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碑刻隶书

（文 / 刘涛）

东汉碑刻，按传统金石学的分类，有碑、碣、摩崖、墓记、石阙、石券。东汉郑重的碑刻之制和日常书写那样普遍采用隶书，往往遴选好手为之，刻工精细，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东汉各类石刻，“碑”的数量最多。碑原是一种不刻文字的“竖石”。按东汉经学家郑玄（康成，127～200）的说法:周朝时，宫廷中识“日影”的立石，宗庙里拴系牲口的石柱，墓穴旁引棺下葬的石（木）柱，都称作“碑”。秦朝曾把颂扬秦始皇功德的文辞刻在竖石上，名为“刻石”。西汉时期的情况类似秦朝。东汉始变无字之碑为铭文之碑。这一点欧阳修早已察觉，他说:至后汉以来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从欧阳修到今天的千年间，时有汉碑出土，仍然见不到东汉以前的铭文之碑。东汉刻立石碑成为时尚是在中后期，人们因事随时立碑。推原当时社会风俗，营丧活动中建立的墓碑应该占有相当的数量。

东汉厚葬成风，仪式化的厚葬标志是起坟茔、竖墓碑，那些高官显贵还要立阙建祠堂。阙是墓园大门外显示威仪的建筑，用块石雕琢后砌成，偶有题记。祠堂又称冢舍，墓园的祭祀之所，亦用石料建成，四壁雕刻画像故事，并勒题记。墓碑书刻墓主的传记，铭文中常见“采嘉石，勒铭示后”，“刊山取石，表谥定号，垂之亿载，以示苗昆”一类的文句，欲借石碑之固传名后世。按厚葬习俗办丧事，贫而守礼之士，只能厝柩不葬，以避不孝之讥。为了尽孝，也有人不惜倾家荡产营办葬事，《后汉书·崔传》记载:东汉书法家崔瑗去世后，其子崔“剽卖田宅，起坟冢，立碑颂。葬迄，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他因此博得“至孝独行之士”的美名，在汉桓帝时被征召为皇帝身边的郎官。

汉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个部分组成，形制有大有小，碑高一般在两米至三米之间，不如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形硕大。碑的上部叫碑首，有圭形、圆形之分。有些汉碑的上部保留了古代引棺下葬碑的遗制，凿有穿孔。碑名题在碑首上，名为题额，也称碑额，用篆书碑额则称篆额。碑身正面为“碑阳”，书刻碑文;碑身背面称“碑阴”，往往题写捐资者的姓名和钱数，如果篇幅难容，则刻于碑之两侧，这种情况可以在《礼器碑》上看到。碑阳的隶书工整精丽，刻工精致，而碑阴书法草率，所以后世书家临仿汉碑往往重碑阳而轻碑阴。

汉碑的文字内容大体分为四类:颂某人之功德的《曹全碑》、《张迁碑》;记叙事件（包括诏书、奏文）的《礼器碑》、《乙瑛碑》;记墓主籍贯家世、生平经历和死亡日期的《孔宙碑》、《鲜于璜碑》、《袁安碑》;经籍类只有《熹平石经》，书刻东汉末年朝廷正定的儒家经典，中国最早的刻经碑。其中，功德碑和墓碑上的碑文一般由叙事的“序”和赞词的“铭”两个部分构成，自成一种文体，也称作“碑”。东汉著名文士杨修、马融、皇甫规、桓麟，还有文士兼书家的崔瑗、崔、蔡邕、邯郸淳，都擅长碑文的写作。蔡邕一生所写碑文最多，今天的学者辑佚，犹有二十六种。颂德体裁的“碑”，注重辞藻华丽，一意虚誉浮夸，当年蔡邕对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泰）无愧色耳。”郭有道，东汉大名士。

汉碑大多由当地文吏书写上石，行话叫“书丹”。文吏的“全称”能力是“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汉承秦制，有“学治文书”的“文吏之学”，而“治文书”的基本条件是“能书”。为了保证文吏具备文字书写技能，专门设立了一套考试制度，考试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识读古文字的能力，即《张家山汉简·史律简》所谓“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讽书五千字以上”。“十五篇”指大篆《史籀》十五篇。二是考察书写能力，试以“秦书八体”，即许慎所说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说是“八体”，若按文字组织结构划分，不外篆书、隶书两大类。这是西汉的情况。东汉课吏所试书体是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虫书，名为“新莽六书”，也是篆、隶两大类。东汉文吏经过这样的考试，训练有素，又长期从事书写，书技娴熟至极，立碑者要在文吏中慎重遴选写碑者，汉碑隶书写得那样精妙，自在情理之中。

立碑向来是件郑重的事情，书写者受托写碑，重人之事，也会认真对待。自律之外，还有一个保证书写质量的“察书”手段。文献上没有记载，只见于东汉《华山庙碑》:“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郭君迁。”其中的“郭香察书”，宋朝金石家颇有争议。欧阳修之子欧阳理解为郭香察所书，看成书写者的署名。洪适认为汉朝人习用单名，“郭香”是姓名，“察书”就是到刻碑现场察核文字是否讹误，书体书法是否合格。汉朝政府对公文的书写也有规定，“书有不正辄举劾之”，这和“察书”的做法一致。洪适的见解是对的。写碑时要“察书”，在于《华山庙碑》是“肃恭神明”的碑刻，太守袁逢交办的事情，纠察以示慎重。东汉写碑还没有署名的习惯，《华山庙碑》上见不到书写者的姓名，估计这位文吏的地位不会高于“察书”的郡府书佐郭香。

收集汉朝碑刻拓本始于北宋，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收藏最富，东汉碑刻占了绝大部分。洪适《隶释》是研究汉朝碑刻的第一部专著，他在《隶释序》中说到自己考释汉朝碑刻的初衷:“既法其字为之韵，复辨其字为之释，使学隶者藉书以读碑，则历历在目，而咀味菁华亦翰墨之一助。”但他重研究而轻美感，很少评论汉碑隶书如何。明清之际，文人书家追求古意，纷纷研习汉隶，汉碑几乎成了汉隶的同义词。为了扩充收藏，他们不辞辛劳，北游访碑，随访随拓。其中有些汉碑名品，连宋朝金石家也不曾见过。

清初学者所见汉碑既多，感觉“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试图从风格上分类。朱彝尊把汉隶归纳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种。王澍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晚清康有为评点汉碑，分别用了骏爽、疏宕、高深、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个词，也可以视同分类。当代还有学者把东汉碑刻隶书划分为方正派、方峻派、纤劲派、华美派、奇丽派、平展派、秀劲派、骀荡派、宽博派、馆阁派、劲直派、摩崖派、雄放派、恬逸派，凡十四派。这些审美感觉上的分类，或疏于大略，或流于细碎，各有得失，却可以开启我们欣赏汉隶书法的视野。

学隶书须学汉隶，学汉隶则以东汉碑刻隶书为正宗，这是历代书家的共识。但是明朝以前的书家仰慕蔡邕，推崇他书写的《熹平石经》，此碑是汉隶程式化的作品，书家取法不高，而且单一，所以隶书书法在很长时间里萎靡不振。清朝以来，隶书中兴，书家确立的汉隶典范之作有多种风格样式:方整规矩的《乙瑛碑》，华丽的《华山庙碑》，严谨的《史晨碑》，细劲刚健的《礼器碑》，流丽遒媚的《曹全碑》，方厚质朴的《张迁碑》。大字摩崖一类，有直劲的《开通褒斜道刻石》，灵动的《石门颂》和《杨淮表记》，茂密的《西狭颂》和《阁颂》。近几十年时有汉朝碑刻隶书出土，方厚奇拙的《鲜于璜碑》，劲挺的《熹平三年残碑》，活泼的《四川犀浦簿书残碑》，以及颇有书写笔意的《缪宇墓画像石题记》、《苍山画像石题记》、《宋山石祠堂画像石题记》，还有洛阳出土的大量东汉刑徒砖，都是我们学习汉隶的资源。但是今天的书家只临汉碑隶书，不读碑文，失了文心，少了翰墨之助。 汉朝隶书隶书书法欣赏东汉文化东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