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策性贫困”的小山村

从地图上看，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玉狮场小组位于丽江的正西方向，两者直线距离只有50多公里。但是，要想去那里，先要从丽江坐5小时的班车到一个名叫“81公里”的地方，再搭蹦蹦车到一个名叫通甸的小镇，从镇上包车去河西乡玉狮场小组只有一条被废弃的山路，全长35公里。我花了350元钱包了一辆面包车，这种车在当地人眼里就是越野车。

这是我走过的最颠簸的路，开了两小时只走了不到20公里。那位司机实在心疼他的车，把我转交给一个当地青年，用摩托车载我走完了余下的15公里。山里有个锌矿，来了不少外地工人，这辆摩托车就是这些工人往来河西乡唯一的交通工具。据开摩托的青年说，这辆价值5000元钱的摩托车开半年就会被这条路给颠坏，于是他每年都要买两辆新的摩托车。不过，他运一次人收费100元，可见这份工作还是能赚钱的。

和云南的大多数山路一样，这条路也是80年代为运木材而修的。如今大树早已砍光，只剩下光秃秃的荒山，以及少量退耕还林后慢慢恢复起来的杂木林。

玉狮场传奇

玉狮场在中国的环保界非常有名，但起因却是一个文化人2002年的一次意外邂逅。那一年，著名作词人陈哲到云南采风，意外闯进了玉狮场。这是一个纯粹的普米族村落，周围是大片真正的原始森林。村民们依然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家祭祀祖先，出门祭奠山神。为了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森林，他们一直拒绝修路。

陈哲被感动后组织了一个普米族传统文化学习班，拉来赞助在村里建造了一个文化馆，甚至还自费邀请村里的年轻人到北京表演传统歌舞。由于陈哲的宣传，包括“地球村”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都曾派人来考察，不少媒体以“保护森林，拒绝修路”这样的标题报道过这里的情况。这些报道中提到最多的人就是村里一个头人的后代、曾经当过8年副社长的杨金辉。

杨金辉今年刚满50岁，身材消瘦，肤色黝黑，不苟言笑，头上永远戴着一顶粉红色的绒线帽。他自己介绍，80年代初期，他领导玉狮场村民用暴力对抗前来砍树的国家林业工人，被当时的怒江州州长称为“一次小型的农民起义”。

“为了不让他们砍树，我们去乡里打官司，没用，于是我组织了几十个村民，晚上偷偷过去把他们切割好的木板砍坏。”

由于村民的努力，村子周围保留下来将近8万亩原始森林，但这个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99年退耕还林时我们玉狮场退掉了1000多亩耕地，可国家的赔偿金一直没有发给我们。”杨金辉说，“乡领导说，不修路就不给赔偿金，这是国家规定。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规定？还不是因为领导看中了我们玉狮场的原始森林？”

云南有句俗话：要想富，先修路。玉狮场拒绝修路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杨金辉家算好的，一家6口人住一幢用圆木搭建的二层小楼（当地人叫做木楞房），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组合音响，此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杨家一年的收入有5000多元，大部分花在了3个儿子的教育上。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生和初中生可以不交学费，但生活费还要自己掏。玉狮场的小学只有3个年级，大一点的孩子要想上学就必须寄宿在河西乡，每个月伙食费至少要120元。当年杨金辉的3个儿子都在学校读书，每年要花5000多元。后来大儿子杨笑天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读中专或技校的话每年要掏8000元学费。杨金辉供不起，只好让他回家务农。

“我们家的生活算是可以的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杨金辉说，“但我们再穷也不能砍树，那是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

“传承”是杨金辉最爱说的两个字，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玉狮场文化馆馆长，这个馆是由福特基金会出资修建的一幢传统式样的小楼，就修在杨家门前。小楼有两层，一楼是图书馆，里面散乱堆放着几百本书，大多是小说，还有一些致富小窍门之类的实用书。二楼是活动室，墙上贴满了当年“办活动”时拍的各种照片。如今通向二楼的楼梯被封上了，因为杨金辉把二楼当做了晒麦子的地方，怕猪偷吃。

文化馆前有片空地，几个孩子在比赛用手抓苍蝇。杨笑天也在，但他只是呆坐在一旁看一群小猪吃奶。我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犹豫了很久，才告诉我：“想搞音乐。”说完又立刻补充说：“这是不可能的，想想罢了。”他有一把木吉他，是陈哲托人从北京带给他的，从学校里回来后他一直在跟着一盘磁带自学弹琴，可惜他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和弦，只会弹单音，弹出来的竟然是《香水有毒》的旋律。

杨笑天的表姐，也就是杨金辉的侄女杨德秀，当年也和杨笑天一样，初中毕业后因为读不起高中而回乡务农。陈哲把杨德秀带到了北京，和其他几名普米族少男少女一起组成了一个表演团队，参加过多场演出。如今杨德秀已经在北京待了5年，中途只回来过两三次。她妈妈常常会拿出女儿的照片，细细端详。虽然想女儿，但她仍然认为女儿应该留在北京。山里人能走出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当天晚饭吃的是米饭，菜是用大锅熬出来的土豆青菜汤，里面有几片切得很薄的腌肉。第二天晚饭也是如此，只是把米饭换成了玉米面。

晚饭是围着火塘吃的。传统普米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火塘，他们用火塘取暖、烧水、烧饭，晚上则睡在火塘边。普米人烧火不用灶，热量的利用率很低，所以每天都要烧掉大量柴火，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烟味。“以前烧掉的还要多呢！”杨金辉说，“后来我们用上了棉被，冬天睡觉没有那么冷了。”

火塘面对大门的一侧是不准人坐的，那是祖先的位置。普米人对祖先的敬重溢于言表，他们经常会指着某样东西说“这是祖先使用过的”，或者指着某个地方说“这是祖先曾经坐过的地方”。在玉狮场这样的古老村寨，人们仍然住在祖先住过的房子里，很多东西都已经用了上百年。

如今的玉狮场，围坐在火塘边喝茶聊天的只剩下了老人，年轻人要么在外面读书打工，要么被陈哲带到了北京。留守的年轻人也已经发现了新的精神图腾，那就是电视。晚饭后，杨笑天和几个小伙伴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一部描述富豪生活的电视剧，剧中人住在带花园的洋房里，开着名贵跑车出入高级社交场所。这几个山里长大的孩子从来没出过县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全都来自电视剧。

原始森林印象

第二天，杨金辉带我去参观原始森林。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公园的人，真正的原始森林似乎并不好看。这里的林木参差不齐，地上随处可见被风刮倒的树干，没人清理。由于林木长得茂盛，阳光照不进来，加上松针的覆盖，使得杂草很难在林子里生长。于是，林地里通常只能放羊，牛和马都被赶到很远处的一个开阔的草甸上放养。

原始森林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大树。玉狮场周围就有很多胸径在1米以上的榧木，树干笔直，没有明显的结点，在如今的木材市场上肯定价值连城。附近的杉木也有很多，红豆杉、冷杉、云杉和铁杉都很容易见到。不过这片森林里最多的树种就是云南松，估计要占总数的90%以上。相比之下，云南南方到处可见的桉树在这里连一棵都找不到。

“北京的环保组织曾经发起过一个认养大树的活动。”杨金辉说，“绿家园（环保NGO）的汪永晨亲自来这里给很多大树编了号，从1号一直编到66号。我们村分到将近1万元的认养费，每户人家分了100元。”

100元钱在这里可以买到50斤大米，而大米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口粮。据玉狮场主管行政的副社长杨道光介绍，玉狮场一共有85户人家、360多口人、589亩耕地。如果只是人吃，这些地出产的粮食肯定够了，但是玉狮场几乎家家有牲口，喂牲口需要粮食，这样一来589亩地就不够吃了，只能下山买粮食。

卖牲口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现金来源。一头肥羊能卖400元，马和骡能卖1000元，牛最贵，一头能卖到1500元。但是玉狮场人不轻易卖牲口，它们是玉狮场人最重要的帮手。

随着一阵铃响，两名妇女赶着3匹马从远处走来。她们是去自留林运柴火的，每趟单程要走半小时，一天能走6趟，运回家的柴火可以烧一个月。我告别了杨金辉，跟随她们进山运了一趟柴火。一路上她俩抱怨不停：“前两年来过不少城里人，在村子里挂了好多牌子，可我们仍然没钱，生活一点也没得到改善。”

路上我还遇到一个上山挖药材的小孩，他挖了一天只挖到小半篮子的草根，晒干后大概有1公斤左右，能卖10元钱。“现在这种根很难挖到了，必须要爬到很高的地方才能找到。”他说。他是一个小学生，今年上5年级。

“我听环保组织的人说你们这里的原始森林出产一种蘑菇，能卖很多钱呢。”我问那几个运柴火的妇女。

“那是羊肚菌，每公斤能卖500元。可是森林里很难采到这种菌子，必须放火把林子烧掉才能长出来。”

一路上我看到好几片被烧掉的树林，杨金辉曾经告诉我，这里的冬天气候干燥，很容易着火，我看到的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山火。“附近有很多黎族人为了养菌子，会偷偷地放火烧山。”两位妇女偷偷对我说。

林权，改还是不改？

运完柴火，我又回到村里随机拜访了几户人家，发现他们大都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村民杨黎是玉狮场的社长杨胜的哥哥，他家一共5口人，住在一幢黑乎乎的木头房子里，屋里都是苍蝇，一只小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家的现金收入全靠卖牲口，每年能挣2000多块，大都换成了大米和孩子的生活费。他连每度4毛钱的电都用不起，每个月只用二十来度电，那台电视机明显只是个摆设。

“你家里现在一共有多少钱？”

“不到100块吧。”他笑着说，“不过我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饿不着。我们玉狮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路，看一次病很麻烦，去年村里有个老人就因为送治不及时，死了。”

杨黎对我说，村子里其实还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下的河西乡。但是，按照乡领导的说法，这条连接河西乡和玉狮场的小路属于“乡组公路”，国家不管修，要修的话就只能修“乡村公路”，即从河西乡修到箐花村的村委会所在地箐口小组，再想办法绕到玉狮场。

“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就是为了边修路边砍树。”杨金辉说，“我们玉狮场只同意修这条小路，全长只有8公里，从这条路走路下山比坐摩托车（绕道）还要快。”

“可是，这条路只方便了你们小组的这360口人，也许国家觉得这样做不划算吧。”我对杨金辉说。

“那也不能砍树。”杨金辉坚决地说，“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明白一点：现代科学再发达，也造不出这些千年古树。”

有意思的是，箐花村其实已经开始砍树了。箐花村现任村长杨周泽是玉狮场人，曾担任过玉狮场的社长。他当年和副社长杨金辉并肩作战，是保卫原始森林的功臣。可当上村长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去年林业部门拨下来一批采伐指标，他批准箐口小组采伐了一批林木，卖了70万元，箐口小组的村民每户分到2800元。这件事对玉狮场人震动极大，不少人眼看邻居们发了财，很眼红。

“你们为什么不可以采取间伐的办法呢？”我对杨金辉说，“你们村有8万亩山林，即使每亩每年新增的木材蓄积量只有0.3立方米（中国森林的平均值），每年也能新增2.4万立方米的木材。假如你们每年只采伐其中的1/3，而且严格采取间伐，每片林子只伐一棵。那么，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你们村每年能多得300多万元，而森林依然能够可持续发展，这不是两全齐美的办法吗？”

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不行，坚决不能开这个口子。”杨金辉的态度依然坚定，“现在很多地方领导一点党性都没有，一心只想着捞钱。只要口子一开，后果很难预料。”

作为一个当过8年公社领导的人，杨金辉的话很可能有道理。但是，他一个人的坚持能起作用吗？尤其是去年开始的林权改革，把集体林的处置权下放给了老百姓。在金钱诱惑下，玉狮场的老百姓还听得进杨金辉的话吗？

“我们玉狮场没有进行林改。”杨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去年他们几个领导开了个会，宣布说玉狮场的集体林不分了，仍然由集体统一管理。”

“玉狮场的决定是村民投票做出的，我们有8万亩集体林，确实很难分清楚，所以就没分。”副社长杨道光向我解释说，“而且集体管理对于森林的防火防虫都很有好处。”

说这话时，杨道光的眼神飘忽。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没有跟我说实话。

等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和杨金辉又一次坐在火塘边聊天。我说起我在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村民们的真实想法。

“他们都是外来的，对森林没有感情。”杨金辉摆了摆手，对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虽然是党员，但出身不好。当年我考大学时因为成分是地主，被另一个出身贫农的人给顶替了。玉狮场最初只有3大家族，整片山林都是我们3家人的。后来因为劳动人手不够，就从外面雇了不少奴隶，解放后这些人都成了玉狮场的村民，所以现在我们有5大家族了。你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来户，对森林感情不深。”

“我们想把附近这8万亩森林都变为玉狮场的集体林，但是政府不同意，只分给我们2.37万亩，其余的要变成国有林。”杨金辉又说，“可是，当初要是没有我们的保护，现在哪来这8万亩原始森林啊？”

原来，玉狮场之所以至今仍未实施林权改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天晚上我俩讨论了很多看似既能保护森林，又能脱贫致富的办法，比如发展生态旅游，或者采药等特种经济，结果都不可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政府。”杨金辉叹了口气，“政府要是肯出钱修路，就不用砍我们的山林了。”■

被一座  造纸厂改变的村庄

林权改革是中国农村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行的第二次革命。云南景谷县实地考查的结果，实际情况远比想象复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决定在农村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被普遍简称为“包产到户”的土地改革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18亿亩耕地的经营方式，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决定仿照当年的做法，对集体林地的使用权进行类似的改革。林权改革的意义有多大？请看下面几个数据：中国山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69%，其中林业用地面积为42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27%。全国23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中，1500多个在山区，而中国绝大部分贫困县也都集中在山区。

可以说，林权改革是中国农村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行的第二次革命。此次林改早在2006年就率先在福建、江西、浙江和辽宁这4个省份试点推广，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云南属于林改的第二梯队，按照云南省林改办的说法，此次云南林改分两个步骤，第一步为主体改革，2006年在9个县开始试点，2007年全面铺开，2008年底前结束。所谓“主体改革”，就是把原先统一管理的集体林地承包给老百姓，承包期为70年。分到林地的老百姓可以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决定经营方向，也可以转让和出租，甚至可以买卖。

“林改的目的就是把原先属于集体的经营利润分给老百姓，以此来调动老百姓经营山林的积极性。”云南省林改办宣传科科长杨云锦对我说。

那么，云南的林改到底进行得怎么样了？老百姓将会如何经营分到手的林地？林改将会对云南省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影响？我到了云南景谷县。

没有大树的村庄

从昆明坐10小时夜车到普洱市（原思茅市），再坐4小时班车就可到达景谷。景谷县城坐落在威远江边，市中心非常繁华，街边店铺生意兴隆，饭馆里挤满了来吃午饭的生意人。一位农村妇女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叫卖自产的芒果，并以每斤3元的价格卖给我一个。饭馆的老板娘等我付完钱后偷偷对我说：“现在的农民可真会赚钱，我们本地人买芒果只要2元一斤。”

景谷县曾经很穷，种芒果是景谷农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1994年，亚洲开发银行投资18.5亿元成立了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在景谷县的南景村建成了一座年产10万吨纸浆的造纸厂，同时在景谷县种植了100万亩速生林，云景林纸是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林、浆、纸一体化企业。

我决定去造纸厂，便拦下一辆面包车。司机刀兴伟是文哈村人，那里距离云景林纸只有几百米远。造纸厂开工后往来县城的人多起来，他花1.2万元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做起客运生意。从县城到纸厂大约9公里远，当地人走一趟要价3元，他收了我30元。

顾名思义，景谷大概就是“有风景的山谷”。这片河谷异常开阔，地势相对平坦，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了农田，从高处看下去很像是穷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此时正值雨季，雨水带走了宝贵的土壤，把威远江水染成了棕红色。

这段不到10公里的柏油马路连接着3家工厂，除了云景林纸，还有一个胶合板厂和一个松香加工厂，它们都指望从景谷的山林中获得宝贵的原材料。云景林纸的胃口无疑是最大的，造纸厂围墙外停靠着一排运货卡车，车上堆满木料。工厂内的木料更是堆成了一座小山，3米多高的围墙根本遮不住。“云景林纸以前经常收不到足够的木头。”司机刀兴伟对我说，“前几年甚至经常停产等料。可自从去年开始木头就多了起来，仓库都放不下了。”

我注意到，卡车里装的大都是松木，桉树很少。“林改后很多人把自家林地上的松树砍了，准备改种桉树，桉树长得快。”刀兴伟解释说。

文哈村坐落在距离工厂不到500米的地方，通往村里的水泥马路裂了一个近半米宽的大口子，但村民们似乎谁也不愿意花点功夫把它补上。这个村是个傣族村，一共128户，400多人。我到的时候正好是下午，意外地看到很多闲人坐在路边打牌喝酒聊天，其中不乏20多岁的年轻人。刀兴伟带我去参观傣族寺庙，佛堂里一个念经的人也没有，甚至也没有一炷香，和尚念经用的蒲团上积满了灰尘，蒲团旁边放着一本用傣文写成的“经书”，但刀兴伟说，村里只有几个老人看得懂傣文。

寺庙的院子里有一株巨大的缅树，树干直径在2米以上。据老和尚说，这棵树已经活了500多年，是村子里寿命最长的树，见证了文哈村的兴衰。“除了这棵树，附近就再也没有大树了，都被砍光了。”老和尚说。

文哈村坐落在河谷中的一块平地上，附近的耕地早就在包产到户时分给了个人。刀兴伟家分到了4亩地，种杂交水稻，产出的大米足够他家5口人自己吃，有时甚至还能卖一些。他们村原有几千亩集体林，但距离村子有十几公里远，刀兴伟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了，“我以前每年还会去挖几次菌子，林改后那片林子租给了外面来的金老板，改种桉树了，菌子也挖不成了”。

文哈村的老村长高树良介绍说，文哈村有1900亩集体林，林改后大家一致同意一次性打包租给一个姓金的老板，租金25万元，租期20年。金老板接手后立刻雇人把原来的杂木砍光卖掉，种上了速生桉树。

“这25万元都分给了村民，先按人头分，每人100元，再按耕地面积分，每亩100元。”刀兴伟一家5口人，4亩地，所以一共分到900元现金。

“如果你们自己种桉树的话能挣多少钱？”我问。

“弄好了平均每亩地每年能挣100多块。”高树良回答。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种呢？1900亩林子一年就是19万元啊。”

“林地离村子太远了，很多人没时间照管。如果某家人把地卖了，旁边人家也不好意思不卖，所以干脆一起都卖了。”

刀兴伟连林权证都没看到，这块林地就不属于他了。不过他本人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因为那块林地本来也不是他的。这次林改对他而言，就相当于从天上掉下来一块900元的馅饼。

刀兴伟开车带我去附近的山里转，我发现这里确实已经没有多少天然林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种上了各种农作物。桉树一般种在山顶，很像为山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农民自种的桉树大都参差不齐，密度高，林下杂草丛生。相比之下，云景林纸种的桉树林则排列整齐，密度低，而且有人施肥。

“林场种的桉树有人照管，比农民自己种的长得快。”刀兴伟说，“种桉树一定要成片，将来砍伐起来容易。桉树成材后的砍伐和运输费用很高。”

确实，如果只从提高劳动效率的角度考虑，林地经营迟早有一天也会像农田的经营一样，走上集约化和产业化的道路。

云景林纸种桉树的那片林子曾是造纸厂的专用灰渣填埋场，造纸废料被运到这里，堆满一处就在上面盖一层浮土，种上桉树，灰渣正好当肥料。还没堆满的灰渣就直接倾倒在露天的大坑里。

“前几年造纸厂污染可厉害了，他们把污水排到威远江里，江面上都是沫子，鱼和鸭子都被毒死了，整个村子里都能闻到臭味。”刀兴伟对我说，“近几年好多了，鱼又回来了，只是我们不敢再吃。”

他带我去看云景林纸埋在江边的排水管，直径1米多粗的水管隐藏在一片小树林里，入江口则完全埋在地下，并一直延伸到江心，站在岸上很难看清排水口的情况。我试图以记者的身份要求进厂参观，却被门卫挡在了外面。

“我们现在喝水只喝瓶装水，不敢再喝井水了。”刀兴伟又说，“造纸厂给我们村接了根管子，把经过处理的水卖给我们作为生活用水，所以我们村倒也不缺水。”

刀兴伟执意要请我吃饭。他家有3间瓦房，院子里有个大水缸，装的都是从造纸厂买来的水。他家的厨房居然用的是电磁炉，原来的柴火灶早就被拆了，“以前还要经常上山拾柴火，现在倒是省心了，也干净了很多”。

他给我烧了一条鱼，是从菜市场买来的。还有一盘腌肉，也是买来的。他开了一瓶买来的啤酒，对我说：“当初云景林纸建厂的时候买了很多耕地，每亩7000元，南景村的人都发财了，可惜我没赶上机会。”话虽这么说，但刀兴伟的生活早已离不开造纸厂了。他平时运送的乘客大都是造纸厂的工人，他的妻子为工人们做饭，儿子高中毕业后也进县城打工，一家人都间接地从造纸厂挣到了钱。

文哈村虽然名义上还是农村，但一座造纸厂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大树的村庄，并在很多方面把村里的农民变成了他们自己梦寐以求的城里人。

山谷里的居民

第二天，我包下刀兴伟的面包车，沿着一条为运木材而修的公路，向山里进发。越往山里走农田就越少，但几乎所有向阳的山坡上都已经种上了思茅松或者桉树，只有少量坡度较陡，或者背阴的山坡上还有少量杂木林。杂木林很容易和人工林区分开来，凡是排列整齐、树龄完全相同的林子肯定就是人工林。

一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山坡刚刚砍伐清理完毕，残余的树叶和树枝被一把火烧掉，为马上将要种上的人工林补充肥料。不过，凡是有泉水流过的山沟都保留着天然杂木林，这些地方的植被明显比其他地方茂盛，肯定能容下松鼠一类的小动物。可惜它们都不成片，大型食肉动物很难在这里生存。

大约开了将近20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一个黝黑精瘦的中年男人正背着一捆柴火走在路上。我下车一问才知，这里是威远镇香盐村奋发组（相当于生产队），而他正好是组长，名叫刀正平。

我跟着他去了他家。他家位于路边的山坡上，新修的瓦房显得很气派。屋后整面山都是杂木林，长满了松树和各种不知名的灌木。山上流下一股泉水，被他引来用做生活用水。刀正平用泉水给我泡了一杯茶，真的是香气扑鼻。城里人肯定羡慕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山谷里的居民”。

刀正平家有6口人，当年包产到户的时候每人分到1亩自留山，平时做饭烧的柴火都来自这里。去年林改每人又分到3亩集体林，就在后面的山上。这24亩山林长满了思茅松，可以用来割松香。最近松香涨价，每公斤能卖到6块多钱。他每个月光靠割松香就能赚五六百块，在农村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林改前村子里只有几个人上山割松香，卖的钱交一部分给村子就行。如今家家都派人上山采松香，挣的钱都归自己，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很多。”刀正平说。

“如果有价值更高的选择，你会不会改种其他农作物呢？”我问。

“林业部门有规定，不能随便改种。”刀正平说。据他介绍，云南的土地被分为三种：地势平坦的好地叫“田”，按规定只能用来种水稻；山坡上开垦出来的荒地叫做“地”，随便种什么都可以（但通常种的是玉米，因为产量高）；长了树的山地叫做“林地”，其中还包括1998年退耕还林后重新长出杂木的那部分山地（老百姓按规定拿到了国家补贴），云南林业部门规定，林地只能用来种树，不能随便改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每砍一棵树都要向当地林业部门申请采伐指标。

但是，桉树林的出现使得这一看似合理的法律变得微妙起来。在很多人眼里，桉树林被划为林地，这就给砍伐天然林改种桉树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桉树本质上更接近农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明显弱于天然杂木林。

“我正在申请采伐证，一旦批准了我就会改种桉树。我算过，只要好好照顾，而且桉树将来不跌价的话，6年后每亩可以净赚1000块钱。”刀正平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算一算割松香带来的收入呢？”我自认为发现了刀正平的错误，“你这24亩松树依靠割松香每个月至少能赚500块，一年下来就是6000块钱。而你种桉树每年也只不过能赚4000块钱，还要在6年时间里承担火灾或者病虫害的危险，算起来还是种松树合算啊！”

“可是，割松香很累啊！”刀正平解释，“如果我依靠割松香为生，那么我每天都要上山，而如果改种桉树，只要把树苗种下去，施点肥，就可以腾出时间出去打工了。”

在政府林业部门看来，林权改革的初衷是要鼓励老百姓加大对林业的投资，为自己换取更高的利润。可是，起码从奋发组来看，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

“如果林业局不给你采伐证，你的设想不就落空了？”我继续追问。

“不会的。”刀正平嘿嘿一笑，“只要我多申请几次，一般都会给的。”

对政策进行环评？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语。但是，我们只是习惯于要求某企业，或者某项目进行环评，却没有想想是否应该对一项政策进行同样的环境影响评价，或者起码做一次局部的环评。

“生物多样性是云南的根，在云南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一定要格外谨慎。”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系系主任侯明明教授对我说，“我不反对林改，但我希望国家能够引导农民多种一些其他种类的经济作物。”

“云南有个特点，不少区域的林地权属关系很不明晰。”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环境科学与生态修复研究所所长段昌群教授对我说，“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以前很多地方都被视为神山或者风水林，没人敢动，还有很多具有生态保护作用的天然杂木林以前也都没人管，但是林权改革后，很可能就会有人开始打它们的主意。”

段昌群教授最为担心的是，云南的自然保护区大都是孤岛，林改前这些保护区外围还有很多集体林地未被开发，它们起到了生态走廊的作用。林改如果管理得不好，很可能把这些原本起到缓冲作用的林地变成人工林，自然保护区的孤岛现象就会更严重。

“林改的思路来自所谓的‘公地悲剧’。”段昌群补充说，“中央希望通过明晰产权关系，调动老百姓投入和管理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来保护森林，提高环境质量。但是中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机械地来处理。比如中国北方沙漠地带有很多产权并不清晰的林地和荒地，如果不加限制地分到农民手里，任由他们挖发菜或者干草，后果将不堪设想。”

段昌群教授认为，只有市场机制完善，才可能发挥引导作用。但是市场对于生态公益事业往往是没有直接作用的，如果国家对森林保护的投入不够，极有可能造成民众占山为王、盲目开发。因此他建议，对于一些生态敏感地区，应该采取国家赎买制度，把林地从老百姓手里买过来，由国家出面统一管理。“中国的林业部既是公益部门，又是产业部门。我建议把现在的林业管理部门一分为二，让农业部来管林业产业，让环保总局来管林业生态保护。”段昌群说。

而对于来自环保人士的疑问，云南省林改办的杨云锦认为，云南林业局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并制定了相应政策。“云南有3.6亿亩林地，这次林改只是针对其中的2.9亿亩集体林，剩下的0.7亿亩林地属于各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分。”杨云锦说，“就是这2.9亿亩集体林，也按照功能不同，分成了公益林和商品林，那些具有生态价值的林地都被划为公益林，不许动，由国家统一给农民适当的补偿。”

按照新的林改政策，云南省内公益林和商品林的面积比例被定为50.2%∶49.8%。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云南省林业局用心良苦：云南省将会在保证商品林面积不超过公益林的大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商品林的范围。

“目前的林改只是第一阶段，分林到户。等到林改的‘主体改革’完成后，我们将立即开始林改的第二阶段，即‘配套改革’。”杨云锦补充说，“具体说，就是为老百姓建立、完善四大服务体系，包括林业经营体系、林业服务体系、森林资源三防体系和森林资源流转体系，帮助广大林农更高效地经营分给自己的林地。”■ 林业桉树玉狮场金辉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