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箓发现的敦煌

( 王道士 )

对于王圆箓的身世，我们现在知之甚少，唯一可考证的文字资料就是他的弟子赵玉明、方至福为其撰写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一份现存于敦煌研究院、由他本人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以及《沙埋契丹废墟纪》、《敦煌藏经洞访书纪》等国外汉学家探险笔记中的零星描述。根据这些资料显示，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因逃避旱灾导致的饥荒，辗转流落到陕西、甘肃，在当时的肃州巡防军里当过兵，退役后在酒泉出家做了道士，道号“法真”。这个既虔诚、朴实且有些愚昧，又无多少道教修养的道士不断向西云游，终于在登上敦煌附近的三危山，眺望千佛洞时恍然大悟，认为“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把自己的道观“太清宫”落址于此，并不惜余力清疏各洞窟中的流沙，并四处化缘。这种孜孜不倦的功德终于在1900年6月22日得到了回报，王道士和一个杨姓伙计在这座现编号为第16号窟的甬道北壁上发现了一道密门。关于这个日后震惊世界的发现，王道士在写于1909年6月的《催募经款草丹》中杜撰了这样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近视洞像，破辉不堪……贫道誓愿募化修补为念，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内藏古经数万卷。”很明显，面对这些意外收获，王道士对它们的价值只有一些模糊认识，从而萌发了利用它们来换取功德钱，继续修缮道观的想法。

王道士想到的第一个主顾就是自己的老上司、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敦煌文书发现后，王道士就私自携带一箱经卷至酒泉，没想到廷栋对这些经卷的价值一无所知，认为书法还没有自己的造诣高。沮丧的王道士居然把这些经卷弃之而去。这些遗留在酒泉的经卷后来被廷栋送给了一位曾担任嘉峪关税务司的比利时人。这些记述可以从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中得到印证。收藏于廷栋处的敦煌卷子，其最终下落则可以从水梓《张广建督甘时期见闻》中查到:1917年，肃州驻军哗变，垂涎廷栋家财的安肃道尹杨柄荣与分统周炳南鼓动乱军杀入廷栋家中，“抄出财物六十大箱，内有价值文物不少，将其中敦煌经卷、流沙坠简之类，择优贡给（张）广建”。

这位接受贿赂的张广建，字勋伯，是安徽合肥人，1916年7月任甘肃省督军兼省长，1917年因支持张勋复辟，被任命为甘肃巡抚，落入其手的敦煌文书有数百卷之多，后转买给日本三井家族。1985年，三井文库将这些文书进行重新登记编目，共著录有112件写经，大多是佛经，首尾完整。而张广建派去追查廷栋一案的调查员许家拭，也收受了周、杨两人的经卷贿赂，这部分文献主要由其父亲、曾任甘凉道尹的安徽人许承尧收藏，其后分别售出，由叶恭绰、龚钊等人购得七八十卷，其余分别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及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地。许家拭也在张掖、皋兰、武威等地市集上分别购得敦煌经书200卷，很可能是廷栋处流传出来。而周氏所得敦煌文书，其中若干写经被收藏在敦煌研究院。

终于，王道士的四处馈赠让这批文献的价值开始为人注意。1902年，敦煌知县汪宗瀚把王道士送给自己的部分敦煌遗书、画卷和拓片转送给了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其中包括珍贵的《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绘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经》四卷等，根据叶昌炽的记载，这些画卷“绢色黯眈，丹黄黟剥”，经本则“笔伐遒古，确为唐经生派”。叶昌炽立刻建议甘肃省当局，要求将全部藏经洞文物运送到兰州保管，但因经费困难，始终没有成行。1904年3月，甘肃布政使令汪宗瀚对藏经洞出土文物进行清点并封存，汪宗瀚乘机择其精品，选送新疆、甘肃地方官员，敦煌文献从此开始大规模向外界流传。根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中的记录，1906年他将其中经卷，赠送给了自己的老师汪鸣鸾，至于手中的三幅绢画，叶氏带回了苏州老家，由于气候潮湿，所以保存情况不佳。1911年10月21日，叶氏就在日记中记录:“旧收藏书画以次抖晾，敦煌石室乾德画像内夹油纸，经蒸经后胶黏牢固，手自揭开，已损四五字。”这几幅绢画在1917年叶氏去世后先后流出，经福州收藏家梁章钜、浙江吴兴人蒋汝藻之手，最后被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在纽约买到。 王圆箓敦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