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岩三竭

( 窦唯 )

2000年，罗大佑也是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复出的演唱会，人们看罗大佑演唱会是为化解心中多年来凝固的那个结，或者本身就是为了埋葬这个结。人们看“魔岩三杰”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窦唯、张楚、何勇这哥仨从一出道就被人关注，窦唯是红极一时的“黑豹”乐队的主唱，后来与王菲的感情一直就成为媒体八卦的主题。张楚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来路不明，他的身世，他在公众面前的若隐若现，都像谜一样。何勇更像一个小玩闹，他闹红墈、闹首体、用暴力方式与唱片公司解约、放火烧自己的房子……他是这3个人当中感觉最摇滚的，自毁往往带有悲剧色彩，也为摇滚的真谛点上一个注脚。这3个摇滚火枪手在1994年横空出世的时候，的确让人为之一振，大陆和港台地区都被震动了。

“魔岩三杰”是原《北京青年报》记者戴方命名的。1994年，他在《北京青年报》上用两个整版全面介绍“魔岩三杰”，而当时签约“魔岩三杰”的台湾魔岩唱片公司用“新音乐的春天”这样的定义来推出“魔岩三杰”。现在回顾那一年，那的确是中国新音乐的春天:当年摇滚成了最热的话题，郑钧、唐朝、黑豹、崔健在这一年都出了唱片;同时还有校园民谣流行，各家唱片公司都在力推自己的新歌手，每个歌手出道后都能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从来没有收到唱片公司邮寄的包裹的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已经开始应接不暇……这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最幸福的一年，那一年在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命名为“光荣与梦想”。

但是这段新音乐的春天转过年就进入了冬天，音乐行业群体无规则以及对行业本身缺乏正确认识，加之外部环境逐渐恶劣，使新音乐的春天像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一样，丢下一些辉煌后逐渐烟消云散。那些刚刚撑起架子的音乐制作公司因为资金匮乏和缺乏对音乐行业规律的了解很快散去，创造“新音乐的春天”的魔岩公司也并没有因为在这个春天播下种子而迎来一个收获的秋天。他们不计成本的投入最终换来的是当时的负责人张培仁被台湾滚石公司架空，无法再实现自己的梦想。张培仁当时的梦想是: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把大陆所有的摇滚乐队都签下来。

如果这个历史背景告诉我们，“魔岩三杰”后来消沉下去是唱片业自身出了问题，那么这只是答案的一半，答案的另一半是:这些人自身也有问题。

窦唯后来在魔岩又出了一张《山河水》，开始往虚无缥缈的方向转变。张楚随后也出了一张《造飞机的工厂》，但显然不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后来张楚说:“为什么一张专辑非要10首歌，两首不行吗？”这不难看出，张楚的音乐创作已经变得很不快乐了。而何勇，至今再没有拿出一首新歌。

( 何勇 )

窦唯无疑是这3个人当中对音乐最敏感的人，至今他还没有放弃创作和演出，虽然他早就告别了那个歌手窦唯，但也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张楚是一个脆弱的人，如果让他凭兴趣去唱歌，他能做得很好。当年那张他刚从西安到北京后出版的专辑《将将将》，展示了一个有诡异才华的张楚，但他很难适应工业流水线。摇滚乐对何勇来说，你必须让他把摇滚当成行为艺术才行。而这3个人共同的弱点和局限是，自身的音乐底子都很薄，并且都不适应工业化生产。其实那一代音乐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这3个各具个性的歌手可以把个性当成抵制工业化生产的最好借口。

人们都很喜欢有个性的摇滚歌手，但也希望能常常听到他们的新作。听众的需求体现在这些歌手身上就是矛盾，与其说他们是被入不敷出的魔岩最终抛弃，倒不如说他们是被自己的局限抛弃，他们都不会从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平衡点。相反，我们后来看到的郑钧、汪峰，他们很适应工业化需求，还能不时出版新作。

( 张楚 )

时代造就的英雄总是有其时代的局限。当时空流转到今天，“魔岩三杰”再次聚首，人们期待着能再现“红墈现场”。1994年12月17日是中国内地摇滚值得记录的一个时刻，“魔岩三杰”在香港红墈体育馆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那是内地摇滚第一次在海外群体展示，它标志着内地也有能与港台流行歌曲相抗衡的音乐，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内地音乐的反戈一击。当时香港媒体甚至用“大陆入侵”这样刺激的字眼儿来形容红墈演唱会。

遗憾的是，上海大舞台并没有再现“红墈风采”，那些在10多年前形成“魔岩三杰”印象、尚抱有一丝幻想的歌迷多多少少带着一些无法满足的遗憾散去了。如果说罗大佑那年的上海演唱会是一次怀旧的话，这次“魔岩三杰”的演唱会连怀旧都算不上，它让更多的人产生的是怀疑，这哥仨是怎么了？

其实何止这哥仨呢？整个中国摇滚多年来一直处在不佳状态。如果给摇滚划分一个界限，那么“新音乐的春天”的1994年正好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国摇滚是“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这之后是“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前魔岩三杰”时代，中国摇滚的生存环境奇差，没有演出，没有摇滚氛围，媒体上几乎不能谈论摇滚。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相当艰难。甚至由于信息不畅，摇滚到底是何物都搞不清楚，喜欢的人找不到感觉，不喜欢的人对摇滚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在各种有限的条件下，中国摇滚还是起步了。这一批摇滚音乐人，他们所经受的磨砺远远比他们后来收获的要多，那时的摇滚，总体上看是扎实的。

“后魔岩三杰”时代，中国摇滚再次以群体方式出现，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比如媒体可以去传播摇滚，很多音乐制作出版公司愿意发行摇滚唱片，在任何一家音像店里面你都能看到来自欧美各种风格的摇滚乐唱片，摇滚演出场所越来越多。当第一代摇滚人没赶上，后来的年轻人都赶上了。

可事实上是，中国摇滚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好成反比，条件越好它就越糟糕。20年摇滚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摇滚的生存其实跟外部环境无关，一切问题都是源于自身。

纵向去看开放后这30年，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工业时代只是蜻蜓点水一闪而过，工业时代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规则体系，只好在信息时代还工业时代的债。大众文化也是如此。摇滚乐在中国的先天不足，再过渡到信息时代形成的信息过剩，把摇滚彻底地戕害了。现在你能明白崔健在当年仅仅知道“滚石”和“披头士”就能写出那么震撼的摇滚作品，是因为他们那代人对音乐还有想象力。当崔健和年轻人一样浸淫在铺天盖地的打口唱片和互联网中，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日趋平庸。摇滚乐怎么寻找自己？如果兴奋地投入西方摇滚的信息中，最终都把自己变成一个低级的复制者，而不是创造者。中国摇滚在海量的摇滚信息中迷失了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后魔岩三杰”的中国摇滚乐，你总是觉得它们是那么耳熟的原因。

一个无法抵御的全球化时代，一个更无法抵御的外来摇滚乐的诱惑，摇滚人在接受这些信息时几乎都意识不到还原回自己，甚至，这种貌似国际化的方式已经让他们找到了一个理直气壮放弃自己的理由。于是，中国摇滚的音乐越国际化，它就越小众化。如果这时候还有谁抱怨是互联网免费下载让中国摇滚失去了生存空间，那么你太矫情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受益者。没有互联网时代的崔健可以写出《一无所有》，有了互联网时代的摇滚众人群体创作了“一无所有”。这看上去有点讽刺，也有点悲哀。但是谁都没有抱怨的理由，有这么好的条件，摇滚枯竭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当年崔健不会想到今天的全球化，但是他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已经无意中描述出了中国摇滚面对全球化的尴尬，甚至也包括他自己，“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也许从事摇滚创作的人都该去看看《功夫熊猫》，它讲了一个很适合当今摇滚从业人员面对全球化该领悟的简单道理，就是那个一个字都没有的《神龙秘籍》。真正的摇滚来自大脑，不是来自唱片店里的唱片和互联网上点对点的共享资源。从事创作的人，还有什么比丧失想象力更可怕的事情呢？■（文 / 王小峰） 张楚魔岩三杰崔健何勇窦唯摇滚音乐唱片中国乐队魔岩三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