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的杀伤力

（文 / 尚进）

( 9月24日，Google两位创始人发布Google首款手机G1 )

G1的战略意义

Google操作系统已开始内部秘密测试了，这是2008年12月初互联网上出现的热门揣测，因为一家叫做Net Applications的公司在分析各大网站用户访问记录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来自Google公司内部的IP访问，有1/3是无法识别的操作系统。按照Net Applications公司营销执行副总裁Vince Vizzaccaro的说法：“我敢打赌这是有意而为之，Google在隐瞒什么。”Google对于互联网的技术控制力，以及CEO埃里克·施密特的老谋深算，让所有人都深信Google这些年确实在悄悄隐瞒着惊人的技术野心。如果回溯两年前，类似的揣测也在Google手机研发阶段出现过，当时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批工程设计图，自称来自深圳代工厂的GPhone试产样机。现在再拿它出来与Google正式发布的G1比较，就会明白对于Google的揣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而在9月23日移动电话运营商T-Mobile配合Google大张旗鼓地发布首款Android手机之前，苹果的iPhone已经给全球手机制造界狠狠地上了一堂课了。从摩托罗拉到诺基亚，在全球范围内深受iPhone的威胁。包括三星、LG和诺基亚在内的众多老牌手机公司都拼命研发近似iPhone的触摸屏幕手机，并且在手机界面操控质感上尽量接近iPhone。将假想敌对准苹果的iPhone，并且也开发应用软件商店的收费下载服务，那些老牌手机巨头原以为如此技术改良就能弥补自己轻视苹果的失误。殊不知与Google的G1相比，iPhone已经略微有点保守了，过多迁就手机的电话身份，无法彻底放弃消费电子思维。iPhone与常规手机最大的不同就是互联网倾向，借助苹果独有的Safari浏览器，可以很便捷地浏览网页，可iPhone的电子邮件依旧依靠雅虎和Gmail，地图导航更是直接指向Google Map。相比G1则要单纯得多，一切互联网应用都来自Google已有的应用功能，根本不用担心培育用户使用习惯。“如果拿传统手机设计标准去评判Google捆绑电话运营商T-Mobile的G1手机，并不能突出G1在整体设计上的优势。”为G1做界面设计的The Astonishing Tribe公司CEO查洛塔·法尔文（Charlotta Falvin）在采访中调侃道，“G1更接近具备手机功能的上网超袖珍笔记本，更重要的是，Google掌握的Android操作系统是一套开放源代码产物，G1只不过是Google摆出姿态给电信运营商的‘试验品’，Google在等待Android手机设计出现全球集体性爆发。”

Android招安

“我们在杭州的研发团队正在改写Android的代码，重新写一批手机应用软件。”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读书的谈毅在MSN聊天中说，“Google的Android是开放源代码架构，恰恰迎合了中国手机硬件过度繁荣、核心应用软件匮乏的局面。我们目前组合了一批程序员为Android改写应用软件，以软件再造的方式跟进Google手机的中国本地商机。”实际上，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德信无线，也在图谋Android平台的手机软件开发，不少摩托罗拉被裁员的工程师也三五成群地跃跃欲试。而引发众多人都押宝在Android手机中国本地化研发上的动力，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手机消费市场，而是中国手机界目前混乱的局面。

( G1手机 )

“山寨”，无疑是2008年中国本地消费产品最流行的新关键词。起源恰恰就是山寨手机，国产手机从2006年开始的低迷，让很多掌握一定手机开发技巧的人尝试自造手机，借助信息产业部取消生产准入牌照制度的机遇，山寨手机很快凭借廉价和极度适应本地使用习惯的经验优势，大量挤占了低端手机市场。尽管很多人对于低劣模仿的山寨产品嗤之以鼻，可却并没有意识到众多山寨产品设计的出现，本身也歪打正着地顺应着优化与再造的全球趋势。山寨手机的产业链条足以说明问题，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的技术扶持，为山寨手机提供了全部核心技术，只需要重新设计电路图和功能元件，外观设计成为山寨手机唯一的核心竞争点。山寨手机确实具备了再设计的特征，可却并没有商业模式上的优化与再造能力。

恰恰Google的Android平台，为这些山寨手机提供了一条技术出路，只需要按照Android平台的技术规格研发标准硬件，直接把Android操作系统和本地化的应用软件灌装，原来的山寨手机可以轻易变身成为Google的门客。正如同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G1首发日表白的那样：“Google是互联网时代的软件开发者，我们需要革新软件与互联网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根基树立新的商业模式。Android作为免费且开放的手机操作系统，不会重走商业许可证售卖的商业套路，我们只希望更多的人向Google靠拢。”实际上，像谈毅这类试图搭Android平台顺风车的程序员们，确实在帮助大量传统手机使用者和Google的互联网“粉丝”，更紧密地向Google的信息包容哲学靠拢。不过谈毅也有自己的盘算，他在采访中向本刊记者坦诚地说：“我还是很担心Android在中国出现失控的局面。Google的权威性与控制力，并不能在中国彻底生效，就如同他们在中国互联网圈遇到的问题一样。如果仅仅把商业模式挂靠在Google的裤腰带上，未必有什么出路，我们试图寻找适合中国的手机应用商业模式，也许看广告就能免费下载手机软件，或者内嵌入我们自己的手机消费入口。”

就在波导、康佳等老牌国产手机品牌揣摩Android操作系统、一群山寨手机厂拼命向Google靠拢的时候，澳大利亚公司Kogan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在Google发布G1之后的两个月，最早拿出了自己的一批Android手机。Kogan公司的创始人Ruslan Kogan将这部全球第二种Android手机命名为“Agora”，两种档次分别定价299澳元和399澳元，并且不需要与移动电话运营商签订捆绑合约，商业策略明显是冲着Google与T-Mobile的G1来的。Ruslan Kogan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Agora的硬件来自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手机厂，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品牌都没有，但是依靠给以前为摩托罗拉和西门子等老牌手机厂商做加工，积累了丰富的硬件经验。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给出硬件设计蓝图，筹划好电子元件的成本控制，我们只需要下力气改良Android操作系统的界面。依靠价格优势与融合性技术制造，我的Agora并不比Google的G1差。”■ 移动互联网杀伤力iphoneandroid架构Androi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