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

( 库尔特·冯内古特 )

“我母亲天资很高，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是缺少时尚杂志需要的粗俗。幸运的是我全身上下都很粗俗。长大后我实现了她的梦想。给《星期六晚邮报》、《大都会》之类的杂志写稿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这一天。”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冯内古特中断在康奈尔大学化学系的学业，参军入伍，1945年2月13日在德累斯顿被俘。1958年冯内古特的妹夫和妹妹在一个星期内接连身亡，妹夫死于车祸，妹妹死于癌症，他收养了三个外甥。1984年他自杀未遂。不幸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2000年，冯内古特的住所失火，烧毁了他所有的文字材料。

1950年，他在通用电气做公关时把短篇小说《谷仓效应报告》卖给了《科利尔》杂志，卖了750美元，相当于通用电气6个星期的报酬，后来另一篇又卖得950美元，有了这么多收入他觉得自己可以从通用辞职专职写作了。当电视时代降临，需要小说的杂志纷纷倒闭时，冯内古特的卖稿生计发生了问题，幸运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成了畅销书，古根海姆基金出钱请他重访德累斯顿写一本书，后来他还受邀在爱荷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写作。

1977年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整个地球上唯一从德累斯顿轰炸这一花了上千万美元的暴行中获益的只有我一个人。它也没有早日结束战争、没有削弱德国人的战争努力、一个人也没有被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我则从每一个被炸死的人身上获利3美元”。他还说，要是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海勒只能去从事干洗业。

雷蒙德·弗德曼说:“50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战’美化为一场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沃克的《凯恩舰的哗变》。《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则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即使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也可能成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和大型二手车拍卖会没什么两样。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为之蹙眉，但也不禁互相会心地使个眼色。”

( 《猫的摇篮》 )

出版于1963年的《猫的摇篮》说科技是毁灭世界的力量，宗教是安慰人的谎言，书中的博克侬教徒通过相互抵足来获得安慰。有人说《猫的摇篮》的成功是因为它受到了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夸奖，但格雷厄姆·格林那一次同时还夸奖了《洛丽塔》，却不会有人说纳博科夫的成功是因为获得了格林的夸奖。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冯内古特比较幸运，《猫的摇篮》出版的时机刚好赶上了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受到残酷镇压，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在芝加哥，冯内古特为芝加哥城市新闻担任罪案新闻记者，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1947年他的硕士论文《小故事中善和恶的摇摆不定》没能通过答辩，直到1971年新任大学校长发现学校规定，如果毕业生出版了优秀著作，也可以代替论文，芝加哥大学终于授予了他硕士学位。他在人类学系学到了“大家庭理论”，在《时震》中他借科幻小说家特劳特之口宣传了这个理论:“我刚刚读到这样一个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父亲把自己的婴儿使劲摇晃致死，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肛门括约肌，而且啼哭不止。如果在一个大家庭中，周围就会有其他人，孩子就能得救。他们会帮着哄孩子，也会安慰当父亲的。如果这个父亲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父亲。”

(  《时震》 )

他出生于自由思考者、人文主义者的家庭，“人文主义者努力在不相信来世会得到报偿或惩罚的情况下体面、公正地行事”。他的祖父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思想家协会的首任主席。冯内古特自1992年起接替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担任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主席，该协会的宗旨是促进个人自由、理性思考和怀疑主义。但他开玩笑说:“我发现人文主义者就是对人类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的狗也是人文主义者。”

他是这样成为黑色幽默作家的:“通常我写的是无能为力的人感到自己无计可施的故事。笑跟哭一样，是对困境的反应，它什么也解决不了，但那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可憎又可笑的是美国人认为你只要多用点力，问题总能解决。美国文化不允许哭，所以我就笑。”《五号屠场》中的皮尔格里姆在541号大众星知道了一件事:那里的生物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存在，死人只不过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在其他许多时间却很好，因而当听说某人死了，只耸耸肩说:“就那么回事。”

( 《冠军早餐》 )

冯内古特在亲身经历德累斯顿轰炸25年之后才写出了《五号屠场》，部分是因为写笑话非常困难，而在书中穿插笑话又是必须的。“《五号屠场》中的科幻片段就像莎剧中的小丑。当莎士比亚觉得已经让观众看了足够多的沉重的东西时，在再次严肃起来之前，他就弄出一个小丑或者傻店主。星际旅行、科幻小说这类逗闷子的东西就相当于莎剧中时不时现身的小丑。”

他不喜欢人家说他是科幻小说家的另一个原因是，“IBM制造出第一台电动打字机时还担心没人买，因为那时机械打字机仍挺令人满意的。但通俗小说家踊跃购买，因为他们的稿费高，想写得更快。由于写得太快，对人物形象和对话都很不讲究，他们写出草稿就拿去印成书卖，因此质量很糟糕”。

(  《五号屠场》 )

很多读者都说他们最喜欢《囚鸟》，一个主要原因就因为在该书结尾部分，男主角瓦尔特跟前女友在电话里讲了很多笑话:为什么奶油这么贵？因为母牛不愿坐在这些小瓶上。你咳嗽很厉害？去吃最有效的通便剂，那样你就不敢咳嗽了。

他在书中还穿插着一些低俗的民歌和奇思妙想的小故事:“你以为古代罗马人十分精明？看看他们记数的方法多么愚蠢。”有一种理论认为，他们衰落、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的水管道是铅制的。英语中管道plumbing的词根来自拉丁文plumbum意即铅。铅中毒会使人愚笨、懒惰。特劳特说在建造金字塔的年代，地球引力比较小，因此大石块能像沙发垫子一样扔来扔去。

他的作品好玩好读、有很多对话、坦率、散漫，但总有一个坚实的道德内涵。他是不多的敢于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人，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一致的。“为什么一个出身名门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去参加工人运动？因为基督的登山宝训: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他还是一个很讲斗争策略的社会主义者:“一本技巧高超的小说改变不了美国领导人的观点。要在年轻人成为公司领导、将军、议员和总统之前，用仁爱毒化他们的心灵。”他还说过:“美国不缺优秀的作家，缺的是大量读者。我建议每个失业者在领到救济之前要提交一份读书报告。”

他说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赢家分成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假装互相争斗，输家没有自己的党。”他在《囚鸟》里用这样一段故事讽刺美国人认为穷是一种罪过、人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的文化精神:天堂的珍珠门外有一个大接待站，里面尽是电脑和原来在地球上有合格证书的会计师、投资顾问和经理人员。不经他们全面检查你在地球上如何充分利用上帝通过天使给你的买卖机会，你就不能进入天堂。审计师们说爱因斯坦要不是在1905年忙着告诉全世界E等于M乘以C的平方、而是把他在瑞士伯尔尼的房子做二次抵押，然后把钱投资在铀矿上，他早就成为亿万富翁了。

他认为生活梦想应该是《囚鸟》中瓦尔特出狱时勾画的:“我好像是在抱着一个娃娃，我抱着的实际上是我心目中小小的前途。我让我怀中的娃娃看看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我抱着它走进中央车站，要是对纽约市感到厌倦的话，这里可以买一张车票去任何地方。我告诉我心中的娃娃说，我们等哪一天天气好就买一只野餐篮和一辆自行车，骑到一个废弃的码头上去吃鸡片三明治，用柠檬汽水灌下去，海鸥在头顶上飞翔、啼叫。”他无法放弃抽烟，因为“抽烟不过是在酒足饭饱、高谈阔论之余的又一个文明的享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