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工厂

( 15万立方米的煤气储罐内，751厂总经理季鹏(左三)等4人 )

烟囱的转义

装满煤炭的列车正在到达运输的终点，50年前，这里叫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动力分厂，代号751，现改组后名为“正东集团”。其党委副书记林晓燕说，当年工厂以数字命名，表明这里是军工保密厂，“7”代表电子工业。这片神秘的号码工厂是当时中国的“硅谷”，由三个大院组成:718电子元器件，774电子管，738程控交换机。751厂属于718大院里的六厂一所之一，作为动力分厂，一开始就负责这片电子工厂区的供电供热，后来才扩展到民用，“就像是大饭店的工程部”。

与煤气生产区的安静不同，相邻的热电生产区仍在如火如荼生产中，煤炭就是被运送到这里，为电子城周边供热供电。季鹏带记者走进上世纪50年代建的老热电车间，这里属于东德援建的第一批厂房，虽然机器设备已陈旧，但包豪斯风格的厂房仍高大，通透，可以想见当日代表新中国现代化样板的辉煌。老工人说，当时有一种形容说，“电子工厂是北京的美丽花瓶”。

“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建国初，毛泽东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着南边对当时的北京市领导说。郭沫若也曾赞美：“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这些理想与价值的典型表述也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原北京市城市规划院副院长董光器对记者说，建国初的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因此，毛主席提出要发展经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这一思想反映在1954年北京市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是建立大工业基地，其后苏联、东德援建了一大批工厂，“国字头”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由此形成北京东郊、西郊、南郊三大工业区。董光器说，工业的大发展在1957到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达到高峰，甚至连老太太们也行动起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工厂遍地开花，比如一个纺织厂就分散了十几处，把城市运输变成了厂内运输。

第一次对工业的冷静思考是在1959到1961年——北京规划与建设的“13年总结”。董光器说，当时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规划局趁城市建设处于低潮之机反思，指出工业过分集中在市区，造成“东郊挤，南郊乱，西郊大”:东郊被厂子塞满了，如炼焦化学厂，地下管网密布;南郊有很多易燃易爆工厂，大多因朝阳区外一次工厂爆炸事件集中迁至，对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北京市第七水源厂因此而报废;西郊首钢、电机厂、汽轮厂每一个都是个封闭的小社会。这种状况给城市交通、职工生活带来诸多问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工作用房与生活用房比例失调。1964年，规划局提出“突出首都功能，无关企业不能放在北京”。这一反思因不久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搁置。1973年“总规”重新修编，规划局指出重工业60%的比重过高，甚至超过了以重工业著称的沈阳。但“文革”后百废待兴，无法调整。

( 751厂展厅里展示的设计师郭培的作品 )

“到1980年，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有149个。但单方面追求门类齐全，而忽视了产业竞争力。北京的整个工业投资中，以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油化工冶炼厂、北京重型机械厂为主的重工业占88%。以首钢为代表的重工业对环境有影响，但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它。”董光器说，当时的中央高层提出北京应该成为“国际交往中心”，首次明确“重工业不要发展了”。然而，没有填补空白的好办法，重工业并未得到真正控制——首钢生产“明八暗十”，“对外称产量800万吨，实际生产1000万吨”。

1983年的“总规”第一次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专题列入，“治山治水、防治污染、兴利除弊、提高环境质量”。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工业布局处处长陈世杰指出，也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市开始了针对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市环保局每年都要出一本计划大本，列出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几百家企业，由工业促进局的前身——经委配合。但这一由环保部门主导的例行任务那几年来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从“计划大本”上删掉的名字大多数是“大跃进”年代建起的街道工厂，每年关停四五十个，计划经济下无法把棋做活。当时的一轻工业局局长崔治安回忆说：“政府没钱，银行不给贷款，工厂搬迁的钱从哪儿来呢？”

( 2007年11月，春夏时装周把25场秀放在了751厂房，占整个时装周走秀的50%以上 )

崔治安对记者说，80年代末，当时的副市长张百发曾站在城楼上数烟囱，指出哪些烟囱要拔，一轻局的玻璃厂、造纸厂、酿酒厂都在范围里——不再是谁的烟囱竖得高谁牛了。但这时，真正的撼动力量并非来自环保——北京市发改委工业处处长文献对记者说，大工厂搬迁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大规模修二环路，大批二环周边的工厂被迫搬迁。原来的成片工厂区悄然开始了变化，比如1986年搬走的金属结构厂，后来成为著名的国贸中心一期。

级差地租，工厂外迁驱动

(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工业布局处处长陈世杰 )

1989年建成的国贸一期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它周围耸立了几十根工业烟囱，大货车整天进进出出。这个尊贵的咖啡色玻璃盒子，似乎永远不会与这些低矮破败的工厂群落发生关系。但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国贸的月租金很快涨至每平方米40美元，这一信号在1992年有了新的意义。

金属结构厂并没有从这片土地上获得收益——1986年土地使用权转让还是无偿的。董光器说，但到了1992年，国家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北京市领导去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考察回来后，提出“土地有偿使用”，承认了级差地租的作用。从理论上讲，企业拿土地批租的钱就能完成搬迁并获利，但还未在实际中推行。

( 2005年新建的第二期热电联产项目车间，可循环利用能源 )

崔治安也在1992年遇到了让他苦思冥想的难题。作为一轻工业局局长，当时的一轻局下属200多个工厂，9万名职工，他面临“人多、钱少、资产难以盘活”三方面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问题难以解决。他意识到，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主动进行，资金可以通过搬迁取得。而且，在城里发展的弊端日益凸显，比如交通、环境问题。他说：“如果按农民的说法——一亩地亩产多少钱，那国营企业的亩产极低，基本等于白用。搬迁改造之后，土地效益会大幅提高。”这一年除夕，他在局里值班，国家体改委周司长去找他聊天。崔治安向他诉苦：“计划经济把我束缚住了。我有个点子——‘退二进三’（原址退出二产、发展三产），‘退四进二’（退到四环外，升级二产），能不能搞个试点？”他又找到副市长张百发，“让让步，开个口，给我们点开发权”。求了几次，张百发咬牙同意了。

第一个试点是一轻局下属的北京市火柴厂。70年代这里就发生过一次火灾，生产有污染，易燃易爆，威胁南三环周边环境。1993年亏损250万元，急于寻找出路。崔治安他们与通县次渠合作，当地出土地，拿400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在那里建起新火柴厂，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了盈利。一轻局成立了鸿运公司专门进行土地置换，它以土地作价4700万元入股，在火柴厂原址开发了新住宅小区。尝到甜头后，一轻局陆续搬迁了灯泡厂、造纸厂、玻璃厂、酒厂、电池厂等，在新厂里实现了规模调整和产业升级，一轻局也一度成为体改委力推的“增值、增效、增收”典型。崔治安也建议周边工厂尽快搬，“内燃机”、“国棉”、“一机床”，别看现在规模大，可早晚要搬——“这么好的地方，做工厂，不合适。”

( 751厂老热电车间控制室内的工作场面 )

在这片厂区上班的工人们心里也清楚，搬迁是迟早的事。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在国贸正对面，生产要烧焦炭，黑色的浓烟加上粉尘污染，工人们一天下来成了黑人。曾经有几次，在国贸上班的人不了解情况，看到黑烟滚滚，以为是火灾就报警，让人哭笑不得。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周边写字楼越来越多，铸造厂一度被逼到只能晚上生产，白天不能开工。据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工作部的尹先生回忆，当时每年都分到厂里一些大学生，一进车间，看到满地油污，气味难闻，干不了多久就跳槽到对面的国贸中心了。稍向东一点的大望路口是北京红星二锅头酒厂，生产中强烈的酒糟味在三环路以里都能闻得到。交通也是个问题，酒精生产依靠大量粮食，属于大进大出的企业，按照当时年产4万吨酒精估算，每年大约需要12万吨玉米，每天的玉米需求量就高达250吨，这就意味着每天至少有20多辆大小卡车进出厂区。利润率低也是搬迁的直接因素。据于金钢介绍，酒精生产的附加值低，原料成本占到60%～70%。当时的酒精厂年亏损达到2400多万元，集团要依靠白酒生产的盈利，才能维持基本平衡。

国贸中心攀升的房租加快了工厂自发搬迁的步伐。CBD规划总顾问、原北京市城市规划院院长柯焕章对记者说，1993年，开关厂——当时的明星企业要置换，3501厂也要置换，一家家企业找到市规划院，询问要怎么做。“一家一家分开也不好做，干脆联合起来，划了一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做商务区。”柯焕章说，这成为后来北京CBD的起步区。

( 751厂老炉区。这里即将变身为“动力广场”（效果图） )

地产商也在这片污染严重的衰败工厂区嗅到商机。1993年，潘石屹听人说西方有人通过卫星从太空拍下来一张全球晚上的灯光亮度图，判断各地的经济状况，决定晚上开着车亲自去看看北京城的灯火情况。结果非常明显:以紫禁城为中心的西边城区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晚上下班以后却黑灯瞎火，少有人迹。再转到东边却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于是决定到东边发展。同时，他得知北京地铁一号线将从大北窑沿长安街延长线向东延伸，就找到正在做一轻局试点的崔治安，说想找块地盖房子。大概看了十四五块地之后，转到了红星二锅头酒厂这块地。周围是一大片泥地，后面是淤泥腐臭的通惠河，门前正在修桥、修路，乱哄哄的。潘石屹敲定：“咱们也别看了，就这地。”同时买下的还有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一部分。酒厂南区的6万平方米，红星酒厂最后得到的土地置换资金是4个亿，“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了”。不仅是土地售价，因为被列入污染搬迁名单，1995年搬走的红星酒厂同时获得政府相关优惠。文献对记者说，1995年颁布的200号文《北京市促进污染扰民企业搬迁办法》，因势利导鼓励搬迁——“免征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企业”等。

“自1995年以来，北京通过土地置换搬迁了200多家工厂，腾退了1000多万平方米土地，在工厂上大量开发。”CBD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铁十字”变为“金十字”。如红星酒厂变为SOHO现代城;北京第一机床厂则一分为二，一半是建外SOHO，坐落在原来的装配车间、加工二分厂、工具车间、设备车间等之上，另一半又被切割，高249米的银泰中心就坐落在中心办公楼位置上，曾是北京第一高楼，不过，很快就会被旁边坐落在原来重型厂房上的国贸三期超越。曾经老厂房与铁路交叉的“北一”老厂区，现在成为北京的高度竞逐之地。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尹先生每天回家时还会路过这里，“每次从班车上下来，看到周围的人走路那么快，有种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感觉，有些陌生”。

( 751 厂将建成设计师大楼（效果图） )

开发区，不只是空间位移

进入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视野顿时开阔起来，一座座大型厂房排列整齐，北京现代、燕京啤酒的大型标示牌远远就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北京第一机床厂陆续从大北窑搬来，新址在双河大街16号，远远望去，铁灰色的车间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外星球来的庞然大物。占地28.5万平方米的新厂区干净宽敞，精密部件制造部、重型机床制造部等几个车间错落有致，之间是宽阔的马路和大片的绿地。

( 由北京国贸中心区域迁往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车间 )

新厂的选址颇费了一番周折。起初想选北四环路外的一块地，后来因为北京“申奥”成功，要建奥林匹克公园而作罢，最终定在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虽然“北一”通过土地置换获得20多亿元资金用于搬迁新建，但决策者仍决定要“穷搬”——将厂里能搬走的统统都搬走。“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农田，周围什么都没有，现在已经大变样了。”站在一机床新厂区内，尹先生深有感触。

“搬迁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这是“北一”搬迁时的口号。据尹先生介绍，“北一”搬迁时提出:搬迁要与产品升级换代结合，要与工艺提升结合，要与生产环境改善结合，要与计算机管理结合，要与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结合。“搬迁之前的“北一”，一个车间只能生产一种零件，当时的厂领导去日本等地考察，发现人家一台机床就能生产一种零件，很受刺激。于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搬迁完成企业的改制升级。”借鉴国外经验，搬迁后的“北一”，贯彻“两头（即研发和销售）在内，中间（即生产）在外”的原则，成立了重型机床制造部、中型铣床制造部、精密部件制造部、钻机事业部、三分厂事业部5个事业部，又分别在房山区良乡镇、通州区、顺义林河等地建立了毛坯、零件、主机、数控机床4个生产基地。

( 北京焦化厂。2006年，焦化厂停产，原址拟改建工业遗址公园 )

尹先生回忆，90年代机床销售困难时期，职工甚至也背起了卖机床的任务，卖一台提成200块钱，但现在，即便是加班加点，也供不应求，2009年的订单已经全部订满。其销售收入由搬迁前的一个多亿，已上升至去年的20多亿元，职工由最多时万余人精简至现在的1600多人，生产效率提高了4倍。

而在东北方向的怀柔，红星酒厂则购得连年亏损的怀柔酒厂，加以改造扩建，组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全国最快白酒生产线，每小时能灌装3万瓶二锅头，产值和效益是原来的十几倍。环境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崔治安说，当年也曾有区县领导提出，“你们那里没污染了，我这里就有污染了”。崔治安向他承诺“建设、生产、环保”同时进行。比如搬到怀柔的红星酒厂，将酒精生产转移至北京市外，由于采用了沼气、污水处理等方式，污染也大大降低。

1981年，刚从技校毕业的尹先生到位于大北窑的“北一”上班时，穿着当时流行的三接头皮鞋，在厂房里待不了几天就让满地的油污粘坏了。如今，在精密部件制造部宽敞明亮的厂房里早已没了油污的味道，一排排用电脑控制的机床光鲜整洁。谈及大北窑时期昏暗的厂房，老工人们都会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那时候冬天冻死，夏天热死，生产出来的零件由于温差太大，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这是恒温厂房，常年保持在18～22摄氏度之间，不仅工作环境舒服多了，零件的精确度达到小数点后三位数也没问题”。

中关村，亦庄，顺义……90年代以来，北京相继在周边建立起开发区，成为外迁工厂的落脚点。董光器说，这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伴随产业升级，呼应1992年“总规”明确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产业结构合理，高效益高素质。”董光器举例说，一个松下彩色显像管厂，一年的产值，等于原来的14个所谓“门类齐全”的工业公司的总产值。顺义汽车城，当年的汽车工业产值相当于整个北京工业总产值的37%。由此，头重脚轻的工业结构得以改变，环境因素才能真正产生效力——首钢和焦化厂的搬迁才成为奥运会承诺下顺势而为的结果。

这一轮工厂外迁的结果可以作为崔治安“土地亩产量”分析的注脚——董光器统计，传统工业每平方米工业用地年产值最高能达到1000元，现代工业则有飞跃式增长，如海淀区的这一数字是1000元，而海淀区的上地则是1.5万元。

外迁后的工厂也在反思。一轻控股公司新任总经理苏志民对记者说：“一轻局卖地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当时是被逼无奈，换取资本。但土地是卖一块少一块，不能再次增值。现在在原址上进行产业升级，比如龙徽葡萄酒，在里面建了葡萄酒庄和酒博物馆，用创意产业来回补二产。”

751样本，工厂的新价值

沿798工厂的主通道一直向前，尽头有一个传统的工厂大门，就是正东集团——仍习惯被称为751厂。似曾相识的安全警示牌让人不敢贸然行动，但径直入内并无人看守，原来这里并不是想象中的封闭工厂。

工厂的一半仍像50年来那样运作:火车运来煤炭，被送往热电车间，为这片电子工厂供给热和电。另一半则空荡和安静，没什么工人穿梭，但变化不时闪现:剥离出防锈层的管道，砖砌厂房上镶嵌的大玻璃窗，墙上的涂鸦……一旁的党委宣传处处长阮立海正和同事商量着何时去看看798里的新展览——“吴冠中走进798”，平常得就像谈论天气。

751的变化源于北京市的能源结构调整。总经理季鹏对记者说，1997年3月天然气进京，作为北京三大气源厂之一，751厂的煤气生产受到冲击。能源政策明确转型在2003年:“市中心以清洁能源为主，近远郊以人工煤气辅助。”当时对天然气储量非常乐观，认为从陕甘宁边区引入天然气可用50年到100年。又因“申奥”成功，煤气迅速被天然气置换，三家气源厂——首钢、751、焦化厂的煤气生产相继退出北京。

周边的这片电子工厂也在悄然变化。阮立海1982年复员后进厂，他当初印象最深的一幕场景是:因为在东面，大院里几千人汇聚成人流、自行车流，早晨迎着太阳出来，晚上迎着太阳回去。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场景越来越冷清了。与此同时，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逐步发展为新的硅谷。党委副书记林晓燕说，改革开放后民用电子发展迅猛，大批量的电子元器件生产落在沿海，在那里生产一只电容只有几分钱，这里要几毛钱。

直到1994年，这里变身为“电子城”——中关村一区五园之一。一些工厂改制，进行产业升级。另一些在原址进行“工业地产”开发——老厂房改建或新建成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租给相关的高新电子企业;或者进行“商业地产”开发，变成写字楼或住宅。这也带动了751厂的供热市场，从200多万平方米扩大到近1000万平方米，1999年起新建了高效、节能、环保的两期热电联产项目。

但煤气停产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卖地是唯一出路吗？张军元说，他们当时提出“不能靠卖瓦片来生存”，搞一锤子买卖。季鹏说，领导班子就带领尝试过新能源开发、环保类产品探研，但能够支撑大半个企业转产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曾经请过一位燃料电池专家来讲座，这一技术国际领先，国内只有“清华”在搞，但仔细分析下来，资金、人才门槛太高。

这时候，紧邻的798厂的另一种尝试已经开始好几年了。中央美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国带着一帮学生，租用了798里的闲置车间。最直接的原因是厂房高大的空间、自然的采光适合创作，而且租金便宜，在当时每平方米一天只有4毛钱。2000年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进驻。到现在，798厂租金已经涨到每天每平方米9块钱。751厂一直在静观，它的艺术形式，它的商业效应。在之后798厂又陷入房地产拆迁风波，最终作为艺术区被保留，751厂感到机会来了。

798厂的艺术家效应值得借鉴，但并不能以之为母本。厂领导说，751厂与798厂的体态、外形也不同，照搬肯定要失败。798厂以包豪斯风格厂房为代表，适合做工作室、画廊，而作为动力工厂的751厂则充满了工业雕塑般的锅炉、管道，厂领导在去德国鲁尔等工业遗址公园考察后提出，要重新注入一个清晰的业态。这一想法与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一拍即合，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工业促进局正想找个试点。文化创意产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随之出台，借鉴了上海的“三不政策”:土地性质、产权关系、建筑外观不变。2006年7月6日，创意产业研讨会在751厂召开。

最初，曾有香港地区的公司找到他们要投资建“水世界”，还有演艺公司、音乐人基地、大型俱乐部等，但这些或者无法突出创意产业，或者不能形成集聚效应，都被回绝了。直到中国服装协会找来。厂领导分析说，可在近期为奥运会服装设计和相关服务提供场地，而每年两次的大型时装周就是很好的广告。另外，这一行业的产业链很长，设计工作室外，还可建设发布会场、艺术家酒店、主题餐厅、洗衣场等。2007年11月，以往只在北京饭店、中国大饭店举办的春夏时装周把25场秀放在了这里，占整个时装周的50%以上。

751厂里50年代东德援建的厂区规划清晰，各工艺流程按顺序排布:铁轨、重油罐、储罐、裂解炉区、煤气净化装置、煤气管网。季鹏带记者参观他们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套70年代的裂解炉区装置，4台炉，每8分钟产一炉气，通过浮动的煤气缓冲罐到排送机房。这里被设计为动力广场，是音乐会、发布会的天然动力布景。对面类似的一套设备是90年代的二期工程，只保留下两根砖砌烟囱，前端空下来做木地板，是一个开敞的公共空间。

厂区的中心，服装设计协会和设计师工作室借用了原来的厂房、食堂。季鹏说，为聚集成高端时装设计业，他们要求国际品牌占20%，而国内设计师大多从每年的全国十佳设计师中选择。他们预期第一阶段对产业链的直接经济拉动为20亿元。“第一阶段要做房东，希望以后能融入相关产业运营。”

煤气厂区的厂房较少，他们索性用上了两个15万立方米的煤气储罐。据说，这样的大罐北京原有7个，现在只剩下这两个了。大的15万立方米罐呈天蓝色圆柱体，高68米，直径67米，始建于1979年，1997年退出运行。他们将一半屋顶保留了原来的铁皮面，另一半掏空只留钢质骨架，阳光在地上形成半阴半阳的影子，像置身于变异的罗马大角斗场中。季鹏说，阿迪达斯就将它2008年的发布会放在这里面，将周边铺成跑道形，刷上它标志性的黑白三道杠，很有效果，尽管这比租用传统的剧院要贵。

751厂是老电子工厂的另一种实践。另外，2000年新建的标准化工厂也开始有想法:这里作为厂房是否太亏了？租做厂房每天每平方米只有1块多，写字楼则是3块到5块钱。最近几年整个区域地价升值，他们考虑再次把工厂外迁，厂房租给国外公司总部，赚取级差地价，又无污染。■ 远去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