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衰落:莫尔斯比港

（文 / 袁越）

( 2005年9月15日，一艘大型商船从Manubada岛驶往莫尔斯比港，庆祝Hiri Moale节。各地的部落前去参加16日举行的独立30周年纪念活动 )

天堂里的第一天

国营的“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几乎是外国人去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唯一途径。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67-300型客机座无虚席，而且什么种族的乘客都能找到，真有点诺亚方舟的意味。“新几内亚”自己办的机上杂志名字就叫“天堂”，第一页就是一篇为该国首都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辩护的文章。原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按照居民生活的舒适程度把世界上130个主要城市排了个队，莫尔斯比港因为犯罪率高而被排在了倒数第一的位置。这篇辩护文章是一个在莫尔斯比港生活了很多年的澳大利亚人写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问道:旅游手册上都说外地游客千万别在莫尔斯比港逛街，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让你初来乍到就一个人上街闲逛？读到这里我心中一栗:天啊，看来我要去的地方真是世界上最差的城市。

飞机在第二天凌晨到达了莫尔斯比港国际机场。出关用了1个多小时，却没看到接机的人。走前我预订了马吉拉旅馆的一个床位，他们答应负责接机。这个旅馆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唯一一家背包族旅馆，每晚要价50基那（1基那约合人民币3元），其余的旅馆每晚至少要130基那，比欧洲都贵。等不到人，我只好换了钱去打公用电话，却发现机场里6个公用电话坏了5个。就这样，我在机场等了1个多小时才坐上了马吉拉旅馆派来的车。后来我在莫尔斯比港住了两个星期，发现这里真是一个磨炼人耐性的好地方，因为办任何事情都需要花比预想的多得多的时间。

车子很快开到目的地，两名手拿警棍的保安拉开一座铁门，把我们放了进去。门口有一个2层楼高的望塔，里面有一个手持美式M16自动步枪的保安时刻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里24小时都有至少3名保安把守大门，要不是墙上写着的“Magila Motel”，真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监狱。我的房间也很像囚室，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柜子以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了。房间的墙壁居然不到屋顶，留下了1米多的空间，外人可以很轻易地爬进来。我决定出门时一定要把相机和钱随身携带，不能便宜了小偷。

放下包，立刻出门找吃的，却被前台服务员拦住了:“你想去买东西吗？让我帮你叫辆出租车吧。”“可是，商店离这里只有100米远啊！”我踮起脚尖向铁门外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有几家商铺，门前人来人往。“不行的，这里很不安全，要么我帮你叫车，要么就在旅馆里吃饭吧。”我想起了《天堂》杂志上的文章，只好听从了服务员的话，去旅馆附设的饭馆要了份鸡肉薯条。这个饭馆是露天的，总是坐满了人。可这些人都不在吃饭，而是呆呆地坐在位子上看电视。他们都属于马来人种，肤色棕黑，毛发卷曲。男的大都留着大胡子，女的几乎都涂着红指甲。全都身穿T恤衫外加短裤或者长裙，体味熏人。我后来知道，这些人都是旅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住在员工宿舍里，工作之余几乎从不上街，而是坐在这里看电视打发时光。虽然我是那天唯一的食客，可我的鸡肉薯条还是在40多分钟后才做好。两个小小的油炸鸡大腿，外加一堆用油过量的炸薯条，居然要价18基那，这个钱在北京可以去小饭馆点个四菜一汤了。

( 莫尔斯比港市景 )

饭菜一进肚，我便体会到了热带气候的厉害。这里常年气温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几乎100%，啥事不做都会出汗，整天打不起精神。我去公共卫生间洗了个冷水澡（旅馆根本没有热水），然后踱进公用厨房。这里有煤气灶和冰箱，但却没有任何做饭的炊具。冰箱里除了几瓶冰镇自来水以外别无他物，冰箱门上贴着一个有趣的通知，上面写道:请大家不要随便拿别人的水，毕竟血浓于水！

厨房紧挨着活动室，里面有一台只剩下绿色的海尔牌电视机，旋钮全都不见了，换台必须用小树棍伸进去捅。我试了试，发现居然能收到很多电视台，包括CCTV4和9。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一家电视台，所以普通老百姓都会集资安装卫星电视。据我观察，当地人最喜欢看的是一个名叫“百老汇”的电影台，播放的都是不带广告的好莱坞大片，而且全都自带中文字幕！看来这个电视台用的都是中国盗版DVD，也就是说，中美联手为巴国人民提供了娱乐——中国负责硬件，美国负责软件。

( 路边遭破坏的汽车 )

活动室热闹非凡，进进出出的全是本地人，而且多是住在这里的服务员。他们告诉我，这个马吉拉旅馆几乎完全是为本地顾客服务的，除了旅馆以外还有一个舞厅兼酒吧，在当地很有名气，因为像这样的娱乐场所在莫尔斯比港不超过5个。马吉拉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华人，为人和善，唱红脸。另一个是希腊人，是个黑手党，唱白脸。保安和酒吧女招待每小时能挣2基那，清洁工就只有1基那。可他们除了住宿免费，吃饭还要自掏腰包，我亲眼看到一个女招待的晚餐就只有一包饼干。“天快黑了，不想出门买东西吃，怕危险。”她对我解释说。她告诉我说，她被抢过很多次，最多的一次丢了1500基那，相当于她两个多月的收入。那天晚上本来轮到她休息，而她家离这里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但是因为害怕强盗，她选择了待在旅馆吃饼干，而不是回家看女儿。

“比起我的两个哥哥来，我算是幸运的。他们几年前在波根维尔战死了。”她说的波根维尔是巴国东边的一个海岛，在那里发生的那场战斗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欢迎你来我们国家玩，可是我要说，我们国家快没救了。”说完，她叹了口气，继续吃她的饼干。据我观察，这里人的日常饮食以淀粉为主，几乎没有绿叶蔬菜，而且严重缺乏蛋白质，因此很多人都是虚胖，营养不良。

夜幕下的马吉拉

夜色来临，蚊子们也开始活动了，这里的蚊子不怕人，虽然我像一只猴子一样不停地乱动乱挠，可还是迅速被叮了3个大包。为了躲蚊子，我来到了带空调的马吉拉酒吧，里面挤满了肥胖的男人和打扮妖冶的妓女，他们在舞池里伴随着恶俗的电子舞曲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把整个屋子弄得臭气熏天。我掏出相机打算拍照，旁边一个小个子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喂，这里不许拍照。”

( 首都莫尔斯比港是案件高发区，抢劫、撬车偷盗、聚众滋事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

“我是从中国来的游客，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是这样啊？那么也请给我拍一张。”他站到灯下，摆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 男女老幼都吃槟榔，有客人来，也拿出槟榔来招待 )

我花5.15基那买了瓶当地啤酒，和这个叫艾伦的家伙上了楼。艾伦自称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会计师，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主动拿出一张政府大楼的出入牌给我看。酒吧楼上的顾客很少，安静了许多。艾伦把我带到一张桌子前，指着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头对我说:“介绍你认识约翰，他是我们国家好几届政府的高级顾问，是我们这里的大人物哦！”这个约翰待人挺和气，知道我来自中国后立刻吩咐女招待给我端来一瓶啤酒，然后又指着身边的女孩对我说:“你看她漂亮吗？喜欢她今晚就归你了。”

我赶紧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别见怪，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我自己就有5个老婆。”旁边的艾伦也附和着说:“我也有4个老婆，你如果需要女人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先别说女人了，在你们国家我连上街都不敢。”我试图换个话题。约翰一听就怒了:“别相信谣言，那都是西方人造谣，他们不想让他们国家的人民来我国旅游。其实我们这里很安全的，我国人民生活都很幸福。”

“一说起西方国家我就来气，”约翰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最讨厌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他们不但掠夺我们的资源，还对我们政府指手画脚，干涉我国的内政。虽然他们给我们的经济援助很多，但都附加很多条件，干涉我国内政。既然给我们钱，就应该允许我们自己支配嘛！还是你们中国好，我喜欢中国人。”

艾伦和约翰轮番给我做了1个多小时的爱国主义和反霸权宣传，快把我说晕了。我借口空气不好，离开了他们，来到阳台上透透气。酒吧门前的空地上停了一排车，我发现每辆车进来之前都要接受保安的检查，生怕顾客带枪。远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殴打一个女人，也许是因为两人躲在了车后，竟然没人前去干涉。突然，酒吧门前一阵骚乱，一个明显喝醉了的顾客和保安吵了起来，一个头戴棒球帽的保安二话不说，冲上去朝那个顾客挥拳就打。旁边几个保安也一拥而上，把那个妄图闹事的人打了出去。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打架事件在这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发生一次。

我终于熬不住困意，回房睡觉。躺下才意识到，屋子里充满了烟火的味道，原来旅馆后面有一个焚烧炉，整天都在烧垃圾，味道呛人。我忍了很久终于睡着了，却又在半夜被隔壁房间那张木板床有节奏的震动声吵醒了。一个男人兴奋地大呼小叫，折腾了足有20多分钟。其间我却从来没有听到那个妓女发出的任何声音，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

我在“天堂”的第一天，就是在这样吱吱呀呀的催眠曲中结束的。

烟雾中的莫尔斯比港

( 环境威胁、自然灾害以及失业问题等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构成挑战 )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去市中心买飞机票，前台服务员坚决不让我坐小公共，她为我叫了辆出租车，并告诉我说最多不超过15基那。

车子很破，司机告诉我，这辆车是他3个月前买的二手车，花了9000基那，现在已经收回成本了，剩下的就是净赚。“现在我每周只干一天，其余的时间在家休息。”他告诉我。“这么说还有其他司机和你共用这辆车喽？”我按照常理问他。“没有，这车就我一个司机。我就是不想干，反正赚的钱也足够我花了。”司机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看来热带的人真会享受生活。

( 初来城市的打工者用废弃的集装箱搭盖成“家” )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马吉拉旅馆，亲眼看看莫尔斯比港这个传说中的“地狱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城市位于一个半岛上，市中心在岛尖，其他地方按照距离市中心的远近被叫做四英里、六英里、八英里……我住的马吉拉旅馆位于六英里，是个贫民窟。进城的道路质量很差，坑坑洼洼的，一路上净是冒着黑色尾气的小公共，空气质量和北京最繁华的大街差不多。更可怕的是，这个城市到处都在烧火，只要有人坐下的地方总能看见一堆火。司机告诉我，巴国没有垃圾回收部门，所有垃圾都是一烧了事。因为这里气候潮湿，任何东西烧起来都是浓烟滚滚的，于是我就一直生活在烟雾里，嗓子一直疼，根本没有享受到热带岛屿应该有的清新空气。

到了地方，表上显示的数字是28基那，难怪这个司机3个月就挣回了车钱。市中心其实就是夹在山间的一小块平地，有几幢十几层高的办公大楼和高档旅馆，每幢楼门前都有好几个保安，这让我有了一点安全感。绿色和平组织的办公室就位于市中心不远的一座小山上，门口照例有门卫把守。后来听说许多来自外国的员工和志愿者都没怎么出过门，即使出门也都是坐着防弹车，以至于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很久却连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他们如此谨慎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去年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个员工就曾在路边遭到过暴徒的枪击，损失了一个睾丸。

我站在小山上拿出相机拍照，还没拍几张就冲上来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态度友好地让我出示护照，还掏出数码相机给我拍了张面部大特写。原来，我无意中拍下了美国大使馆所在大楼，被他们的监视系统发现了。恐怖主义已经让全球的美国人都成了惊弓之鸟。

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陪我去买机票，结果得知我还要等一个多星期才能去绿色和平组织设在热带雨林的营地参观。而明天正好赶上复活节，有4天都没有航班，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莫尔斯比港多待几天了。不过我正好可以借机多走走，看看这个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城市到底为什么口碑如此之差。

我决定乘小公共回家，一来体验生活，二来出租车也实在是坐不起。绿色和平组织的当地工作人员山姆犹豫了半天，终于决定让我试试。他陪我来到公车站，用当地话嘱咐了卖票的小伙子几句，才让我上了车。我双手捂着相机包，紧张地注视着满车的大胡子乘客，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一次什么样的旅程。

小公共

小公共，英文叫做PMV，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传奇般的地位。它出现的历史不长，是本地人经商少有的成功范例。可是所有的外国游客都不会去坐，因为小公共太危险，不但怕被抢，而且怕翻车。确实，我乘坐的这辆日本产小面包车肯定有年头了，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座椅也脏得完全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车上挤满了人，汗臭味加汽油味熏得我直想吐。幸亏车窗的玻璃都没有了，车子一开起来就可以透透气。

我乘坐的4路小公共走了一条和出租车完全不一样的路。车子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我也正好从高处领略了这个城市的全貌。这里地无三尺平，房子都建在山窝里，被地势隔成了一块块居民小区。其实巴国整个都是这样，险峻的自然环境把原住民分隔成了一个个原始部落，互相之间往来很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整个新几内亚岛居然有将近800多种语言，占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巴国人的部落观念特别强，他们把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叫做“老乡”（Wantok），老乡之间好得就像一家人，出门都会相互照应。我亲眼看到很多人坐小公共不买票，这些人就是售票员的老乡。毫不夸张地说，“老乡体系”是理解巴国社会最重要的窍门，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和最差的一面都通过这个体系表现了出来。正是因为老乡的照顾，很多来大城市打工的人才不至于饿死。而巴国政府机构的腐败，也正是因为老乡体系带来的裙带关系。很多人都告诉过我，在巴国好好读书是没有用的，因为工作都被老乡们霸占了。

我只花了0.7基那，就到达了“四英里”这个地方。这是莫尔斯比港最重要的商业区，很多车都在这里始发。按照山姆的指示，我在这里下车换15路。可一下车我就傻了，原来小公共都是没有站牌的，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等车。满眼望去，周围全是人，可就是没有一个外国人(事实上，我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除了市中心偶尔可以见到几个白人之外，大街上根本见不到一个外国人)。根据巴国旅游部门发布的统计，该国每年有7万外国人进入，但大都是商人和探亲者，真正的旅游者只有1.5万人。相比之下，国土面积只是巴国4%的斐济群岛每年的游客数量超过50万人，是巴国的33倍。在巴国居住的外国移民也相当少，只有2万多人，占总人口的0.4%，其中大部分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不是在乡村传教就是在郊区的别墅里享福，真正生活在城市里的很少。

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当地人问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主动要求为我带路，而且没等我同意就指挥我向前走。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跟在他后面，眼睛紧张地望着四周，心里突突直跳。找到车站，他一句话不说竟自走开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他。据我后来观察，大街上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闲人，他们或站或蹲，无所事事地看着行人。15路小公共比4路新多了，起码窗户都是好的，而且车里的收音机也没坏，我上车的时候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男主唱声音极高，好听极了。我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个大胡子:“你知道这歌是谁唱的吗？”“小科派克斯（Junior Kopex）！”没想到他脱口而出，“他来自拉保尔（Rabaul），你也喜欢他吗？”“我喜欢这首歌，而且我刚买了去拉保尔的机票，准备去玩几天。”我们俩居然在小公共里聊起天来，音乐真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

马吉拉旅馆很快就到了。聊天使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居然决定去旅馆附近的商店转转。这里有4～5家杂货铺，大都是华人开的。他们一听我说中国话都非常高兴，主动跟我攀谈起来。一个满嘴牙都坏了的店老板指着周围的当地人大声跟我说:“你一定要当心这些土著，他们会骗你钱的。”我下意识地一摸兜，突然发现我裤子口袋的拉链被拉开了（幸亏那个口袋里没有钱），而我上车前还特意拉了一下的。从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时每隔几秒钟都要检查一下口袋。可是这里的小偷真厉害，后来我的裤子口袋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拉开过3次。

这些杂货店里卖的食品价钱高得离谱，一公斤大米2基那，一包方便面1.5基那，一打鸡蛋10基那，一罐花生酱6基那。我仔细一看，发现这些东西全部是进口货，尤其以来自中国的最多。后来我知道，当初澳大利亚殖民的时候没有注意培养本地管理人才，结果巴国独立后政府管理一片混乱，欠了世界银行一屁股外债。从此该国任何小企业都拿不到银行贷款了，或者不得不被迫接受很高的利息。这样一来，所有买卖都必须很快挣回投资才行，所以价格才会如此之高。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营成本太高了。因为治安不好，所有店铺都必须雇佣很多保安。据说因为暴徒抢劫运钞车的次数太多，很多企业都改用直升机去银行存钱了。几年前莫尔斯比港曾发生过一起歹徒劫持直升机抢银行的事件，在这个城市已然成为一个传奇，我听过好几个人给我详细描述过那次冒险，细节都不太一样。总之最后5名歹徒都被打死，警察也有多人受伤。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这里的物价和工资，就知道暴力事件肯定无法避免。老百姓根本买不起任何东西，不抢怎么办？我也吃不起这里的高价饭，便买了一大堆方便面和一打鸡蛋，准备靠这个度日。出得门来，我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正在等小公共，便掏出相机为他们拍照。这些可爱的孩子立刻涌上来摆出各种姿势让我拍，突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说话了:“我是孩子们的老师，我必须警告你，在这里拿出照相机肯定要被抢的。”我赶紧收起相机，快步往旅馆方向走去。正走着，旁边有人冲我喊道:“喂，伙计，有我在，没人敢抢你，我就是马吉拉的保安。”我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面相凶恶的年轻人，头戴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我认出来了，他就是那天晚上动手打人的那个家伙。我主动伸出手去做了个自我介绍。他握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掌压得我生疼:“我叫布兰，以后你出门跟我说一声，我来陪你。”

从此，我有了一个贴身保镖。

保镖布兰

我咨询过马吉拉的服务员，都说我找布兰算是找对人了，因为他在“六英里”一带的人缘极好。不过他上夜班，每天从晚上21点工作到早上7点，因此我只好选择下午出行。第一次跟布兰出门我就领教了他的麻烦，还没走几步他就问我讨了1基那，跑到路边小摊上买槟榔。马来人嚼槟榔比美国人嚼泡泡糖还要普遍，路边的小摊一多半都是卖槟榔的。只见他挑了一个最大的槟榔果，一口咬下去，露出青色的果仁，剥出来放进嘴里嚼，然后拿起一个被叫做“芥末”的树芽，用舌头舔湿，沾上点玻璃瓶里装着的石灰，放进嘴里。很快他的嘴就变成了红色，他熟练地一抿嘴，滋出一口血色的口水。这个城市的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血迹”，仿佛这里的人民都在吐血。

“槟榔是我的能量。”布兰说:“我不吃饭没关系，但必须嚼槟榔，否则我就犯困。”那天布兰真的没吃饭，因为希腊老板又一次借故没发薪水。我跑去买了一个裹着一条小鱼的玉米饼，分了一半给他。我注意到他连鱼刺都吃下去了，显然是饿坏了。吃完又问我要钱去小摊上买烟，这里的槟榔小贩都兼卖散烟，一根0.5基那。一包25支装的香烟卖7基那，布兰却从来都是买散烟抽，因为他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们去了著名的格登市场，这是莫尔斯比港最大的农贸市场，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半人卖菜，另一半人卖槟榔。要说这里是热带气候，种蔬菜应该很容易，可这里卖的菜种类非常少，大部分还都是野生植物的叶子。我认识的蔬菜就只有南瓜叶。于是，我吃了两个礼拜的南瓜叶煮鸡蛋面，维生素纤维素蛋白质倒是一样都不缺。

这个集市是我见过的最脏的地方，到处是血红色的槟榔口水，到处是燃烧着的垃圾，闻不到烟雾的地方就只能闻人们的体臭，没有第三种选择。布兰果然是个红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和他打招呼:“我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布兰总是喜欢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这是我的室友，我们一块在监狱里待过N个月。”这个N从3到22不等。“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抢你吗？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这里最有名的强盗！”布兰后来向我解释:“我曾经进过两次监狱，最长的一次待了1年零10个月。”真没想到今年才21岁的布兰居然有如此复杂的经历。我又一想，发现在这里做强盗真不错，年轻时抢钱，等大家都怕强盗时就去当保镖，等于自己给自己创造工作机会。

在我的要求下，我们去了布兰的家。他家位于六英里附近的一个贫民窟，不过这里不叫贫民窟，而叫“移民区”，就是政府出钱修的简易工棚，里面住的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人。由于来自不同部落的人被迫在这里混居，使得“老乡”之间的关系网支离破碎，马来社会原有的威慑力也就不存在了，于是青少年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犯罪。布兰的家很像四合院，我们去时他姐姐正在洗衣服，见了布兰连招呼都不打。我去布兰的房间参观，里面没有灯，黑洞洞的，墙上挂满了美国歌星的T恤衫，都是帮派说唱和重金属类的。

他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里面除了卖饼干和方便面，就只有本地产的啤酒。布兰“建议”我买一打，他很快灌下一瓶，然后用手指把酒瓶弹出老远:“我们这里男人喝完酒一定要这样。”说完他又用牙咬开了第二瓶。小店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大家坐在地上玩“宾果”（Bingo），其实就是在赌钱。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每次下注都不超过1基那，与其说是赌钱，不如说是在打发时间。有很多小孩子也在玩，显然他们早已无钱上学了。巴国不实行义务教育，很多孩子无钱上学。布兰上过6年小学，能说英文，算是不错的了。

我们俩在小店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个下午，我一边抿酒一边想象着自己成为这里的居民，每天玩玩宾果打发时间。“你当初为什么想到去做强盗呢？”我问布兰。“我想买好东西啊！”布兰醉醺醺地回答，“我那个时候可有钱了，天天吃好的穿好的抽好的，你看我这么结实，一身肌肉，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那你为什么又不当强盗了呢？怕再进监狱？”我问。“不是，因为我有工作了。”说完，他把喝光的第11个酒瓶弹出老远，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冲我喊道:“走，我要回去干活了！”

从此，我跟着布兰逛了很多地方，还一起去看了场巴国国内的英式橄榄球比赛。这项运动完全来自澳大利亚，不过比澳大利亚本国的联赛粗野多了，运动员完全不讲技术，就知道闷头向前冲。不过这样的比法更能得到崇尚武力的巴国男性的青睐，因此看的人很多。这里的球场实在太差了，记分牌完全是个摆设，连计时表都没有。

我的胆子大了。兴许那个政府顾问说的没错，莫尔斯比港的治安并没有西方国家宣传的那么差，我想。可是，我很快就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天堂里的罪恶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去找布兰，想让他带我去参观国会大厦。这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建筑，当年建成时英国查尔斯王子亲自来参加落成典礼。布兰住的宿舍一共12个人，每人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布兰的床脏得完全看不出颜色，汗臭味从门外就能闻到。他躺在床上，勉强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大概得了疟疾，一会儿冷一会热。而且昨晚我又跟人打架了，他们5个打我1个，虽然我把4个人打进了医院，可我也受了伤。”说完他伸出左手给我看，小指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血迹斑斑。我还注意到，他的左手食指不知为什么完全变了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便坐上小公共直奔“八英里”。这里是巴国政府机关所在地，公路两旁看不到商店，全都是政府大楼。有趣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红绿灯，因为这个城市其他地方的交叉路口都建有中心公园，汽车绕一下就过去了。我下了车，正打算找人问路，一个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主动跟我搭话。他40多岁，戴眼镜，文质彬彬的，自我介绍说是软件工程师，叫弗朗西斯。当他知道我一个人打算去参观国会大厦时，立刻警告我说，这里不安全。“我陪你去吧，反正不远。”

从车站到国会大厦需要走300米。柏油马路很宽，一边是国会大厦的铁栏杆，里面草绿花红，景色如画。另一边是一大片热带丛林，风吹过树叶哗哗地响。路上没有看到几个行人，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到了门前才发现，国会大厦居然关门了，门口的小岗楼里不知为什么一个门卫也没有，我俩喊了半天也没人出来答话，只好顺着原路往回走。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五六个少年从树林里冲了出来。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其中一个面相狰狞的家伙就冲到我面前挡住去路，他挥舞着手里那把一尺多长的丛林砍刀，大声喊道:“把包给我！”与此同时，两个家伙从身后抱住我，一个人开始用刀割我的腰包带子，另一个人把手伸进我的裤子口袋。很快，我的腰包带子被割断了，我拉着包不松手，前面那个家伙冲着我的手就是一刀，可当时我的脑子已然完全停止了工作，根本没有感觉到疼，也不记得我是如何松的手。这时，前面有一个人大吼着冲了过来，我依稀记得这是一个刚刚走过去的路人。见有人来，那几个强盗撒腿就跑，很快就钻进树林里不见了。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十几秒钟，我浑身僵硬，一点也没有想起来去追。走在我身后的弗朗西斯也同时遭抢，他跟那个跑过来帮忙的路人说:“多谢多谢！幸亏他们没开枪，我看见一个家伙手里有一把玛格南左轮手枪。”

就在这时，国会大厦的保安出现在了门口，我们跑过去用他们的电话向附近的警察局报案。虽然距离只有两分钟车程，可警察还是在20分钟之后才赶到。他们简单问了两句，就开车出去抓强盗。半个小时之后警察们空手回来了。我坐上车去警察局登记，路上一个警察对我说:“这些强盗肯定是附近贫民窟里的人，他们整天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小树林里躲着，见游客就抢。如果我们见到他们，肯定二话不说就开枪，这些强盗一点用处都没有，都应该去死。”

清点下来，我丢失了摄影包，里面有价值2300多美元的音像设备，外加1000美元现金和三张飞机票。幸亏有路人相助，强盗们没来得及掏我左边的口袋，否则钱包和护照就都保不住了。不过事后想来，我只受了点轻伤，没把命搭进去，算是幸运的了。

我没有把丢失的机票算在损失里面，因为我觉得强盗们绝对不敢盗用，所以肯定能补回来。事实证明我是多么的天真，这里是天堂，不是人间。

第二天本来要飞去拉保尔参观活火山，结果“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就是不让我上飞机，说必须再买一张票。更奇怪的是，那张回国机票居然也不给我补，非让我重新买。为了把这三张票补回来，我连着3天都往城里跑，而且都是一个人坐小公共，除了口袋拉链被拉开几次外，没有出现任何麻烦。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她告诉我说，拉保尔的票虽然已经被注销了，但还是必须等3个月才能退款，因为还是有可能被人盗用。我不理解，就好奇地问她:“假如3个月后我要求退票，你们只需要告诉我说，票被盗用了，我就肯定拿不回这400美元了，对吧？”她笑着回答:“就是这样的。”

这个慈祥的老太太真是诚实，可我感觉我又被抢了一次。

莫尔斯比港警察总局的里奥警长更是慈祥。为了开一张被抢证明，我在警察局消磨了一个上午。大概是想让我高兴起来，他拼命夸北京好，还说他很喜欢北京人、上海人、台北人、香港人。里奥又千方百计地向我解释说，我只是运气太差，平时这里很安全的，每年平均只发生400起抢劫案而已。可是，当证明开出来后，我发现我的编号是1021/06。

被抢也有一点好处，就是马吉拉旅馆的服务员们都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开始跟我掏心窝了。我发现在这里工作的人真是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比如，保安罗宾一个人要养活全家6口人，所以每天靠饼干度日。前台的格蕾丝是个大学生，为了攒学费来打工，却始终未能攒够学费。管理员罗伯特居然是个同性恋，他喜欢日本人，希望被日本殖民。“因为日本人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岛国。”他对我说，“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只知道卖资源换钱搞贪污，还真不如回到殖民时代呢！”

这里的人有一点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没被抢过，而且都不止一次。有趣的是，他们非常热衷于帮我分析被抢的原因，而且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是被陷害的！有人怀疑那个电脑工程师弗朗西斯，有人怀疑国会大厦的保安，甚至有人怀疑是布兰从中捣鬼，但我宁愿相信布兰是无辜的，他知道我被抢后，气得直咬牙:“要是我在场，肯定不会出这事。”可我后来分析，布兰的势力范围是“六英里”，我这些天独自出门没出事，就是因为他把我作为朋友介绍给他那些“室友”了。出事的地方在“八英里”，属于一个新建的贫民窟，布兰不熟悉，如果他在场的话，估计得出人命。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和布兰聊天。他又一次详细地问了我遭抢劫的经过，眼里露出一种奇怪的光芒。“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布兰偷偷跟我说，“你看我的左手食指，有点残疾对吧？这是我自己开枪误伤的。当年我偷得一把玛格南左轮，仗着它抢过无数次，都很容易地得手了。一次我抢运钞车，保安想反抗，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枪打过去，把他打死了，却也伤了自己的手指。后来警察抓住了我，却没有搜到枪，所以我才会以证据不足的原因被放了出来。后来我又去抢运钞车，中了埋伏，不过那次我没开枪，结果只判了1年零10个月，出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再去当强盗？”我问。

“我弄不到枪了，不敢去当强盗。”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插在桌子上，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惆怅。

但愿我被抢的经历没有给他重新出山的勇气。■ 天堂莫尔斯衰落莫尔斯比港布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