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后的黑土地

( 黑龙江广袤肥沃的黑土地 )

从哈尔滨的二环路上哈同公路，到宾州出口出来，往居仁镇方向走，最多两小时，就能到镇上。一座小桥把边儿的地方，开着家生意冷清的“星期天理发屋”。从那儿向北，捋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走4公里，碰上天气好不下雨翻浆的日子，半小时便就到了大龙沟。

大龙沟其实是26道水蚀沟汇成的一条大荒沟。1994年，拥有这条山沟的赵六屯集体拍卖五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荒水——时，475亩山地，40年使用权，从5万块起拍，一直降到2万多元还无人问津。大家心里都有本账:树是早年就砍完了，加上这么多年的放牧、取土、挖沙，大龙沟早就成了连草都不长的一块“废地”。

没成想到最后，这大龙沟居然被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外地人拍出去了。没过多久，村里人就见到了拍下大龙沟的俩“大头”:一个姓张的老头儿和一个姓林的老太太，砂石地上搭了个破塑料棚子，吃住都窝在里头，年纪一把了，还见天扛着铲子上山挖沟种树。

再过一阵，奇怪的事出现了。本来平静少人问津的屯子，“小轿子”渐渐多起来——尤其是年节。车上下来的人，看上去都像当官的，一张嘴，问的都是大龙沟的张老头。有人听见他们聊天，张主任张局长的，莫非，这成日一身土坷垃的老张头，还是个领导？可是，哪有大领导住到山沟子里头种树的呢？心眼儿机灵的人一转念头，又生出了新说法:这老头，一定是犯了事儿，到山里躲风头来了。

果不其然，一入冬，老头儿和老太太就不见了踪影。冬日农闲时的东北农村，人们的一大消遣，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编瞎话儿”，这一年，神秘的老张头两口子，自然成了“瞎话儿”中的主角。可是，瞎话儿还没编圆，刚一开春，老两口又出现在塑料棚子中。还是一样的上山，挖沟，运土，栽树，垫坝，拦水库，一干又是一年。开始几年，还是到冬天就走，这些年，索性盖了砖房，养起大狗，连春节也在这儿过了。

( 东北林场大规模的伐木已成为过去，今天林业工人以植树造林为主业 )

终于有一天，县里国土局的人在老张头的大门口竖起了一块大牌子:“大龙沟保护区。”村上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合着，这沟里有宝。

这么多年，和老头也熟了，便有人问，“老爷子，你这儿保护的是啥呀？”

( 1957年，黑龙江海伦县修建6座水库，1.65万亩旱田变成水稻田 )

老头的回答让村里的人彻底迷糊了:“就是这地里的黑土呗。”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讲过一个故事:晋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到五鹿这个地方，肚子饿了，向路边的农夫要东西吃。结果，端上来的却是一碗土。他正要发脾气，侍臣赵衰劝告他说，“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在漫长的历史中，播下种子就能长出粮食、养活人民的土地，从来都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 1955年，黑龙江省土地勘测局的勘测队员正在测量可耕荒地 )

从考据学的角度，农夫进献给晋文公的土壤，很可能是黄土，而绝不会是黑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共只有三块黑土带。一块在东欧的乌克兰，另一块在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而第三块，在我国东北地区。形如弯月般分布于松辽流域的这片黑土，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直到清代，人们才开始开垦和耕种这片黑土地。从清末开山禁放官荒，到民国时期以五大火犁公司为代表的机械开垦，经日本开拓团掠夺式的拓殖，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垦和现代化机械农场建设，当年大梦沉沉、荒草森森的无人之地，如今早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仅黑龙江省垦区，粮豆年产量便突破200亿斤，可供京、津、沪城市居民和解放军三军官兵一年的口粮。

然而，在北大仓取代北大荒的同时，那些被当年的开拓者形容为“用手一攥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黑土，也正离我们远去。多年来大面积的垦荒，使得东北的水土流失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研究数据表明，在自然条件下，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需要200到400年历史，可是目前东北黑土层流失的平均速度，却是每年0.1厘米——“这意味着，不出六七十年，黑土地将不复存在。”原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张福如说。

( 张福如 )

今年72岁的他，就是大龙沟里种树的老张头。1995年退休后，向来以“脑瓜儿灵活”、“有招儿”著称的张福如，有好几条出路。可以去政协，可以去当时刚创办的联通公司当总经理，还有一大把公司愿意聘他做顾问。可是出乎所有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的意料，他居然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最累、最傻、最笨的路:承包荒山，以个人之力，治理水土流失。

12年来，他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劝说。最有力的，算是“要植树造林，借助这么多年建立的资源和关系，不是比自己守在山沟里一棵一棵种更有效率？”他的回答很幽默:“要都这么干，全中国每个老百姓的炕头上都能栽上树，但那有用吗？”学经济出身的他，心里有另外一笔账:让荒山变绿，并不是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可持续模式，让保持水土与满足发展需求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直到现在，我的这片地，还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我没有富，也没有找出让这一带的农民也富起来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算是成功。”他说。

( 2006年，黑龙江鸡西市一家洗煤厂 )

1988年调到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之前，张福如是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从1958年的宝泉岭管局二分场七队生产队长，到70年代兵团司令部计划处处长，再到80年代整个垦区的第二把手，张福如几乎见证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全部激情岁月。

黑龙江农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中写到，“此次我军10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20余万人……估计在一年内，将达40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绝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1946年绝不可空过”。

1949年11月参军的张福如，对这段历史也有印象。“东北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块国民党没有染指过的根据地，负担的任务，不仅是解决东北本身的粮食问题，还要为全国解放做准备。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解放战争打到哪里，东北的粮食就得运到哪里，解放一个城市，就要多供应一个城市。所有这些粮食从哪里来？只能向荒原进军，向土地要粮。”

由于还需要肩负一定作战任务，这一时期创办的国营农场，大多以日本侵华时“开拓团”开垦、因战败而弃耕的土地为基础，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时，总数不过15个，面积也相对较小。管理经验的缺乏和物质条件的落后，使得这些早期农场的产量很低，而且严重缺乏抗灾能力。1948年北满地区（今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和北安）歉收，根据陈云1948年《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一文中的叙述，粮价从2月底开始，6个月间上涨了10倍，由每斤160元涨到1600元，城市人口所需食粮，完全仰仗农民的售粮。

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减少对粮食的迫切需求。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在谈话中讲到，“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与此同时，在和平时期安置人民军队的荣复转业军人和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和俘虏，以及接收由全国公安系统调入的劳改犯人，又给承担抗美援朝粮食供应任务的东北，放上了另一副重担。大规模建立新的军垦农场，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为这一阶段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工作。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奔赴北大荒大开荒，即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张福如1958年来到当时新建立的合江农垦局。很多人理所当然以为他也是一名转业官兵，其实不然。1954年，在黑龙江省委当机要员的他，一次偶然机会，与当时的市委书记苏醒谈了次话。苏醒对他说，将来是和平时期了，要搞经济建设，你年纪这么轻，应该去学习深造。一句话点醒张福如，他开始沉下心来读书，当年便考上了东北财经学院的经济系。

“那时候，我们用苏联的课本，可老师，却是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他讲课很有意思，先讲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再把当年他在英国学到的那套东西，当成反面教材讲一遍。我们正好两种体系都了解了。”张福如说。

那时的东北财经学院经济系，主要目的是培养新型工厂的厂长。然而，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福如，却被分到了农垦局，这里头还有段故事:快毕业时候，反右风方兴未艾，张福如所在的班级，也被“分配”了两个右派指标。正巧，他的两个辽宁老乡同学，闲聊时说，“人民公社好是好，就是田里长了草”——这不是右派言论还是什么？！开党小组会讨论时，有人就主张将这两人划成右派，张福如却不同意。“田里长草，我是亲眼见到的呀，那是真事，怎么能说人家是右派呢？”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分到宝泉岭管局“最艰苦的基层”，接受思想改造，从生产队长干起。

今天的宝泉岭管局，是黑龙江垦区最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大豆和甜菜的产量也举足轻重。然而，在张福如刚到时候，这里却是一片沼泽遍布的湿地。

从地图上看，黑龙江垦区的54047平方公里土地，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以北安和九三为中心、依小兴安岭一线的嫩江平原黑土区及棕壤区。这些农场开垦时间较早，也是目前水土流失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坡耕地秋季降雨时和春季融雪时极易发生水蚀，春旱时节大风导致的风蚀，也会吹走大量肥沃的表土。据农垦总局水务局水土保持科提供的数据，开垦初期厚达80到100厘米的黑土层，60年后，已经下降到不足50厘米，有些地方，更是早已露出黄土茬和砂石层。地图上另外一大块，就是5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垦殖的三江平原——宝泉岭管局、建三江管局、红兴隆管局和牡丹江管局。严格说，以涝灾为主的三江平原，水土流失的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这片土地的开垦，却是在反思开发建设北大荒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最常被提到的案例。

问题的焦点，在于当年是否应该开发这片北半球最大的湿地。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湿地是地球的肺和肾，可以调节整个地区的气候，更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候鸟提供迁徙时的栖息之地。可在50年前，湿地却是能够将整台拖拉机陷掉、夺去众多垦荒者宝贵生命的“大酱缸”。更重要的是，面对几亿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怎能不苦干大干，开出更多的荒地？

事隔多年，张福如仍然记得，1962年，他跟随时任农垦总局局长的张林池、副局长王正林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垦区开荒工作时的情景。“正事谈完，已经是深夜1点，周总理说，这么晚了，别走了，留下来吃个饭吧。”

“那时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桌上是大米饭，白菜豆腐汤，现在看来没什么，那会儿吃着可香了。吃着饭，总理对张林池说，你说说看，你们黑龙江垦区，到底能够开出多少荒地？咱们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大面积开荒，可就全靠你们了。”

当时张福如已经被调到总局计划处工作，整个农垦已经开了多少地，还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发，他心中都有数。于是，他回答道，“应该可以开出3000万亩，跟总理的家乡一样大”。

“周总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哎呀，如果可以开出3000万亩，中国人的吃饭就不成问题了。估计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要靠小张你们这一代人了。”

1988年，张福如离开农垦总局时，整个垦区的耕地面积，从1958年的60万亩，上升到3150万亩。他说，他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嘱托。

要解决粮食问题，3000万亩耕地是否必须？在张福如看来，这是个因时而异的问题。粮食总量，取决于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两个因素。好的地块、优良的种子、先进的栽培技术，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一点，早在1949年3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长魏震五就已经深刻意识到。他总结道，建设农场，“第一点是交通方便离铁路近的地方。在目前的条件下，偏僻的地方，运输机器油料粮食会遭到很大困难。第二点选土地连片而且集中的地方，便于机器开垦经营。第三点土质要好，并注意适宜于机器作业及无湿凹而便于排水的土地”。按照这些标准，早期农场的设立，都要经过周密的勘测、规划和设计，画出规划设计图，经上级部门批准才开始开垦建设。1954年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就是一个典范。

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反右，“文革”，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科学的勘测设计被抛在一边，从上到下的“高指标、瞎指挥”，更是孤立地把开荒面积当成唯一标准，以往被划为不适宜开垦的三类和四类荒地也纷纷上马。以859农场为例，自1957年到1963年，开荒93万亩，但到1963年初，耕地面积仅为60.93万亩，到年末，萎缩至39.6万亩。盲目开荒，不仅破坏了涵养水土的植被，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968年，东北农垦总局组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参加过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颜文斌少将出任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成为黑龙江垦区的头号领导。

颜文斌生于江西永新的贫苦农村，自幼忍饥挨饿的经历使他对粮食极为珍惜，身边的人哪怕浪费一粒米，也要被他训上半天。然而，少年投身军伍的他，对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尤其是东北农垦独特的大机械化生产，并不十分了解。张福如回忆，有一次陪同颜文斌到下边农场视察，正好在给大豆锄草。这本来是提高大豆产量的有效措施，但是，刚机器除过草的大豆，看起来棵棵倒在地上，仿佛死了一样。颜文斌当时就发火了，马上就要撤负责这个农场的营长——“那个糟践粮食的王八羔子”——的职。幸好有张福如和其他技术人员在一旁解劝，让颜文斌第二天早上到地头里看:果然，昨天倒伏的大豆，又都站起来了。

兵团时期，是黑龙江垦区开荒的第四个高潮。但是这一阶段，由于天灾频仍，政治运动的干扰，技术人员大批被打倒，优良品种培育工作停止，粮食产量连年在相当低的水平线上徘徊。62团建立的红卫农场，1973年，小麦的平均亩产居然只有25斤。“薄收”反过来成为浪费大量资源的“广种”的由头。而在涝灾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小镰刀战胜机械化”这些今天听起来荒谬绝伦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

但是，能不能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一两个领导者的错误呢？张福如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回到那个年代，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些情况，难道独以垦区为然？黑龙江农垦的人，就真的这么傻，不知道好地打出的粮食多，拖拉机比人好用？一些看似不合情理的举措，在当时，都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从1969年起，黑龙江农垦接收了45万城市知识青年，难道不清楚这是生产力的浪费？但是，为了解决这批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国家发出号召，垦区能不响应？”

“麦子已经熟了，却遇上水灾，拖拉机下不了地，难道就让到嘴边的粮食白白烂在地里？当然要拿起镰刀收割。小镰刀战胜机械化是这么来的，说三道四的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吗？”

“这样说我没关系，至少我还可以反驳。可是，如果那些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过程中牺牲了的前辈听到这些话，怎么对得起他们？”

就连选择农垦从来未曾设立过农场的宾县作为自己植树育林、治理水土流失的试点，张福如也带着点为垦区鸣不平的味道:“宾县和尚志，是国家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区，这可不是农垦开荒造成的。在恶劣的大环境下，个人和地方又能够有多少选择？”

清晨5点，山沟里刚蒙蒙亮，张福如和老伴林秀娟就起了床。洗脸，刷牙，穿上衣服，第一件事，是张罗今年刚满4岁的高加索犬“大耳兽”的早饭。山里人烟稀少，常年只有老两口住在孤零零的房子里，没只狗做伴儿，还真不行。

林秀娟从外面抱回一筐柴火，准备做早饭。原本是知青的她，40多年没用过农村的土灶，开始时还挺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了。那边，张福如在收拾垃圾:淘米洗菜的脏水倒到院子里浇花，食物垃圾埋在院子外边的一丛灌木中，他们很少用塑料袋，薄的放在炉子里烧掉，厚的攒在一起，集中深埋。打开工具棚子，把秋天结的山核桃端出来晾晒，再准备好要用的工具。干完这些琐碎的家务，张福如拎着剪枝锯，到附近林子里溜达，既是清早的健身，顺便也去掉树上的旁支斜桠。

因为有外客，这天早餐炖了盆豆角，若是平日，就只有一碗粥和几个馒头。张福如没有车，日常用品，要靠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儿子有空时候开辆吉普送来，不然就只能走到镇上买。领口露出的扣子，三个倒有两个不一样的，裤子上打着补丁，指甲缝里是洗不干净的黑泥，林秀娟笑笑说，“不瞒你，我们都12年没买新衣服了。连附近屯子里的农民，穿得都比我们利索”。

“可是，这座山，就是我们老头子送给我最大的礼物。”

12年来，张福如并不是简单地种树而已。这个1980年就倡导利用日本补偿贸易贷款在垦区建立现代化新型农场——洪河农场，1983年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和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化肥和农药，完成鸭绿河农场建设，创下粮豆高产纪录的老经济系毕业生，最常提到的两句话，就是“市场经济”、“科学发展”。

最开始时候，为了省钱，也是为了更快让荒山绿起来，张福如种的是东北最常见的杨、榆、柳三种阔叶林。可是，这些树长得虽快，却不成材。2002年，为更换林相，他伐了5000棵树去卖，才得到1.5万元。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不是县林业局为了鼓励他植树造林而减免了部分费用，可能还要赔钱。他尝试过在荒坡上种中药材黄芪，“生长周期是3年，长成了，托人找到‘哈药’的一个经理收购，最后才卖了818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更没戏了”。最近，他的实验项目是俗称“十姐妹”的一种玫瑰。“这花儿好，好看好闻不说，还能串根，固土，我在这边的坡上做实验，目前看，完全可以用作高速公路两旁的护坡植物。前一阵，我跟交通厅的同事提起这事，他们说，可以考虑推广。”另外一项，则是在樟子松上嫁接红松，“红松是好东西呀，长两年就能生红松子，一棵树上的出产，市场上可以卖100块钱，你说说，要是种一片，那是多少？如果我的实验成功了，就可以带着旁边两个村子的农民也这么干。既保持了水土，也能改变贫困的生活”。

在实验经济林木之外，张福如还慢慢用樟子松、落叶松、柞木、核桃秋子这类生长时间较长、但材质更佳的“百年树”替代早几年栽种的速生林。为了避免树种单一，他想起了当年去德国访问时参观过的大黑山国家森林公园，也仿着那里布局，将不同的树种分成错落的小块。为了让上山的小苗得到足够的日照和养分，每天，他都要背上老伴用短锯条、树杈子和铁丝绑成的长剪枝锯，上午10里山路，下午10里山路，沿途修剪那些遮挡小树的大树枝条。然而，比起最早栽树时挖截流沟、鱼鳞坑，每天10立方土方的重体力劳动，现在这些，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话虽如此，年纪大了，毕竟是一天天干不动了。不久前，一些老同事撮合，让他把大龙沟转让给农垦总局的一个农场，对方开出的价码，是98万元。结果，农场的人上门一见面，张福如就火了，“不给！等我死了，交回给国家，也不给他们”。

争执焦点，是张福如和老伴林秀娟住的房子。按农场的计划，一手交钱，一手交山，张福如就可以走了。可是，他们却不放心。“我们总共生了3个儿女，12年了，大龙沟就是我们的第4个孩子，哪能说放下就放下？我们得看着，树不会被乱砍掉，该种的继续种，这才能放心地走。哪怕留把钥匙，让我们过渡一段时间呢？”

他们并不是没有地方住。张福如的家，在哈尔滨开发区最繁华的长江路上，一栋遥对龙塔、会展中心和华旗酒店的高层建筑。这是房改时分给张福如的省委家属楼，十几年来，这套让很多人羡慕的大房子，一年中倒有10个月是空着的。

张福如和林秀娟说，他们也不是为了钱，“我们7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要为钱，何必待在这里？”

“有人认为，幸福就是退休后抱抱孙子，打打麻将，串串门子，可我们却觉得，幸福是让以前的秃山变绿了，流失的黑土存住了，看着亲手种下的小树苗长成一眼看不到顶的大树，闻见不知什么时候栽下的玫瑰开花时飘来的第一缕香，晚上坐在院子里的秋千架上抬头看近得好像手能够到的星星。身体上苦一点累一点，都算不了什么。” 为了最后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