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暴雨调查

作者: 王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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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一列高铁逃离暴雨中的郑州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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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郑州东站地区内涝航拍
河南暴雨调查2
7月21日,郑州金水路与东三环路口帮助过水车辆转移到安全位置的叉车师傅
河南暴雨调查3
7月21日,郑州金水路与东三环路口的郑东市政养护排涝抢险队伍
河南暴雨调查4
7月21日,郑州金水路与东三环路口引导交通的交警队伍

亲历者说

“我险些也被困在地铁5号线”口述者:Cora,32岁

周一(7月19日)的时候,雨下得还算正常,我照常从家里骑20分钟电动车到地铁站去上班。周二早上,雨就下大了,我打车到了地铁站,大家也没当回事。我的老家在焦作,那边7月16日因为暴雨已经下发了全面停课停工的通知,但郑州的市民一直在上班。下午4点左右,办公室通知可以提前下班,但我的工作没做完,所以没有马上回家。

我坐在办公室里,注意不到外面的情况。4点40分左右,我们听说2号线停运了,大家才觉得情况不对,公司领导又过来催促下班,我就决定回家了。刚走到楼门口我就震惊了—我身高1米65,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等我走到大马路上,要过红绿灯时,水已经到大腿了。

走了几百米到达5号线的地铁站,那个时候5号线在这一站仍在正常运行,我打算坐到黄河路站换乘,结果地铁刚到它的前一站“省人民医院”就直接宣布线路停运。那时候是下午5点30分。

车上的人并没有恐慌,谁都想尽快到家,一开始都不愿意下车,但广播在催,站台的工作人员也进入车厢里劝乘客离开。后来才知道,5号线停运,是因为积水冲垮了挡水墙,已经淹了轨道。受困最严重的海滩寺街站和沙口路站,距离省人民医院站只有三四站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我差一点也会被困在地铁车厢里。

出站之后,我尝试就近订个酒店,结果发现酒店停水停电而且房间全被订完了。最后我还是决定骑共享单车回家。那段路平时骑车,大概要半小时,但我这次足足花了三个小时,很多路要逆流而上,根本骑不动,只能绕路,有个大致的方向就行。这样骑了两个小时,路上实在太黑,根本看不清路,我不敢再骑车,只能步行,直到晚上9点钟才到家。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让人动容和难受的画面—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看到了好多去接小孩回家的父母,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水里走,还有一些父母把小孩装在盆里推着走。

“最危险的是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水流很急,大家就会互相帮扶着过去。”

如果走到那种老街区,比如农业路、文化路这些地方,水真是非常深,基本能淹没下半身。最危险的是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水流很急,大家就会互相帮扶着过去。我记得我前面的两个女生,互相都不认识,还是扶着彼此一起过马路,这些是很让人感动的。

以下这组调查报道,试图还原今年7月下旬河南遭遇特大暴雨灾害的72小时里,普通人如何脱困,气象预报系统是否失灵,以及如何理性看待“海绵城市”的基建意义。

“花钱住酒店,不如买张车票回老家”口述者:小郑,26岁

7月20日早上6点多,我打开企业微信时收到了暴雨红色预警。前几天下雨也就是蓝色预警、橙色预警,所以我还纳闷—因为从前几乎没见过红色预警。下午两点半后雨势变大,我看到公司楼下的路面开始积水。四点的时候,领导通知大家能走的就提前下班,现在想想我真的感谢领导催着我们 走。

事实上,在上周四(7月15日),我下班时因为赶上一场阵雨,途中有1公里的路程堵了45分钟,另外我还遇到一段很深的积水,没过我那辆SU V的车轮。眼看着前方水里有十几辆熄火的轿车,我鼓足勇气第一次涉水开车,有点儿侥幸,前面两辆公交把两旁水波冲开后,我紧跟在后面缓慢开着,真的像开船一样,明显感到车身漂起来了。虽然最后安全度过,但我事后觉得还是太危险了,以后不能这样。

所以公司领导宣布提前下班,我的第一反应是住酒店,但附近是商业聚集区,好一点儿的酒店要500元一夜。我想了想,这还不如坐趟高铁,一小时车程就能回到驻马店的父母家,来回车票只要200元。

我的公司位于5号线康宁街站,距离郑州东站只有一站路。到了郑州东站,候车大厅里全是人,大部分都在办退票和改签,80%以上的候车信息牌都因为断电而无法显示。我买到了下午5点50分出发的G1215次高铁,直到听到有两个检票员在进站口举着大喇叭喊这个车次号,我才确定是自己要坐的那趟车。事后我听朋友说,G1215次高铁发车后不久,整个车站都停运了,我很震惊,也比较幸运吧。

停电加上漏雨,车站的清洁工一直在拿桶接水和清扫地面,大厅里的旅客并没有显露出过分的焦虑。购票厅外的天台上聚集的大批人,望着下面的车站广场因积水而变成汪洋大海。后来在火车东站有玩具店倒塌、合唱团滞留演唱……这些混乱场面,我是凌晨刷微博才看到的。

我坐的这趟列车最终抵达驻马店仅比预计时间晚点了几分钟,能感觉到没出市区前,列车开得慢,驶离郑州后,雨小些了,列车就开始提速了。

我在驻马店下了车之后,其实外面还在下雨,但是很小。我到家后发现父母还在外面吃饭,我给他们拨了一个视频报了平安。感觉这场暴雨对驻马店的影响不大,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我走得很及时,不然损失惨重。

“40公里/小时的高铁返乡记”口述者:陶子,26岁

这趟旅程的起因,是我想回河南漯河老家看望奶奶,没想到却和全省人民一起经历了这场据说千年难遇的大雨。我7月20日下午四点半从北京乘坐G519次高铁,按计划应该在晚上20点21分到达漯河。在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人—当时很多列车都显示停运了,也有很多火车折返了,而我这趟车还是从北京按时发车了。那时候我已经得到消息,河南一直在下雨,但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8点53分,列车因为前方安阳站有大雨而临时停靠在邯郸—这是G519时刻表上未显示停车的站点,我开始感觉事情有点严重了。高铁通过安阳站之后,车速就限速在40公里/小时以内。

我特别机智地找乘务员买了一个西瓜,当时想着如果真要在车上待10个小时,就要靠西瓜给我补充糖分了。火车艰难地到达郑州东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当时我还特别激动地发了朋友圈,以为火车能进郑州站就说明车站已经调度开了,接下来我有希望能回家了。

但火车在郑州东站又停留了半个小时。站台上有很多滞留旅客冲上了我们的列车,找列车员办了补票手续,车站断网无法扫码支付,乘客又没带现金,这是整段旅程中唯一让我感觉混乱的场面。

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我感觉中国老百姓突然间变得淡定了,尽管晚点很久,列车长也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没有抱怨。

从郑州东站到许昌的这段车程原来只需要20多分钟,这次开了3个小时,许昌距离漯河还有70公里。按照前面几站的遭遇,我估计还需要两小时才能到家,结果刚睡了20分钟就被人叫醒,漯河到了。

我一脸蒙地收拾东西下了火车。一起度过了14个小时,我和这趟高铁都快产生感情了,我向工作人员道谢,她们真的是最不容易的。火车在站台只停留了一分钟,就按照正常高铁的速度开走了,这才是中国高铁真正的速度啊,我当时都快哭了,我知道这趟车已经恢复正常了,一切都正常了真好。

漯河也是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地区之一。下火车后爸妈来接我,开车本来9分钟的路,也绕了十几分钟,个别区域的积水已经没过车的排气管了。但这还是在城里,大多数路段排水系统还是很好的,受灾更严重的是农村。我今天(7月21日)开车去周围的乡村转了一圈,蓄水沟的水都漫出来了,农作物被水泡着,可能会淹死,后面也可能会有病虫害,农民的损失可能很大。

“海绵城市”试验背后的经济账

一场特大暴雨灾害,让很多普通人学到了一个新词汇—海绵城市。

外界关注到,郑州是河南省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之一。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郑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7-2030年)》,郑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区范围包括主城区、航空港、西部新城区及东部新城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总计1945平方公里,投资规模超过500亿元。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也称“水弹性城市”,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方向之一。简单来说,是通过降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和排水”等一系列流程,将70%的雨水就地消化或利用,以减少城市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但是,建设“海绵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减低城市被中等及以下降水影响形成内涝的频率,而非应对极端天气。一位参与过郑州海绵城市项目规划的专家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这次降雨量太大了,都是自然灾害了。任何设施建设都是有一定标准的,超过这个没办法。”

为什么1.5℃温控目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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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公益机构创绿研究院的郭虹宇在接受《第一财经》杂志采访时指出,城市很难以“海绵城市”建设来完全消除极端天气的危害,而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全部达到能够抵御这类“千年一遇”极端灾害的水平,将耗费极高的成本。

限于中小尺度系统的预报,气象部门只有在临近时才能做到精确的预警,这也要求社会响应的效率和防范的意识逐步跟上。郑州的暴雨已经敲响了警钟。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防洪与排水分属水利与市政两个部门。遇到汛情,防汛工作由两部门合作完成,然而双方各有防洪排涝设计标准。防洪排涝标准在设计上参考的主要指标是“重现期”—通俗来讲就是这么大的雨量,多少年出现一次,是一个概率数据。排水重现期一般会按照城市等级和人口密度取值,按照国家颁布的《防洪标准》,一般小城镇按十年一遇,大中城市按百年一遇,特大城市或重要城市会按两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计。

“我一脸懵地收拾东西下了火车。一起度过了14个小时,我和这趟高铁都快产生感情了。”

地理位置也是影响重现期的重要指标—位于沿海、平原和湖洼地区的城市防洪等级通常会更高。“河南作为较干旱的少雨地区,基础设施承载力低,地方政府在防汛排涝方面的资金投入也相对低,遇到极端情况无能为力。相比之下,受地形和地理位置影响,位于长江水系和洞庭湖畔的岳阳经常遭遇洪灾侵袭,这类城市防洪标准高,应对灾害的经验也更加充足。”一位湖南岳阳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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