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头小镇的环境保卫战

( 住在溪边的王大爷告诉记者，以前这里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

10年治污，背水一战

“小时候，溪里到处是鱼虾，已经有20年没见到了。”生活在水头镇溪边30岁以上的村民见到记者时候几乎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言语里带着一丝伤感。

位于南雁荡山东大门的水头镇，早在宋朝就开始出现手工制革，后来随着电动转鼓的出现和普及迅速壮大。四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在这里汇入鳌江，向东流入东海，水质好，水资源丰富，排水便捷，使水头成为皮革加工的天赐良地。但制革业所造成的污染也是惊人的。水头镇制革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邱殿星告诉记者，从皮到革的工序有十几道，其间大量运用硫化物、石灰等进行腐蚀，所产生的氨、氮、铬等化学元素都属致癌物质。“水头人已经有10多年只喝山上下来的水了，一桶一块钱。只要是有溪的地方就会有皮革厂，汛期来的时候稍微好一点，水一退，臭味熏天，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其实，早在1998年，响应国务院31号文件《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号召，水头的环境保卫战就拉开了序幕。耗资5000万元的I号污水处理厂破土动工，两年后建成，但它日处理污水2.5万吨的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镇上每天7.5万吨污水的需求。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没有处理污泥和氨氮的工程，“制革污水中80%的污染物在污泥中，氨氮更是对水质影响最严重的化学物品，这两个东西不除掉，对水质改善是杯水车薪。”邱殿星如此分析。

2003年底，水头展开了新一轮治污大战。政府下了停产整顿限令，规定所有制革企业限期拆掉油毡棚，改造厂房，原先3个转鼓折合为1个，每家企业的转鼓数不得少于15个。一年后，1200多家制革企业锐减到162家，往日遍布在岸边的一排排油毡棚被整齐、宽敞的水泥厂房取代，新建的6个污水处理厂相继投入使用，但水头的污染不仅没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

( 温州藤桥镇大潭村的小皮革作坊给泽雅景区的环境带来一定影响  )

“因为162家企业的名号是虚的，实际上仍然是各自为战，15个转鼓并不在一起，上级来检查时候就停掉，检查走了就重新上马。”和顺皮革公司的老板朱珍将回忆说。时任平阳县环保局水头分局局长的邱殿星感到有些无奈，“手下仅有十几个人，根本看不过来”。虽然县里经常组织两三百人的突击检查队下乡，队员们拿着电锯，遇到非法排污的企业当场就把转鼓锯掉，与反抗的企业主发生冲突也是常有的事。但在这场猫捉老鼠的较量中，政府依旧是惨败。

2007年是水头“摘帽行动”的最后期限，省里规定年底必须通过省环保局验收。平阳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陈景宝记得，今年春节后的大年初八是皮革厂开业生产的日子，那天他来到江边一看，“水还是黑的，照这样治理，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得下猛药”。

( 陈景宝 )

相比上级的批评，更大压力来自民间。处于鳌江下游的麻步镇是水头的邻居，长期忍受水质和空气污染的村民们开始四处上访。温州市环保局污管处的叶处长还记得，2005年开始，局里接到的群众告状信不断，有的甚至威胁说如果再不见好转，就堵塞国道、拦截运皮车。“不是我们的觉悟有多高，而是再不好好治理，下游的老百姓就要造反了。”平阳县县委书记仇杨均告诉记者。

2006年11月2日，在水头第一中学，全镇1000多名皮革企业的老板到这里参加停产整顿动员大会。会场中，除了市、县领导，让大家记忆更深的是几十名公安特警队员。时任平阳县县长的仇杨均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水头治污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底下的老板们开始在心里打起了鼓，“看来，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 温州藤桥镇大潭村小皮革作坊的工人正在处理成堆的牛皮 )

两周后，全镇3300多个用于加工皮革的转鼓全部停转，1200多家皮革加工厂全部停产，水头治污的攻坚战打响了。

“中国皮都”的辉煌与困境

“10万人同吃一张皮”曾是水头的真实写照，3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满了10万人口，其中，3万左右来自外地，大部分从事皮革业。位于镇口的客运站有上百趟发往全国各地的长途车，远至新疆、哈尔滨等地。车站对面空地上，几十个用篱笆围起的大棚就是当年盛极一时的生皮交易所，“过去旺季时候平均每家每天的交易量有三四十吨”，从事皮货交易多年的林老板告诉记者。由于人多地少，镇上的房子大都是六层居民楼，为躲避每年都要来“光顾”的洪水，房子的一层加高到5米，“水进人退，水退人进”。主干道上服装厂的广告牌一字排开，两旁林立的宾馆装饰豪华，酒店里能吃到几百元的燕窝鱼翅，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人力三轮车透露着小镇的气息，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位于鳌江下游的平阳制革总厂经营不景气，工人们纷纷下海做起皮革加工生意。一般每家一两个转鼓，旺季时每天加工200张皮，每张皮的利润3元多，相比以前每个月不到100元的工资，镇上的万元户已经不算稀奇。80年代末，县里为保护上游的南雁荡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派工作组打击上游制革业，全县的皮革厂很快就集中到处在鳌江涨潮末端的水头镇。刚开始，由于土地租赁简单，用水用电方便，绝大多数作坊式小厂子就散落在村外空地上，一个村形成一个小基地。90年代后期，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促进制革业的规模发展，在水头的上店村、金凤村等五地划出专门区域，全镇1000多家制革企业开始聚拢形成5个基地。

遍地开花的皮革加工厂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化学原料、运输、染料等相关产业发展。起初，做工的一般都是本地人，但几年后，本地人有了钱开始做生意，从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逐渐成了主力军。在整顿后重组的水头镇上店村一家制革企业的生产车间里，来自贵州的小伙子陈刚（化名）正穿着高筒水鞋站在墨绿色的污水里，把一张张刚从转鼓里吐出来的生猪皮装上三轮车。扑面而来的腥臭味憋得人喘不过气，看到记者本能地捂鼻子，他笑着说:“习惯了就好了，本地人嫌脏，我们贵州老乡在这里的有上千号人。”每月1200元的工资已经让他很满意，“要是能当上师傅，就能拿到3000元以上”。

每天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的数十万张生猪皮，至少要经过他们的手十几次，先是脱毛、脱脂，然后分层、鞣制，最后染色、压平，一张生猪皮变为三张轻柔、耐磨的皮革，作为服装和鞋子的主要原料发往美国、俄罗斯、欧洲等世界各地。“整顿前每天都有高达800万元的现金在镇上流通，水头的生皮价格上下浮动5分钱，全世界都会知道。”从事皮革加工多年的意方公司老板黄意珊说起这些，不免有些激动。

2003年，水头制革盛极一时，缴纳利税1.69亿元，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1/3。但就在同年8月，水头登上了全国十大环境典型的黑名单，9月份，又被浙江省环保局列为全省11个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之一。

与此同时，治污不力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问题也开始显现。单纯的皮革加工利润降低，“开始是每张皮三四元，后来两块钱都难挣。”朱珍将说，“加上‘非典’影响与厂房改造，2003年一年我就亏了70万元。”每张皮的平均用水量在0.5吨左右，在邱殿星看来更是“严重浪费”，而每个鼓每年1000元的排污费，远远不能遏止排污量的飙升。全镇3300多个转鼓使得用电问题也日趋紧张，“镇上经常停电，不仅影响生产，也影响生活”。

治，还是不治，这是个问题。面对“一张皮”的正反两面，陈景宝副县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鳌江流域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水头制革基地的日废水排放总量必须控制在1.7万吨以下，转鼓数量必须在500个以内。如果按照每个转鼓补贴3万元计算，单给企业主的补贴就将近1个亿，再加上7个污水处理厂共有2个亿，除去企业集资的6000万元，至少也得需要1.4亿元，但每年县里拨给环保部门的经费才1000万元，杯水车薪。何况，如果全部停产，县财政的静态收入至少降低1.5亿元。”

除了经费与GDP指标，对于基层官员来说，更为现实的压力来自于社会稳定，“如果不治，下游老百姓会闹事;如果治，企业主有可能闹事”。陈景宝副县长向记者分析道，“两者选其一，只能选择后者，老百姓闹事的话我们没底气，企业主闹事的话我们底气足，你污染就要付出代价”。

痛肚皮与饿肚皮

很多当地企业老板记得，2003年的一次治污动员会上，时任平阳县县委书记的戴祝水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要这张皮，水头人就要痛肚皮;不要这张皮，水头人就要饿肚皮。”很显然，作为水头的支柱产业，这两者都要不得。

治污所需的1.4亿元经费很快有了着落，县里贷款7000万元，利息由省市两级帮助解决，本金由县财政转移支付;另外7000万元由保留下来的500个转鼓分担，每个转鼓折合13.5万元。企业重组方案也很快送到了每个老板手里，“全县工业20强的大企业7个转鼓折合为2个，其余企业7个鼓折合为1个，每家企业不少于12个转鼓，集中生产，指标可自由买卖”。朱珍将记得，去年底方案刚下来时候，镇上的大企业普遍选择了观望，而小企业主们却迅速行动起来，有实力的赶紧买指标，没实力的赶紧卖掉，“价格从最初的8000元一个涨到最后成了2.5万元，很多大企业到最后想买都买不到了。”邱殿星难掩心中的激动，“没想到大家在半个月内就组建完成了，到最后甚至晚上都有找来办手续的，这完全是市场的力量”。

今年7月份，企业厂房改造基本完成，39家新组建的企业按照地理位置重新分配到7个污水处理厂，469个转鼓得以保存。“原先按照转鼓收排污费，现在改为按用水量收取，每吨水5块钱，每张皮的用水一下子降到了0.15吨。原先企业每天干八九个小时，现在是昼夜开工三班倒。”邱殿星分析道，“效率提高了，消耗也降低了，今年7月份到9月份，每个月节省用电110万度，同比下降32%”。

利益是最好的杠杆。2001年I号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后，由水头镇五大制革基地联合组成五联公司进行管理，政府唱主角。“处理能力不够是一方面，制度不健全，监管不科学才是更关键的。”朱珍将说，“抓住了顶多罚点钱，损失个鼓，可一个鼓至多也就3000元，相比每月上万元的利润来说不算什么。”而今，I号污水处理厂由17家制革企业组成的蓝天公司接管，朱珍将等5位‘德高望重’的企业主被推举为副董事长，“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主要是做个监工”。负责每天检测一次水质，上报数据，任何一家企业的排污超标都会影响到其他16家企业的生产，“大家被捆到一个绳上，都跟自己的利益挂钩了，谁也不能马虎，比政府亲自来管还有用”。县政府还发布公告，鼓励百姓举报非法黑转鼓，奖金为5万元。

制革业的瘦身逼迫当地政府引导产业链的纵深发展，新建的皮件加工基地占地500亩，在用水用电方面也得到了“特殊照顾”。很多离开皮革加工行业的老板转行做起了皮带生产，去年产值已达到了20个亿。如今，上店村皮革加工基地的上百家厂房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一位姓陈的老板指着倒在地上的两个转鼓告诉记者，“前年刚刚改建的厂房，花了20多万元，没用几个月就废了，有钱的老板都到山西包煤窑去了”。一间靠街的店铺里，郑先生显得有些悠闲，染料生意因为这次治污也变得不景气，“以前每天2000多元的业务，现在好的时候也就几百块钱，再干几天就转行了”。

沿着村子边的小溪往上游走，在村口，记者看到了一条宽约2米的排污沟，与溪流交叉处淤积的黑色污水是刚刚离开的台风“罗莎”冲击沉淀物的结果。“现在是不流了，谁知道将来会怎样？”村头的一位大妈似乎对未来没有多少信心，“就是水头的水干净了，那些转到外地去做皮革的老板也会把臭水带到全国各地”。

陈景宝当过3年兵，说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作为此次环境保卫战的一线总指挥，在他看来，目前“这只是阶段性的胜利”。今年国庆节，在外地上学回家的女儿跟着他下村突击检查，在查封一家非法排污企业的时候，“虽然守着女儿不想发火，但还是没忍住，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保卫战水头小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