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口战役:中日第一次大规模山地作战得失
作者:蔡伟( A 怀来汤恩伯司令部和张家口到青龙桥一段平绥铁路是日军飞机轰炸重点。中国军队火车每日仅能往返一次,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增援。
B 为了防止日军利用平绥铁路,青龙桥的铁路涵洞已使用机车堵塞,从青龙桥到南口的铁路和桥梁也几乎完全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几乎攻克居庸关,但最终未能抵达八达岭。
C 居庸关是中日交战最猛烈处之一。因为占尽地理优势,在反复拉锯中日军伤亡惨重,居庸关阵地最终屹立不倒。
D 如果不是中国军队武器上的劣势,南口得天独厚的险要地形,日军几乎难以逾越。尤其是日军的轻型坦克,被认为非常不适合在山地作战,被中国军队击毁和缴获多辆。
E 日军迂回南口西部山地可视为在关沟一带挫折所致。在白羊城和黄楼院一带的激战中,中国军队曾击落日军侦察机一架,这才知道当面日军的确切番号。
F 850高地和骡子圈一带是13军4师大防御阵地。双方在海拔近千米的荒山爆发残酷的反复拉锯。不知是巧合还是军心动摇,日军在第4师和晋绥军72师换防时突然占领850高地。今天在850高地,长城小站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多年勘察,已经找到中国军队当年的阵地工事。
G 一条今天已经没有名字的荒沟连接着镇边城和数公里外地水头村,明代的边墙正好从村南越过。这里有一条和镇边城——横岭平行的山谷,中国军队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设防。第89师师长王仲廉初抵怀来后,曾在当地老人哪里了解到,过去八国联军曾从这条山谷抄袭中国军队后路。由此感慨“案头作战计划,全属纸上谈兵”。想不到仅仅两周后,日军竟然再次在水头村和十八家的沟谷抄袭中国军队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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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
中日军队正式接触交火是在1937年8月8日,地点位于南口镇及周边的龙虎台、得胜口一带。佟麟阁将军纪念馆馆长訾贵江的父亲訾安春当年是汤恩伯13军89师补充团通信营的士兵。当时訾安春所在部队从绥远丰镇、集宁一带乘火车,经平绥铁路(北平到张家口、包头)抵达青龙桥,之后步行到青龙桥、南口、得胜口、苏林口一带接防29军刘汝明部队的阵地。京北八达岭一带长城防线历来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关口,日军占领平津后准备沿平绥铁路西进察哈尔,南口这个八达岭长城体系的后方城池于是成了中国军队抗击北犯日军的第一道阵地。
从南口收费站出八达岭高速,100米后左转上110国道,很快就抵达南口城。因为京张铁路建成后修建南口火车站,老南口城如今“没落”成小小的南口村,但它的地理位置当年却是军事防御上的不二之选。南口城紧邻沟口南侧西大岭下,紧锁关沟最南部的防线。和八达岭、居庸关以条石为基础、用青砖修建的高大城池不同,老南口城城墙用香瓜大小的鹅卵石在条石的基础上垒成,规格远不能与八达岭、居庸关相比。显然,如果敌军攻到南口城下,意味着地势更高的八达岭和居庸关已经失陷,关沟地势最低处的南口城显然是守不住的。此时该在村北口两座山上的烽火台点起狼烟向昌平报警。
中国军队当时并没有过多利用南口价值不大的城墙作为防御工事。从南口村北口西崖上烽火台遗址观察,南望是平坦的京北平原。燕山山脉从东西两翼向南口城方向收拢,形成一个双臂环抱的巨大喇叭口状平原。20余米高度的小丘——龙虎台位于沟口南面1里处正中。当时防守这一带阵地的是参战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13军89师。《陆军89师南口之役战斗要报》记载,该师8月1日乘火车沿平绥线前往怀来和青龙桥。5日步行前往南口接替了刘汝明部29军2个营的防线。时任察哈尔主席的军阀刘汝明对日本的军事威胁此前没有任何军事准备,守军没有构建任何防御工事。当时活跃在南口战场的《国闻周报》记者方大曾伤感地写道,南口当地“有的只是民国十九年民军与奉军作战的痕迹而已”。
89师居高临下地在南口村北两座山和关口内构建了阵地,龙虎台则设立了观察哨。南口城两侧全是高耸的岩石秃山,多数地方坡度陡峭。訾安春后来说,他们的部队根本无法在山上修建有效的工事掩体。
( 1938年春,八路军战士在华北浮图峪长城阻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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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把最精锐的89师放在第一线隘口与日军进行山地消耗战,情非得已,但依旧兵力不足。1937年8月9日~11月9日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各项会议纪要》是了解中国军队实力的最权威资料。汤恩伯当时的13军拥有3个师,各师兵力和人马都远远超过其他军阀部队。其中王仲廉89师共4个团(529、530、532、533团),计有军官666人、士兵11851人,配有2599匹马,参战人马和武器装备在所有中国参战各师中都排名第一。汤恩伯的部署是529团防守南口,530团防守得胜口,532团和533团则在居庸关一带后方梯次防御。89师罗芳529团和谭乃大530团约5000多兵力把守从苏林口、南口到得胜口一线绵密崎岖的高山谷地,直线距离长达15公里,实际距离则倍增。这样分散兵力,平均算起来,每公里战线只有300多人。
这就是1937年8月中国军队的窘境。明代营造了数百年的长城防线,从没想到过敌人有一天会从北京城的方向打过来。刘汝明此前甚至担心中央军侵入其势力范围而拒绝其入境,对于日本人则任其在张家口一带活动,丝毫没有经营构建对抗日军的工事。即便如此,日军在8月12日开始对南口的大规模进攻时还是颇有多点试探的意味。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以来,日军并没有同中国正规军进行大规模山地作战的经验。89师参谋长吴绍周等许多参战人员都提到日军进攻的特点:先用空军和火炮对中国军队阵地轰击,然后派遣少量骑兵和步兵前往侦查,通常直到发现鲜有生存者后,才开始由坦克掩护步兵进攻。
( 1937年8月,进攻南口的日军一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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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沟
1937年8月12日,日军对南口、虎峪、得胜口和苏林口开始大规模进攻。同一天日军上千人还从南口西面的白羊城迂回,与中国守军第19团激战,显示出日军试探中国军队阵地薄弱环节的意味。《第二战区各项会战纪要》记载,14日日军30余辆坦克冲入南口,中国守军外壕几乎被填满,“罗芳团全团殉难”。在日军炮火遮蔽封锁中,中国军队固守的阵地往往成为山地中的孤岛。弹药、人员补给难以运到前线,前线的战况后传也难以通畅。529团团长罗芳的掩蔽所被炸毁后,89师师长王仲廉就曾未经核实,向位于怀来指挥所的汤恩伯发报,以致南京、上海各大报纸登出“罗芳全团殉国”的消息。
( 陈长捷
在奉傅作义之命出发前往南口前,陈长捷曾对官兵训话,直言“我们中国军人过去作战都是罪孽,这次能奉命对外战争,正是我们对国民赎罪的机会。如果能有相当胜利,那是我们赎罪的表现。如果再不能为国家卖力,那就不能算人”。晋绥军战斗力虽比中央军逊色,但在850高地、骡子圈的战斗中也付出重大牺牲。陈长捷手下张世桢团长刚刚抵达,便投入到夺取850高地的战斗,并在战斗中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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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方向日军攻击的重点是两侧高山。中国军队虽然居高临下,日军的炮弹则从更高的空中不停地坠落。战场上双方交火从来是,谁有射程更远的武器,对方便难有还手之力。南口两侧高山高度约在500米以上,许多地方坡度几乎超过45度。我军阵地本来对南口战场一览无余,理论上来说,枪弹俯射下日军几乎无处躲藏,绝对易守难攻。然而89师仓促赶到时,仅有的两个炮兵连几乎没有几门炮能搬运上山头,以构建合适的阵地。少数小炮运抵阵地后甚至发现不能使用,弹药数量也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日军不但有大量适合山地作战的山炮和灵活机动的掷弹筒,还有通过铁路运输机动队的铁道重炮,空中则更是日军的天下。89师部队仓促抵达不过3天,虽然抢先占据了南口周边险要地形,却因山头岩石累累,根本无法临时修建抵御重炮的工事。为此中国军队通常临时挖两个人的散兵坑,为的是避免日军一发炮弹打死过多的人。一方面日军进攻尽在中国军队眼底,另一方面守军也几乎完全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只要守军没有全部牺牲,战斗往往最终被迫以肉搏决出暂时胜负。
南口山地的特点是坡面陡而长,从最近处的山顶到沟底,距离基本都在300米以上,而山顶往往有一段平坦的顶面。中国守军当时对山地作战缺乏经验,重要一点就是阵地配备缺乏纵深。每一高地往往仅占领山顶及其棱线,对于山麓、山腹及高地反斜面未能尽量利用,以形成梯次火力。不过经验很快从实战中获取,89师副官主任苗秀霖说,此后中国军人改变应对日军炮击的对策,开炮时去棱线后隐蔽,只留下少数监视哨,炮火停止后士兵才开始进入阵地。
( 刘汝明
身为西北军将领、后来被国民政府封为察哈尔主席的刘汝明,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时却试图阻止中央军过境。刘汝明对此的理由,除公然怀疑中央军夺其地盘,更认为中国军队不入察哈尔尚可与日军苟合,一入察哈尔则日军必将进攻。刘汝明对国人的封锁,甚至迫使他当年的上级高桂滋为说服他,不得不化装潜入张家口设法与其见面。对于日本人,刘汝明却没有丝毫限制,任其往来自如。为此,范长江当年在报上愤怒质问:“我们不知张家口为何国土?刘汝明究竟为何国军人?”南口战役中虽然日军最后从水头村迂回突破,最关键的转折点却是刘汝明作战不力,延误战机,让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占领张家口。此举导致平绥铁路被切断,彻底断绝了南口战场中国军队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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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顶棱线往往有条状平坦地带,中国守军通常乐于在山顶构建工事,但从山顶向下到沟底,射击距离通常会超过1里地。重机枪过早地射击不但浪费弹药,还过早暴露火力点,遭到日军火炮重点轰击。而日军无论对真目标还是假掩体,一律采用轰塌为止才进攻的战术。尤其日军用重炮发射空爆榴霰弹,对于阵地构建简陋的中国军队杀伤颇大。战后中国军队总结经验,认为步枪和轻机枪的射击应该在两三百米内才能开火。在山地作战,这个距离也许仍旧过于遥远。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弥补火力不足,多在50米内才开火。南口战役几个月后,火力比中央军更差的八路军在平型关设伏。从伏击阵地到乔沟沟底日军通过的道路,直线距离仅30米左右。
日军的火力优势并没有完全抵消地理上的不利。伤亡惨重的日军在8月15日得到酒井旅团增援,开始用重炮轰击南口阵地右翼高地。3000发炮弹,基本上把汤恩伯13军89师532团队第3营“全营轰灭”。人员和武器的残酷消耗,考验着双方的后勤能力。
汤恩伯的总指挥部当时设在怀来县,从怀来到南口的距离今天大约是50公里。为防止日军利用,中国军队当时已将平绥铁路关沟一段每隔200米拆毁一段,铁路桥则拆毁8座。青龙桥詹天佑修建的八达岭隧道也用火车机车堵塞。从怀来乘火车只能抵达青龙桥车站,因为日军每日上午轰炸,火车一天只能往返一列。从青龙桥前往南口前线的十来公里道路只能通过步行和骡马运送。站在南口村北端,北望宽阔的关沟,公路、铁路一览无余,北面居庸关城墙清晰可见。由此从南口到居庸关不过约6公里的直线距离,日军大多数炮火都能轻易覆盖。从后方到前线不过50公里距离,中国军队的补给却已经达到极限。
从昌平到南口的距离则不过5公里。8月12日晚23点,日军从昌平火车站开来一列火车,约有20余辆车皮运载增援日军在南口火车站下车后直接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日军还用载重汽车往返昌平和南口之间投入增援部队。从战场而言,中国军队仿佛一条伸直的胳膊,只有抵挡之力,日军则是收拢的胳膊,具有更强的攻击力。
不过随着日军在关沟内的进逼,补给问题开始同样出现在日军方面。关沟南北约20公里长,地势北高南低。日军在这样一条两山相夹的“胡同”内仰攻,越是打得深,后面战线则越长,不但补给困难,后方受到的威胁也更大,中国军队不时从侧翼的反攻使日军伤亡惨重。在关沟第二道防线居庸关阵地多数被日军突破时,日军的攻势却在这里缓和了下来。
居庸关一带长城两翼包围,冷兵器时代用于防御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说确实是万夫莫敌的天险。附近的水口长城更是沿着超过60度的山脊几乎垂直拔起,与南口相比要险要得多。居庸关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沟口城池,长城从位于沟底的城门一直延伸到两边高山,当时中国军队虽然一度失去沟底的关口,但后方敌军重炮射击不到的阵地依旧固守。从南口到关沟最北口的八达岭,十几公里关沟的海拔从南向北步步升高,居庸关后还有地势更高的青龙桥和八达岭。所以,日军付出重大代价缓慢前进,得到的态势是在一条险恶的山沟里越走越深——如果两侧高山不能完全占领,继续北进,后方的山谷将会是中国军队袭击的绝佳地点。更何况这类山地阵地战“绞肉机”的特点,倒更符合中国军队消耗日军兵员的意图。直接指挥南口战役的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开始把攻击方向转向南口西部山地的白羊城、黄老院、镇边城一带的长城隘口。
850高地和镇边城
从南口镇西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宽阔谷地,由此向北,有多条浅谷翻越长城抵达怀来。白羊城、黄老院一带沟谷相对狭窄,由于距离南口较近,迂回的价值不大。从更西部的长峪城和镇边城—横岭城一带,山沟相对宽阔,尤其是镇边城—横岭城一线,谷底平缓。从该线路向北出山后,怀来就在15公里外,对日本骑兵部队来说不过是1个小时的距离。
89师师长王仲廉在《征尘回忆》中特别提到,南口战役中出于兵力不足的考虑,他对南口西部山地防御的担心。王仲廉当时特别在怀来城中找到一位80多岁、亲历过“八国联军”进攻南口战争的老人。老人说:“德军进攻南口,是先迂回镇边城,抄袭怀来城南之十八家,截断我南口守军归路而成功的。”王仲廉回忆自己当时有些不解,因为镇边城是长城的隘口,山谷和山岭上有明代修建的多重城墙和城池,应该是山岳险阻,工事林立,难以逾越。老人回答说,明朝修建的边城早就破败不堪,连德国军队的大炮都可以通过,何况兵员。
今天从下花园往南,平整的415县道笔直向南扎入城墙一样兀立在官厅水库南部的山地。进山第一个村落就可看到烽火台,村南逐步升高的阶梯状山脉呈U形向北环绕,接踵而至的明代大营盘城是御北的第一道防线。继续深入山谷,中部设有横岭城,山谷南口建有镇边城,形成类似关沟中八达岭—嘉峪关—南口的3道防线。远处山岭山脊线上乳头状的凸起,正是明代边墙的烽火台。长城从八达岭一带从东北向西南山地绵延,一直延伸到长峪城、镇边城一线。中国军队在此设防,同样有险可守。
最险要之地,就是瑞云乡镇边城西南的骡子圈、850高地等长城防线。镇边城71岁的老人张世蓁说,当时这一带主要的仗就是在850高地打的。张世蓁指指村子东南大约1公里处的高山,那个名为850高地,或称为石猴岭的高山几乎被村民遗忘。除了极少数长城“发烧友”,平时村里人多少年也没人上去过一次。中国军队在南口西部山地的部队,是13军王万龄的第4师,防线从长峪城、黄老院一带的长城一直延伸到镇边城这一带。当时《大公报》记者、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孟秋江8月21日在怀来前线,曾看到由驴子、打车、挑夫组成的运输队在给前线输送弹药。中国军队并非完全没有汽车,不过汽车只能运抵镇边城—横岭城一带山沟的北出口。此后的十几公里山路则开始用人力畜力完成。
张世蓁说,当年晋绥军就是从那里反攻占领山头的日军,结果伤亡惨重。孟秋江在当时报道850高地一带中日军队的争夺战时写道,日军在猛烈炮击后开始冲锋,中国军队使用手榴弹还击。由于火炮完全被日军压制,很少还击,中国士兵唯有大量依靠手榴弹作为爆炸武器。人力运输不但无法保证充裕的弹药,连士兵们的饮食保障都成了问题。当时大量装备的山西制手榴弹个头很大,每个士兵只能背得动两枚。至于少量火炮,因为害怕日军回击而在山地无法转移,基本上不敢发射。850高地的失守戏剧性地发生在晋绥军接手伤亡重大的中央军第4师时。日军部队正好发动进攻,而据晋绥军72师师长陈长捷回忆,第4师官兵急于撤退,导致850高地在晋绥军尚未接手时被日军占领。
地图的秘密
中国历代京师告急,多有外地军队“勤王”。北平虽然已不是首都,在南口作战的中国军队却不是当地的29军,无论中央军还是晋绥军都可归于“客军”之列。日军也有一个旅团从朝鲜调来,其中还有被征用的朝鲜士兵。孟秋江写道,在中国军队的手榴弹反击中,“可怜被驱使冲锋的高丽人先吃苦头”。不过对于战场的掌控,日军因为拥有精确完善的地图而占得先机。
战后河南彰德第4师炮兵营长寄给国民党炮兵学校赵某一封信,详细描述了他所参加的南口战役中的作战情形。赵某提到了中国军队另一个被人忽略的致命命门——地图。本是中国山川,然而在实际作战中,中国军队对国土的熟悉程度却不如侵略者。日军对于中国地形地貌,自甲午战争后数十年间已经不间断地侦察和测绘,中国各地日本军人、政客、日侨和浪人,扮演职业和兼职间谍者数十年间从无间断。
72师师长陈长捷战后指出,该部8月18日早上开进长城沿线增援时,首先发现所见山川地形和地图全然不符,镇边城甚至被标识在永定河上游北岸。陈长捷提到,该部从汤恩伯处领到的地图,还是光绪年间绘制的草图,从未经实测。战地记者范长江在横岭城第4师师部时遇到正在那里向王万龄了解战局的陈长捷,特别注意到后者手头只有一张用红蓝铅笔注明的部队阵地示意图。实际上,晋绥军投入南口之役后,只有团级军官才能配给清代十万分之一比例的非实测地图,反之中国军队从一名被俘日军中队长图囊中发现五万分之一地图一份,就包括昌平(当时镇边城一带属于昌平县)和张家口一带共6张地图。所有这些军用地图都是在1931年“九一八”之前秘密测绘,图上连独立的房屋、长城上的石碉和砖碉都一一注明。
不知是否因此关系,中国军队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配置也显粗疏。中央军89师守南口,第4师和94师守横岭城一线的山地通道。分散防守本来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处处防守,处处失守。更要命的是,中国军队指挥官利用未经实测的地图指挥作战部署,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图上1厘米,实际距离则为1里。但在南口一带坡度陡峭的山地,这一距离通常会被放大。炮兵学校的赵某提到,往往地图上看似距离很近的阵地,实际上却相隔高山峻岭,往往导致一个连上百人要防守三四百米长的阵地,甚至出现一个班的兵力防守一个山头的情况。如此不但兵力完全不足,实际防守中守军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山峰、山腰和山麓进行梯级纵深配置。如此,中国军队最终还是让日军钻了空子。在镇边城西北,一条废弃的山谷小道通往数公里外的水头村,从水头村一条小道翻越长城向北,在名叫十八家的村庄出山,怀来基本就在眼前。
长城考察爱好者洪峰多年来数次考察过这一地形。当年日军正是由汉奸引导,从中国军队没有设防的这个谷地包抄到整个南口中国军队的后方,而那时怀来的兵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前线山地,近乎是一座空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吃亏的却总是不长记性的一方。洪峰说,这条山沟明代史料称为“唐儿庵沟”,后世因为荒废,连名字也湮灭。日军当时通过骡马运输,从这一已经荒废无名的山谷道路取得致命性的战术迂回。日军当年曾拍摄多幅在长城欢呼的照片,曾被认定是在攻破居庸关后所拍摄。洪峰说,经过数年寻找,他们已经寻找到日军拍摄这些照片的精确地点,正是南口战役中日军在翻越水头村附近的长城天险途中所摄。在洪峰提供的图片中,日军部队身后的长城上,果然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设防和战斗过的痕迹。
南口战役政治地理解读及中国军队主要将领作战意志
从政治地理上看,1937年中日在南口的战役几乎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南口战场的地理位置今天分属北京和河北怀来,1937年则是昌平和察哈尔。镇边城一带都还属于昌平县范围,日本人的地图上可能还会出现“满洲国”的字样。南口战场对峙的军事力量,包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日军,位于河北和绥远的中央军、晋绥军,以及察哈尔军阀刘汝明。中国名义上早已统一,实际却是军阀割据,东北和华北沦丧。刘汝明此时竟拒绝汤恩伯的中央军假道前往南口抗击日军。军阀内心政治地理的割裂,投射到民心则是国家概念的沦丧。日军对南口地形了解甚于中国军队,除拥有测绘精确的地图,还在于当地汉奸“多如牛毛”。范长江形容怀来汉奸之多,用“骇人听闻”形容。日军利用汉奸指示轰炸目标,包抄作战,而中国军队在当地却缺乏群众组织支持。汤恩伯曾令刘汝明在怀来的公安局长和县长清查怀来户口,两人却都溜之大吉。南口战役参战部队中,中央军、晋绥军、刘汝明部和阎锡山部将领的作战态度和精神,也直接影响到战局胜负。 中日抗日战争怀来北京长城南口战役第一次南口大规模居庸关刘汝明作战中国军队得失战役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