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城”也是生产力

在痛定思痛之际，人们普遍最为关心的就是，地震灾区究竟需要多久，才能够从灾难所造成的物质损害中恢复过来。除了举国上下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按照科学发展和城乡统筹方针规划这些重要举措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人民在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行动中，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凝聚力，本身就可以转化为一种震后重建的强大生产力，这是我们对灾后重建的信心所在。

在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历重大自然灾害和战乱之后，奇迹般迅速恢复经济建设的事例不在少数，以致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成为许多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课题。例如，尝试破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恢复之谜，就吸引了许许多多经济学家的职业兴趣。当时，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摧毁了该地区70%的建筑物。但是，奇迹随后发生：两天内铁路运输开始恢复，一周内重新启动了电话服务，以后的重建也是迅速的。盟军对德国汉堡的轰炸损毁了城市一半的建筑物，但事后仅5个月，这个城市的生产力就已经恢复到轰炸前的80%。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经济学中形成了诸多假说。

一种解释是人力资本说。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者具有的能力，看做是高于其他任何物质要素的生产要素。因此，在这个学派看来，诸如日本和德国重建的事例，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虽然战火摧毁了一个地区的物质设施，但人还在，因而人力资本没有被摧毁，因此就有了创造奇迹的本钱。

另一种解释来自于“打破利益集团”假说。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长期稳定不变的国家，往往会遇到利益集团及其非生产性的集体行动干扰，产生与日俱增的弊病，从而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受到阻碍。而因为战争、灾害等因素，在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遭到破坏的同时，利益集团及其行动也受到抑制，整个社会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加快。他正是援引战后德国、日本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作为自己假说的例证。把这个理论推广，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自然版，则认为是过时基础设施被“清零”而导致格外的经济增长活力。

第三种解释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通常讲的趋同，是指由于较发达的国家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较落后的国家却不会，因此，落后国家从较低的起点，可以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赶超发达国家。这样的解释，同样也可以应用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灾前和灾后的关系上，即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灾害或战争，从降低了的起点上回归并超过自己以往的增长速度看做是一种趋同。“趋同”就意味着超越常规的速度，就意味着奇迹的诞生。

应该说，上述对于重建创造奇迹的解释，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都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因为，这些假说所仰仗的创造奇迹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常规因素，本身并不具有奇迹的内涵。例如，人力资本并不会因灾难而提高，没有灾难也可以通过改革而消除利益集团的非生产性质，趋同则更多的是发生在非灾难时期。可见，更可靠的解释，应该到一种灾难发生后，在具备特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一种非常规因素中去寻找。换句话说，我们要探究的是一种只有在灾难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增长要素。

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就是经济学家的天职，而解释难以解释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则自然成为经济学家日思夜想的题目。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说过一句话，大致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再也难以放下。难放下固然反映了经济学家的执著，其实也反映了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真经。在经济学实验中，人们解释经济增长因素的视野的确是越来越广。最初人们只关注资本、土地和劳动三种有形的要素，以后逐渐把人力资本这种无形的但是更具有解释力的要素提炼出来。但是，在这些因素的范围内，经济增长还不能完全得到解释，于是在增长模型中形成了一个解释力的残差。经济学家敏感地注意到，这个残差项实际上是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全要素生产率”。

就像为“美丽”起名叫林黛玉仍然解释不了美丽这个要素本身的内涵一样，经济学家也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毕竟还是个“残差”，标志着经济学认识力的有限性。因此，他们像曼昆一样，继续寻找尚未找到的因素。在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尝试过放入上百个变量，并且都或多或少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是，对这些成果，没有人感到足够的满意度，经济学家还在漫漫之路上求索。

在四川特大震灾后，一个传统经济学观察不到、解释不了的重大要素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亲临一线的国家领导人、奋不顾身的军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献出母爱的女警官、献出生命的飞行员、热爱学生的教师、阳光灿烂的“可乐男孩”和“敬礼娃娃”……在救灾中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套在以往的任何学术概念上都不尽恰当，无论是叫社会资本，还是叫软实力，或者叫社会凝聚力。有了这个要素，可以把经济学家所发现的所有其他变量发挥到极致。于是，我们干脆就像它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叫它“众志成城”。■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所长)（文 / 蔡昉） 经济众志成城生产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