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我的戏剧人生

（文 / 黄宗江 李菁）

( 黄宗江与美国学生在一起 )

我的“戏”缘

说起来，黄家应该算是正经的书香门第。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家族还有几位先人也比较有名，在老家浙江那里，有瑞安“三黄”或“五黄”先生之说。祖上哪里知道打我这儿“坏了门风”、成了“戏子”呢？不仅如此，还带着弟弟妹妹一串儿，成了演艺人家了。

父亲黄曾铭，清末时留日，是电机工程师，回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后来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家庭气氛非常自由，父母从来不限制我们。1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有个亲戚对我说:“宗江啊，要好好读书啊！”我心想，这个老头子怎么骂人呀？因为，父亲以前从来没有这种话，在我听来就像是训斥。父亲还是个戏迷，那时京剧盛极一时，梅兰芳、杨小楼的戏，他都带我们看过。我小时候在学校的演出，父亲都是最早的、也是最最热烈的观众。他还跟母亲提过，干脆把老大——就是我——送戏校吧。可惜我天生一副破锣嗓，但日后以戏剧为终生职业可能最早就要追溯到这个年代吧。

我上初中时，一台演出能演好几个角色:人家演京剧，要我演里面的丑老头、丑婆子;人家演话剧，要我演一个小孩子，还让别人抱上台来，奶声奶气地喊“妈妈”;人家演歌剧，要我演披一被单、拿一火把的和平女神，所有的戏，京剧、话剧、歌剧我都参加了。我的音乐老师说:“你可出风头了！”他一直觉得我唱得很差，可我觉得他嫉妒我。我歌是唱得很差，但我会演啊。

我家兄弟姐妹7人，除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下面还有3个弟弟宗淮、宗洛、宗汉和小妹宗英。那时放学回家，我就给弟弟妹妹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我编的戏。小妹宗英就成了唯一的女主角兼配角。宗洛小时候最笨嘴拙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现在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业了，谁会想到小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上台还老忘词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唯一演员，70多岁了，还越演越欢。

前些日子我从“八一”厂出门坐出租车，不知怎么和司机聊起老演员的话题，司机师傅不认识我，他说:“以前那女演员比现在的好看，像那个黄宗英，嘿，年轻时真漂亮！可她那个弟弟，老演古装戏的那个黄宗洛，可真丑！听说她还有个哥哥，叫黄宗——江。”我赶紧问:“你觉得她哥哥是像妹妹一样好看，还是弟弟一样丑？”他说:“不认识。”我说:“嘿！今天你运气可真好！免费参观！”除了我们仨，在电视剧行业工作的四弟宗汉也算是演艺人家一员，唯一不是这一行的是二弟宗淮，他原是北京市委党校的历史教师，“文革”时挨斗，很早就去世了。

1935年，我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刚从北大毕业的张中行担任国文老师，他是旧式文人打扮，穿着布鞋长袍。作文课上我斗胆自命选题，行老拿着我的文章说:“黄宗江，当代一二流作家不过如此！”那时我才15岁，这一句夸我记了一辈子。我的英文老师李尧林，是巴金的三哥，毕业于燕京大学。

( 半个世纪军旅生涯，离而未休 )

南开是一个戏剧摇篮，曹禺是我们南开的，周恩来也是我们南开的。虽说我们没同过台，却都在学校里演过戏。我们可不是随便演着玩儿的，全是成本大套的大戏呀！周恩来演过好几个女演员的戏，曹禺演过易卜生《娜拉》里的娜拉，我演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南开在重庆有一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40年，校方请我去讲演。校长大声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上海下海

1938年9月1日，我考入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西语系，大学里剧社很多，有一次突然有人找我排“圣剧”——圣诞节演的剧，我找到沈湘，让他演一个大胖子，上台就抱着金元宝“哈哈哈”大笑，沈湘个头比我矮，但声音很好，我就要他一个大笑。结果演出那天，他刚一“哈哈”完，全场突然一片漆黑，他就坐在台上的一个板上等了半天灯光才亮。想到这个著名的声乐家当年给我跑过两回龙套，我还忍不住偷偷得意半天呢。

在南开时我就有了“初恋”，她是隔墙南开女中的学生，演了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回家之后》中的女主角，我一见钟情，默默写了一年的日记。没料到我们后来又一同上了燕京，还有机会一起合演了《雷雨》，她演四凤，我演周冲。像戏里一样，我爱上了她，她爱上了“周萍”。演完戏，我灵机一动地查了她洗照片的号码，发现所有“周萍”的照片，都洗了，而我的，她一张都没洗。我一气，就要殉情自杀。那时候东安市场随便有鸦片卖，我买回来，像泡咖啡一样喝了。我本来想写一封很长的遗书，但没写出来。“四凤”和同学们赶紧把我送到协和医院，他们生怕我一睡就醒不过来了，所以一看我要闭眼，大家就一起喊我的名字;过一会儿我张开眼，还朝大家微笑，回头我又睡过去了……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的命是保住了，但这一来把“四凤”吓着了，她离我更远了。“周萍”原来就有未婚妻，所以“四凤”最终也没和“周萍”好。我的老伴阮若珊后来点评:“你年轻时的恋爱为什么总失败？因为你没给对方成家的感觉。”这说得太正确了。我追过一些女孩子，当时都不成，但事后她们都说:“黄宗江是我遇过的最好的男人。”

1940年冬，我19岁，上到大学三年级。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未遂而远走他乡，有的已跨入西山打游击，我为自己深陷小儿女的爱情里而自卑，于是决定出走上海。在那里考上了上海剧艺社，从此正式“下海”。

( 小时候与哥哥姐姐一起跳大头娃娃舞 )

不久，已是名角的石挥也参加了剧艺社。石挥的性格冷得厉害，他出身于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破落大家庭里小的一支最受气，受尽欺凌的人每每恨世。生活中，石挥不是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记得有一次组剧团，外号“小开”的韩非是老板的代理人，向弟兄几个宣告:咱们几个都是A级演员，拿最高月薪600块！石挥冷冷地冒出一句:我要601！众人皆愕然，我至今仍记得韩非那张尴尬的面孔。事后石挥就有了个外号“601”，既好胜，又表现在明面上，真不好相处。

有段时间石挥邀我与他同在辣斐德剧场的弄堂里租一个亭子间住，亭子间终日不见阳光，而石挥整天穿着他那件永恒的黑西服，带着一把吉他，总显得很阴郁，我甚至都有些怕他。

( 青年时期黄宗江 )

有一天，我俩坐在各自的小铁床上，我忍不住说:“石挥啊！说实话，我原本不想跟你一块儿住，你这个人哪，太——太冷——”谁知石挥仍是冷冷回答:“我刚到上海时，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人都是王八蛋！”我不禁愕然，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也总有好人吧？”石挥慢腾腾地说:“那也要先把他看成王八蛋……也许最后能发现个把好人。”稍顿后又说:“你也是王八蛋，我也是王八蛋！”说罢，在吉他上“嘣嘣嘣”地轻拨几下。

黄佐临后来带着我和石挥等另组上海职业剧团，黄佐临不爱说话，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P.K”（闭口），他的夫人是著名演员丹尼，她与我和石挥还一起同台演过戏。我和石挥后来都住在黄佐临家，不久15岁的宗英也来上海，起初是管管服装，因演员生病，她被拖上台，从此也下了海。我们都是流浪艺人，黄佐临每月象征性地收我们10块钱房租，以让我们安心。

( 少年时期的黄宗江 )

那时候他的家里已经很高级了，楼上楼下，楼下是客厅、餐厅，完全洋式的。那时有冰箱的人不多，我们三个下戏回家，饿了就打开冰箱，吃罢各自倒在床上。有一天晚上睡着觉，忽听住在客厅里的石挥一声喊:“宗江，咱们忘了关冰箱里的电灯吧？”我一想，好像是。我们三人赶紧起床，拉开一看，灯果然亮的，却找不到开关。再关，再开，怎么电灯还亮着？我们折腾了半夜只好各自睡下，一晚上也没明白冰箱里的灯为什么老关不上……人家好好一个家，招了我们三个流浪汉进来，等我好多年后有了自己的家时，才明白，做到这一步，他当年可真不容易啊！

石挥后来主演的话剧《秋海棠》在上海盛极一时，他实在是个天才演员。我曾问赵丹，他认为最好的男演员是谁，赵丹回答:石挥！1942年日本人控制的电影公司找我演电影《秋海棠》，我放弃了高出5倍的片酬，也放弃与他做一较量的机会，远走重庆。

( 赵丹作画，黄宗英和女儿来帮忙 )

1946年春，我海外归国，路过上海，又见了石挥，一别近四载，见他苍老许多，而那笑，好像寒意更深了。分别时，他给了我百八十零钱，送我上汽车。登车前我想买张报，他连忙掏钱，买了两份，我拿了一张跳上车。车上车下我们同时拿起那张报纸，却见报上写着:“黄宗江自从被石挥气走以后……”

此一别直到解放。再见石挥时，他眼里有了难得的暖意，却因后来被打成“右派”跳海而死。那一年，他才42岁，正是男演员的黄金年龄。

( 黄宗江、阮若珊夫妇及三个女儿 )

漂泊生涯

1942年12月，我到了重庆，参加了夏衍、张骏祥等领导的剧团。在重庆我与蓝马一见如故。蓝马与石挥都出生于1915年，同在北京上小学，拿了铜子上天桥拜师傅学京剧。还是蓝马带着石挥进了话剧团体，先是打零碎，后来都成了一代名演员。

( 在夏威夷珍珠港 )

蓝马是个有趣之人，虽比我大，却爱喊我“黄爷”。因为我的女友要和别人结婚，他代我写过一封宣称决斗的情书，引用了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在其女伴、女诗人伊丽莎白·布朗宁有所动摇时，曾写的一封信:“我曾为你而战，我还要战这最后的最好的一战。”我抄下照发。后来我挺纳闷地问蓝马:“没怎么见你读书，哪儿来这么些学问？”他回答:“我一年就读半本，都用上了。”真叫活学活用。

蓝马从30年代起就演过不少好戏，现在还常在电视上播放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的《万家灯火》，演他妻子的是著名的上官云珠。上官与我同岁，长得比较妩媚，前夫是写《清宫秘史》的姚克。有一次上官请我去她家吃饭，推门一看蓝马坐在那儿，见了我笑着说:“黄爷，我在这儿长期包饭。”我那时还有点洋规矩，对上官说我好几天没刮脸了。上官说:“老姚的刮胡刀还在。”就带我去洗手间。在门外她说:“宗江，你跟老姚是好朋友，你跟蓝马也是好朋友，我怪不好意思的……”她这一说，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当时我已听说他俩相好，感到倒也相称，但可惜这一段也没长久，更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人物最后也惨死。

( 黄宗英（摄于1943年） )

“文革”后有一次我偶过鼓楼的马凯餐厅，见蓝马跟一个小姑娘吃饭，他介绍说那是他侄女。后来他向我坦白说，上次说谎了:“那是‘简·爱’，我是‘罗切斯特’。”此后我便称他为“蓝切斯特”。但家里人都反对。不久，蓝马得了肺癌，去世前，只有那个“简·爱”在他身边。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好女孩子。遗体告别时，她也去了，但听说家里人不允许她进。

我觉得那段时间演得最好的戏是夏衍、于伶、宋之的合写，郑君里导演的《戏剧春秋》。男主角是蓝马，而我一台演了三个配角，从顽固老朽、洋场恶少到酒吧茶房，自此也获得重庆“三大龙套”的殊荣。那个阶段可以说是蓝马，也是我的舞台上的辉煌岁月。

( 周璇和石挥 )

在重庆，我和赵丹的前妻叶露茜也合作过。叶露茜有些骄傲，我不太喜欢她。我们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演《家》，金山和张瑞芳一组，我和叶露茜一组，在台上不能用真感情，也不能没感情，演瑞珏之死那场戏，叶露茜扮演的“瑞珏”在死前说:“你要大胆大胆再大胆啊！”这时灯光就切了，灯光一黑，我就“啪”一松手，只听“咣当”一声，她就跌到地上了。她说:“你就不能多抱一会儿？”我说:“我不能！我不能！”

我与赵丹在上海并没有同台演过戏。赵丹、唐纳都是1915年生的，比我大10岁左右，在他们面前，我是小弟弟辈。当年赵丹、郑君里与蓝苹同台演出《大雷雨》，蓝苹演女主角卡捷丽娜，赵丹演她的傻丈夫，郑君里演她的情人。若干年后，蓝苹到了延安，成了江青，1949年两人见面时，蓝苹见到赵丹仍亲热地喊“阿丹”，而赵丹也仍喊她“阿蓝”。谁想到几年后，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就被痛批。“文革”中，赵丹与郑君里也是被整得最惨的。

( 上官云珠 )

我在40年代上海时认识的唐纳。“文革”后，80年代初，我访巴黎时与唐纳见过面。唐纳一次回国，好友又相聚，欢声笑语中也惋惜少了赵丹、郑君里，于是话题又离不开江青。酒过三巡后，我指着唐纳笑骂:“都因为你唐纳是罪魁祸首，要是你那时能留她跟你在一起，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不至于受难了！”大家哈哈大笑，但马上又觉得有些苦涩……

戏梦人生

( 蓝马 )

我在重庆演了两年的剧，演了《家》和《戏剧春秋》等，也还算得意。1944年秋，正巧在好朋友冯亦代家遇到上海交大的一位学生，告知交大航海、轮机等系学生近百人参加了千名老兵组成的“赴美参战海军”。那时湘桂失陷，而我又一次失恋，再次决定出走，于是我也报名混入，漂洋过海成了一名真正的水兵。

到美国后，我们在迈阿密的一个海军训练中心受训，除了航海、枪炮、补损、救火等基本课程外，还有一项“基础英语”，教员是在海军服役的美国姑娘温妮。其实以我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底子，是根本用不着上这种“基础”课的，但也整日在那厮混调侃。慢慢地，温妮与我，也由师生之谊进入男女之情。

那时的美国南方，虽然已是南北战争一个多世纪后，但种族歧视仍根深蒂固。在街车上，白人站坐在前，黑人在后，黑白分明。我不黑不白，只好站在中间。而火车更过分，设白、黑二门，显著标志着White（白）与Colored（有色）。我气得用美国式国骂痛斥。不久，我们舰队转赴古巴关塔那摩港继续学习。行前温妮与我告别，与她握别后，她突然叫回我，说，你不吻别我吗？长吻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此生再无相见。

1946年夏天，军舰回到南京下关。当时我在永宁舰任声纳反潜中士，我害怕被提为军官，因为这样回来就要打内战了。我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打日本人可以，打共产党我可不愿意。于是谎称肺病，去北平复校的燕京大学重新读书，人家“大四”毕业，我却继续读我的“大九”。没想到1947年暑假，我真的得了肺病大吐血而卧床。直到上海解放，我才起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终于没能念完我的“大十”，也就至今尚未毕业燕京。

4年的职业演员生活倒很光彩，但我认为做演员是天才的事业，而我不是天才，所以始终想以演员为过渡，最后成为剧作家。

我的编剧生涯开始于9岁。那年上高小的我写了个童话剧《人的心》，被同学拿去发表在《世界日报》上，从此我立志写剧。但此后学生时期写的不少戏，均难成器。1946年，我从美国归来，25岁了，一想到人家曹禺23岁就写出了《雷雨》，不免有点着急。便多少也以我的家庭为剧本，写了出《大团圆》。在京、沪上演了话剧，还拍了电影。我最得意的是这个剧本的出版，列入了巴金主编的“文艺丛刊”，其中还包括曹禺的三部曲。

参军后，我很自然地从事了电影编剧，直到今天。第一部《柳堡的故事》改编自胡石言的同名小说，石言和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动笔了，因为是涉及战士爱情的敏感题材，7年后才拍成影片。作为编剧，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张志新的电影剧本没有拍成。

1956年，我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了阮若珊，以前也曾听别人提及过她。那天她穿着蓝布衫罩着棉袄，剪着短发，一切并不惊人，我也并未惊艳，但是难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对我合适，也许她与我近年来所憧憬的一种形象暗合——就是我钦佩的一种人，一种饱受生活教训却仍热爱生活的人，于是我连夜给她写了一万多字的求爱信贸然给了她。

我和阮若珊此前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若珊比我大几个月，“一二·九”时就在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后奔赴太行，又下沂蒙，写作了《沂蒙山小调》。她是位老八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后任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书记、副院长。

若珊的很多朋友当初并不认同我，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浪子”，但她还是很有勇气地接纳了我。1957年元旦，流浪了前半生的我，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一团的旧衣服，和若珊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暖的家。对她的两个女儿我一直视若己出，两年后，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丹青。结婚时，若珊已是位师级干部，老共产党员;而我才是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这要换成她是男的，我是女的，一点都不奇怪，倒过来，是我党我军“史无前例”。

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柳堡的故事》的原作者胡石言，对于我和我老伴的关系，说了这么句话:“你这件外套她穿上，开始可能感到花哨了点，穿惯了也就贴身了。”蒙他祝福，我俩就如此地贴身近半个世纪，近金婚，她才离我而去。

倏乎间，我已八十有五。回首前程，恍然间有一种浮生若梦之感。是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我已辨不太清……却时常记得在燕京读书时，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Miss Boyton，领着我们在未名湖畔上课时，我用英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那句诗:“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演员……”■ 戏剧人生蓝马郑君里黄宗江赵丹石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