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却了移动文物的王府博物馆

（文 / 李晶晶）

( 晋陆机《平复帖》 )

曾经的“博物馆”

“这里曾经有最最可爱的多宝阁，用来展示瓷器、青铜器和其他珍奇的文玩……巧妙的制作使它适宜摆放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各类器物，有一道特别精巧的月亮门通向后面的房间，这座房子当时一定布置得精美绝伦。在北京，即使紫禁城的建筑也无出其右。”20世纪30年代末进入恭王府考察的中国学者陈鸿舜和美国学者凯茨，所见乐道堂室内装饰虽已残破，仍忍不住啧啧赞叹。

从咸丰二年（1852）入住恭王府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病逝，恭亲王奕一生中有46年的光阴在这里度过，因此王府中的所建、所用和所藏大多体现了他的审美取向。据记载，他在府邸西路建有一处院落专门存放收藏品，院中正室名为“锡晋斋”，斋名因内中存放晋代大文学家兼书法家陆机所书《平复帖》而来。存放其他碑帖字画的西厢房名“尔尔斋”，意为那些碑帖字画与《平复帖》比较起来都不过尔尔。

奕的孙子溥儒在世的时候，曾这样描述家中的收藏:“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鲁公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晖、董文敏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元章、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荆公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舜举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石田《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子印，元饶介题诗。赵松雪《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这些还远不是恭亲王奕所藏字画的全部，由此看来，锡晋斋内的《平复帖》固然是镇府之宝，尔尔斋的藏品却根本不是尔尔之物。东厢房因存放古董，故称“乐古斋”。

“奕是道光皇帝锦匣秘封的亲王。1861年辛酉政变后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后又被慈禧太后赐‘世袭罔替’殊荣，20多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在晚清政坛上他素有‘贤明’之称，但其‘好货之名’却也朝野尽知，只是他较有节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肯收受’。所以我们推测，乐古斋曾经肯定存有数量巨大的古董艺术品收藏。”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说。

( 御制碧玉兽面活环盖瓶，描金《乾隆仿古》款 )

但是历史中有关乐古斋的记录到此就戛然而止，此后有关藏品内容从未有人涉及。

“乐古斋”里的珍玩

( 清孔雀石山子，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

“2003年，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写的一本书——《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其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12年3月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地购走一大批恭王府旧存文物，目前下落不明。’我们当即决定赴日本对富田升教授和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等人进行访问。”谷长江回忆道。

山中定次郎是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他的山中商会进入中国，开始了收集并倒卖中国文物的活动，成为当时在中国最大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除在北京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关系。

( 商周时期的兽面纹铜壶，现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 )

1911年12月山中定次郎踏进了“垂涎已久”的恭亲王府。在他的自传《山中定次郎传》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记录:“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15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作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元，而（对方）就像抓豆子或金米糖一样，用双手抓过一把来问:‘这些你出多少钱？’”

“在清朝，满族的王公贵族作为特殊的阶层得到供养。然而，随着统治的结束，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为了维持原来的那种尊贵和奢侈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王府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出售或抵押王府或是累代积攒的艺术珍品等。二三十年内，多数王公府第就基本变卖一空了。”恭王府文物处研究员高晓媛说，“像睿王府不到10年，就破落到‘珍贵的东西卖得差不多快完了’的状态，惠王府是‘一库一库地拍卖’，恭王府最终也没能逃脱这种命运。”

( 奕的孙子溥儒 )

“2004年初，我们去了大阪，那里是山中商会的总部，见到了山中定次郎第四代传人山中让。当时我就直奔主题，介绍了恭王府博物馆筹建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提供一些恭王府文物下落的线索。山中先生挺感动的，当即亲自从山中商会的档案库中，找来了一本蓝色的册子。”谷长江说。

这蓝色册子是一本拍卖图录，虽然已经略有破损，但书脊上的那行烫金大字还极其醒目——《纽育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看得出当年也是费了心思来制作这本图录的。全册为英文印刷，扉页上有小恭亲王溥伟穿朝服的照片。

( 小恭亲王溥伟 )

1912年，山中定次郎抓住小恭亲王溥伟没有生活来源，又企图复辟满清政权，因而急需大量资金的机会，从溥伟手中收购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大批收藏品。山中定次郎在得到这批珍品后，很快将它们运回日本。

富田升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虽没有明确说恭亲王家的古玩珍器是些什么，但却有这样一句评价:“这批购买对定次郎来说，是一生难得的大赌注，而其成功则使山中商会名震世界，同时也成了该商会隆盛的转机。”

山中定次郎买回的这批古玩，最珍贵部分立即被与其业务往来密切、消息灵通的藏家购走。其余部分被分为三批，一批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的总部及设在世界各地的古董店零售，另外两批运往美国和英国进行拍卖。这本蓝色册子就是1913年在纽约拍卖的图录。

“这本图录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不言而喻。我向山中先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当即表示，虽然这是山中家族前辈留下的家藏之一，但是鉴于它对恭王府的作用更大，愿意将其捐赠出来，随后他表示会继续帮助寻找恭王府流失文物的线索。此前曾有多家国内外的拍卖公司去找过山中让先生，希望能获得图录的复印本，即便是花费高价都可以，但山中让先生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过。”

从图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纽约拍卖文物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大部分还配有照片，在书页的空白部分，还可以看到当时买家用铅笔标注的拍卖价格。经统计，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以清代制品为主，个别为汉玉璧，器物类型包括有供器、摆件、插屏、笔筒、挂件、如意、玉山子等。瓷器约134件，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青铜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壶、簋、鼎等常见器类，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动物形酒尊、酒壶等，从英文说明来看，它们有些属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的器物，有些则是宋以后，甚至是清代制作的仿古器。总销售额约为27.6万多美元，平均每件价格为515美元。纽约拍卖会的销售额创下了山中商会历次拍卖会的最高价。

2005年山中让回访恭王府，又带来了1913年伦敦拍卖的图录原件。图录目录写着如下字样:

自北京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溥伟收藏之中国玉雕和其他艺术品目录，即将由克里斯蒂拍卖行进行拍卖。

拍卖地点:伦敦圣詹姆斯区国王街八号克里斯蒂拍卖行大厅

拍卖日期:1913年3月5日（周三）和3月6日（周四）下午1点

…… ……

这批文物共计211件，以玉器为主，注明了尺寸大小。唯一遗憾的是，这本目录中没有被拍卖物品的照片，因而无法获得它们的形象资料。211件，最后拍卖额为6255英镑（约3万美元）。

“这让我们突破了多年来对恭王府内部陈设和收藏的种种想象和猜测，第一次拥有了非常形象的实物认识。相对其他王府而言，这批文物资料使恭王府不再仅仅是外在建筑保存最完整的王府，也是内在文化资料保存最为详尽的王府，使以后恭王府博物馆的复原性陈列成为可能。”谷长江说，“后来根据图录的记载，一些文物下落也逐渐明晰起来。纽约图录中，编号为134号的孔雀石山子现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并作为该馆亚洲部中国装饰艺术的日常展品展出，只是已不见图录中所配的硬木底座。编号为343号的兽面纹铜壶，被山中先生的好友朽木女士发现，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展出……”

其实对谷长江来说，更多的是失落。因为即便是知道了它们的下落，但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弟弟溥儒喜好书画，所以溥伟将家中收藏的历代书画作品保留下来，没有出售。”高晓媛向记者介绍道，“但随后因为生计问题，这些书画作品还是被溥伟和溥儒零零散散地陆续售出。其中有些名品的出现，在当时的古玩界、收藏界即引起轰动，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较为清楚地知道去向。”

颜真卿的《告身帖》在1930年前，由溥伟典给日本三菱公司，后一直无力赎回。1930年7月，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以3万日元从三菱公司买下。该作品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宋无名氏《群牛散牧图》，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唐韩《照夜白图》，1935年前后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委托中国古董商叶叔重搜寻，叶叔重又拜托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心请求转让，当时溥心家中正急等钱用，便以1万银元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了戴维德。后来这幅中国唐代名画又几经周折，最终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平复帖》，是光绪六年，恭亲王奕从载治府中得到，后传给溥儒。1937年溥儒因为母治丧，亟需款项，将《平复帖》以4万银元的代价，售给张伯驹先生。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平复帖》捐给北京故宫。又如唐怀素《苦笋帖》，是乾隆时入清宫，后归奕、溥心所有，再后由周湘云得到，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西晋王羲之《游目帖》，义和团事件时从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被广岛县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被毁于原子弹轰炸，现只有1925年复制本留下……

成为王府博物馆

“我们现在所做的6个展览。除了一个丹麦展、一个海峡两岸书画家画恭王府的展览外，其他4个展览的文物都是借来的。从十几个博物馆借来的，故宫、首博、天津博物馆、吉林博物馆等。我们只能借展，因为恭王府已经是一座空府，里面所有能移动的文物没有一件。如果不借这些文物来展览，大家来了看什么？看空房子吗？”说到这，主持了恭王府整个修缮工作的谷长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当然这里的房子、花园本来就是文物，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但是我们既然将它修缮好，就要展示出王府更多的文化内涵。这就必须是有内有外，内外结合。所谓内，就是文物展品，外，就是古建园林。现在社会上也有些捐赠，但属于恭王府流散出去的还没有一件。”

2006年，第一个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研究专业书籍《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的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的夫人曾佑和捐赠给恭王府管理中心7件“成套成对、流传有序”的明代黄花梨家具，包括:黄花梨联二橱，黄花梨霸王枨条桌，黄花梨圈椅，黄花梨嵌大理石长方桌，黄花梨双人凳2件。恭王府目前已经征集到文物307件套，接受社会捐赠文物70件套，接受社会捐赠现代艺术品13件套。这对其他的博物馆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对恭王府来说，能有现在这些“家底”真是不容易。

2006年11月28日，香港佳士得推出的“瑰玉清雕——Alan and Simone Hartman重要玉器珍藏”中，有一对颇为引人注目的盖瓶，即Lot1386“清乾隆御制碧玉兽面活环盖瓶”和Lot1387“清乾隆御制白玉兽面活环盖瓶”。此对盖瓶是恭亲王奕的旧藏。在山中商会1913年纽约图录中，白玉盖瓶的编号是Lot186，成交价3600美元，碧玉盖瓶的编号是Lot187，成交价2700美元。

这一对从恭王府流散出去的玉盖瓶2006年一到香港，就立即引起恭王府管理中心的极大关注。为此对珍品，请来玉器研究的专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多方领导讨论收购事宜，最后决定申请2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资金来竞拍此对盖瓶，而且上级已经批复。但由于从批复通过到资金到位还要经过层层手续，以至于又生生错过了拍卖日期，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2000万元资金，结果还没用上。此对盖瓶分别被台湾和香港买家以628万和460万港元买走（总共1088万港元），就此分开。

“如果完全采取征集或者是通过市场方式从拍卖会上购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国家也不可能持续给我们拨那么多钱。”谷长江说，“我们曾在戒台寺发现了一批当年恭亲王使用过的家具，这批家具多以红木制作，目前还存有64件，有桌椅、长榻、多宝柜等多种类型，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33件恭王府家具形制完全一样，只是材质上有所区别。”

戒台寺之所以会存有恭王府家具，是因为恭亲王奕与戒台寺有着很深的渊源。同治、光绪年间，第一代恭亲王奕曾先后投注大量银两给戒台寺，用于修建罗汉堂、牡丹院，寺里遂将牡丹院留为恭亲王长年寓所。光绪十年（1884），奕被慈禧罢免赋闲时常常来此燕居，并将他大量的书画名品收藏在这里。直至十几年后去世，这里一直都是他修身养性的居所。

1911年清朝灭亡后，小恭亲王溥伟成立了复辟大清国的组织“宗社党”，其政治宗旨与已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有极大的冲突。1912年下半年，袁世凯秘密发令逮捕溥伟，于是溥伟慌忙逃往青岛德国租界。他的弟弟溥儒为避风头也带着母亲项夫人和四弟逃到了京郊西二旗村。后来戒台寺主持永光法师派人将他们请到戒台寺，直到1925年他们才离开。几十年来，戒台寺的牡丹院就相当于恭王府的别院，荫护了恭王府几代人。在此后的风风雨雨中，恭王府内早已空空如也，而远避尘嚣的戒台寺内却幸运地保留下一些文物。

“我们想把这批文物弄回来，放在恭王府进行展出。”谷长江曾多次与戒台寺方面交涉，“我说按原有的材质做套新的给他们，他们不肯。我说那咱们谈钱，给钱买回这批家具，他们不同意。我们说做套新的，再给钱，还是不同意。现在只要一说恭王府的人来了，就是两个字：不见。现在我们国家文物这方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文物闲置，闲置就是一种浪费。我现在常说，我们国家是文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国家又是文化资源流失、浪费、闲置最严重的国家，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那些东西有什么价值。”

目前已经查实流失海外的恭王府文物为2000多件，多分布在日本和美国，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当地博物馆收藏，抢救回国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恭王府文物征集先侧重于家具，然后为古玩。家具都摆上了，才能有地方陈列文物。而对于已经流失海外而无法收回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恭王府只能进行复制收藏。对于不是从恭王府流散出去，但属于王府文化这一部分的文物也将进行收藏。

“我们不仅仅只展示一座王府的文化，而是希望整个清代的王府文化都能在这里全面地体现。恭王府中像晋陆机《平复帖》、唐韩《照夜白图》等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都曾珍存达五十余年。如果我们能找回流散出去的文物的1%，就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王府文物博物馆和硕恭亲王恭王府文化恭王府花园戒台寺移动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