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楷书新经典

( 《崔敬邕墓志》（517年） )

从古至今，人们写字都是由正体字入手。汉字的字体分为篆、隶、草、行、楷五大类型，先后充当过“正体字”角色的字体是篆书、隶书、楷书。如果按正体字划分时代的话，先秦时期是篆书时代，西汉到三国是隶书时代，晋朝至今是楷书时代。

楷书成为正体字以后，最早公认的名家是曹魏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号为“钟王”。钟繇的楷书名作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都是上书朝廷的奏表，人称“四表”。王羲之的楷书名作则是抄写前人的文章，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王献之一度与父亲并名，人称“二王”，他的楷书名作只有一篇《洛神赋》传世，宋朝时已经残缺，俗称“十三行”。

钟繇和“二王”的楷书只有刻本传世，后人称为“帖”。《说文》解释“帖”说，“帛书署也”，指在一卷帛书上加贴的一条署有标题的丝织物。这是“帖”的本义，我们现在可以在古代书法卷轴包首外看到加贴署有标题的长条，还有本幅前题署的小字标题，都是《说文》所谓“帖”之本义的遗制。按施蛰存先生的考证，大约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帖”的本义衍生出新义，凡古人名人书法可以供人临写者，皆谓之帖，一段墨迹加个标题就是一帖了。北宋时魏晋名家墨迹日见其少，为了保存和传播名家书法，于是借鉴碑拓的方式，把古代名人名家的墨迹刻诸枣木，然后覆纸捶拓，这种复制的名家书迹亦称为“帖”，又称“法帖”。“钟王”的书迹，草书、行书多，楷书少。现在所见的“钟王”楷书名帖佳本都是传刻本，一直是书家学习小楷的不二法门。

唐朝是楷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名家之盛，不让魏晋。著名的楷书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他们的楷书都留在“唐碑”上。信仰晋人的米芾曾经狠狠批评他们的楷书“皆一笔书，安排费工，岂能垂世”？但是，米芾学书也是由唐人楷书入手，他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历史证明，米芾所谓唐楷名家之作“岂能垂世”的看法并未应验。书法讲究“法度”，唐楷虽然“韵趣”不足，却以法度严密著称，适宜初学者练习基本功。所以宋朝以来，书家几乎无不通过唐碑学习楷书笔法和结构，奠定书法基础，20世纪依然如此。近些年我留意收集1966年以前出版的习字帖，那时的文物出版社、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朵云轩，都选择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写的唐碑，作为大众的习字帖。唐楷之重要，正如清朝乾嘉时期书家钱鲁斯说:“不学唐人，终无立脚处。”

楷书经典分为“钟王”和“唐碑”两大系统，学小楷崇尚“钟王”，学大楷则取法“唐碑”，宋朝以来已是如此。现在所见“钟王”楷书和唐碑，都是黑底白字的拓本，一般人习惯把这些书法范本笼统称为“字帖”或者“帖”，其实两者颇有区别:“钟王”楷书属于“帖”系，在石碑上书丹后刻成的“唐碑”属于金石学范围的“碑”系。

金石家喜欢收藏“唐碑”拓本，宋朝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拓本已是稀世之宝。黄庭坚有诗叹道:“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宋朝以下，那些树立在荒郊坟冢之旁、寺庙园林之中的唐碑，人们椎拓不已，每多漫漶。后人重复刻画，故态日非，不独笔意无存，字形亦随之失真。清朝前期，研究法帖、古碑的学者王澍（1668～1743）说:“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

早在清初，学者顾炎武、傅山、阎若璩已经开始注意古碑。阎若璩曾说:“枣梨文字，南方为胜;金石文字，北方为多。”刻帖多用坚硬细密的枣木梨木，故以“枣梨文字”代指刻帖。“金石文字”指商周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清初学者的访碑活动的主要地区在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诸省。据说，傅山在平定山中访碑，误坠崖谷，意外发现北齐刻经。朱彝尊在太原风峪山有过打着火把在洞穴里查看古代刻经的经历。学者访碑不仅满足了他们怀古的心理需求，也是出于学术研究，对于傅山这样的学者兼书法家，古碑拓本带来惊喜和新奇的同时，也成了研习古代书法的新资料，而且影响了他们的书法观念。

( 《始平公造像记》（498年） )

清朝出土的“金石文字”，多是出自无名书家之手的北朝碑志和造像记。乾嘉时代的学者型官员阮元（1764～1849）自称:“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他写了一篇《北碑南帖论》，率先将“北碑”与“南帖”相提并论，各表其胜:“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还写了一篇《南北书派论》，欲以南北分书派。包世臣（1775～1855）接踵其后，在《历下笔谈》中，赞赏“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字有定法而出之以自在”。清朝学者说的“北碑”是个泛称，包罗北朝时代所有刻石书迹。论书体，楷书是大宗，还有隶书和篆书，阮、包提倡的北碑主要指楷书。北朝碑版又可按时代分为魏碑、周碑、齐碑，按石刻的形制和用途分类，则有碑、墓志、造像记、摩崖。

清朝后期，出土的北朝、南朝碑刻日见其多，康有为（1858～1927）公开提出了“尊碑”的观点，他的理由有五点:“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康有为认为:北碑里，魏碑数量最多，而且后世的楷书形态体格、风格意态，都可以在魏碑中寻得渊源，所谓“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康有为所说的“魏碑”，和“北碑”这个概念一样，泛指刻石书迹。

( 《元详墓志》（508年） )

北魏是鲜卑人在公元386年建立的国家政权，到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历时149年。其间的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时期”，中国北部进入北朝时代。北魏首都原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长达百余年。那一时期，北魏人书刻碑志往往沿袭旧制，采用隶书体，也有一些“平划宽结”的楷书碑志。孝文帝元宏亲政之后，楷书碑志才多了起来。特别是公元494年迁都洛阳之后的40年间，北魏实行“汉化”，书法上看齐南朝的“二王”书法，确立了新的楷书正体，“斜划紧结”、“方严峻挺”是其显著特点。

康有为出于宣扬魏碑的意图，喜好夸张，极力称说“一碑有一碑之奇”，从书法形态上看，确实如此。《始平公造像记》（498）方厚雄强、《石门铭》（509）奇逸飞动、《郑文公碑》（511）稳重含蓄、《张猛龙碑》（522）峻整挺拔、《元详墓志》（508）柔媚优雅、《崔敬邕墓志》（517）端庄静穆。北魏碑志的书写者各有自己的书写习惯，书法水准也不一样，所以同中有异。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北魏人刻碑铭志之际心存造奇设险之想，意欲显示与众不同，那是夸大古人的胆量。拿康有为格外推崇的《石门铭》来说，书写者王远是州府办文案的书吏，他在石崖上题写称颂长官功德的文辞，当然想写得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因为是在崖壁上写字，又是平常很少写的大字，当然不如平时在纸上写小楷那样娴熟自如，“斜划”做到了，体态却不够“紧结”，才出现了那种散漫开张的模样，康有为赞以“飞逸奇浑”，那是后人追加的审美感受，而非书写者的追求。

( 《张猛龙碑》（522年） )

新出土的魏碑，还贵在“古”与“真”。其书刻的年代去魏晋不远，比起唐碑，楷法更多古意;魏碑字画完好，比翻刻的“钟王”楷书更为真实，所以首先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并且书家之间传播开来。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学魏碑的风气盛行起来，形成“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局面。晚清张裕钊、赵之谦、陶宣写楷书，都吸收了魏碑楷法而自成一家。1889年，康有为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极力宣扬魏碑的书法价值，从理论上确立了魏碑的书法地位。魏碑终于取得了和“钟王”楷书、“唐碑”并列的地位，成为近代书法史上新的楷书经典。■

( 《石门铭》（509年） )（文 / 刘涛） 书法楷书艺术魏碑文化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