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才艺更谁当

（文 / 朱步冲）

( 1930年，梅兰芳和卓别林在好莱坞电影厂合影 )

从1913年10月19日开始，上海《申报》的读者一连数天，都能看到位于四马路大新街口的名剧场丹桂第一台用大黑字体刊登的醒目广告，声称：“第一台特聘天下无双最著名优等艺员著名汪派须生王风卿，第一青衣花旦梅兰芳。……梅艺员貌如子都，声如鹤唳，此二艺员真可谓珠联璧合，世无其倚矣……”演出的第13天，梅兰芳终于得以演出了平生第一出“压台戏”《穆柯寨》，上海观众从来没有看过青衣开唱刀马旦戏，大为感兴，梅兰芳从此在上海“不炮而红”。

“当时的梨园行有个说法，在北京唱红不算登峰造极，还要去上海唱得红才作数。”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对我们说。在整整95年后，如果检视梅兰芳这段充分展示了他本人创新精神与独特魅力的抵沪演出经历，似乎较之1927年《顺天时报》选举“四大名旦”、尊梅为第一的举动，或者1921年1月梅兰芳能够与声名显赫的“武生宗师”杨小楼组建崇林社演出的新闻，更能作为梅兰芳传奇性艺术生涯的缩影或里程碑。

祖师爷不赏饭与第一青衣

“梅兰芳先生8岁开蒙学戏的时候，天资并没有展现。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来教他，结果4句老腔翻来覆去还不能上口，结果老师一气之下罢教了，还对他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梅兰芳的儿媳、五子梅邵武夫人屠珍对告诉我们。梅兰芳在9岁时，转到姐夫朱小芬家里学戏，同学即有表兄王蕙芳和小芬的弟弟幼芬，开蒙老师吴菱仙是著名青衣时小福的弟子。时与梅兰芳祖父梅巧铃是故交，学习正工青衣戏，从《二进宫》、《三娘教子》、《探窑》到《宇宙锋》，一共三十几出。有趣的是，时小福本人也是一位颇具革新精神的名旦。老一辈的青衣旦角，为了表示庄重，很少将双手露出，而时小福曾在《汾河湾》中大胆突破这一禁忌，而被保守派讥讽为“露手青衣”。同时，姑丈秦稚芬和伯母的弟弟胡二庚，也教授梅花旦戏。“花旦重点在表情、身段，对唱腔要求不高，而青衣则相反，梨园行里有所谓‘抱着肚子唱’的说法。”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教授向我介绍说，“在梅兰芳之前，听戏就有‘听青衣’、‘看花旦’的称谓，两者是泾渭分明。”

民国初年，旦角在梨园行中的地位并不高。1921年，梅兰芳和杨小楼组了崇林社，这个戏班名大有讲究、杨小楼是梅兰芳的前辈，但梅兰芳在梨园行的名声已经超过了他，一个“林”字，包含了杨梅二人姓中两个木字偏旁——“第一个木，当然是杨小楼那个杨字的木。在梅兰芳出生前的几十年，京剧一直以老生为各行当的魁首，前三鼎甲就是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而后三鼎甲，也是谭鑫培为首的3位老生。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自京剧于乾隆年间初具形式以来，戏园听众以男性为主，以苍凉刚劲为美。”谢柏梁表示，“民国建立后，妇女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作为新生京剧观众的女性，则青睐舞台视觉表演，喜好表现女性柔媚姿色的演员。”对于这种转变，吴迎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1922年，《霸王别姬》首演时，观众在看完虞姬自刎后，还会继续饶有兴味地看下去，等待杨小楼扮演的项羽开打，直到乌江自刎还意犹未尽。但是到上世纪30年代，虞姬自刎一节一过，观众就纷纷“起堂”离去，生动说明了社会大众审美的改变，以及“旦行”地位的提高。

( 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的经典扮相 )

社会大众审美的改变，也同样反映到京剧剧本题材的选择上。1914至1915年，齐如山等人为搭班双庆社的梅兰芳编排了《一缕麻》、《宦海潮》等一系列时装新戏，针砭时弊，突破了京剧以往题材的界限，大受好评，甚至有决心履行包办婚姻的天津世家大户在观戏后幡然悔悟、协议取消婚约的新闻发生。不过在此之后，梅兰芳还是毅然中止了这类作品的演出。“虽然时装新剧通利用时髦生活主题和西洋化的舞台灯光布景，迎合了观众追求新异的趣味，但是毕竟京剧仍然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艺术，许多细节，从勾脸、贴片，到唱腔、动作，都很难解决。”谢柏梁对我说，“梅兰芳自此决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发掘传统京剧的形式美和艺术内涵上。”

10年革新

( 《天女散花》剧照，梅兰芳饰天女 )

以今天的眼光看，从1915年算起的10年内，可以算是梅派革新京剧表演奠定自身风格的重要时期，其间新作迭出，包括古装新剧《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西施》、《太真外传》与刀马旦戏《贵妃醉酒》、《黛玉葬花》。1915年，梅兰芳大胆在演唱曲调上打破了单一的皮黄，引入了昆曲。“昆曲实际上是明代形成的国剧，身段复杂优美，唱工婉转，唱词也典雅，一般京剧演员入行时都会学上几出。”吴迎告诉我，“梅先生先后向苏州昆旦乔蕙兰、南昆名伶俞振飞先生请教，曾经一气学了20多出昆曲剧目。”1933年，梅俞两人合演《游园惊梦》。“1945年梅兰芳重新登台后，首次演出也是昆曲《思凡》和《刺虎》，当时观众争购门票，竟将上海美琪大戏院的窗门都挤破了。”谢柏梁说，关于梅兰芳决定抗战后复出首演昆曲的安排，固然有感情因素在，但也有技术上的考量，“昆曲唱腔的音调较之京剧低，梅先生8年没演出，选择昆曲也是为了让自己恢复状态”。

1957年6月，新中国决定成立北方昆曲团，韩世昌与著名小生白云生来请梅先生助力，扮演《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当时他们每晚在护国寺宅院的院落里排戏，我就在边上偷看，两人非常认真，跟正式演出一样，边唱边做身段，排完后都汗流浃背。”屠珍回忆，“公演那一天，演出结束后，梅邵武回来说，韩世昌先生因为先演了一出《春香闹学》，已经相当劳累，到了《游园惊梦》时，突然开始犯喘，梅兰芳就尽力在几次转身动作中遮住他，让他有机会面朝幕布稍作喘息。”

( 2008年11月28日，北京风雷京剧团的演员在湖广会馆上演《霸王别姬》 )

“今天看来，梅兰芳可以说是京剧演员中昆曲演得最好的。梅兰芳把昆曲和京剧有机融合在了一起，既让京剧有了昆曲典雅细腻的特点，又让昆曲作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国剧有了继续生存的机会。”谢柏梁说。

几乎与唱工的革新相辅相成，梅兰芳也尝试把舞蹈引入京剧表演，1925年编排《太真外传》时达到了顶峰：为了再现富丽堂皇的“霓裳羽衣舞”，冯耿光特斥资大洋1000元，为梅兰芳购买孔雀翎外褂子一件，以作羽衣之用，然而排量时发现难以运用自如，旋转飞动之际又和旗帜等其他道具缠绕在一起，于是改为“翠盘艳舞”。梅兰芳研究专家徐城北认为，这种安排虽然违背了白居易诗中“缓歌曼舞”的描述，但一般戏曲评论家却认为此舞与第一本末折时“出浴之舞”的慢节奏形成鲜明对比，而后被突如其来的“渔阳颦鼓”所打破，才能造成陡然的跌宕。

“绘画也对梅先生关于京剧舞台布景、行头的审美趣味有很大的影响。”屠珍告诉我们，“梅先生喜欢用夏色，即色调温暖柔和的颜色，来使得戏装显得更华贵、静雅，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刺绣繁复的戏装很少，大部分是依靠画匠在戏装上着色。”1943年中秋，一批知名文化界人士在上海组织旨在抗日救亡的“千龄会”，国画家吴湖帆、张大千也成了梅兰芳交际圈中的常客，那出名剧《天女散花》，灵感最初就来自一幅天女“风带飘逸，体态轻盈”的“散花图”。为了形容绘画构图给梅兰芳的舞台造成的影响，屠珍介绍说，《生死恨》中“夜诉”一场的精心布局——道具只有一架纺车、一把桌子、两张椅子、一盏油灯，开幕时，舞台新式的电灯光打到韩玉娘所穿的“富贵衣”上（京剧行头，用零碎绸帖在青褶衣上，表示贫苦角色的褴褛衣衫）——是梅先生从一张旧画《寒灯课子图》中借来的。

“梅兰芳先生之所以强于一般戏曲演员，就是在排演过诸多新戏之后，不会随手抛弃，或者墨守成规，而是认真雕琢、不断改进。”北京梅兰芳博物馆馆长刘占元告诉我，“比如《宇宙锋》，当时只是一出唱工戏，通常安排在中轴位置，没有什么做工，青衣本不讲究做工。但是梅先生却是经过不断地细心体会，唱到30年以后，是越唱越有兴趣，可以说是唱上瘾来了。他总结赵女这个角色不仅仅有装疯的一面，而应该有3种表情，真面目、装疯、沉吟思索中进退两难的神气”。同样，在出演《贵妃醉酒》时，梅兰芳也没有因为歌舞表演繁重而忽视对人物的塑造。“梅先生将卧鱼动作引申为嗅花，把醉酒后的贵妃神态、舞台布景和故事情节完全结合在了一起，是其他名旦单纯的动作表演所不能及的。”刘占元说。

《捧印》之绝唱

在位于护国寺街的梅兰芳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一张梅兰芳身穿传统白色对襟上衣、手持宝剑练功的照片，不过根据屠珍的回忆，这张照片纯粹是为了新闻宣传所用，“梅先生当时的艺术水平已经炉火纯青，再加上年事已高，基本上就是临演出前吊吊嗓子，已经不必每日练功”。不过，身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确实曾经不止一次地为华惠麟等中国戏曲学校的新演员示范《霸王别姬》中的剑舞。“梅先生告诉他们，要以舞台为中心，画一个四方块的‘米’字，划分左右，前后4个犄角，就能把剑舞得快而不乱、慢而不坠。”屠珍说，“他特地嘱咐学生，唱到‘嬴秦无道，把江山破’前半句的时候，双剑先搭十字，用软鹞子翻身的劲儿旋转身子，然后等唱‘山破’两个字的时候，重复刚才的身段，把剑往上一刺，用严峻的眼神顺着剑身，剑尖往前方一瞥，刺四下，看四眼。”如果研习到了饭点，梅兰芳会诚邀学生后辈在家用饭。“先生演出前下午17点左右略进点心，包括核桃酪、莲子银耳百合羹，演出归宅后才吃一顿丰盛的夜宵。家中有个酒精炉，长年温一壶西洋参茶，以保养喉咙。”屠真告诉我，“早在上海时代，梅府上就有3个厨师，包括擅做粤菜的上海大厦一级厨师丁师傅，梅先生饮食戒辛辣油腻，菜式并没有后来梅府家宴那般铺陈复杂，饭桌上常见的冷菜有芥末墩、如意菜、水晶肘，热菜包括红烧海参、清炒虾仁、芙蓉鸡片与清鸡汤。梅先生一般不喝酒，家中只有秘书许二先生（许源来）会在饭桌上备一小壶温好的黄酒，自斟自饮。”

的确，梅兰芳身上肩负的是包括梅剧团在内众多亲属和班底生活的重担。当时任国家京剧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现年91岁的马少波先生向我回忆说，1955年国家京剧院成立后，他曾向周总理提议，梅兰芳情况特殊，有整个梅剧团班底和许多亲戚的生活仰赖他，作为文艺一级演员每月330元的薪给实在困难，特请批准在国家京剧院里恢复梅剧团，梅兰芳本人不必担任琐碎的行政性工作，而应专注于带领剧团全国巡演，月薪1100元，演出其他收入按照传统在剧团内部分配，这才解决了梅兰芳的问题。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马少波征得梅兰芳院长同意后，将豫剧《穆桂英挂帅》改编为京剧，由郑亦秋任导演，陆静岩、袁韵宜担任改编任务，首先以梅剧团班底演出，然后再以国家京剧院内选拔演员重排。马少波回忆说，在当年3月的一次中国京剧院院务会议上公布决定后，梅兰芳很激动，说：“1913年，我第一次登台唱大轴，就是在上海演《穆柯寨》，到了晚年，又要演这样一出戏，可见我跟穆桂英真是有缘哪！”仅仅20天后，改编剧本初稿就告诞生，剧组在北池子吉祥剧场一间略嫌简陋的排练厅里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第五场《捧印》的编排最为麻烦，穆桂英从心怀忧虑不愿出征，到听闻战鼓擂动、奋发志气这个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需要铺垫，但又不能安排太多唱工显得累赘，影响下面的高潮到来。”马少波说。从梅剧团内部到国家京剧院，许多专家提出过建议，比如《铁笼山》中的姜维观阵、梆子戏《回荆州》中的赵云，最后决定用武生锣鼓经中的“九锤半”，即被武生用来表现思维混乱、犹豫时的动作。“一般来说，九锤半在武戏里常用，文戏里很少，而决定用青衣来表演，也是梅兰芳先生的首创。”行头方面，由于穆桂英在前半场仍然是闲居身份，所以仍然需要以青衣打扮亮相，显得所有的动作“比青衣放大些，比刀马旦文气些”。为了整部戏节奏的完整，梅兰芳还否决了老搭档徐兰沅关于在结尾增加武戏的建议。

这是梅兰芳生命历程中排演的最后一部新戏。当时年仅20岁的国家京剧院演员夏永泉仍然记得那个下午。在他寓所的墙壁上，工整地挂着一副黑白照片，正是49年前，剧组在北池子排练时对戏词时的场景：身穿一身整洁白色衬衣的梅兰芳坐在沙发中央，旁边是饰演寇准的李长春、饰演王强的袁世海等人。“戏排了最多不过10次，每次排练的时候，对词、走台，最后走走响台（加上锣鼓的走台）。一般的名角走响台时不会很有力地去唱，就是走走步子，梅先生当时65岁了，对这出戏很熟，但是排到了他的单场的时候，仍然是在用正式演出的调门去唱。”夏永泉告诉我，“当时郑导演赶忙上台，劝梅先生不要太费力，但是梅先生说，年轻演员对这出戏的感觉是生疏的，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正式演出时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梅兰芳的从容调度和所有演职员把“挂帅”当作政治任务来做的热烈气氛下，这出新戏从筹划到最终完成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59年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一连数场，场场爆满。等到国庆节正式演出时，“捧印”一场戏的效果自然是花团锦簇，同台的所有演员不顾累赘的行头，都挤在幕边观摩。当梅兰芳唱出“一家人闻边报雄心振奋”时，当时趴在夏永泉肩膀上的李少春用力地拍了他一下，对他说“这才是梅兰芳”。——此情此景，恐怕可以定格为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形象，一如罗伯特·里特尔在1930年2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的评价：“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3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见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的三位一体，你简直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相互依存到了什么界限；你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领域里。”■ 霸王别姬梅兰芳才艺贵妃醉酒游园惊梦天女散花昆曲京剧京剧演出杨小楼中国电影戏剧剧情片爱情电影智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