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3号和跳舞时代的终结

( 宝庆路3号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私人舞会场所 )

即将谢幕的家庭派对

靠在画室可以移动的黑漆拉门上，徐元章有些伤感地往他家的宽大舞厅望去，他熟悉的面孔中夹杂着些陌生人，因为要搬家的消息传出去，有些人慕名而来，四处晃荡着打量，他们甚至不认识主人徐元章。不过也不怪他们，徐元章穿着短裤、汗衫，和那闪烁着灯光的豪华家庭舞会不太搭调。

每次的跳舞音乐都由徐元章自己选定并播放，80岁的老舞客朱廷嘉说，外面舞厅，即使是最高级的现场有菲律宾乐队伴奏的百乐门，也没有这么多的老爵士乐。他说话中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是年轻时遗留下的习惯。生病了，朱廷嘉脚疼得完全跳不动，所以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一直听徐元章专门为他放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爵士乐，一架原产德国的旧钢琴躺在墙角，已经很久没人弹了，“都不会”。

放的是曼波，一种上世纪50年代在国外极其流行的拉丁舞音乐。当年流行时候他们没机会听见，可是自从80年代初次听见后，他们就深深喜爱着，觉得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音乐。

尽管和朱廷嘉有20岁的年龄差，可是在音乐喜好上，大家完全没有差别。“他也是我们老克勒的一群。”朱廷嘉仿佛鉴定般地评论着徐元章。

( 令人羡慕的4000平方米花园，因缺乏管理显得有些荒凉 )

宝庆路3号，徐元章住了近60年的地方，位于上海市中心，不远处是使馆区，马路对面是美美百货，一家出售顶级名牌的上海高档商店。这么黄金的地段，这片花园和5幢小楼却始终紧闭着门，除了每周一两次的舞会短暂地打破这里的宁静。

从马路上看进来，只能看见宽阔的草坪和草坪尽头的几十棵高大的香樟树，因为乏人管理，草坪显得有些荒凉。徐元章说:“整个花园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因为面积太大，请来的一名安徽工人总是不能及时将其修整完毕，他的正规职业是环卫工，只有业余时间在这里，身兼数职，修剪草坪外还要收拾房间。

( 令人羡慕的4000平方米花园，因缺乏管理显得有些荒凉 )

“从前请得起专门的园丁，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花园。”徐元章说起外祖父时代的家庭格局，5幢房子中有专门的佣人楼，一般厨师不到客厅来，辟有专门的传菜间。而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了过道，客人们进门，都从昔日的传菜间走，脚下是磨了70年尚且颜色鲜艳的瓷砖。“当年是从法国买来的。”外祖父周宗良是当年德国法本集团的大买办，喜欢的却是法国风格。

建造于1935年的新大厅有几百平方米，现在被开辟成舞厅，双层的柳桉木地板拼接出一种竹席的质感，据说是当年周宗良喜欢的中式风格，“在这样的地板上，特别能跳出花式步”。而大厅一面的落地长窗上则映出他们的影子，朱廷嘉说，他来这里跳舞已经18年了。1987年，周宗良的宝庆路3号地产归还徐元章等家人，徐元章迅速把这里开发成了首屈一指的上海私人舞会场所，每周一至两次招待各方来客。

( 被友人称为“少爷艺术家”的徐元章 )

朱廷嘉是最早的来客之一，他在这个舞厅里教会了瑞典领事馆文化处的女秘书跳老式的国标和拉丁舞，对方很聪明，一个半月就全学会了。他印象中有几年，这里是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的天下，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名外国人在这里，整个房间都坐不下，“他们喜欢这种有老上海情调的场合”。上海仅存的100多处私人花园洋房里，能够招待陌生人跳舞的为数不多，“何况这里还有在他们本国都找不到的爵士乐”。

徐元章是画家，他的早期印象派风格的水彩画挂满了整个房间，画面上全部是上海的旧房子，这成为吸引外国客人的另一原因。APEC会议期间，这些画被借走，挂在当时的会议厅周围，“这是他们所欣赏的上海情调”。

( 宝庆路3号的舞会是一个圈子的聚会 )

叶尹玉医生是5年前才走进这里的，“不是想进来就能进来的”。她轻声细语地说，出身教会学校的父母亲从小就教育她说话不能大声，坐凳子只能坐一半，迄今这些教条还在她身上有影子，“我是辗转托有面子的朋友介绍，才进了宝庆路3号的”。这里使她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举行的家庭派对，进门来，似曾相识的感觉差点让她掉眼泪。

进来后才发现，虽然大家都是朋友介绍，但是宝庆路3号的舞会保持了严谨的等级观念，“我们内圈的人不和外圈来往”。朱廷嘉说，所谓内圈，按照他的说法，是参加最早的一群人，家庭出身，“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己则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所谓外圈，很多是后来“慕名而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尽管叶尹玉祖父是复旦大学创始人之一的叶藻庭，可她也是很久之后才被接纳到内圈的，原因很偶然，女儿有次和她一起来，和这里的熟客朱教授用英语谈了两个小时，“大家才觉得我的出身也很好”。

不管是内圈还是外圈，进得门来，大家默认的规则之一是，悄悄把5块钱放在隐蔽处的一个小纸盒里，这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新规矩。叶尹玉觉得这样也好，帮主人承担了部分电费、清洁费，“要是不交钱，还要花心思给主人带礼物”。她谨守着某些老的礼仪，可是，有些比她进圈子更晚的客人，却让她看不惯:“他们来了就使劲跳，说花5块钱，每曲都不放过！”她和朱廷嘉的共同感受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杂人，“浓妆艳抹的，穿得也不好，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

徐元章却对这些都不在意，他不喜欢跳舞，除非对方是美丽女人，他最常做的是倚着画室的门，看自家舞厅里跳舞的人群，啧啧称赏:“老有腔调的。”他喜欢那些老人们整齐的着装，注意那些擦得闪亮的白皮鞋和他们嘴里飘出来的英语单词，这些让他想起一个过去的年代，他总是拿国外媒体的报道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和外滩钟楼一样，都是老上海的标志”。

可是外滩钟楼的老去，有政府出资维修，这里却必须他自己主持，“这么大的房子，防一次白蚁要5000元，临花园的墙壁全部渗水，光涂料就花了几千块钱”。一天天地与时间在争夺着老房子，他本来以为他可以终老在这里。

目前法院规定他搬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往哪里搬，“我的根是长在这里的，要是让我搬家，我就一死了之”。

“少爷艺术家”徐元章

看见来跳舞的有漂亮的女客人，徐元章就把自己的两本相册拿过去，让她和自己一起欣赏。一本是他和各国领事的合影，他的某次画展上来了10位外国领事馆的领事，“创了上海画家的纪录”。另一本是他和他的女学生的合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是美女”。

侯文彬是他最好的朋友，认识他已经40年了，看见他的举动，就笑着说:“还是那个脾气，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贾宝玉。”徐元章很为自己这个外号自豪，他介绍经验说:接近美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对方有安全感。

侯文彬是张资平的小儿子，一出生就过继给了接生他的医院院长，他很了解徐元章，凭借他的观察天赋，以及这么多年的老友关系，一语定格:“他就是个少爷艺术家。”

徐元章初中毕业就弃学在家学画，老师是张充仁，“后来我慢慢学会了早期印象派的手法，专门画旧上海的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则成为他最好的描绘对象，主楼是德国式的，他很喜欢在草坪的一端看光线在屋顶上的变化。

1951年，外祖父已经去了香港，这里只有二舅一家居住，因为害怕房子空而被外人占据，外祖父就让自己的在外居住的儿子、女儿们搬进这里。“老人家就是厉害，除了‘文化大革命’，这里一直没被任何单位借去。”7岁时，徐元章就搬进了宝庆路3号，这里就是他一生的乐园，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这里，甚至连班都没怎么上过，离开了宝庆路3号，他连画都画不出。

“文革”的时候，在教委工作的父亲工资被扣，去香港继承遗产的母亲失去联系，他短暂地去街道工厂工作过，在徐元章印象中，那段工作并不痛苦，倒像有趣的插曲，“工厂间的老妈妈看我不会缠线圈，就叫我搬个板凳坐她们旁边讲故事，她们替我把活干了”。侯文彬就是那时候通过徐元章的妻子黄亨义认识徐的，“黄亨义是中德混血儿，特别漂亮，他把照片给你看了吧？”确实，黄亨义的照片是徐乐于展示的。

上世纪50年代，黄亨义父亲精心培养她，让她和温可铮学声乐，与言慧珠学昆曲，而徐元章则是她的绘画老师，“当时她只有19岁，已经小有名气”。“文革”来了，黄亨义家庭受到比徐家更大的冲击，所以躲在这里，和徐元章结婚，两人静心过起日子来，“当时这里被侨联的一家西服厂占了，徐元章他们一家住在后面的那幢辅楼里”。现在，草坪里还留着当年工厂扔下的破旧篮球架。

在侯文彬印象中，黄亨义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过去徐元章有保姆照顾，结婚后完全由黄亨义料理，“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有的衣服都是黄亨义给他送到床头。“文革”结束的80年代，是他们的好日子，徐接手了母亲的几处房产变卖的资产，手中有几十万元存款。黄亨义和他都是喜欢享受并且有些情调的人，这里的家庭舞会就是黄一手搞起来的，而借助家庭舞会和外祖父的豪宅，徐元章的画家名声也开始为更多人所知。那时候的照片上，徐元章风度翩翩，戴着墨镜，他说，“我还是很帅的”。他喜欢沉浸在曾经辉煌的历史中，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当年外祖父的。

那是短暂的快乐，1992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开始出现，黄亨义觉得家里这点资产太有限了，侯文彬说:“两人一商量，她去了美国奋斗，结果慢慢就和别人好上了。”徐元章并不责怪他的前妻，因为他觉得，在美国要是没有依靠，她很难一个人奋斗成功。可是他的生活从此变了样子，连衣服都不会买的他，从此基本上靠几个朋友照顾日常生活。

侯文彬记得黄亨义走后，没人照料的徐元章形象一落千丈，“他参加朋友女儿的婚礼，送去一幅作品当礼物，当时媒体记者觉得大画家来了，去拍照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袜子来擦汗”。

侯文彬说他于是每买一次衣服、皮鞋，都替他带一件，还要在电话里指点他，某次聚会是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他自己完全弄不清楚。唯一说得清楚的，就是他的爵士音乐和印象派”。

徐元章的画作是他目前的唯一收入，但收入并不固定。画作定价2000美元一张，在国内市场不太好销，加上他又对自己的某些画喜欢得不得了，舍不得卖，“上次瑞典领事看中了一张，他怎么都不肯卖”。徐元章的理由是，那是用一种特殊的温州产纸画的，纸里有部分的棉，画面因此有中国画的渲染效果，“以后我自己也画不出来了”。这种作品他有几张，都不肯出售。

朋友老梁有时替他处理杂事，不时为他的财政状况和未来感到担忧，“上次我们商量了，要替他去申请低保，因为他没有任何收入”。结果一去就回来了，因为低保户的电费使用都有具体规定，“他完全不符合条件，一个月电费就要2000元，出门从来不关电灯”。

徐元章的哥哥徐元伟是同济大学的退休教授，从小喜欢科学，对文艺一点没兴趣，后来去美国学习基础物理，他觉得自己和艺术家弟弟很不一样，“徐元章很喜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喜欢讲些陈年旧事”。在徐元伟看来，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没什么好，反倒是普通人家实在些。

他们的母亲周家四小姐周韵琴当年也和张充仁学画，1957年去香港继承外祖父的遗产，之后一去不回头，因为丈夫、孩子一直没有出国，后来慢慢地断绝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徐元伟在巴黎机场和她见了一面，之后她下落不明，徐元伟感叹:“如果是普通人家，总会不一样一些吧。”而他们这样“不普通”人家的内部争执，正是宝庆路3号即将不保的原因。

麻烦的现实问题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去世，徐元章印象中的祖父是这样的:“他虽然是德国商行的买办，但是一生推崇中国文化，我记得他那时穿的都是长袍马褂，从不穿西装;不用煤气灶，嫌烧菜不好吃。”去世前，宝庆路3号等一批上海的地产作为不动产划分为13份遗留给儿子、女儿，当时的分配方案是，6个儿子占据50%的股份，7个女儿占据另外50%。

“文革”结束后，13个子女中的老二一家全部死亡，按照道理是12家重新分配，但由于当时大部分亲属都在海外，所以房产被归还给居住在这里的徐元章，由他负责房屋的交税和维修。目前居住在宝庆路3号的，是徐元章和他的哥哥一家，外加一名80多岁的姨父。但是徐家兄弟和姨父并不在一起生活，80多岁的姨父住那幢陈旧的主楼，自己出门吃饭。“这也是我们家亲戚关系的写照，之间不太来往。”

2002年，徐家若干亲戚向法院提出析产，将房产拍卖，资产重新分配。此时，这块黄金地段的资产市值已将近1亿元，徐元章和徐元伟因母亲下落不明，所以不在遗产继承人之列，仅仅可以保管母亲的名下资产，“所以，这场析产我根本就没资格参加”。尽管他是最反对将宝庆路3号变卖的人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发言权。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析产引发了系列问题，法院以7300万元将其低价出售给某地产集团，之后是一连串夺产事件发生，亲戚之间再次反目，部分亲戚取了房款而部分亲戚断然拒绝，有些亲戚质疑法院出售房产的合理性，有些亲戚对另一些亲戚的能否争产身份表示怀疑。这也是徐元章他们没有马上搬出的实际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花园的价值已经超过了2亿元。

徐元章虽然住在房子里，但是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唯一接到的通知就是告知他几时必须搬迁，“反复已经有几次了”。侯文彬说:“他只知道像孩子一样打电话四处去求救。”

舞会还是照常举行，因为有这样的阴影在，来的人更多了些。大家三三两两，在破败的花园里拍照留念，徐元章把这些都看成对他的支持，他半带忧愁，半带得意，他觉得关键时刻，朋友都会帮助他。

侯文彬替他着急，他已经替徐上了几次法院，发现以往那些关系不一定有用，政府部门早通过有关方面的人和他打招呼，让他们少搞些涉外活动，“每次我们都要派大量警卫在外面”。可是徐元章对这些不了解，他喜欢说自己的画卖给多少外国领事，“外国人都把我当宝，他们怎么敢像狗一样把我赶出去”。

周的四女儿周韵琴后来嫁给了周家的家庭教师徐兴业，两人一直筹划着共同写一部小说。1957年，周韵琴到香港继承遗产，当时在上海教委工作的徐兴业作为唯一的系统内非党员，根本不敢提出申请和妻子同去香港，也不敢替孩子提出申请。妻子慢慢丧失了和内地的联系，而徐兴业独自完成了小说《金瓯缺》，按照徐元章的感觉，这部描绘宋末战争使有情人分离的小说，部分情节完全取材于父母亲的真实故事，他说，“他们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也是被迫分离的”。 终结跳舞宝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