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吸管背后的绿色革命

“今年的战略就是以奶茶产业为中心。国内小客户增长挺快，大概每个月会增加30家左右。”上海汇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昊说。这家2017年成立的公司只做可降解材料的一次性制品—包括吸管、餐盒、垃圾袋、保鲜袋等等—过去主要外销，但如今情势发生了变化。

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0年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将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早在2007年12月31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实施十余年后并没有效减少社会对塑料袋的使用总量。不同于第一份仅针对塑料袋的法令，新版限塑令的范围扩大到塑料制品大类，对各种塑料制品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也不再给出有偿使用的“宽松”选项，而是鼓励替代产品和模式。

有趣的是，舆论和市场教育是从新式茶饮品牌的吸管开始的。最近几年，现制新式茶饮成为流行的饮料品类，年轻人中甚至出现“靠奶茶续命”的生活方式，使得一次性吸管的使用频率变得越来越高。2019年，国内塑料吸管人均使用量超过30根。

对于消费者来说，吸管不过是附赠品或是随手买下的日用品。除非它突然发生改变，少有人在意一个小物件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但这一次，他们从一根吸管感受到了限塑令的威力，以及新型材料的首次大规模登场。

门店里的吸管进化

对现制饮料而言，包材一直相当重要，外卖业务的发达又让包材成为消费者体验升级的一部分。消费者眼见茶饮的包装愈发高级、复杂：多于一杯便有固定位置的纸托槽;讲究的品牌更会附上保温袋，甚至有割开封口的小刀;至于吸管，几乎见不到裸装，而是每根都有独立包装。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垃圾由此产生。

可持续潮流在容易产生浪费的领域流行起来，从海外大公司传导到国内。2018年7月，星巴克中国承诺2020年在全国门店停止使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可减少超过10亿根塑料吸管。

喜茶供应链高级总监俞谨修记得，还没有严格实行限塑令的时候，喜茶于2019年在门店引进过3层纸吸管。那时，他们在供应商处见到的大多是这类由3层纸张黏合在一起的通版吸管。

尽管门店给消费者提供纸吸管和塑料吸管两种选择，塑料吸管依然占据绝对地位。正如限塑令实施后的舆论反弹一样，消费者很快表现出对纸吸管的不满：不够硬挺，斜切面戳不破封口，时间长了会被泡软甚至散开，口感生涩……于是，喜茶的第二版纸吸管增加到了4层，虽然更硬挺了，但纸张本身的缺点无法避免。

2020年11月，喜茶开始在门店同时提供第三种选择—聚乳酸（PLA）吸管，限塑令实施后便只提供纸吸管和PLA吸管。俞谨修发现选用后者的消费者明显更多，因为“它更接近于原来塑料吸管的口感”。以PLA为主要原料的吸管因此在2020年后迅速在各大茶饮品牌中普及开来。

PLA是一种生物可降解材料，也就是在特定环境中，可以在微生物作用下降解，完全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PLA的原料主要来自于植物淀粉和蔗糖，经过分解、发酵、聚合的过程，制备为聚乳酸颗粒。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报告《破解“可降解塑料”》，目前能够实现商业大规模制造的生物可降解材料，只有PLA、淀粉基塑料和以石油副产品为原材料聚合而成的二元酸二元醇共聚酯塑料，后者包括PBS、PBAT等。这三类材料的产能总和占据全部生物可降解塑料的95%。

在全产业链的视角，相较石油基可降解材料，以PLA为代表的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由于源头是植物—且是可再种植的粮食作物—而被认为在可持续的达成上更胜一筹。

但要生成商业化制品，PLA也有缺点：不耐高温，50℃左右就可能过热变形;韧性不够，比较脆弱;保质期短，一年左右就会开始降解。因此，根据客户对特定产品的需求，供应商会将PLA和其他可降解材料按比例混合，并使用添加剂，形成“改性”塑料。

PLA塑料产品生成过程

具体到吸管上，配合现制饮料，要能适应从冰到热的温度，长时间浸泡在不同液体中而形态、性能都不会改变。新式茶饮创造出新鲜水果茶加奶盖的基础搭配后，果肉、珍珠、仙草等口感物的变化成了创新点，这要求吸管除了直径粗，还得硬挺且韧性高，否则“折一下就吸不上来”。

为了满足种种要求，喜茶目前供应了两种PLA改性塑料吸管，分别和PBAT和PBS两种石油基可降解材质混合，前者有助于增加韧性、回弹性，后者有更好的耐热性。

同时，PLA吸管也要配备以往塑料吸管的不同类型。“有大颗料的波波茶配粗吸管，纯正的柠檬茶给到细吸管，其他像纯茶配上雪顶、再加上碧根果之类的，就配扁形的三孔吸管。”俞谨修说。

还没有完全上市的第三版喜茶纸吸管，差异在于纸吸管内部覆盖一层PLA淋膜—过去这个涂层通常为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淋膜本身防水防油，同时帮助纸张定型。这也是现今纸吸管进化的方向之一。

理论上，这些生物可降解材料吸管中都可以混入各种植物成分，比如甘蔗渣、咖啡渣、麦秸秆。不过需要厘清的是，这类吸管的主力原料仍然是PLA等材料，植物纤维提供的其实是“一些感官作用”。杨昊向《第一财经》杂志展示了几款甘蔗渣、咖啡渣吸管样品，为了制造原生态的感觉，颜色被设计成棕色、米色，特意做出毛糙的手感。

2021年4月起，星巴克在中国内地门店启用含有萃取后的咖啡渣的“渣渣管”。几乎同一时间，精品咖啡连锁品牌Manner也宣布陆续在全国门店推行以咖啡渣为原料制作的吸管，但星巴克没有公布用于“渣渣管”的咖啡粉循环过程。

除了拿出新方案来调节新材料本身的缺陷，品牌面临的另一个暂时无解的问题是包材成本的上涨—塑料吸管的成本是每根1分钱，而纸吸管约3分钱，PLA吸管将近5分钱。当消费者早已习惯了吸管近乎“附赠”的性质，如果将增加的包材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难免会遇上消费者的舆论反扑。

“吸管在奶茶店终端增加了3倍左右的成本，但他们也必须要买单。”这对于头部茶饮品牌来说似乎不成问题，根据杨昊的经验，这些客单价不低的茶饮品牌对材料成本的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另一些品牌干脆就将吸管取消了。麦当劳中国在2020年6月30日宣布逐步停用塑料吸管，预计每年减少约400吨塑料用量。取代麦当劳吸管的是带有饮嘴的“免吸管杯盖”，不过，珍珠奶茶这类含口感物的饮品仍需要配备吸管。

供应链加速跑

2013年，还在瑞士洛桑艺术与设计大学留学的邓绮云，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围绕PLA，设计一组外形与蔬果融合的能持续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当时，不仅身边人从没有听说过PLA，也很难找到生产PLA餐具的厂家。作品发表后，曾有两个欧美品牌评估过量产可行性，最终都因为难度大而放弃，“几乎没有工厂有加工经验，而且设计本身涉及渐变色这样的工艺难度。”邓绮云说

同一时期，由于国内塑料的使用率远高于其他可降解材料，杨昊公司的业务一直以外贸为主，要拓展国内客户很困难，“相当于每个人都是这方面的文盲，得去扫盲、普及知识。”

2018年，欧盟和美国部分大城市提出自己的“限塑令”方案，建议禁用塑料吸管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并设置了一定时间的缓冲期供餐饮企业和供应商转型，对可降解材料产品的外贸需求因此大幅上升。从那时起至今，汇盎的营业收入大约每年翻3倍。

2020年国内的限塑令下达后，随着疫情的影响消退，下游用于备货的订单量迅速上升，加速了上游的节奏。更多的国内客户和更多元的定制化需求，倒逼供应商在产量、工艺和配方上及时响应。

汇盎的吸管业务有10条生产线，1天的产能在500万根左右。今年，部分产线将搬到3000多平方米的自建厂房里，外贸和内销的比例将近五五开。

“之前最多生产直径6毫米的吸管，现在因为奶茶品牌多，变成12毫米的粗吸管最多。国外也会有12毫米吸管的需求，因为中国的茶饮产业走出去了。”杨昊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还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辅助设备上面，例如纸包装设备，因为客户要求吸管包装更高级了，“有的连包装也要做防水淋膜，为了外卖时不让冰饮上的露水渗进去。”

过去，新材料产品供应商和传统材料产品供应商是对立的。杨昊回忆，一家企业基本不可能两种都生产，因为新材料被认为是“抢饭碗的”，不能“自己打自己”。风向变动后，一些塑料制品供应商选择转型，增加或改造了可降解材料制品的产线。

市面上的代表性吸管对比

国内吸管龙头企业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为了备战“限塑令”，公司从2020年3月开始全面升级厂房、设备，6个生产车间里只有半个生产传统的塑料吸管，剩下全部用于生产纸吸管和可降解材料吸管。2020年第四季度每个月的产值都有40%到50%增长，目前可降解材料产品已经占双童整体销量的一半以上。

杨昊介绍，生产一次性吸管，要经过原料预烘干、融化、挤出、定型冷却这几个步骤，工艺不算复杂。而产品生产商向原料生产商购买的是可降解材料颗粒，原料配方也主要来自原料生产商提供的现成“上架产品方案”。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原材料。自从限塑令的风声出现，可降解材料的整体价格上涨。纸吸管的原料纸浆，主力期货自2020年11月的约4500元一吨一路上扬，到2021年5月一度上涨至约7100元一吨。PLA2018年时的成本价为1.8万元一吨，到2019年年底就已经涨至3万元一吨，在2020年曾逼近5万元一吨，现在稳定在3万元一吨。

2021年1月，汇盎发布了产品调价公告函，称“因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公司全降解生产材料成本攀升”，将全降解原材料和成品膜袋产品价格每吨上调1500元。这样的提价发生在全行业。

各类可降解材料一时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供应的不足还将持续。华安证券研究院预测，中国可降解塑料总消费量在2021年或将达到117万吨，而2019年全球生物可降解塑料产能不过在110万吨左右。“PLA的全球市场增长，约每3到4年增长一倍。”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生物塑料首席科学家甄光明对《第一财经》杂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