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GDP的“保八争九”

11 月 24 日，受多重权块利空影响，沪指失守 1900 点

现在多数人都对“4万亿”对于GDP增速的强心针作用寄予厚望并抱以强烈信心：在外部不确定性仍在加大的情况下，它使得中国经济的安全有望得到保障。但忧虑者仍大有人在，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向本刊记者表示：“过去的经济有5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房地产和体制改革，如今5匹马换1匹马——财政开支，能够稳住GDP就不错了，‘保八’难度异常。如果全球经济出现一个全面的同步衰退的话，亚洲一定深受影响，它是所有重要的经济区域中最受外部需求变化影响的一个区域。”

GDP触底？

现在看来，如何消化巨额的“出口因素”将是决定2009年GDP增速的关键，也是明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的重大挑战。

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明年将出现“GDP底”，宏观经济全年将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走势。中信证券认为，随着2009年年中全球经济基本稳定，以及我国扩张性政策作用的逐渐显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也将改变增速下滑的趋势，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有所提高，全年经济运行将呈现“U”型走势。支持经济见底的原因主要在于：预计2009年上半年将密集降息，同时增加货币供给；而基础设施建设预计也将在2009年中期开工，这些政策的效果将在2009年下半年逐步显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担心，“中国在过去30年有过3次经济下降周期，第一次是从1978年到1981年，第二次是从1984年到1989年，第三次是从1994年到1999年，没有一次短于3年”，“而本轮经济调整始于2007年”。

高盛高华分析报告指出，从贸易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中国出口产品已经部分改变了10年前附加值较低、需求弹性较小、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的特点。统计显示，机电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不足20%上升到45%左右，而低端消费品（如纺织品、服装等）目前仅占出口总额的17.7%，远远低于1997年的32.4%。对明年GDP持悲观态度的人们认为，“保八争九”的不确定性恰恰在于乐观人士所列举的那些积极因素仍然不足以消化巨额出口的衰竭。

“目前，我们出口占GDP已达到40%。”哈继铭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我们看到全球出事的国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些比较小的国家，而是我们最大的买家美国和欧洲出问题，房地产调整没有3到5年是完不成的。房产行业在1998年房改后作为支柱产业推动经济，今天看来它非但不能用来作为支柱产业，反而还会影响到更多的产业。这说明这次调整周期只能比过去长，而不能比过去短。”

“另一方面，GDP触底和宏观经济的风险是两个问题。”哈继铭分析，“中国消费占GDP只有50%左右，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中有很多必需品，衣食住行，不管经济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些产品的刚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烫平GDP的作用。也就是说GDP尽管稳健，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波动很大，企业的利润可能波动很大，对钢铁、铝、水泥的需求波动剧烈，中国的重工业利润占总工业利润的75%左右，因此只要是重工业利润下降，整个工业利润的波动就非常大，甚至出现亏损。也就是说中国GDP可以软着陆，但是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对电的需求、企业的利润、出口投资等方面很难软着陆，经济还是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GDP下滑被夸大？

同样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经济中产能过剩问题累积风险的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在推导明年GDP时却得出乐观结论，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前GDP的急剧下滑虽然是由国内外最终需求下降所驱使，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企业的存货调整所夸大”。

“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存货积累过程。这从按照生产法与按支出法计算出来的GDP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季度GDP增长率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它反映的是经济的供应方。我们则用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出口等3项指标的实际增长率，估算出一个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长率，这反映的是经济中的需求方。自2002年三季度到2006年底，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的GDP增长率都相当接近。但从2007年初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生产法计算出的GDP增长率一直大大高出按支出法计算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国内的生产供应一直远远大于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其差额反映了存货的积累。”

“因为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越早购买原材料，企业可以节省越多的成本。这一状况在2008年1月份发生了50年一遇的严重雪灾以后，进一步加剧。雪灾的发生使得交通瘫痪，导致运煤困难，缺煤又导致了缺电，缺电则使得很多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冶炼企业减产，进而导致了原材料的普遍短缺。国内生产生活资料价格的猛涨在当时又与全球商品价格的猛涨同步，从而引发了一轮恐慌性的原材料囤积。”孙明春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发现存货已经过多或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势头一旦停滞，企业就会停止购买新的原材料，而通过减少原材料库存来应对生产需要。这一存货调整的行为降低了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存货积累从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存货转移到上游企业的产成品存货。这正是为什么以前上游企业一直脱销的产品在短短数月内就变为无人问津。实际上，一旦原材料价格开始下跌，下游企业还会变本加厉，尽可能地压低原材料存货，因为此时越晚购置原材料，则可越多地节省成本——从而令存货调整的过程变得更长更剧烈。”

“企业对存货的主动积累在去年及今年上半年夸大了实体经济的真实强度。”孙明春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春天前最寒冷的一段时间。预计今年四季度、明年一季度，GDP可能在6%～7%左右，但明年二季度，最迟不晚于三季度，经济增长会停止下滑，到了四季度和后年的一季度可能重新出现强劲增长。

“4万亿”如何影响GDP

为了实现“保八”目标，积极的经济政策被市场给予了厚望。中金公司指出，与1998年相比，政策实施具备一些优势。比如，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稳健，主要表现在不良贷款与国债余额之和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8年的43%降至26%；其次，政府的财力有所增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8年的12%上升至21%。这使得我国仍然具备利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能力。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陈兴动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内需所能支持的增长速度是5.5%到6.5%，如果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为“保八争九”，那么宏观政策要对GDP增长贡献2.0到2.5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沈明高测算，假设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左右，新增投资约为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23%左右。由于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5%，再考虑到4万亿元投资分两年多完成，可每年加快投资至少10%以上，即使未来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保持在5%，投资的额外增长仍可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这些政策措施都能够落实，明年经济则有望保持8.5%的增长。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虽然2009年投资计划中的投资新增量和结构仍不确定，但粗略估算，可拉高GDP将近3个百分点。

孙明春说：“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及民间机构投资、放开对各个地方政府投资的约束之后，中国的投资就可能出现一轮爆发式的增长。比如1992年邓小平同志做了‘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就从1991年的24%上升到1992年的44%，1993年更是跳升到62%。即便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也在30%左右，远高于目前的15%左右。因此，即便此轮经济刺激不一定能够像1992年那样强劲，估计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至少也不会低于15%的水平。粗略地估算起来，投资这一项在2009年就可能对实际GDP的增长率贡献约6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政府基建的“乘数效应”可能远不如10年前。统计显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1998～2002年总共撬动了3.2倍的社会投资。“政府在整个固定资产投入占比由原来的50%～60%下降到了现在的30%，而且还要打折，因为基础设施比过去饱和得多。”哈继铭说。首先，过去10年，多数国内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如公路建设的饱和度就很大了，回报率的降低无疑会打击私人部门的投资兴趣。其次，1998年时拉动投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启动了房地产行业。但是，目前房地产行业刚刚开始调整，房价下跌还未到位，地产商投资的积极性低迷。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存在，预计将使得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

“积极政策对经济下滑更重要的作用可能在于缓解而非逆转。”高盛高华的分析报告认为：一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出现周期性的调整属于正常而且难以逆转；二是经济的高度开放，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整体经济对国内政策变化的敏感性较低；三是额外的政策投资可能导致政府其他消费开支的减少，并导致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实际影响小于市场预期；最后，价格管制会扭曲真实的供需情况，从而导致积极政策对经济的推动效果。

一些经济学者担心地认为，通过投资基础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是政府“保增长”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选项。客观上来看，这会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即由于外贸的疲软，经济增长只能过度依赖投资，而较为忽视消费增长。

樊纲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启动消费难以迅速见效，拉动内需的主要渠道仍为投资。其实，消费难以拉动并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没有钱消费，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未来的消费增长，只有靠居民的收入增长来拉动消费，完善社保来稳定预期，但社保等一系列制度都还不够完善，因而拉动消费牵涉到多方面体制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立竿见影加以解决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07年的35%，如果想刺激消费，难度是非常大的。

樊纲说：“财政政策所能解决的只能是把经济过快下滑的惯性给打断，而不可能解决经济增长根本性的问题。宏观政策只能解决经济总量的问题，而经济结构的问题需要有其他一些配套措施来解决，这是并行不悖的。”■ 消费保存货成本经济学宏观经济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gdpGDP2009消费投资国内宏观企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