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与《王琰帖》

文/刘涛( 草书《三月帖》(大观帖本) )

两次到故宫博物院看《伯远帖》原迹，难得的机会，都在故宫特别的日子举办的特别展览上。面对晋人的笔迹，那层厚厚的玻璃，挡不住古帖纸墨散发出的历史幽光。盯着47个行书字，一遍遍地看，感受放笔直书的锋棱转侧，欣赏笔画结构的晋人风流。

《伯远帖》幅面不大，纸本，故宫博物院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著录的尺寸是，纵25.1厘米，横17.2厘米。这是王珣（350～401）写给某人的尺牍。第一行提到的“伯远”，徐邦达先生著录时没有查到，故说王珣兄弟辈中没有字伯远的。其实有，这是王珣堂弟王穆的表字。宋朝汪藻《叙录·琅邪临沂王氏谱》记载:“（王）穆，（王）劭子，字伯远，晋临海太守。”《晋书·王导传》说他是“临海太守”，育有“三子”，仅此而已。《伯远帖》里，王珣夸伯远是“群从之宝”，堂兄弟中能成大器者;体弱多病，只愿闲居优游，因为出任官职，不能按自己的愿望生活了。这些内容，都不见文献记载。帖末“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四句，是对收信人而言，意思是:分别如在昨日，却类古今;远隔崇山峻岭，不能前往拜望。王珣在尺牍中道家事，行文遣词亲而敬，收信人与他应是同辈人。

王珣的行书，笔画沉厚，翻笔多，顺势起落，萧散自然。字态多取横张之势，“远”、“”的长捺横卧;“亻”旁、“彳”旁的撇画与竖画不连;结字不如王羲之那样遒劲。清人和前人一样景仰晋人的书迹，对《伯远帖》评价甚高，称其“纵任自喜，古雅有余”;对于王珣不及王羲之的那一面，则说成“力变右军父子”，或曰“尽脱王氏习气”。

王珣的墨迹，北宋后期存有《伯远帖》和《三月帖》，都藏在内府。《三月帖》是草书，笔势翻转连绵，颇似王献之，北宋初年的《淳化阁帖》（卷二）收刻，但不及徽宗《大观帖》刻得精细。“靖康之难”以后，《三月帖》墨本销声匿迹，《伯远帖》在民间辗转流传。几百年后，《伯远帖》献进清宫，成了乾隆皇帝的“三希”之一（另两件墨迹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这位风雅皇帝以为他的“三希之宝”都是晋人真迹，事实上，《快雪时晴帖》是唐摹本，《中秋帖》是米芾节临王献之《十二月帖》的写本，今天鉴定家只认《伯远帖》是真迹。

《伯远帖》的“真迹”身份，我有点怀疑。第二行上端的“期”字，右边“月”的第二笔写得很反常，转折后往下写，理应纵笔直下，那竖画却有接笔，相接的部位很反常，而且是错位相接。我曾以为，这个错位是因纸张残破所致，在故宫仔细观察原件，此处纸面不残也未破。王珣写行书，运笔很快，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常之笔？揣测《伯远帖》是摹本，大概摹写的底本有残缺，后人一摹，才出现错位的接笔。为此，先后与几位同行商讨，有的说王珣写到这里时迟疑了一下，有的说是纸皱造成的，均未能消除我的疑窦。后来读到清朝吴其贞《书画记》，说《伯远帖》是“唐人廓填”。这个问题，没人深究。

( 东晋王珣行书《伯远帖》 )

王珣生活在东晋中后期，一代名臣王导之孙。父亲王洽，比王羲之小20岁，是隔了几房的同辈。王洽推崇王羲之书法，他说，要不是王羲之“俱变古形”，恐怕他们还在师法钟繇和张芝。这句话，王珣的孙子王僧虔写到《论书》里，成为我们确认王羲之书法“变古制今”的重要依据。王羲之投桃报李，回信夸王洽:“弟书遂不减我。”王洽能写多种书法，尤善草书。王珣、王珉兄弟，又和同辈的王献之保持着良好关系。谢安去世，王珣不计谢安绝婚的前嫌，入都吊唁，先到族兄王献之家里征询意见，然后才去谢家“哭谢公”。王献之和王珉都做过中书令，是前后任，年龄一大一小，于是献之有了“大令”的徽号，王珉则称“小令”。书法上，献之把王珉当竞争对手，曾经调侃他:“弟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献之自比骏马，喻王珉为骡子，指其书法名望上的差别。“骎骎”，是指跑得很快的样子，王献之这样说，好像王珉意欲超过他。王献之擅长行草书，王珉以行书见长，据王僧虔说，王珉的笔力胜过献之。

王珣以“才学文章”见称，虽能书，但书法及名望不如其弟王珉。到了南朝宋、齐时代，他的孙子王僧虔（426～485）成了当时无人可比的大书家。王僧虔父亲王昙首（394～430）是王珣幼子，王珣52岁去世那一年，昙首才8岁。王珣有过婚变，原配夫人是谢家女，后来两家闹矛盾，谢安干预，谢氏与王珣离异。王珣另娶之后生了王昙首。

( 《竹林七贤图》（局部）反映了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 )

王僧虔生活在宋、齐两朝，藏有许多汉晋名家书迹，能识读古篆，著有《论书》与《书赋》。他擅长楷书，书法名望极高。名高可喜，也招来麻烦。宋孝武帝喜好书法，欲擅书名，与王僧虔争名分，他不敢显迹，而写字的事又避免不了，只好用拙笔写字，自残其书，长达七八年之久。

他有三件楷书帖传世。《刘伯宠》、《谢宪》二帖是刻本，刻入《淳化阁帖》（卷三）。这两帖，皆以“臣僧虔启”开篇，末有“谨启”，前后呼应，不是常见的尺牍，而是启一类的公文。南朝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奏启》告诉我们，曹魏的公文中始云“启闻”，或在奏表的末尾云“谨启”，此种公文形式是由汉朝奏、表这两种公文书变异而来。晋朝以至南朝，盛行启这类文书，用于“陈政言事”，或者“让爵谢恩”。《刘伯宠》、《谢宪》二帖都是“陈政言事”之启，篇幅长于《王琰帖》，书法却不及。

( 南朝王僧虔楷书《王琰帖》 )

《王琰帖》是唐摹本，纵26.3厘米，下端有火烧的焦痕，乃《唐摹万岁通天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中的一件。原无单独帖名，明朝无锡人华夏将《唐摹万岁通天帖》刻入《真赏斋帖》后才命名《王琰帖》。此后又有《太子舍人帖》、《在职帖》的别称。此帖第一行顶格写“太子舍人王琰”，按现在的书信格式，很容易理解为王琰是受件人，其实这是一件荐（授）官的文牒。虽然末行署款“王僧虔启”，却不是启，所以文书格式也不同。《王琰帖》4行33字，文字不多。说及“太子舍人王琰”希望外放到江州或郢州所辖的“小郡”任职，理由很简单，因为“家贫”。这类例子很多，东晋卫夫人之子李充，南齐张融，皆出身名门，当时知名书家，他们要求离京做地方官，皆以“家贫”为由。说及王琰，《南史·范缜传》提到一位，他参与过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的“神灭之争”。他讥刺范缜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机锋甚健的范缜毫不客气:“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这位王琰出身太原王氏，不知是否王僧虔在《王琰帖》里提到的那位王琰。

《王琰帖》多用侧锋，笔调活泼;姿态秀整，有横张之势，接近王献之行楷《廿九日帖》的体态。但笔力柔和，不及王献之方峻。时人常把王僧虔和王献之相提并论。宋文帝看到他书写的素扇，甚至说:“非惟迹逾子敬（王献之），方当器雅过之。”王僧虔的楷书祖述王献之，但唐朝人认为，“宜有丰厚淳朴，稍乏妍华，若溪涧含冰，冈峦披雪，虽甚清肃，而寡于风味”。

王珣、王僧虔生活在“二王称英”的年代，“二王”的笼罩成了他们共同的宿命。但“二王”书法只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而非全部。在《伯远帖》和《王琰帖》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羲献父子以外的名家风流。 中国古代史书法王琰帖王僧虔伯远王献之王琰伯远帖王羲之王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