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 挹江门附近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葬有遗骸5100多具 )

“大江”

从南京中山码头，买上一张两块钱船票，十来分钟，就能到达江对面的浦口。这条每天20分钟一班的宁浦线轮渡曾是南京最主要的过江通道。浦口是南京正在崛起的区域，成堆集装箱和长长的机械吊臂在烟雨朦胧的江岸边上，让红色屋顶、昔日的古老建筑浦口火车站多少失去了光彩。由于城市规划的扩大，南京正在逐步推进江北地区的开发，一些老南京人和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就业安家的年轻人正源源不断由南向北，从老城区涌向这里。

70年前，也有大批人沿着它涌向江北，那是一条绝望的逃生路。1937年12月12日下午到夜里，全线崩溃的南京城防军和南京城的难民们一起渡江逃生。从南京城到下关的唯一通路是，从中山北路过挹江门，这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城南逃向城北，却被原本是防守天堑的长江挡住去路。80年代《屠城血证》剧组试图复原这一可怕灾难的开始时刻，用燕子矶码头替代了中山码头。中山码头在上世纪50年代长江流域洪水后加筑了堤坝，已经失去了1937年的模样。剧组后来用了几天时间来倾听那些闻讯前来的燕子矶百姓回忆的家族遭遇，他们说，1937年之后，这一带老百姓家里找不到一点木头家具——所有木头都被用来制成渡江工具，仍然只有少数人得以逃生。这些口述在《屠城血证》上映后被写进了历史史料之中。

“‘长江’在这里应该被称为‘大江’。”朱成山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从他祖父的故事里形成了1937年的家族叙述。他祖父当年是南京新街口银行的一名职员。朱成山坚持认为，在1937年南京的公共记忆和文本记载里，“长江”应该称为“大江”，因为祖父在讲述时一直这么称呼它。他相信，“大江”对这段历史和所有当事人都意味深长。“大江”是1937年南京人的生死线——逃过去，就是幸存者，没过去的，就可能是30万遇难者中的一位。朱成山说，很多难民逃到江边找不到船，不得不泅渡过江，日本兵在江边展开屠杀，数以万计人死于“大江”中。

( 一对恋人在中山码头的渡轮上。1937年12月，国际安全区内的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达万人以上 )

罗冠群和国内第一部南京大屠杀电影《屠城血证》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85年的一个下午。作为大屠杀纪念馆开馆的第一批观众，800平方米展厅陈列的罪证足以让这个中年人震撼不已。“国家刚刚从政治运动的混乱中走出来，以前很少有人会跟你主动讲起这些沉重的过去。”罗冠群1958年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到南京，生活了20多年后，在那个下午第一次回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我记得那正好是‘五一’放假前，附近的一家工厂调试警报的声音，仿佛就是为这个下午的记忆而鸣响”。

罗冠群坐在他位于南京锁金村的家里，双手抱膝，眼神热切地注视你，像一位有很多故事期待讲出的热情老人。他渴望有人跟他分享过去。

回忆里20年前的时光有着很多偶然。罗冠群连续拍摄的两部南京题材影片——《蓝盾保险箱》和《水鸟行动》，都是与南京市越剧团一名叫谢光宁的编剧合作的。谢光宁的手中积累了很多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素材，他后来建议罗冠群不妨试一试这个更大、更富挑战性的题材。罗此时刚受到大屠杀展的触动。

南京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上世纪80年代还欠着南京文化局一笔不小的贷款，这部影片在捉襟见肘的经费支持下诞生。罗冠群并没对它有太高指望，结果，《屠城血证》却意外地大获成功，成为当年国内十大卖座片之一，位列榜首的是张艺谋的《红高粱》。

回忆刚刚开始

这恐怕仍然是一个危险。像罗冠群这一辈人退休了，随之可能带走了对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代的残酷的记忆。罗冠群本身是南京这座城市的移民，“但这个年纪的人们似乎天生有着纪录传播那段历史的义务和使命”。

一名南京人告诉我，他和很多南京人一样，对大屠杀的所有知识和记忆经验全来自遥远的小学时代，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学校组织他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此后，他就再没有去过那里了。

南京一连几天都在下雨。当地的报纸正在抱怨这个城市大部分建设于民国时期的下水道系统过于陈旧，梅雨季节总是给市中心带来内涝。

恐怕这时能记起1937年德国人拉贝记下的细节的人并不多了:阴雨连绵在1937年曾经是困守城内人的救命稻草，因为至少这一天“不用再担心空袭了”，相反，天空阳光灿烂被看做是坏天气，人们要准备经受又一轮空袭。拉贝1937年9月26日下午描述了接连几天空袭后的南京城:“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这一处）。”

每年12月13日这一天响起的警报声仍会提醒人们去追忆过去，但更多涉及的还是情绪。人们喜欢把情绪简化为愤怒、仇恨，尽管他们实际上无从把握这些情感的内在分量。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些骄傲地对我说，去年他在大屠杀纪念馆门口载了两名客人，当知道其中一名乘客是日本人后，他不客气地把他连同随行的中国翻译都赶下车了。这种情绪不是南京的，而是普遍性的，南京，这座当年受害的城市并没有表现出受害者的深刻和独特性。

朱成山正在和中央电影制片厂合作一部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推出的纪录片，片名是朱成山想的，《南京记忆1213》。但即使这些长年从事历史证据收集的专家也担心，这个城市可能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自我记忆。人们能够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找到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犹太小女孩阿加莎的故事，知道她家族的来龙去脉，知道她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叫“多丽”，但人们还不能讲出南京大屠杀遇害者中大多数人的容貌和喜好。

老和平电影院在霓虹闪烁的太平洋百货大楼里面。7月13日，消夏购物的人们和到这里度周末的人成群挤进影院，为了观看刚刚登陆南京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电影院几乎用了所有放映厅来应付接踵而至寻找童年记忆和感受电影工业震撼的观影者，只有一个小厅留给了同时放映的纪录片《南京》。我买了张票，发现身边坐的只有几位老人。在《变形金刚》面前，大屠杀的历史仍只是亲历者的小众记忆。

朱成山是这部美国人拍的《南京》的顾问之一。他对这部视角有别的作品印象深刻:“他们做得相对客观。”他说，相反，“的确，我们在反思历史时，有时会感情成分太多，喜欢拔高”。“几个月前，一家电影制片厂拿着一部纪录南京大屠杀的5集电视纪录片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之后跟他们说最少要砍掉4集。现在需要的只是事实，真相，不是感慨。”

位于南京西水西门外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在进行三期扩建。它现在的工作简单而明确:“收集更详细的证据。”朱成山说，他正在发动更多人寻找当年南京遇难者家属，根据他们的回忆，用电脑绘制出每一名大屠杀遇难者的容貌，现在有300多幅绘制照片收入纪念馆。

历史记忆的陷阱

1937年，从中华门闯入南京的日军给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生活画上句号，其中包括国民党政权正在进行的长达10年的“首都建设”。

现在南京市房产局1929年的城建档案里仍能看到这个《首都计划》的页面。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具体规划南京的各项城市建设。在这个计划中，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这是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南京大学历史学家范金民说。

南京的历史某些方面一直在拖它的后腿。历史覆盖着历史，如何处理过去的城市遗产并不容易。“南京城市记忆的梳理并不容易。”一名学者认为。

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南京就生活在上海的阴影里。历次的战争中，逃亡的富人们把资本带去了上海租界，也把时尚潮流和审美趣味带到了那里。曾经作为江南中心的南京，后来甚至输给了苏、锡、常这些当年围绕着它的小城市，外资更青睐一个经济圈内更灵活的小经济体，那里新兴工业园区所迸发出的活力，要远大于一个被历史深深束缚的古城。

现在，它又开始重拾它的过去。它重新装扮秦淮河，用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复原“桨声灯影”的盛况;这里现在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就是它的民国史，越来越多的学者涌入这个领域，因为有更多研究经费投入这里。它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传统，但现在，这些时髦的回忆构成了流行消费的一个主题，在这些时髦的追逐中，南京似乎正在找回自己的独特性标志。“我们不希望对大屠杀这个沉重话题的思考，陷入回忆性消费的肤浅陷阱里去。”一名学者表示。■

<p "="">（本期封面图片为电影《南京》中的一个场面，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暂时被安置在“安全区”内） 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南京屠城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