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我没什么使命感

( 中文版《金色笔记》 )

老祖母下了出租车，发现家门口 挤满摄影师

10月11日下午，多丽丝·莱辛带儿子看完病，回到她在伦敦的家，发现家门口挤满摄影师。记者们告诉她，她刚刚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莱辛掩饰不住地惊讶。70年代，在瑞典的一个晚宴上，一位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曾亲口告诉她:“你永远不会得诺贝尔奖，我们不喜欢你。”但如果人活得够长，活到这些评委们更新换代，事情就是另一回事儿。这位88岁的英国女作家回过神儿来，对记者说:“我获得过欧洲所有的奖，甚至包括竞争最激烈的，这下好了，这就像一把同花大顺。”

莱辛算是爆冷门，但名单公布后又让人说不出什么，今年实在没有特别众望所归的作家。正面评论除了那种“她早应该得奖了”云云，最高评价是说，莱辛是作家中少有的“先知”，以某种离奇的本能，预言人类社会在未来会面临的问题。也有美国评论家对她的获奖不以为然，但要考虑到的一个背景是，自从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以来，美国已经有14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了，竞猜名单上（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所谓的正式候选名单），美国作家的名单比哪国都长。他们觉得很厉害的作家厄普代克、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还都没被评上。

莱辛是个勤劳多产的作家，80多岁的高龄，她仍然在每天上午花几个小时写作。她已经出版的作品有50多部，大部分都有法文和德文的译本，翻译成瑞典文的也有近40本之多。但在中国，她的译著只有寥寥数种，印数也不多，就像以前冷不丁冒出来的桂冠作者一样，获奖名单公布后，人们无论在书店还是网上，都难以找到她的书。不过，从本周开始到下个月，以前在我国出版过的《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等都将加印出版，《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也进入最后的审译阶段。

不幸的童年培养小说家

( 1984年，多丽丝·莱辛在家中 )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和医学奖获得者、少小流浪街头的马里奥·卡佩奇都告诉我们，规范的学校教育并不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就在前两年，莱辛总结她的一生时说到“不幸的童年培养小说家”，因为她不得不在很小时候就发展很大的想象力逃避现实。多丽丝·莱辛本姓泰勒，上世纪20年代，她父亲带着全家移民到非洲的英属殖民地，打算开垦现属津巴布韦地区的千亩荒地。多丽丝的母亲对她很严厉，把她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她的父亲在“一战”中残疾了，总是陷入痛苦的回忆，加上修女津津乐道的关于地狱和诅咒故事，就着这些，她度过了童年。后来她父亲的发财理想，像杜拉斯的母亲的一样破灭，莱辛14岁辍学，逃避到狄更斯和劳伦斯的小说世界中。15岁她离家去做保姆，那家人给她侦探小说看，也给她性骚扰。19岁结婚，与第一个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后，她绝望地发现自己走回了母亲的老路。她离开了那个家庭，在读书小组，认识了一个叫莱辛的男人，与他结婚生子后，1949年，她单独带着幼子回到伦敦生活，全部家当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说草稿，后来成了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

莱辛的大量创作可以分为三个关键时期。首先在50年代，《野草在歌唱》奠定了她的写作之路，她的经验来自她在非洲殖民地的生活，以及她在政治上的共产主义倾向。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女主人公玛丽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长的白人，陷入烦琐、贫困的家庭生活中，她本能地渴望摆脱这种与非洲土著相似的生存状况，与黑人雇工的交往触痛了她的麻木，然而种族歧视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莱辛的写作一开始就关注种族和社会问题，妇女权益、儿童暴力以及革命政治等。她笔下最著名的人物叫玛莎·奎斯特（Quest，取“寻求”之意），以反叛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她的多部作品中。

然后进入60年代，她开始专注探索女性的心路历程。她的情人和母亲的故事，被全球数百万人当作女性独立的教科书，这就是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这是一本叫做安娜·伍尔芙的自由女性的成长记录,由一个故事、5本笔记构成。其中，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代表爱情生活，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而金色笔记，则是一种哲理性表述，生活的总结。小说远远超出了传统小说的规范，乍看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却是作者刻意的创造。这本小说还被看做是女性主义的根源，但莱辛有一次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抱怨被这样贴标签，否认自己是女权运动偶像，因为她并不反男性，而所谓女权主义者把男性与女性放在两个敌对的阵营，实在过于简单、粗暴。

70年代以后，莱辛沉浸在伊斯兰神秘主义（坚持以经训阐发自己的主张，追求内在的真理和道路，漠视外在礼仪和教法规定）和宇宙幻想的世界中。她的一些老读者认为她的科幻小说五部曲浪费了她的天赋，把读者强拉进她对这个世界的恼怒和被迫的欢乐中。莱辛觉得这也是让那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特别不喜欢她的原因之一。现实中，她的写作试验几乎让她的事业难以为继，以致她不得不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两本小说署上笔名“珍妮·索默斯”。《玛拉与丹恩历险记》是1999年发表的，很得新一代年轻读者的心。讲一对姐弟的奥德赛之旅，讲述在未来社会，因为环境破坏导致冰川纪重临，作为非洲王族后裔的姐弟俩被迫踏上逃避干旱和沙尘之旅，历尽磨难，终于找到绿地，开始安居并重建文明。

莱辛一直都是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保持距离，也不拘泥于任何传统的文学样式。莱辛的写作几乎涉及所有文学领域，从实验小说到剧作到杂文，还有早年创作的诗歌，探索写作的任何可能性，这恐怕也是她获奖的一个理由。按惯例，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诺贝尔官方网站对桂冠作者都有一个采访。网站主编亚当·史密斯在电话中问起她多种多样的创作形式是有意为之，还是表达的需要。莱辛肯定地说是表达的需要，“是那些故事在寻找最适合它们的形式”。其实，“科学幻想”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幻想小说，莱辛的写作试验开拓了很多目前让人难以归类的样式。

莱辛的一生都是在挑战人们想让她相信的——人无法逆时代和命运的潮流生活。她打破生理和文化背景给她的种种限定性，从令她下沉的生活和文化中挣扎而出。“曾经有一整代的妇女，比如我妈那样。”莱辛后来说，“在当了母亲以后，她们的生活就基本停止了。她们变得很神经质，因为学校给她们培养起来的远大抱负，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消磨殆尽。”莱辛觉得她有幸比别人自由，是因为她当了作家。史密斯问她是否带着使命感写作，莱辛说:“绝对没有。别忘了我的政治经历，我看到过太多自诩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给我们带来的坏例子，他们足以使我警醒。” 莱辛使命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