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中国行

( 《伊斯坦布尔》 )

5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终于来到北京。作为欧洲的3位核心作家之一，2006年，他几乎是众望所归地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和他多年来锲而不舍且深入地在作品中探讨东西方问题有关，而且他的视野超出了自身阶层和意识形态的拘囿，也让他赢得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为同样问题困扰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喜爱。站在现代和传统、东方和西方的时空交叉的路口，帕慕克是怀旧的。“几乎是一开始，帕慕克就明白他是孤军奋战，而且不可能赢，因为对手是隐形的，不可战胜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说，“帕慕克的怀旧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全方位、全时空的，他感怀的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记忆。”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在帕慕克的传记《伊斯坦布尔》中读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著名学者陆建德也提到，“帕慕克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特别敏感，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局限，而且他多少认为是不能融合的。很多国家的作家脑子里并没有这个建构，可能是无意识，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无意识”。外文所从事波斯文学研究的穆宏燕女士说她喜欢帕慕克，是因为他把伊斯兰文化充分地融到他的小说中，而这是很多看上去比他更爱国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作家都没能做到的。

“如果35年前，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会有我的作品研讨会，我会觉得是个神话。我并不想打破这个神话。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我不在场可能会更好。”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关于他作品的研讨会上说。于是借口听到别人分析他书背后的思想和灵魂令他尴尬，他在发言10分钟后就离开会场，和印度作家女友基兰·德塞去游览长城。和大多数肤色黝黑的土耳其人不一样，白肤、灰白头发的帕慕克身上有一股非常优雅的气质，暗示了他的出身。伊斯坦布尔在他笔下是个非常优雅的城市，一方面人们呼唤现代性，一方面那种生硬的融合让这座城市显得更加破败、衰落，优雅的消逝让他非常忧伤。尽管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坚持用土耳其文写作，在翻译上也偏向于可以直接阅读土耳其文的译者。如今他让土耳其文学不容小觑，但你很难用“土耳其作家”来看待他。据帕慕克的土耳其文译者沈志兴介绍，因为帕慕克的观念，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和极右派分子并不太喜欢他。在北京的3天，他分别在中国社科院、北大附中和北大做了演讲。在中国社科院他的演讲是关于“小说的艺术”，他说起当年他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和现在从写作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离开这个无聊、沉闷、希望破碎的世界，而走向一个更加深沉、丰富的世界。“33年来，我独自寓居在给我带来安慰的角落，是小说的想象赋予被束缚的日常生活以翅膀。灵魂是一个小说家一生都在致力揭示的本质，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令人迷惑的东西协调好，生活会更加美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生活幸福或者不幸，并不是来自生活自身，而是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我一生都试图在探索这个意义。”■

专访帕慕克:小说让我们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三联生活周刊:《伊斯坦布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熟悉的经验，你是如何获得这种世界性的视角来看待土耳其问题的？

帕慕克: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作家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另外一些作家不仅用经验，而且自己做很多调查研究。我就是第二种作家，而且我是读很多书的作家，愿意为写作进行人类学、哲学、历史的研究。我比较书呆子气，不仅关注土耳其当代的现实生活，同时也想发掘它过去丰富的历史和传统。1985年，我和我的妻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待了3年，也许是当时在美国感到的那种压力，我开始经历了一种——不能叫做身份危机，而是——身份问题。我希望了解，作为一个土耳其人，在面对现代西方，我的土耳其性意味着什么。在我32、33岁的时候，我决定不仅书写土耳其的现代，同时了解土耳其的历史。书写历史并不是掉书袋，而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觉这种传统的在场。事实上，我所出生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宗教化的家庭，而是比较世俗化的，对宗教没有什么兴趣，我跟现代土耳其苏菲神秘主义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我开始广泛的阅读，包括波斯和苏菲哲学著作，还有很多阿拉伯著作，比如《一千零一夜》。我对哲学上的阅读不是从宗教的层面，我对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作品也进行过很多研究，他们擅长隐喻，帮我在早期建立这样的道路。

( 帕慕克 )

三联生活周刊:而且你的立场并不拘囿于你自身的家庭和社会，是这样吗？

帕慕克:在19世纪，一批土耳其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土耳其的虚弱和保守来自土耳其自身，对于我这样来自中产阶级的西化家庭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也认同这个观点。但必须知道它同时是狭隘的、肤浅的，西化主义者试图通过模仿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也是本土主义的，这两者会产生紊乱。在对我小说的接受上，和我跟西方的关系的看法上，我看到了“耻辱”二字。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现代和传统、土耳其和欧洲的关系时，耻辱就会浮现出来。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时，会把它和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每当人们太过自豪的时候，总会有耻辱的幽灵在游荡。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感到屈辱，人们就会看到一个自豪的民族浮起来。我的小说正是取材这样的素材，关于耻辱、自豪和挫败感，我清楚这种耻辱非常容易燃烧成一种怒火。我今天所要做的，是试图把这些耻辱看作低语的秘密，就像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听到的。正是在分享我们秘密的耻辱中，我们找到了解放。当小说家开始向下挖掘，不可避免地，他会给他的家庭、同胞带来不安，但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阅读小说和故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管我们世界的理念，小说的艺术使我们可以洞悉被学校、家庭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让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三联生活周刊:作家很难阻挡那种诱惑，就是在小说中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你有时让主人公持跟自己相反的政治观点，你的写作和政治关系是怎样的？

帕慕克:一旦文学试图强加观念给你，那它就不是文学了，文学只有在纯粹的时候才有力量。很多人认为我希望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我在创作之外的政治观念。事实上，我的小说和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毫不相干。要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历史，要分享那些令我们不安的独特生命，这样的真理只有通过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而获得。比如，我一直认为俄国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是《群魔》，很多读者没有按照作者的真正目的来阅读，那就是对俄国西化的深刻思考，而只是当作俄国现实的反映。对着读者低语的作者，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一直认为，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西方人。很多西方媒体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假设，好像东方就得顺从西方定义的一切，它们似乎希望我这样的作家就是给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当然存在东西方的问题，在我看来，东西方问题就是关于财富、贫穷和和平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在你所有作品中一个主题是“嫉妒”，《伊斯坦布尔》中写到你和哥哥之间的“嫉妒”，你哥哥看了怎么想？你不只是想说兄弟之间的情感吗？

帕慕克:这真不容易回答，得到别人的爱和关注对我来说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我出于一种好意，在《伊斯坦布尔》中描写到我和哥哥之间的那种情感，但也多少伤害到我哥哥的形象，这的确是让我多少感到矛盾的地方。这种观点会让读者热爱我的作品，同时让我失去我所爱的人对我的一部分情感，这是小说家所面临的困境。事实上，我最想说的是东方和西方的问题，它背后隐藏的就是嫉妒。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文化上的交锋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嫉妒，这和你多大程度上认同别的文化有关。这种嫉妒，跟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有关。我们经常容易想象，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们完全一样，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尝试从个人情感融入东西方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新人生》中你写到一本可以改变人一生的书，但是那本书从未被清晰展示过，你借它讲一个男孩的成长和东西方文化、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冲突等，但你选择一本书做载体，现实中你和书本是怎样的感情？

帕慕克:我非常喜欢阅读文学著作，非常喜欢博尔赫斯和好的文学作品。在我所有作品中，都借鉴了经典文学作品中感染我的一些小细节，比如一个手势，一个行为，我把它在我的书里放大出来。比如在《黑书》中，我就用了波斯一个百鸟朝凤的经典故事:鸟们去卡夫山去寻找鸟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鸟被淘汰，最后只有30只鸟抵达目的地，但是它们没有找到鸟王，这时它们突然觉悟——鸟王就是他们自身。写完《我的名字叫红》，我的助手说，我们来列一个我们用过的书的书单吧，很遗憾我们当时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土耳其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我一生都要不停地买书，我有大约1.6万本藏书。这是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可以在《雪》中看到，那是发生在现代土耳其的政治小说，为了写这本小说，我也进行了很多研究，我在卡尔斯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我的很多小说如《白色城堡》、《黑书》等，人们都是从人类面对现代性的痛苦经验开始阐释。一个普通的土耳其人都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想要现代性带给我们的丰富，同时又害怕这会让我们失去传统，失去我们的身份。我所有的小说都涉及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阴影下，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这是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找到答案。■ 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