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文 / 鲁伊）

没有营救。没有谈判。没有赎金。3月30日中午，28岁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女记者吉尔·卡洛尔（Jill Carroll），在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近3个月后，裹着条浅绿色的头巾，突然出现在位于巴格达市西部“伊拉克伊斯兰党”（IIP）的办公室中。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绑架者定下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从2月初以来，再没有任何关于卡洛尔的消息传出;3月10日，去年被绑架的美国人汤姆·福克斯，被发现枪杀于巴格达街头，让人更担心卡洛尔的命运。谁会想到，她居然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被放出来了。

然而，美国媒体还没来得及夸奖一下这位满怀新闻理想的女同行，随之而来的两条消息就让人傻了眼。当天晚上，伊拉克电视台播放了卡洛尔在IIP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的讲话。她说，“（绑架者）待我很好，他们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威胁过我”。与此同时，一段卡洛尔被释放前的录像带流传到了网上。在镜头前，卡洛尔面带微笑，十分放松，一边痛斥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为，预言他们定会遭到可耻失败，一边大加赞扬伊拉克人“英勇正义”的抵抗运动，并且表示对即将被释放心中不安——因为还有那么多伊拉克人民在受苦受难。

这两条爆炸性的新闻一出，《纽约时报》虽未加入到口诛笔伐卡洛尔的阵营中，也借精神病专家之口讽刺了一句:她怕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典出1973年一桩著名的银行劫案。那年8月23日，两名持枪歹徒闯进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3女1男作为人质，与警方僵持。劫匪在人质身上绑满炸药，将他们关在地下室中。警方费尽周折，5天后才终于抓获劫匪，把人质解救出来。可就在这时候，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质居然一致认为，绑匪才是真正保护他们安全的人，警察却可能危及他们生命。一名女人质在庭审时供认，她完全自愿地同一名劫匪发生了性关系，之后还和他订了婚;另一名人质则四处奔走，筹集到一笔基金，用于替两名绑匪辩护。舆论顿时哗然。

虽然当时的公众对此感到不可理喻，心理学家们却借此发表多篇论文指出，这种被虐待者与虐待者之间因极端的情景而产生某种感情纽带的例子，其实并非没有先例，在受虐儿童、受虐妇女、战犯、宗教信徒和集中营囚犯中都时有发生。它的出现一般具备4个必要条件:受害者确信虐待者会对自己的生理或心理产生巨大威胁，虐待者施以小恩小惠，受害人与外界人等一概隔绝，受害人坚信自己无法逃脱。在心理学上，通常将其称为“幸存者身份认知综合症”或是“判断力综合症”。不过，由于斯德哥尔摩劫案广为人所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说遂自此流传。1974年2月，美国百万富翁遗孀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上演了一幕“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美国版。在被一个武装团伙绑架两个月后，她居然帮助他们抢劫了一家银行。被捕后，她的律师曾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由替她辩护。尽管她最终仍被认定有罪，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名词，由此变得家喻户晓风靡一时。一时间，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纷纷以此为原型，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人质爱上绑匪的动人故事，《捆着我，绑着我》、《CSI》、《辛普森一家》中，都能看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子，连一个加拿大的迷幻摇滚乐队，也挂羊头卖狗肉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字。

电影好看，故事好听，换到现实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火的时候，在欧洲和美国，几乎一有绑架案发生，就会有人对解救者们唠叨，要小心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注意人质的情绪和动向啊，搞得警方紧张万分。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忍不住，在1999年7月的《FBI执法公报》上登了篇论文说，经过对1200余例美国绑架案的调查，92%的受害人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些人之所以会对警方表现出抵触情绪，也不过是因为觉得警方行动迟缓。如果把这部分人算在内，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关的人的比例就上升到了95%。研究者还说，就算是极少数人真的出现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要绑架者对他们稍稍采取了一些虐待手段，这种感觉也会马上烟消云散，斯德哥尔摩那起案子中的受害者，不过是极其罕见的特例而已。

果然，4月1日，转机从德国飞往美国的吉尔·卡洛尔一出现在拉姆斯坦美军空军基地，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征之一的绿色头巾——“与绑架者同化的印迹”——先就消失了个无影无踪。接着，她的口风也变了，“我憎恨所有绑架和谋杀平民的人，绑架我的人显然两宗罪都犯了”。再往后，身着灰色仔服的卡洛尔通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道出了此前种种反常言论的秘密:当她在镜头前为绑架者辩护之时，三把枪正指着她的脑袋——这哪里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明明白白的“手枪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