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

( 吴子牛 )

1994年，台湾地区影评人焦雄屏找到她的朋友吴子牛，告诉他台湾龙祥公司有一笔资金，要投拍南京大屠杀。正在筹备《李叔同》的吴子牛一口答应，“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引子。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几个月”。这几个月让他剃发明志，白了40根胡子，让他在夜半眼泪打湿史料。他此前只知道南京有过屠杀，真正接触史实是在他翻阅了300万字史料之后。

十几年过去了，说到这段他欲哭未哭，微微颤抖:“从1994年到1995的8月，从最热的夏天开始准备，最寒冷的冬天开始拍。我觉得我拍戏从来没那么冷过，在长白山拍过戏，零下40摄氏度，南京开拍那天是零下17摄氏度，我里头穿了个羽绒服，外头穿个大衣，最外头还一个军大衣裹着我，我都发抖，地底下阴气太重。”他用几乎迷信的口吻叙述这个故事:“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发，在朦胧中，晨曦中，冬天南京的梧桐树全是砍掉上面的，它是这样一个造型，全部像一只手，就是骷髅的手，撑向天空。晚上，半夜回来，昏黄的，在路灯下，那个剪影，也是一只手。当时我拍这个片子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南京所有街道都是30万亡灵的手撑向天空，在呐喊。”他临走前把亡灵之手画了下来。

让吴子牛激动的细节太多。从他第一次踏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十几台日产空调，曾勃然大怒:“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日本空调，就是这儿不能用，地下的亡灵，不愿意吹日本空调出来的冷气。”

《南京大屠杀》的主人公是一对医生夫妇和一个小学女教师，分别由秦汉、日本女星早乙女爱和刘若英饰演。秦汉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父亲孙元良将军今年5月才去世，那一年，孙元良负责守卫南京中华门，弃城而走，战后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42天。从此，他再不提这段经历，留下的最后遗愿却是葬在南京。秦汉知道父亲的心意，减少片酬也要出演这部戏。早乙女爱的丈夫是韩裔日本籍，极力支持她参演，直到今天，她还被日本右翼骚扰，寄恐吓信、呼口号。有一幕戏是安全区里的南京人发现她是日本人揪打她，有些群众演员是南京的老人，完全入戏了，她的头发一撮撮地被揪掉。这部戏让她充分体会到生存在中日夹缝中的痛苦，以至于最后一场为初生的儿子取名，台词是:“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叫南京。”她死都不肯说出南京两个字，吴子牛很诧异，但她坚持着，只能用配音应付。

在日本试映时，右翼分子挥着大刀砍银幕。看到戏中日本兵骗中国小男孩有糖果吃，然后塞进他衣领一颗手榴弹，日本观众表示对这个场景非常厌恶。吴子牛说:“这细节都来自史料，《南京大屠杀》创造了当年是3000万元的票房，在1995年3000万元的票房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后续宣传就有点儿不了了之了。”日本的遭遇他料到了，没有前往，可在国内依旧不受欢迎，为了不让它参加当年的政府奖评奖，组委会请吴子牛任评委，这样他就失去入围资格，至今他还认为此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展映10部抗战影片，本来《南京大屠杀》排在第一位。可是当吴子牛拿到样带时，发现所有片子都安在，只有这部的名字被贴上不干胶遮盖住，没有放映。

原因也许在于对日本的态度，吴子牛把日本地图比作蚕，中国比作一片桑叶，“蚕食”是他要表达的意图，“这样的惨案在中国不只南京，还有，平顶山惨案、河北惨案，包括‘731’”。他所选的角度是“上天的眼睛”，似乎是人在做，天在看的宿命论。“我记得80年代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拍《晚钟》，我对战争电影的理解，都是那种坏人在电线杆后面戴个鸭舌帽，探头探脑的，一看就是坏人，然后千方百计地表现我们的英勇，把侵略者赶出家园，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一种英雄主义的赞歌，但我自己认为，有点儿自娱自乐，又点儿玩儿闹。”他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杀了。

陆川也提到了类似史实，从日本买来的侵华老兵日记中有这么一段:日本兵奉命看守3000中国人，中国难民要喝水、吃东西，有人在抱怨。当过兵的陆川说:“我知道那种群体性情绪波动。”于是日军决定全毙了，一个排负责杀3000人，他们像等待收割的庄稼一茬茬倒下，其中还有不少是缴械的国民党战俘。陆川说:“如果一本日记这么写还有可疑，几百本日记的记述都差不多。国民党军官有抗日精神，士兵是抓的壮丁，几乎是文盲，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1937年日本人顺风顺水，你看他们拍的庆祝占领南京的纪录片就知道，士气正高。”他的读书心得便是《南京！南京！》要采用一部分日方资料。

吴子牛主要依据的还是香港出版的《抗日战争全纪录》和《生活在战争中》，他也看过日本右翼的反驳资料，但他说:“当时我觉得拍片之前，都想看一下，因为首先我必须要相信这一切。我不但相信了，而且非常悲痛。”

拍摄中他遇到一件奇特事，一位日本右翼人士给他送来了材料，其中包括各方论调，看起来很公正。其中有一段史料照片是日军在安全区撒糖果，中国平民哄抢。“这是日本人非常卑鄙的怀柔，这种事情是很下作的。”他说。每个导演看到的材料都是类似的，陆川说:“怎么解读是不一样的。”

吴子牛的结果是带着愤怒的情绪投入拍摄。“筷子”这段使有些人批评吴子牛，“为什么表现日本人还给中国俘虏吃饭？”他的解释很简单:“这难道不比不给他们吃饭更残酷吗？”《南京大屠杀》引来的非议不在少数，其中一条是“对历史的解读有误”，他认为反对者都是些“麻木”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些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个电影是很多跟我们有一样感受的人的观感，有人就认为，不应该有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全部写中国人？善良的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所以我们一直说，要用高一点的视点，要用上天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如果摒弃这些善良，是不是显得我们自己也狭隘了一些。就像要求我在这个电影写反抗，非得把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打死，才出气。不是这个道理”。他曾经想在南京建一面“哭墙”，没有大款理他，最后有一些穷人捐了几万元，不了了之。

《南京大屠杀》被媒体评论为模仿《辛德勒的名单》，那年该片正在上演。吴子牛否认了这点，他承认有些细节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如刘若英给孩子们上课，听到苍蝇的声音，其实是轰炸机。奥斯威辛的毒气有桃子香味，孩子闻到后说:“妈妈，我想吃桃子。”

吴子牛拍摄了全景式的杀人场面，却没有解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这么表面化？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什么坐粪车跑掉？日本人为什么不顾《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和战俘？他的解释是片长已经达到120分钟，没有篇幅了。另一个原因是幸存者当时年纪较小，文化程度低，讲不清故事，70年过去了，他们又一个个地死去。

<p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耻辱柱，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哪怕中日已经像兄弟一样，兄弟共同地回忆过去，也应该正视历史，从美国来讲，它就没有停过拍‘二战’电影。中国现在少了，越来越少了。”但是就连他自己，这么热爱战争题材，《东京审判》找到他时，他都拒绝了，不想再碰。“拍片子要有气候，就像播种一样。节令不对的话，跟愿望是不一样的。也可能到今天，或再过10年、20年我再来拍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可能会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类一些。” 吴子牛南京大屠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