背景，现在回过头看，能成功的片子，都是借了这个基础创作起来的。”

岸西告诉本刊记者，是《亲密》的剧本给了她一个做导演的理由，但是做导演不是目的，期待的也不是有人能叫自己一声导演老师，之所以做这样的尝试，是因为她心里，对香港电影有更多的期待：“比如我们看美国电影，不是因为它用了周润发或者章子怡来演，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好看的美国片。我希望有一天，香港电影也能够这样被接受——因为它就是一部好看的港片，而不是因为具备了合拍之类的形式，或者为了内地观众做了怎样刻意的增增减减，电影是否被接受和它为了什么地方的人去调剂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愿意尝试，我希望弄一点另类的东西，反正我已经这么老了，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所以输得起。”■ 另类香港电影岸西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