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访陈赓记忆

（文 / 舒可文）

叶大鹰在拍完《陈赓大将》之后一年补写了一个“导演阐述”，在阐述里，他把这个电视剧定位为《一个英雄的传奇》，中心大意是:“一个民族不应该遗忘他们的英雄！”《陈赓大将》播出后，叶大鹰接受我们采访时有一次强调了这个大意:“我们不想评判历史，因为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我们干的就是讲我们民族的故事，讲陈赓这种奇人的故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人性。”

一场革命或战争造成的历史结局尚未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叙述回顾，总是会惯性地停留在由胜败导致的光荣与仇恨的基础上，光荣来自胜利，而仇恨因为是对手。当历史稍稍远去一些，重新检索战争中建立功勋的人物，遥想当年的风云变幻，他们所经历的奇关异险，以及在那种经历中百炼成钢的人物背后的做人原则和能量，不正是伴随漫长历史的英雄传奇？其中悲与喜的衡量都由于历史的境遇而耐人寻味。在我们告别了一个时代之后，难以告别的是这些时代英雄。

抗美援朝期间，陈赓在沈阳炮校

陈赓传奇开始的时代，中国社会的衰败、可悲和毁灭的迹象激发出各种要求改变社会的力量和理想，国共两党的主张代表着当时对新型社会的追求，无数想要改变中国面貌的理想主义青年都在这两种主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922年陈赓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又考入黄埔军校。

从今天的距离去看80年前的黄埔军校，无论是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都不是最迫切的任务，而是如何面对混乱的时局。正是那个历史环境造成了很多人身兼国共两党党员的奇特政治面貌，在当时，理想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像时局发展到后来那样清晰。1926年，在蒋介石重新制定政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声言“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在这个政策中，所有身兼两党党员的人都经历了人生道路的第二次选择，不同选择框定出了此后中国历史时期中敌对两方诸多重要成员，也延伸出跌宕起伏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陈赓虽然跟随蒋介石参加了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并在第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但校长的器重和同窗情谊都没有让他在这次道路选择中改变初衷，他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了共产党。宋希濂后来被国民党派赴日留学，1930年回国后，很快就连续升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1933年升任第36师师长时，军衔由少将升为中将，时年27岁，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高级将领。这时候的陈赓在红军中只是个团长。到了1948年昔日好友分属的两党做最后决战的年代，宋希濂曾身居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的高位。

陈赓选择的道路充满艰难。1926年，陈赓被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特种工作经验，这意味着随后他将进入特殊时期的特殊境遇。所谓“特殊”，就是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进入地下状态，可想而知，叛徒对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是严重的威胁。顺应时世的突变，随即中央特科成立，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机密，向组织报警，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因为处境险恶，能够进入特科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的党员。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是与陈赓一同到苏联学习的同事，顾顺章后来的叛变虽然是他的耻辱，但叶大鹰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在那种险象丛生的景况中，人的灵魂所经受的磨砺。历史中顾顺章被捕与陈赓被捕不在同时，但叶大鹰在电视剧中设计出两人在同一牢房里的对话，无非也是为了对比陈赓在黄埔军校公开共产党身份时的那种坚定和道路选择后的坚毅。顾顺章是陈赓的上级，两人既是战友，又是同学，又是上下级，互相了解就如台词所说“像了解自己的手指”，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要对比两个灵魂的对话。关于顾顺章的叛变有很多传说，叶大鹰在为《陈赓大将》收集资料时遇到一个传闻，说顾顺章招供之前在厕所里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哭过之后走出厕所，全部招供。从他的哭声中透露的也许是意志在做最后的抵抗。顾顺章也做了第二次道路选择，不过是在一种没有尊严的处境中对第一次选择的背叛。

电视剧《陈赓大将》剧照。陈赓由侯勇饰演，傅涯由杨雨婷饰演

历史并不留给人太多的机会，战争逻辑比起这种机会显得更为简单，无非是胜与败、生与死，在这种简单逻辑中，道路的选择才显得艰难。而光荣与耻辱、得与失以及所有的情感与义气、品格与意志都在那简单的逻辑中被诠释，形成了不同质地的传奇。

陈赓的传奇色彩丰富，还在于他与对战双方都有非同一般过命的渊源。1955年，蒋介石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黄埔军校时期著名的“黄埔三杰”;多年后周恩来对记者也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们都提起“三杰”中陈赓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1933年陈赓被捕大难不死，蒋介石没有杀害他，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为那一次救命之恩，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阻挡了蒋介石才更符合战争逻辑，但那救命之恩才显得陈赓的命运有回旋的余地，蒋介石许诺：“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但他依然不做第二次道路选择，把自己置于生与死的边界。

由于陈赓的位置，他的传奇必定联系着一段历史。理想可敬，历史无情，他的戎马一生中竟有大约10年时间是在与自己的同窗旧友做生死决战，当那段历史远去时候，当事双方也许终能一笑泯恩仇，但风云际会的历史现场上，那又是一种与庄重的道路选择相互考量的内心伦常秩序。并非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量、都走到过生死边界，陈赓与历史中交战双方的命运纠缠以及他在战争中几次大难不死，是他的传奇中不可缺少的意志与能量的光彩。从这种不可毁灭光彩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坚硬的东西，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牢固、更持久。

1961年，陈赓58岁时去世，他的传奇终止得又是那么早，这与他的传奇一生又形成某种对比。■

导演叶大鹰访谈

关于红色故事

从《红樱桃》开始拍这种故事，当时是想找一个大点的故事，有传奇的要求。当时拍成那个电影很重要的是做了30多次采访，前辈人的子女将战争故事听得非常感动。所以就想拍这些奇人，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性。这次拍陈赓与其说是红色故事，不如说是英雄传奇。作为导演，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制造什么，也不能说我们拍了真实的陈赓，他太高了，以我们的境界根本没能力再现他。只能拍关于陈赓的故事。

即使是拍他的故事也都有很多限于条件拍不成，比如淮海战役，陈赓按总攻命令的时间出击，但他后来不想执行这个时间了，他要将坑道一直挖到阵线前，当时的指挥邓小平不同意，他跟邓小平力争，之所以敢抗命，一方面当时大家为着一个主义是敢直言的，另一方面他监听敌人的同时也监听粟裕向刘伯承的汇报（他是从特科出来的人啊），粟裕也是按这个想法在准备，最后是挖到了离黄维部队30米的地方，29分钟就结束战斗。多精彩！但拍不了。

作为叶挺的后代

以前我不太敢说，现在我对此很自豪。所以拍《陈赓大将》这种题材就有一种责任感，感觉跟他很近。他是我爷爷的哥儿们，也就是我的长辈。他们制片方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没找我拍？”真找到我了，我是一边答应一边紧张，拍陈赓找艺术刺激，也不是完成简单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家人的嘱托特别沉重。我们看了很多档案，那时候他们真是不一般啊，就说王根英的刚烈，她听说陈赓被捕了，就做了最后的打算，因为没有前途了，不是死就是叛变，她先把孩子从窗户扔下楼，准备自己随即自杀，可是孩子一扔下去招了很多人，她就没死成。至今陈赓大儿子的头上还留着一个大伤疤。

遥想前辈

小时候老想，我要是生在那个打仗的年代多来劲啊，到拍陈赓的时候，我就老想陈赓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真是由衷地佩服。据说帅孟奇在大牢里所有大刑她都过了一遍，就是扛过来了，自她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高官就不再用大刑了，没用。我们虽然做人做不到他们那样，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就觉得曾经有那样的人，是我们的财富。有英雄的存在才有那些历史。■

陈赓简历

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二都柳树铺。

1916年底，投笔从戎，到湘军第6团当兵，并参加了护法战争、湘鄂作战等。

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进入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学习。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1月底，毕业留校。

1926年7月，参加北伐作战。9月，由中共中央委派到苏联红军部队学习，翌年2月回上海。

1927年3月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任营长。4月下旬，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与李立三一起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贺龙任军长的第12军任营长。会昌战斗中，腿负重伤，历尽艰险潜入上海医治。

1928年4月，奉命到上海中央特科，化名王庸，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

1931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成立，任第12师师长。

1933年3月24日，在上海不幸被叛徒发现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5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到达江西瑞金后，被任命为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任军委干部团团长，随中央红军中央纵队长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卫任务。

1935年11月下旬，率红13团参加直罗镇战役，手部受伤，12月，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

1936年2月，率红1师参加东征战役。5月，率部参加西征战役，协同兄弟部队解放甘、宁夏广大地区，11月下旬，率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1937年2月，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2期学习，兼任第1队队长。7月，调入红31军工作;9月，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0月，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在夜袭长生口和伏击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战斗中，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在伏击昔阳县黄崖底日军中，歼敌300余人。

1938年3月16日率第386旅在神头岭伏击战中，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3月31日在响堂铺伏击战中，毙伤日军400余人;4月中旬，在长乐村追击战中，歼灭日军2200余人。

1940年5月，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接着，率部队参加白晋战役，歼日军350余人，破坏铁路百余里。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

1942年12月，指挥部队和民兵，围困沁源县城，经过30个月的斗争，于1945年4月，将日伪军逼出沁源，成为抗战史上著名的“沁源围困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率部参加上党战役，歼敌1.4万余人，生俘阎锡山部第19军军长史泽波、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将官多人。

1946年7月至9月，率第4纵队参加闻（喜）夏（县）战役、同蒲战役、临（汾）浮（山）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31旅、第1旅和阎锡山部的部分主力，计2万余人。

1946年11月27日至1947年1月29日，率部协同王震部进行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阎（锡山）两部3万余人。

1947年4月4日至25日，指挥第4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发动晋南攻势，歼敌1.8万余人，使吕梁、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7年6月30日，在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下，率领第4纵队，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8月22日，率部强渡黄河，横扫豫西，至1948年8月23日，率部南征1年，作战200余次，歼敌11万人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鄂豫陕解放区。

1948年11月7日，率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战役第二阶段，他受命指挥中原野战军第4、第9、第11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的东集团，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2万余人。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由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组成的野战军前敌委员会。4月21日，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后挥师上饶、弋阳地区，切断浙赣线，解放闽浙赣边境地区，又横扫江西全境，5月22日解放南昌。

1949年10月，率部由赣南出击广东，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广州逃敌4万余人。11月至12月，参加粤桂边围歼战，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7万余人。

1949年12月底，率部发起滇南战役，追歼企图逃出国境的国民党军第8、第26军共2万人。

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政府主席、昆明市军管会主任。

1950年7月7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身份，应邀率援越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协助越南人民和军队赢得抗法战争胜利。

1951年4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途中，腿伤复发，留在大连治疗。8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入朝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1952年4月初，代理志愿军司令员，6月13日，奉命回国。

1953年9月1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月，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

1961年3月，开始带病撰写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等六章。写完序言后，由于心脏病复发，于3月16日在上海不幸逝世，享年58岁。

（周密 整理） 陈赓追访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