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的纪念物

（文 / 贾冬婷）

后奥运开门

空旷的体育馆中央还留着轮椅篮球的器械，3组活动座椅绕场折叠，热身馆的帷幔被高高挂起……昏暗的日光下，3000平方米的国家体育馆主赛场更加寂静。“奥运会结束了，我们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国家体育馆工程总指挥沈永山的叹息里有欣慰，也有留恋。

看着这个馆一点点建起的“主人”沈永山打开灯，带记者参观这个“中国最大的室内体育馆”。“一天的电费就要好几万元呢。成本太可怕了。”11金诞生地的奥运辉煌过后，沈永山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奥运场馆的运营是个世界性难题。

“如何用市场经济方式建奥运工程？场馆如何靠市场运作？”沈永山说。事实上，为避免重蹈亚运工程覆辙，奥运场馆建设之初就在考虑减负之道。个别场馆赛后作为国家队训练基地，由国家投资，如射击馆;更多的场馆则尝试了BOT模式，即企业招标获得特许经营许可后，通过项目日后收益弥补前期建设投入。2003年，北京市政府采用BOT模式，将“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等场馆的经营权对外招标。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志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上对公共工程通常采用的PPP经营方式，即政府、民间资本合伙制，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合伙完成过去单纯由政府完成的项目。

康伟作为北京市国有资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是五大场馆的招标和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首先启动的是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当时的思路非常清晰，“办一届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建世界上最好的场馆”是基础。“国家体育场的设置条件是，政府投资51%以上，谁愿意加入？”康伟对记者说，最终中信联合体中标30年经营权，国资公司出资58%，中信联合体出资42%。“水立方”则是一个特例，10.3亿元全部由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国资公司运营，康伟同时出任国家游泳中心董事长。“捐资人都在监督，无形中给了我们运营压力。”康伟说。

( 国家体育馆工程总指挥沈永山 )

国家体育馆则花落国奥投资。兼任国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沈永山说，国奥投资由首开、城建、中建、北控4个股东组成，“都是国企或者央企，能确保对工程负责”。尽管知道投资回报前景不乐观，他们还是接下了这一“国家任务”。

事实上，这一次招标是“捆绑BOT”——除国家体育馆外，国奥投资同时接手了奥运村。主要考虑到盈亏互补，国家体育馆是一个明显的赔钱生意，而奥运村是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收益较高，把这两个项目整合在一起以使项目整体实现盈利。

( 国家体育馆未来盈利还要靠大型活动和体育比赛 )

“我们就是靠卖奥运村的房子，实现了良性循环。”沈永山说。奥运村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包括22栋6层楼建筑和20栋9层楼建筑，投资额达33亿元。2006年底周围楼市1.2万元/平方米，奥运村开盘1.68万元/平方米，被一抢而空。概念好、环境好、地段好、设计好，一直到现在仍在逆市上涨，涨到3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是抢。“靠卖奥运村的房子，国家体育馆的工程款都付完了，现在可以轻装上阵了。”

因为市场运营的压力，民间资本参与的几大场馆在设计之初就兼顾了赛时和赛后。康伟在国家游泳中心设计招标任务书中特意增加了一条:“要充分考虑赛后经营，赛后改建成市民大型水上健身娱乐中心。”一般说，承担国际比赛的大型游泳场馆，三四万平方米就够了，但他们考虑，多大的商业面积，可弥补比赛面积的亏损？单靠卖游泳票肯定不行。中建国际、澳大利亚PTW联合体根据悉尼水上中心的运营经验认为，赚钱的不是泳池，而是水上娱乐项目，提出把嬉水池面积做大。因此“水立方”做成赛时8万平方米，赛后9万多平方米。赛后，1.7万个座位将被拆除1.1万个，降低维护成本，而剩下的6000个坐席满足了国际泳联关于“举办世界比赛的场馆必须拥有4000以上坐席”的规定，使“水立方”继续保有举办大型游泳赛事的功能。

( 主持设计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朱小地 )

形如“折扇”的国家体育馆也设计了很多弹性空间。沈永山介绍，比如3000平方米的主赛场，座椅2万个，可临时增加座椅2000个。“临时座椅是活动的，如果要办大型展览，一按电钮收回，增加空间面积;要是办演唱会，一按电钮打开，内圈的这些座位能卖到最贵。”

奥运会后通常都要陷入“奥运低谷”。北京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人们的奥运热情的持续期更长，参观人数也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十一”期间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联票定价100元，现在已经炒到500元了。“鸟巢”本来想让“迷笛音乐节”在这里开演首场秀，也因大众的参观热望取消了。

( 五大场馆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康伟 )

“其实‘十一’开门对我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沈永山算了几笔账，“考虑到观众进来要照相，要看展品，馆内可同时容纳400人。一拨400人，10到15分钟一拨，每天十几个小时约2万人进入。每人收门票20元，每天只有40万元收入。但人员、设备安保这几天要花费100万元，电费每天就要几万元，还有各种服务人员工资。馆里同时要承办一个品牌节，和参观人流也有冲突。”沈永山认为，“黄金周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效益，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国家体育馆”。

“明年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将举办一场汽车街道大奖赛，持续30到40小时的全球直播，背景就是这几栋奥运建筑。这不是‘后奥运经济’最好的广告吗？”康伟说。

名气与生意

还未正式开放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游人不多，但“鸟巢”和“水立方”仍是焦点。在中轴线的两侧，象征“天圆地方”的两座奥运建筑更像是巨大的雕塑。

“自从‘水立方’设计方案通过后，我要求身边所有人都不许叫它国家游泳中心，只准叫‘水立方’。”康伟意识到，“水立方”才是能够商业运营的品牌，在第一时间就注册了商标。他问记者，“你注意到没有？几十个奥运场馆，只有‘鸟巢’和‘水立方’这两个有昵称，这是我们有意推广的结果。经过几年的培育，‘水立方’3个字成了无形资产”。

一瓶“水立方”冰川水递过来，瓶身是“水立方”特有的“泡泡”纹样。“东京奥运会出了一个精工，汉城奥运会出了三星、泡菜，借奥运之机推出民族品牌是国际惯例。北京奥运会出什么品牌？‘水立方’是其中之一。”康伟想把“水立方”做成一个上市公司，预计“每个字值10亿元，3个字30亿元”。

拆除1.1万个临时座椅之后，“水立方”将不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游泳馆，而是一个有关“水”的体育娱乐综合体。这也得益于它赛时赛后设计的一致性。“水立方”中方主设计师、中建国际总建筑师郑方说，大房子要靠大事件支撑，支撑水立方的就是“水”的主题，除外表面的“泡泡墙”外，还有嬉水乐园、“泡泡吧”等，内部装修也随处是水的意象。改建后，“水立方”的竞赛功能面积将只占总面积的21.4%左右，大部分变为一个嬉水乐园，运营主体是人造冲浪海滩，围绕它的还有种类繁多的水上娱乐、健身、培训等设施，将是北京最大型、全面的市民水上游乐中心。

“水立方”游泳池里正在搭设钢架，“十一”期间这里将上演“水立方”变身后的首场秀。康伟介绍，名为“梦幻水立方”的水景声光音乐会结合声、光、电、水景、交响乐等多种形式，融合“水立方”建筑特点，又呼应了奥运主题。他希望，借此培育出一个地标性的品牌演出。

他说:“奥运会是一时的，运营品牌是长期的。如果奥运会一过，场馆就变成静态雕塑，那3个月后，就没什么人来了。”

与“鸟巢”和“水立方”的名气比，“折扇”的光芒黯淡，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把“折扇”和国家体育馆联系在一起。最初几个月的开幕活动仍然抢手，沈永山打开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给记者看，上面记载着春节前一系列的“包场”，平均每月一场的密度:中演活动、安利中国年会、郎朗音乐会、爱立信会议……

“一面全采光，3100平方米的面积，26米高，到哪儿找这样的大空间？”收费几十万元的“包场”大部分在沈永山引以为豪的热身馆进行，如把活动座椅看台平移过来，这里可以快速转换成比赛馆或演出中心，各种新闻发布会、时装秀、中小型演唱会、歌舞表演、戏剧等都可以举办。沈永山说:“11月要办万宝龙的一个活动，要在现场制作一个模拟勃朗峰，人从峰顶滑雪下来。策划人说别处都找不到这么高的空间，只有这里有。”

但最初的几个月新鲜过去，运营如何持续？沈永山说，群众性体育馆并不是国家体育馆的未来方向，“一天的运营成本好几万元，开放等于赔钱。市民来运动一场负担几十块钱，怎么来平衡成本？”

沈永山认为，国家体育馆品牌价值还需要培育，未来盈利主要还是靠大型活动和体育比赛。他统计过，目前北京市5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动每年只有几十场。这部分受制于大型场馆数量太少，5000人以上的场馆只有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首体、奥体、人民大会堂5家，而这5家也不都能轻易进去，活动一般只在工体、首体2家举办。“这一批奥运场馆一下子增加了大型活动场地，但目前演出市场并不景气，工体有时候一半也坐不满。”

国家体育馆看台中部，环绕着19个包厢，透过大玻璃窗，坐在包厢可将主赛场一览无余。“我们打算将这19个包厢拍卖了，世界500强或国内大企业可以买来冠名，重新装修，做广告等。座椅也可以冠名。”沈永山说，整个国家体育馆能否冠名，还是个问号，“这要看国家政策是否允许。如果允许，从经营者的角度，等到品牌培育成熟，我不会拒绝出售冠名权”。

凭借巨大的无形资产支撑，“水立方”的经营者并不想整体冠名，而要自己培育。前不久，康伟得知一个消息，悉尼奥运场馆中唯一收支平衡的悉尼游泳中心也破产了，而“水立方”的运营设计正是借鉴了很多它的经验。康伟认为，“悉尼场馆的整体衰败主要受地理位置影响，离市中心太远了。北京不会重蹈覆辙”。

“北京的大客厅，而不是客厅里的家具”

“北京奥运会中心区选址最大的特点，就是选在了城市中心城区，而前几届奥运会，都选在了城市周边或城建较薄弱的地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朱小地对记者说。

从“申奥”开始，朱小地就参与了奥运工程的建设。他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北京的整体城建水平让我们不能选择相对薄弱的南城，“起点与目标相距太远了”。选址在条件较好的北城，集中建场馆和公园，也是当时的现状要求。

这片北部基地是1953年的一片预留地，为奥运等待50余年的大型城市休闲体育用地。“随奥运会结束，这里必将完全融入城市中心区中。”朱小地说，因为奥林匹克公园选址中心城区内，他们在规划中就充分考虑了赛后与城市的关系，“几条地铁线南北直通，东西向的几条道路不是被阻断，而是穿越中心区。城市空间形态、市政、环境等方面也是一体考虑。与亚运场馆独立的、封闭的空间不同，奥运中心区基于开放的理念，与城市无缝链接”。

“传统中轴线只有7.8公里，现在延长到25公里，对整个城市来说就不一样了。”朱小地认为，奥林匹克公园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对整个城市的意义，“公园中心区是城市的大客厅，而前几届奥运会，只是客厅里的家具”。

朱小地说，奥运会这样的大事件，结束后肯定会有短时期的奥运热情。几年后，等到奥运遗产被每个人亲身体验后，奥运中心区就不能简单地当作旅游项目了。朱小地主持设计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他说，目前这一区域还有200万平方米的其他建设项目没有实施，比如中国科技馆。还面临着临时场馆拆除、永久场馆转型，比如击剑馆，赛后将变为国家会议中心。全部完成后，这里就不再是简单的场馆区，不会到夜晚或旅游淡季就冷冷清清，而会提供一个将更多人引入的混合生活空间。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中部，位于中轴线与水系之间的下沉庭院，为20万平方米地下商业、地铁出入口以及大容量公交的人流集散提供了开敞的出入口和室外环境，是公园里的“公共客厅”。朱小地说，下沉庭院被东西向的大屯路分割成两大部分，由过街通道连接。为方便游人东西向穿行，设置了5个步行廊桥，与中轴线垂直，形成北京旧城棋盘格式的交通体系。如同北京传统四合院讲究“一路一路的”，被道路和廊桥分割的7个院落也形成由南向北的纵向递进关系。方正的路网与院落空间的结构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意象，将超尺度的城市空间降低为大型的院落空间。

下沉花园的每个院落的表现形式都不同，它们出自5个不同的设计机构。一段段红色宫墙却贯穿始终，断开、错位、联系在下沉的7个院落中。朱小地说，“开放的紫禁城”是整个下沉花园的设计主题，将紫禁城的封闭意象打开了。

一院“御道宫门”让人联想起故宫午门前的广场，高高的红墙、飞檐，追忆传统皇家建筑。但传统宫门中又有移动的LED屏，白天可打开变成屏幕，人们可坐在广场大台阶上看表演。二院“古木花厅”是老四合院的重构，把部分院墙拆除，形成“厅堂”，配合水池、花木。巨大的红色鼓、编钟等传统乐器装置排布在三院中，让人联想起古代重大事件中的礼乐场景，耳中隐隐有风雷。在大屯路下穿越四五院，六院则是更抽象和动感的“合院”表达。朱小地介绍，这里用金属构件来模仿传统屋面，配以竖线装置，把灯、餐桌、座椅等功能性物件悬浮在不同高度，联想起古代的灯笼、八仙桌、坐凳，充满了秩序性和韵律感，更有精神意义。最北端的七院又将尺度放大，城市空间向自然空间过渡，通向森林公园。

这一“开放的紫禁城”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两侧商铺都空着，开业的只有麦当劳一家。参与设计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景观规划室的副主任张果说，“我们在地下设计了20万平方米的商业建筑。这是个巨大的‘地下城’，从面积到承载量，一点不比地上建筑小”。张果说，围绕“地下城”的，还有一条环状隧道。他们考虑，赛后这个地方很可能成为一个商业热点地区，交通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干脆让地上地下一起通车，“广场下面有整片的停车场，能容纳1300多辆车”。

山水收梢

2002年奥林匹克公园规划面向国际招标时，Sasaki公司5个主设计师之一的胡洁要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结束中轴线？在更早之前的“申奥”方案里，这一传统轴线以两座摩天双塔终结——英雄建筑，彻底的现代化。后来胡洁得知，1/3的投标方案都以国家体育场为结束，延续了中轴线“实轴”的思路。但最终中标的Sasaki与清华大学联合体方案另辟蹊径:造一座山水园林，以山的主峰来收梢。

朱小地认为，Sasaki方案对中轴线的解决方案是中标关键。空间序列上，“千年步道”对应着故宫以前的“千步廊”，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对应着“紫禁城”，森林公园对应着景山。而中轴线两翼的排布也很巧妙，一侧是巨大的“鸟巢”，另一侧场馆则小而密;一侧是严整的树阵，另一侧是蜿蜒的“龙形”水系，在对比中达到动态的平衡。

“中国风水思想中通常以山体为屏镇，南为水系，负阴抱阳。森林公园主要借鉴了景山，景山是故宫的影壁，而这里的‘仰山’则是整个北京市的‘靠山’，这在风水、逻辑、尺度上与中国传统山水观吻合。”现任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园林所所长的胡洁对记者说。以山体作为中轴线北端的终结模式也就成了想象之外，情理之中。而且这一方案考虑了大山水布局，位于北五环，与北京的“三山五园”连成一个整体。这样，从南向北，建筑慢慢减少，树木、花草和水系渐趋密集，中轴线消融于自然。

胡洁2002年第一次到现场踏勘时，这里是一片低洼的农田，有个形象的名字叫“洼里”。因为长期作为城市集中绿地被保留，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后来景观最好的1/4面积被保留，形成现在的湿地。现在的森林公园里并没有古典建筑，但充满了中式园林的意趣。胡洁认为，西方多是以建筑为主体的，园林呈几何化布局，中国园林哲学则以山水为核心，建筑围绕山水。

“中国山水园林，有山就要有水。”胡洁说。奥林匹克公园的水系形似一条龙，这条龙的头在北边奥运森林公园里，名为‘奥海’;龙身蜿蜒穿越整个公园的中心区;龙尾环绕着国家体育场，因此命名为‘龙行水系’。整条‘龙’总长约2.7公里，水面面积18.3万平方米，水面宽度20至125米，超过了1/2个昆明湖的宽度，“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规划设计如此大面积的水面，曾遭质疑。胡洁为了解决景观与用水的矛盾，决定采用中水，也就是处理过的生活污水作为公园的补水水源。建成后的森林公园将是国内第一个全面采用中水作为水系和主要景观用水、补水水源的大型城市公园。每天，从清河污水处理厂引入森林公园的2600立方米再生水和从湖中抽取的2万立方米湖水进入到南园4.15公顷生态高效的复合人工湿地中进行处理，这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约95万立方米的自来水，相当于北京3.16万人的年用水量之和。由于中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含量偏高，直接注入湖中容易引发藻化现象，设计师们通过湿地进行中水的处理。胡洁说:“我们在南园设计了4.15公顷的人工湿地系统，在地下，埋藏着一套先进的高效水处理系统，利用高效的填料及水生植物的根系达到对水净化的作用。而在地上，则形成一道独具风格的、充满野趣的湿地景观，达到功能与景观的完美结合。”

“森林公园面积达63万平方米，是北京的一大块绿肺。”胡洁说。森林公园的环境影响评价测算，园内的植物每年可产氧5400吨，吸收二氧化硫32吨，滞尘4905吨，林地蓄水量67.5万立方米。公园中的湿度比城市其他地方高27%，夏季，公园林地比空旷地降低气温3～5摄氏度，冬季高出2～4摄氏度。

因五环路穿越，森林公园被割裂为南北两园。两园上方架设了生态廊道，作为两景区间动物通行的唯一通道。“生态廊道设计将森林公园系统从岛屿式逐步过渡到网络式，为孤立的物种提供传播路径，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及栖息地。”胡洁希望更远处的北园尽量不被人打扰，“北园规划为以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功能为主的自然野趣密林，尽量保留原有自然地貌、植被，尽量减少人工设施，限制游人数量，为动植物的生长、繁育创造良好环境”。

奥运吉祥物之一的雨燕，在森林公园里也受到了“特殊待遇”，拥有一座雨燕塔。雨燕是北京的特有物种，作为一种在城市中与人类伴生的鸟类，可以作为城市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胡洁请教了鸟类专家，近年来雨燕已成为濒危物种，因为它们喜欢在古建筑斗拱里筑巢，但现在古建保护时在周边架设铁丝网，雨燕失去了生存地。雨燕塔就是一座人造“鸟巢”，模仿雨燕筑巢的高度、尺度，吸引鸟类前来。

作为天然的休闲空间，森林公园面临的运营压力比奥运场馆要小。正对公园正门，是一片露天观赏平台，面向“仰山”和“奥海”，“60米宽，可容纳4万人，人在那里就感觉和自然是在一起的”。胡洁的设计中，这一平台可以用做露天剧场，“中国人现在其实是越活越轻松了，大家需要一个共同欢乐的场所。可以搭帐篷，搞大型展览或展销会，或者露天音乐会。这样大规模的山水景观具有唯一性，一场可以收费几十万元”。

“如果把迷笛音乐节搬到这里来，效果会更震撼。”胡洁说。因为和迷笛音乐学校离得近，在做设计时也把他们请来了，“包括如何设计舞台，环绕声如何布置，他们还建议设置了地下化妆室、会客室、库房，卡车可以开进去”。

胡洁希望，未来的森林公园里少做建筑，而靠空间赚钱。比如东侧的“森林艺术空间”，中国美术馆馆长刚来过，想要把展品搬到这里来，做“室外展”。胡洁也曾和央视的朋友聊起，“这里可以做节目的露天演播室”。■ 国家体育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纪念物朱小地北京中轴线建筑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