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产阶级的生存报告

（文 / 朱文轶 实习记者：徐菁菁）

( 10月27日，亚洲股市已连续4天上演下跌行情 )

33岁的陈镇（化名）自认为侥幸躲过了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的冲击，他本该属于风暴中心的人群。他的很多前同事，那些大小投资银行的年轻银行家和分析师们对年终几十倍于月薪的高额奖金早已不抱期望了，一些人正面临严峻的失业考验。陈镇在投资银行最风光的那一年提前跳槽了，他到一家即将上市的传媒企业任首席财务官，他过去在投资银行的履历和运作上市的经验被后者看重。尽管这家后来逆市赴港招股的企业也没有逃过金融危机的拖累，挂牌首日就跌破发行价，但比起那些如今朝不保夕的旧同行们，拥有超过千万期权的陈镇感觉良好得多。“我没有遭受损失。”他说，“只是本来马上就可以赚到的钱推迟赚到了而已。”

能保持这种乐观的人恐怕寥寥无几了。一些刚刚迈入中产的年轻人，承受着更为紧迫的危机。这里面包括两年牛市中人数爆炸式增加的证券从业人员。他们是牛市的直接受益人，牛市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就业，还给了他们让人羡慕的薪水，但现在，这些业务经理的薪酬已经缩水超过60%。更严峻的是，很多人饭碗不保，一个萧条的市场吸纳不了这么多就业者。今年4月底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成为券商们合理减员的契机，该条例要求证券经纪人应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一位证券业内人士透露，当前中国证券业从业人员有120万左右，但只有20万人持有证券经纪人执照。

过去的一两年里，财富滚滚而来，一切都处于一种繁荣状态，成千上万像陈镇这样的中产者无不处在繁荣的生活中。人才流动相对自由，新经济诞生的新职业，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繁荣掩盖了另一面：中产者的生存事实上并不轻松。“收入增长的同时，经济拮据也困扰着他们。”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此外，他们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

转轨中的社会把很多问题交给了个人来承担，城市的公共产品仍然不足，一些以前完全由财政支付的公共服务的成本支付主体成为“国家和消费者之和”。住房、医疗和教育是其中最显著的部分，而中产阶级成为最实在的“买单者”。在清华大学去年的一次财政论坛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教授王一江说，“大多处于体制之外的中国中产家庭，必须通过市场价格去购买医疗和教育服务，而获得更好服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支付更高价格。这使得中产阶层时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他们要用高薪和不停的工作来支付这种生活”。

如何保证这条“资金链”的运转也成为这个阶层生存的命题，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环境下，风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想上船的人不少，”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条晃晃悠悠的船。”

事实上，中产阶级是对中国个税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据国税局统计，去年前三季度按30%～45%税率缴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33.9%，而按5%～25%税率缴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只有8.4%。“我们的税收政策尽管一直在调整修改，但还很不精细。”一名接受我们采访的金融理财师说，“收入相同的人，税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人需要承担的支出不同。你让一个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家庭，和一个丁克家庭缴纳相同的税收，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你让一个有大量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的家庭，和一个小量贷款家庭，承担同样税负，也不合理。尽管他们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收入情况。”“这对有产者，会是个大问题。”

政策的滞后显然会给这个新兴阶层带来伤害。王一江说：“当前，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税率问题，以及仍然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会造成中产阶级税负过重，不利于其成长和壮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于现有的个税起征点“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而孙立平一直担心，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中产阶级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中产阶级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在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他们都可能会首当其冲。”

这一切在繁荣的年景里被忽视了，这个阶层的苦恼和压力完全淹没在了沸腾的资本市场里。人们从股市里挣来钱，拿来贷款买房，接着又在房市的火爆中享受着资产增值的虚幻快乐。红火的资本市场提供了“财产性收入”的另一种可能。中产者把对未来的不安抛诸脑后，他们像过度信任自己的能力和年轻一样，信任看起来蒸蒸日上、永不回头的资本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惊人的财富增值速度。直到财富上升的轨迹戛然而止，人们才重新注意到这个新兴阶层更为真实的生存状态。■ 生存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