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左派看不到未来

( 2005年4月23日，黄纪苏创作的《切·格瓦拉2005》先锋话剧在北京上演 )

三联生活周刊:请谈谈《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

黄纪苏:有个朋友是搞当代思想史的，我们聊起来，觉得应该把这30年的历史重新回过头看一下。既然谈当代史，要有个历史观。30年历史有它的前身，它是从“文革”失败来的，“文革”失败又是新中国以后来的，新中国也有它的母体，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中国进入了近代的大危机，碰到了工业文明，碰到了整个资本主义扩张。这也是这么多年的一种感受，对改革开放，实际上很多人大概也是这样: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觉得的确经济进步了，成就了一个国家。原来搞“文革”极左，这是办不到的，这个路子走歪了，于是改革开放，另选一条路线。还是要解决中国1840年以来要解决的一个基本任务，说白了，说句最简单的，你得让中国强大。强大有各种指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发展。

矛盾的另一方面，的确从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又往回说，实际上整个80年代是做了这种铺垫的，就是精英主义啦，强者哲学啊，这些东西也有它合理的东西。如果那会儿不搞强者哲学、不拉开差距、不强化激励，不让有能耐的人出来，也不可能拉动整个民族往前走。肯定的同时，又觉得这些东西对后来的那些东西也负有责任，一个社会怎么能走得更好呢，应该是摆幅不是太大的。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大的摆幅，一会儿偏到这边，一会儿偏到那边。

中华民族的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在这种历史观里，很矛盾的一种感受成为这个戏要表达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也不是写一个具体人物写一个故事，是写工农商学兵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物从1976年“文革”末期起步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80年代末期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时期，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类型，一个群体的，等于想给他们弄一个世道人心变迁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您写《切·格瓦拉》，人们争论得还挺激烈。这种争论，是您能想到的，还是没想到的？

( 2005年4月23日，黄纪苏创作的《切·格瓦拉2005》先锋话剧在北京上演 )

黄纪苏:写的时候肯定想到会有争论。争论，更主要都是集中在社会伦理道德哲学，因为我们剧本里很多是根据90年代思想界的争论写的。有些没想到争论的，比如商业化的问题，当时写格瓦拉也想过商业社会的东西。

贫富，也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个戏要谈的最核心的东西。讨论多了，来看戏的也就多了，演了37场。有人当时就提出来了，你们怎么还卖什么文化衫、CD盘啊，或者，怎么你们还卖票啊？坦率说，这些话从理论上，戏里都回答了，比如《切·格瓦拉》最后一幕里，我们想象他给关在一个小学里，我们设想当时的人就进来了，说格瓦拉把你的半截雪茄给我吧，我好为大麻、海洛因做广告。又一个人进来了，说格瓦拉把你的肖像权给我们吧，我们想把它印在文化衫上，你就是商机，你就是资本。实际上这些话等于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 电影《摩托日记》剧照 )

实际上，达里奥·福就面对这个问题，他反对资本主义，但他是被资本主义所承认的。承认你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然后给你好处，得到了这些好处后，你还是什么呢？你怎么看待这种东西，你以后的作为和这个是什么关系？我看达里奥·福的日记，他老婆说的，我们就写了一些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战斗的戏剧，我们演了，这些资本主义的达官贵人，看得特别高兴，就跟洗了热水澡似的，觉得特别痛快。就跟我们那个戏似的，当时还挺激动的，在剧场里还怎么怎么着，后来风一吹，一切都散了。我看了一场挺过瘾好玩的戏，可能让我在北京的夜晚街头再流连流连，再找个酒吧，坐一坐化化食，一次完整的还带点余音缭绕的消费，就这样完成了。

也不仅仅这样，有些人，对他们的人生观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触动。当然了，这跟纯粹个人的商业消费已经有些区别了，已经多一点了。回到西方前卫、先锋、左翼的这些艺术，你说它一点作用没起？也不好这么说，你说它仅仅是胡椒面啊辣椒油啊，为了让人吃得更痛快，大概也不好这么说，可能两方面全都有点。

三联生活周刊:左翼的艺术纳入到商业层面上去运行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政治立场和商业上的矛盾。

黄纪苏:我想很多左翼艺术家，不管真假，大概这些问题都碰到过。我记得我有一次读书的时候，读到南美智利的诗人聂鲁达，一个所谓战士一样的诗人，他很富裕，买些小岛，把他的诗句用金字刻在山崖上，我就特别烦这人。这是个问题，在这块儿很容易出骗子，也很容易出现真正的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可以在一个舞台上发出不同声音，那就比谁强谁弱，可能完全靠市场这种杠杆来调节。你再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太多意义？

黄纪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没什么意义。因为很简单，你要活就要商业。我说的是一个内心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戏剧家，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做人标准，我有我的行为处事，有我的价值观。但是通过演完一场戏，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要不作为一个商人，这事也成不了。

我一个朋友写过一本书，《精神之旅》，写得非常有见地，但是书出了以后，一点声响也没有。后来我写了一篇书评谈到，对于这些另类的，这么一些文化，这么一些作者，这么一些思想者来说，他挺矛盾的。要不然你就保持你的思想，沉到波谷里，无声无息，无人知道。或者你到波峰，变成凄惨的泡沫。资本主义这个商业社会有它的一套规律，在市场经济里，它只认绝对值不认正负数，就是说它不讲是非。正负不管，你只要把事情闹大了就行，于是大家就拼命地闹。这是它的规律，如果你按这个规律来，你也要朝这个方向走，你就要改造自己，你要成为那样的人。我本来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为了想让我这种人对这个社会有所影响，于是我成了另外一种人。

三联生活周刊:当今的新左派文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黄纪苏:改革开放以来，一开始从伤痕文学到现在，基本是一种清算的、控诉的、反思的路子，到了今天那些成名的作家，基本干的都是这些事，都在这个基本路数里头。 左派看不到未来黄纪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