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

河北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退休后，去了趟陕北梁家河村。“很多东西都记录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奋斗经历。村里有两口井，一口是废井，打到一人多深的时候突然坍塌了，再打第二口时，谁也不敢下井，他第一个跳了下去。村里还有一个拦水坝，是在冬天建的，那水还带着冰碴儿呢，他挽起裤腿光着脚去引水。”何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的全过程。

2024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指出：“改革举措要有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去，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

在地方工作的数十年中，习近平始终保持着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念和信心，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一项项“味浓、成色足”的改革举措。

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

习近平从政起步的地方河北正定，早在1967年粮食亩产量就达到了400斤，是当时的粮食高产县。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正定只看重粮食生产，忽视了多种经营，经济并不富裕，是有名的“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征购粮71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为了保征购，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致使种植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不能平衡发展，粮食虽然增产了，农民却不能增收。

1982年春，习近平放弃令人羡慕的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主动要求下乡，来到正定，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他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实情。当时，正定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普遍。时任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回忆，当时几十个人同拉一辆车的怪事经常有。由于社员们积极性不高，粮食收装不及时导致发霉变质是常事。

一天，习近平对时任正定县长程宝怀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因为“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当时有县委班子成员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程宝怀就没有当场表态。但他后来同意了，并根据习近平的意见，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部农村政策组组长张成芳等几名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带回来。

几天后，这几名干部在小岗村目睹了“大包干”带来的变化。回到正定，在习近平的指导下，张成芳拟好了“大包干”试点方案，来到里双店公社厢同大队征求意见。大家齐刷刷地举手赞成。

社员们说干就干，在地头插上灰橛，撒上白灰标线，确定“四至”，登记入册。钱贵香在自家的6亩承包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了又搓。那一年，里双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

“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起飞的基础。”程宝怀说。

厦门：15年发展战略

1985年6月的一天，习近平从华北腹地来到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厦门。到厦门出任副市长这天，正好是他的32岁生日。“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习近平后来回忆道。

当时福建整体形势比习近平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从福州到厦门，他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狭窄。而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容市貌显得陈旧。“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时代呼唤改革。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习近平在这片热土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实践。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度坚决。一次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蹚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他还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回忆，组织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发展战略》），是习近平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郑金沐说。

为此，习近平带队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拜访的第一位专家是于光远。年届七十的于光远说：“近平，你又来了！”接着，习近平等又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副院长等请教，他们都很支持。

“拜访了这些专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厦门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大约100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郑金沐说。

例如，《发展战略》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撤销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郑金沐说。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当时评价说：“这个发展战略不仅对厦门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宁德：“四下基层”

1988年6月，习近平带着在经济特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来到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原宁德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金煊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习近平在宁德工作了近两年，时间上不算太长，但给宁德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让李金煊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提出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这个理念是习近平在接待来访群众时形成的。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日，习近平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有五六十人，他亲自接待了每个人。他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转给相关部门。

“那次回来之后，他不是参加完接待就过去了，而是深入思考这个事。他在想，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习书记说：‘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没有过的。”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回忆道。

“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

“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闽东日报》原副总编辑邱树添说。

习近平到每个县调研，都要听各县班子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提倡念稿子。他对县里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念稿子，了解多少就说多少，记住多少就讲多少，你念稿子上的东西我还很难一下子记住，不如咱们这样脱稿交流效果好。你们放心讲，讲不下去了可以看一下稿子，讲得下去就讲出来。”他后来说，这就是考核干部的一种方法，看他的精力有没有用在工作上，如果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讲得出来，不一定要念稿子，如果是别人做的事情而且又是秘书写出来的，他就离不开稿子。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到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由于当地未通公路，习近平在炎炎烈日之下徒步而来，办公室是一间土坯房。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宁德干部队伍中曾流传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近平把它改成：“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在习近平的带领下，宁德干部作风为之一变。

福州：“马真精神”

陈明森是福建较早研究股份经济理论的学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福耀公司委托撰写公司上市可行性研究报告。当时，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正在筹划推动福州市国有企业改革，当得知福耀公司改制发行股票的消息后，想了解详细情况。“1992年1月初，习书记邀请我和福州市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到他办公室座谈，谈了整整半天。”陈明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会议伊始，习近平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

“座谈会上，习近平边听边记要点，还不时就企业股份制改制的具体操作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陈明森说。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习近平的这番话，让陈明森感受到他的果敢和担当。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当时是部队面临一些困难，一件事情很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说后就抓紧落实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后，他对部队官兵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找我，我马上就办。’由于当时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很受鼓舞，‘马上就办’这4个字就广泛流传开了。”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说。

习近平还提出“真抓实干”，这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

福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进程中，同样贯穿着“马真精神”。陈明森记得，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比如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1992年初的那次座谈会后，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很快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对此，习近平作出了“抓紧落实，尽快促成”的重要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