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客厅变迁

外滩开拓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开始于黄浦江岸的公共绿地。同济大学建筑学院钱宗灏教授介绍，到了19世纪50年代，外滩沿线土地几乎全被英美洋行永租了，这些商业大王们出于各自利益设置了众多私家码头，长长的栈桥伸向黄浦江中，严重阻塞了黄浦江航道。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引发了一场为维护黄浦江航道的大辩论，形成禁止各商行在这一轮新月形的外滩沿岸设立私家码头的共识。这场讨论，为外滩留下了作为公共空间的宝贵绿地。

1868年，外滩辟建了外滩公园，在华人抗议公园歧视的巨大压力下，工部局不得不逐步放宽对华人的游园限制，直至1928年实行中外人士全部购票入内的规则。

与此相对应的是金陵东路以南的“法外滩”，一直被各轮船公司所占据，始终没能成为中外人士自由出入欣赏江景的公共空间，因此一直没有成为社会公共意识中的“外滩”。

外滩公共空间形成的同时，一系列公共设施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发展。1837年8月拆除了过河要收费的威尔斯桥，在东侧另造了一座新的“公园桥”，因为免费，上海人称为“白渡桥”。外滩南端的英法租界交界处，徐家汇天文台建造了信号台，以向这一公认的社会公共空间发布各类观测所得气象信息。

钱宗灏说，外滩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了国际化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内涵。另外，上海的第一盏煤气灯、第一盏电灯、第一条有轨电车，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医院、第一份报纸、第一家俱乐部、图书馆、博物馆，也都诞生在外滩。

1908年，新天安堂的英国住堂牧师在他所著的畅销书《上海导览》中建议，来上海的游客应该到江岸上去看风景，因为“那里是外滩最重要的观景点，能看到繁忙的江面上从世界各地来的船只和国旗，感受到一个伟大港口都会的特殊气氛”。

这时期的外滩是公共休闲的中心场所。曾担任过两届工部局总董的李德禄十分喜欢在傍晚走出办公室，来到江畔一边吸着雪茄一边招呼朋友，交换新闻和商情。据说他连外滩的报童都认识，人们都叫他Uncle Bob。而每年夏秋季节的周末，工部局管弦乐队总要在外滩公园音乐厅前举行露天音乐晚会。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外滩的码头、商业功能增强，公共性减弱。

新中国成立后，凡是“五一”、“十一”等节日，上海集会游行的队伍无一不集中在金陵东路以北到市政府大厦以及外滩公园一线，外滩重拾社会公共空间的地位。

上世纪70年代，堤岸上最著名的，是成百上千面对江水伫立的恋人组成的情人墙。陈丹燕形容说，无论风和日丽或阴雨连绵，他们双双对对、密密相连的背影，像一堵加高的防汛墙。《纽约时报》的记者曾记录了他眼中的情形:“沿黄浦江西岸的外滩千米长堤，集中了1万对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一厘米距离，但绝不会串调。”

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化大发展，外滩进行了第一次大改造。防汛标准由“百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防汛墙继续加高，同时修建了外滩平台，界定了城市空间。为弥补加高防汛墙的财政不足，外滩大楼“筑巢引凤”置换工程开始，外滩历史建筑群变脸为时尚高地。这一时期，为应对交通问题，外滩将车道数由4车道增加至10车道，衔接延安路高架修了“亚洲第一弯”，行人只能从地下通道通过，彻底将滨江区域和历史建筑群割裂。

此次新一轮的交通和景观改造尝试回归外滩的公共性，将外滩还给步行者。■（附文部分资料参考自钱宗灏所著《上海外滩建筑与景观的历史变迁》）（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公共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