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理翔的接班人培训实验

作者:李翊

茅理翔的接班人培训实验0

(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 )

茅理翔的“家业长青”

9月3日,宁波慈溪党校幽静的停车道上,奥迪、宝马、奔驰、保时捷……一些20多岁、衣着休闲的男孩女孩从豪华车里走出,鱼贯而入教学楼二层的大教室。

一身Gucci休闲装打扮的24岁大男孩郑宇(化名)身后跟着两个大高个随从,据说是他保镖。他开的奥迪A6是所有同龄人所开车中价位最低的,不过他父亲却是浙江有名的全国500强企业——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这是一家以工业电器为核心,集科技、工业、商贸、金融、信息、房地产及水电开发于一体的无区域性大企业,总资产超过140亿元。他身后是身穿T恤、牛仔裤,外号叫“一根葱”的年轻人,他年仅25岁,有10年伦敦求学创业经历与一位号称“钢琴之父”的父亲,家族工厂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制琴厂,资产数十亿元。坐在这间教室里的18名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家族财富加起来接近200亿元。

这些富家子弟正在参加由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创办的“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第二期培训,8天课程,他们每人支付1.28万元学费,学习诸如创新思维、营销和家业传承等专题课程。

“家业长青”创办于2006年12月18日,是茅理翔酝酿4年后的“第三次创业”。到目前为止,共办了两期,第三期将于今年12月16日开班。茅理翔的办班初衷基于两点:一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交接班过程,感到很重要;二是方太企业的交接班完成后,著书讲课占据了茅理翔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在6年里他走遍20多个省市的30多个大学,讲了300多节企业管理课,深感家族企业面临的交接班问题严重。

茅理翔的接班人培训实验1

茅理翔告诉本刊记者,国内民营企业的第一代创业人现在年龄介于55至65岁之间,即将面临交接班高峰,在家族企业里,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选择子女作为接班人是大多数企业家的决定。但很多企业的交接班却并不像“方太”这么顺利。“要么是老爸不肯交,要么是儿子不肯接,要么是老爸想交,儿子不争气,要么是交接完了两代人之间有代沟,父子矛盾大。”茅理翔举例,有一对父子为企业决策发生争执,父亲不能接受儿子的建议,儿子一拳把玻璃砸得粉碎,对父亲说,“如果你不是我的父亲,我会把你从窗户扔出去”。

父亲不肯交权也有不同原因:“一种不是不想交,怕儿子不成熟,不放心。曾经遇到过一个企业家把总经理职位和财权交给儿子,两年后又收回,因为觉得儿子花钱大手大脚。一种是儿子不止一个,不知道交给谁。第三种更奇怪,企业是从无到有地创建起来的,企业家视若生命,不肯交。有个企业家就对我说,王永清八十多岁还没交权呢,我刚到70岁,人生七十小弟弟呢。”

茅理翔的接班人培训实验2( 2005年3月18日,奥地利维也纳Elmayer贵族学校的学生参加约翰·施特劳斯舞会。华尔兹深为欧洲贵族钟爱 )

在茅理翔看来,方太企业是一个最好的平台,而“方太”成功的交接班更是一个活广告。1985年,干过10年会计、10年推销的茅理翔从镇政府承包来6台旧的冲床,成了“慈溪无线电九厂”厂长,第二年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支电子打火枪。生产第一年,获利20万元。茅理翔的电子打火枪火了两三年,各地企业纷纷效仿,到1993年,每支点火枪从原来的1.2美元跌到0.35美元。眼看辛苦创下的家业面临危机,情急下,茅理翔召回正准备去美国读博士的儿子茅忠群,共谋突破之道。1995年,在父亲的飞翔集团任了一年副总经理后,26岁的茅忠群把新的业务核心确定为厨具,并毫不含糊地向父亲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不在原来的厂里干(飞翔公司);二是基本不带老员工,除非是看中的人;三是重大决策由自己说了算。茅理翔同意了儿子的要求,把以前的企业交给女儿,女儿也是“方太”的股东。通过这些手段,茅氏集团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家族和睦的稳固基石。茅理翔说,如果能利用这一资源办一个国内几乎没有的企业接班人培训学校,往大了说是为民营企业乃至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尽力,往小了说,也是一个新的创业。

慈溪地处沪、杭、甬经济金三角的中心,工业年产值达1200多亿元。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之都”,民营企业占99.9%。这还不包括他们投资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

茅理翔的接班人培训实验3( 高尔夫几乎成为贵族学校的必修课 )

茅理翔并不指望这个学校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财富。他的战略构想是,办一个学校,做一个论坛,有一个教学系列,组一个研究团队,设一个科研教学基金。先做到不亏本,然后是适当盈利。之前的两次创业,茅理翔分别花了10年,对于第三次创业,他的设想依然是5到10年。

协助茅理翔把办学理念付诸实施的是执行校长胡洪宝,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他与茅理翔相识于2004年8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在该学院办的“优秀企业家”评选会上。胡洪宝说,现在的学校还处于筹备期,主要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一年大约办3期,暂时租慈溪党校的教学楼为教学地点。但是“方太”已经买了地,希望打造一个教学面积2万平方米、一次入学500人、可同时为两代企业家培训的“家业长青管理学院”。虽然学校还没影子,但是品牌意识很强的方太已经开办了“家业长青”的内部网站,甚至为这种非学历教育申请了一个名称,叫“FE-MBA”。“现实针对性更强、更实用,同时后续服务完善将是‘家业长青’有别于国内和国外商学院的特点。”胡洪宝说,“相当于美国的‘社区学校’。”至于招生对象,目前的标准是“员工人数500人以上的中等企业”。

董颠在路上

10月19日17点,当记者走出嵊州汽车客运总站,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保时捷凯宴 S4.8越野车里正探头张望的董颠。车里放着许巍的歌《兰莲花》,这是董颠最近喜欢的歌星,之前他喜欢Beyond、伍佰。1981年出生的他对周杰伦并不感兴趣。

相对于二代培训班里普遍低调的“富二代”,董颠更外向随和。也因此,他成为“家业长青”的老师们面对媒体采访时的重点推荐对象。约采访前,徐老师刚与培训班QQ群里的董颠聊过天,“《嵊州日报》刚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他好像很高兴。你赶紧跟他约吧”。

董颠不是真名,是网名也是高中同学起的外号,“因为他们觉得我颠三倒四,神经兮兮的”。董颠的父亲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创始人,在绍兴小有名气,是中国3.5万名亿万富翁中的一位。公司年产值过亿元,而且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长。

虽然从小家境优裕,但占据董颠童年记忆的是,创业的父母亲忙碌的身影和伴随厂址更替换了6个学校的小学生活。少儿时期的董颠内向安静,没事就在家垒麻将,刚进高中突然在意起自己1.68米的身高来,“那不属于三等残废嘛!”他把原因归咎于少儿期缺乏体育锻炼,从而狂热地迷上了踢足球和玩单杠。除了轻而易举地就拥有别的同学所没有的索尼随身听和各种新鲜装备,董颠感受不到自己和别的同学有什么差别。他也并不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学校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学习优秀的牛人,哪轮得到我!我高二时贪玩,成绩不好”。

报考大学时,董颠就想到以后要回父亲的企业工作,因此填的志愿是重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时代,董颠不缺钱,但也热衷于做买卖,跟寝室的哥们儿拉上同班女生一起做各种校园生意,卖过笔、贺卡、“文曲星”,还被一位北京来的学生倒爷坑过:进的假名牌鞋卖出去后因为有质量问题屡遭退货。那时候他就有很强烈的诚信观,凡找上门的一律退货。赚的钱请同学聚餐,一顿就吃掉了。为体验生活,每年放假回家都坐飞机的他也跟同学一起坐了两次火车,还特意买硬座,“44个小时的车程,就睡了4个小时,也挺好玩的”。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忙于找工作,董颠也跟着凑热闹。“那时候第一次体会到读书无用论。‘美的’来我们学校招聘,好多同学都去了,结果成绩好的没录取,成绩最差但长得最帅的被一眼相中,而且他后来还被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看中了,真是心理不平衡。”被“谭木匠”相中的董颠最后在父亲安排下去了宁波一家台资企业锻炼了半年,然后到父亲的企业上班,任副总经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进入了接班人的角色。上班后不久,公司就给他配了一辆车,父母还在家乡和上海各置了一套别墅。

董颠基本上没在学校当过班干部,最多当个课代表。大学里他唯一当过的官是“寝室长”,之所以能当上“寝室长”,“一是寝室里的同学不是班长就是团支部书记,只有我没当官;二是开学第一天我是本寝室最早到的,因为不知道挂蚊帐被蚊子咬得全身是包。后来在偷偷观摩了重庆本地同学父母是如何挂蚊帐之后,寝室里所有蚊帐都是我挂的”。

但进家族企业后,董颠被父亲派去管理一个新建设好的工厂,厂房面积5000多平方米,员工50多人,而且生产的都是最近开发的新产品,“我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企业从事的是机械制造,专业知识基本不懂,图纸看起来比较吃力,这样与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就很有问题”。

董颠说他于是感受到了各种压力:“因为你是老板的儿子,社会上许多人都会看你怎么接班。能走上这个岗位不是因为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而是因为你是老板的儿子,会面临来自下属和同事的信任危机。父母总是希望子女能够立刻着手管理这个企业,但是管理能力更多是一种经验积累,它需要时间,我的成长速度总赶不上父母的期望。”

那段时间董颠晚上经常失眠,“连续两个月晚上两三点才睡着,早上6点多就醒了。食欲也不好,饭量只有以前的一半,头上的白发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董颠于是非常羡慕那些在机关部门工作的同学,“他们可以一星期休息两天,可我一个月才能休息一天,只有在‘五一’,‘十一’能休息两天。我毕业后基本没有出浙江玩过,经常报的旅游项目也是杭州一日游”。之所以参加“家业长青”培训班,董颠最初的目的是能够借机出门玩几天。

现在的董颠已经基本适应了副总经理的生活,父亲负责研发和销售,他负责采购和生产,由于分工明确各管各的,父子俩没有太多冲突和矛盾。“最多就是机器用什么颜色,包括我的别墅装修都是我父亲在弄,那都是小事情,我都随便他。我现在发愁的是怎么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和建立管理团队。”9月5日,由董颠负责的产品JZ21H-60T通过德国博世公司验收并投入使用,董颠在高兴的同时琢磨起了与博世合作的问题。努力工作的一部分动力来自少年的好胜心,“要是做同类型企业的人坐在一起,说起你是哪个公司,他是哪个公司,如果我的公司最屁,那多没面子”。

董颠自嘲自己过的是老年生活:“早上6点起床,7点到公司。以前有女朋友的时候,晚上下了班就回家陪她。”由于食欲好,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减肥问题。开着保时捷穿行在嵊州最繁华的中心街道,董颠乐呵呵地说,“其实在小地方生活也很好,嵊州离杭州只有1小时车程,离上海也就3个小时,我们都不在本地消费,就喜欢在小地方赚钱然后去大城市花。没事时候,我最高兴的就是开车去杭州,到超市或者商店买好吃的好玩的,把后备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回家”。

除了好车,董颠在物质上没有别的奢侈爱好。“我身上穿的,最贵的是一双皮鞋,300多块钱。有一次雅戈尔的衬衫打折,才100多块钱一件,我先买了2件,觉得价廉物美,第二天又去买了3件。”

在董颠身上,总能看到交织在现代意识和传统习俗中的矛盾与冲突。保时捷是董颠的第4辆车,前3辆分别是桑塔纳2000、现代伊兰特和现代的越野车。“我们这边有个风俗,儿子结婚前除了有房,还得买辆好车。”至于为什么选择保时捷凯宴,董颠哈哈大笑,“像我们这类型的企业,嵊州有两家。另一家的企业规模不如我们家,他们家的儿子开宝马7系,我爸觉得我家企业比他家大,所以我开的车也得比他好。选车的时候,有几个选择,宝马X5,奥迪Q7,再就是保时捷凯宴。这个车很舒服,而且很大气。开在路上,对面来了车肯定要让我,他不敢撞我”。至于为什么选择保时捷越野车而不是常见的跑车,董颠以一贯的“务实”风格说,“跑车就两个座位,还不像越野车后备箱大,可以装很多东西”。

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机器制造行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我们这种企业很难上市,只能贷款,但贷款成本比较高。我们这里流行一句话,吃不完,喝不完,还不完,手里的钱是吃不完用不完的,但也有还不完的债。在人家看来,老板腰缠万贯,其实老板最缺钱。买这个车,是因为有个想买我们企业冲床的客户也卖车,干脆就用冲床抵车了。真要用现钱买,100多万元,我才舍不得呢。”

董颠曾对朋友说,他觉得最浪漫的事就是开车带女朋友去山顶看月亮,或者带着女朋友在嵊州大桥上看焰火,“烟花倒映在江水里,多美!”然而,他对将来婚礼的初步设想却并不那么浪漫:“找10多辆保时捷凯宴,再弄一辆加长悍马,然后在厂房里连办3天的酒席。”甚至在选择女朋友时,除了信缘分,他也信算命先生:“我不能找属狗的,最好找属猪的。我属鸡,找属狗的,将来鸡犬不宁。”

现在的董颠最常花的钱是购书,逛书店。因为书店打折少,他一般只买一两本,看到好书就把封面拍照,然后到当当网上买,“能省的钱总是要省的”。吃饭的时候,记者随意聊起“四大名著”,他坦言没看过:“小时候家里没那条件。”一边吃海鲜,他一边抬头说,“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没有书”。

培训班的“富二代”

第二期培训班入学时,曾发生过一件让董颠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我们培训入住的宾馆门口悬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接班人培训班学员,那天有几个消防队员在酒店前训练,我就听到他们在议论——这群败家子,这有什么好培训的呢?听到这议论,感觉很不爽。”

事实上,两期培训班接触下来,“家业长青”的校长胡洪宝对“富二代”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孩子普遍学历很高,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每期都有5至6个学生曾出国留学。能来这里学习的属“富二代”中的佼佼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比同龄人显得更成熟。”“没有迟到早退,上课时听不到手机铃声,每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出手大方、潇洒、豪迈,他们和大学里的普通学生没什么两样。”

作为第一期培训班班长、27岁的慈溪男孩许坚(化名)因为“字写得漂亮,思考问题深入”给“家业长青”留下了很深印象。与那些自幼就出生于富豪之家的孩子不同,许坚小时候家庭经济环境并不好,直到读中学后,父亲的五金厂越做越大,经济状况才得到改善。虽然相信“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他依然很节俭。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他被父母送往英国威尔士读商学院。

“刚到英国时候,1英镑以上的东西都不敢买,老习惯性地在脑子里做换算,想着一盒1英镑的饼干换算成人民币要15块钱,国内一盒饼干才卖2块钱呢。这样的生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想,也不能老吃这么差,慢慢才习惯。”许坚曾尝试打过工,利用学习的空闲去快餐店当服务生,也炸过薯条,“挣的钱也就买买衣服还成,如果想用打工的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也不是不可以,但肯定要影响学习”。在英国,他也曾见过挥金如土的孩子,“以前租的房子大时,曾经有个邻居是来英国念大学的,他去伦敦玩一次,要花1000多英镑。太奢侈了,想想就心疼”。

回国后,他在父亲的企业任总经理助理,每周休息一天。“天天去是不可能的,和父辈比起来,确实不如他们能吃苦。”作为对儿子完成学业的奖励,许坚的父母给他买了一辆凌志越野车。相较于国内外的MBA教育,许坚认为,培训班更结合实际。他说:“商学院讲的案例针对的是制度完善的大公司,像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还是老板一句话的模式。而这些案例,正是培训班所针对的。”

来自辽宁的刘明(化名)属于一期培训班中的另类。胡洪宝说,“他是搞艺术的,头发比女孩子还长”。在开学典礼的学员相互介绍上,他讲设计,讲人生,其他学员对他的感觉是“提的问题很怪,但是很有意思”。

刘明大学读的是鲁迅美术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现在辽宁师大读研究生,学动画设计。与江浙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接触商业环境,认定“子承父业”不同,刘明那个曾当乡镇干部、现为某铁矿矿主的父亲认为,让孩子学喜欢的东西也能为以后经商吸取经验,“万变不离其宗,可能会有另一种帮助”。

高三的时候,刘明觉得该做自己喜欢的事,就选择了建筑设计专业。读大学时候,刘明给麦当劳扫过地,收过银,在华联开车,当过搬运工、理货员,“自己挣点钱花,没事也推销推销自己”。

刘明不讲究穿着打扮,因为“要把时间用在艺术上”,虽然有七八年驾龄,父亲要给他买车,他也不要,因为“要体验生活,不愿意享受”。

“开个车、戴个墨镜不代表就是黑社会老大吧?侃侃也可以吧!”刘明颇有些好汉也提当年勇的口气,“我读大学的时候性格火爆,也吃喝玩乐,打架斗殴,还因此被留校察看。不过,现在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不然别人老说我看着像三十多岁的,我心态和长相都很成熟。”

刘明说:“当老板有钱,可以做任何事。当艺术家,我未必有这个能力,但我还是想做我喜欢的事。”他坚持认为,父亲的钱是父亲挣的,我的钱是我挣的。学习上再贵的东西,也要买,没用的东西,即使很便宜也不买。

父亲给刘明的印象是很严厉的,不会惯孩子,当地人都很怕他。“开矿的嘛,黑白两道都要镇得住。”刘明是家中长子,妹妹在大连轻工学院学服装专业,弟弟在加拿大留学,父母原本也要送他出国,后来觉得如果刘明能考上国内的学校,不如在国内读,还能帮家里做点事。

现在的刘明还有一年硕士毕业,他说自己很忙,忙着做设计、打工、和导师合作,还要帮家里做事,虽然他对铁矿和矿石加工一窍不通。刘明为父亲分担麻烦的最主要举措是替父亲去开各种企业家会议。

对于年近三十岁依然打扮得落拓不羁的儿子,母亲很有意见,觉得三十来岁了形象怎么还这样,也该成个家了。刘明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与形象没有任何关系。“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去理发,弄一个奇怪的造型,然后搞一些设计,心情马上就好了。”

在二期培训班,郑宇是老师们关注的焦点。“这并不仅仅因为在所有学员中他家里最有钱。身高1.75米的他形象不错,组织力强,身上有一种领袖气质,其他学员都喜欢围着他转。开班没几天,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小圈子。”

但是,老师们也领教了24岁郑宇的精明。“人民电器集团也涉足房地产,最近在萧山附近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评价很好,来讲课的浙江大学的老师就想过去看看,也有想买的意思。下课时候跟他提起,他马上说,‘这样啊,我把那边售楼经理的电话给你们,直接跟他联系吧’。”

作为家中的长子,郑宇受到了父亲有意识的培养,从小就在不经意间被灌输了商业方面的知识。周末没事时候,父亲不带他去公园,而是带他去公司,甚至旁听会议,以至于长大后的郑宇觉得“让我去别的地方上班不习惯”。在韩国延世大学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念完书后,2004年3月他进入家族企业,从流水线装配工做起,2006年,表现出色的他被公司股东大会任命为仪器仪表分公司的负责人,重新组织团队。

郑宇已经习惯了像父亲那样“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家、公司两点一线,坚持一年365天去公司报到,上班时候西装革履。他的同龄朋友很少,朋友大多是30岁左右的生意人。朋友买了几百万元的车他也无所谓,“车子只是代步工具,开个奥迪也能跑”。“你出生在这种家庭,别无选择。”郑宇的弟妹们也在为接替家族企业做准备,“妹妹在英国留学,明年回来。弟弟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将回公司”。

董颠和他的朋友们

10月20日,董颠在嵊州组织了一次圈内人聚会,以本地企业的“富二代”为主,同时邀请了上海、常州以及上虞的几个有同样生活背景的朋友。一是为圈内人提供交流机会,二是协助“家业长青”招生。

董颠说,培训班给他最大的收获除了王健老师所说的“优势富集理论”,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认识了一群与他有相同背景和相同使命的朋友。他说:“这之前,我几乎没什么朋友。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大学时的同学和朋友基本很少来往。和一般人交朋友,由于经济条件不一样,大家既没有共同语言也很容易产生经济上不平等的感觉。”

受培训班的启发,董颠和嵊州当地的“视野大讲堂”培训学校合作,组了一个嵊州“富二代”的QQ群,又结识了一帮朋友。而他出于“宣传企业”目的设立的博客,因真实感人的接班人自传写作,也吸引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富二代”们。

聚会内容并不复杂。第一项议程是组织所有聚会者在董颠家位于郊区的新厂房集合,参观工厂和园区。第二项议程是集体开往视野商学院位于甘霖镇倪家大院的培训基地吃午饭,然后开交流会。虽然只是第一个议程的组织者,董颠显得非常紧张,他说晚上连做噩梦,早上7点半就起床开始准备。

由于董颠外地的朋友临时有事,除了1982年出生的陕西人小菲(化名)从上海赶来,聚会基本以嵊州本地“富二代”为主。

小菲的经历很传奇。从她10岁开始,大字不识的母亲就把她送出家门读书,中山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去了南非、尼泊尔、土耳其和法国等数十个国家学做国际贸易。她毫不讳言自己家的企业属于“一夜暴富型”,对于董颠脱口而出的“暴发户”,一点也不生气。她说,2002年之前,她家并不富裕,但老家位于陕西神府油田附近,几个哥哥都从事煤炭生意,陆续接手了几座煤矿、一座铁矿、一座铜矿。“2003年到2005年都不怎么赚钱,到了2005年下半年、2006年,突然就特别有钱了。但是,大哥有了钱,把车子和房子卖了跟一个女人跑了,另外几个哥哥虽然精明,他们的孩子没一个能指望得上,初中没读完就跑了,不跑的也就在公司里打打杂,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干。”因此,小菲成了企业接班人候选对象。

去年,小菲的哥哥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在上海搞一个做矿产加工的国际贸易公司。小菲把公司建立起来了,却不知道怎么管理、怎么开展业务:“我什么都不懂,老被下面的员工欺负,公司一直亏钱。有问题给我哥打电话,他每次都说,‘我在陪领导吃饭呢,一会儿给你回’,这一会儿就是一星期。”忍耐到了极限后,小菲也跑了,“我打算跑到深圳去,可是才跑到郑州,就在宾馆被我哥给逮住了。我哥说,亏钱没关系,不会管理也没关系,他只需要我在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坐着”。

小菲说她于是找到曾经实习过的一家公司的业务主管,偷偷塞给他一笔钱,委托他帮忙,“他就来了一星期,把公司存在的问题一一告诉我,还让我开了两个人,说我的助理纯粹是蛊惑人心。按他说的做了后,公司好多了,现在基本上不亏本了”。

小菲说,家里的企业想上市,需要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而家里只有小菲是最有可能以最快速度办下加拿大国籍的,所以哥哥们正商量怎么把资产全转到小菲名下。小菲开玩笑说,“等他们把钱都转到我名下,我就跑”。

15点,吃饱喝足后,交流会在倪家大院简陋的越剧戏曲馆举行。大院门外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停着丰田、马六等价位在二三十万元的中档车。虽然在前一天晚上这些“80后”已经在唱KTV时喝红酒到凌晨,但是吃饭敬酒的时候,喝起啤酒来跟喝水一样的人才会赢得这个群体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家业长青”的徐老师偷偷对记者说,“他们穿得好朴素啊!如果不看他们的车,跟身边来自农村的普通朋友也没什么差别。开的车跟培训班里的那些学员也没法比,真看不出来家里资产都是千万元以上”。

这十几个“80后”的“富二代”大多数还只在自家的家族企业中负责一部分业务或还没有被委以重任,因此相对董颠来说,有更多的空闲玩乐时间。这阵子,他们疯狂迷上了杀人游戏,由于不断有新手加入,玩游戏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基本上都是杀手所向披靡。“他们年龄还小,所以我并不主张马上就开始接受培训,枯燥的课程会把他们吓跑的。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团体,先玩个两年,慢慢成熟了再培训也不迟。”其中年龄最大、30岁的成员王奎说。他家的公司是做厨房电器的,1999年从浙江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王奎分配到杭州市某机关单位,当公务员,是王奎与父亲共同商量的结果,“我想当官。我的打算是,我从政积攒人脉关系,家里的企业以后由妹妹接管,走官商结合的路子”。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前由于父亲身体不好,而妹妹年龄太小,王奎被迫回到家里协助父亲,但是他在单位的位置一直保留着。

对于嵊州的“富二代”而言,培训班里的接班人所有的苦恼他们都有,另外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烦恼。王奎说,别看嵊州有钱人多,晚上没什么特别的消费去处。除了去唱歌,就是泡脚,连打个球都找不到人和场地。“我们的厂房都建在老家农村或者镇里,员工以亲戚和同村人为主,企业性质决定了我们只能在嵊州这个小地方生活挣钱。虽然没事去杭州、上海玩一次很方便,但是公司不在那里,不可能天天去。小地方生活久了,缺乏见识,也很难招到人才。所以我正考虑要不要在杭州设一个研发中心。”董颠说。■ 接班人培训茅理翔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