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比自由更少？

（文 / 苗炜）

( 果尔达·梅厄 )

1972年的慕尼黑事件在梅厄夫人的自传中只匆匆几笔就带过，也许在这个老太太心里，比这次恐怖事件要花费更多心血的事太多。那一年苏联移民进入以色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梅厄夫人说:“虽然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没有死亡，但很难说他们还活着。”1902年，果尔达·梅厄4岁，住在基辅，她清楚记得那里的犹太人要遭集体屠杀的传言。父母用木板钉住大门，“这是我一生中多次经历的心情——恐惧，绝望，和别人有区别的意识，以及人要生存必须自己采取有效行动的一种本能的深刻信念”。3年后，他们一家人到了美国。她在那里上学，长大，恋爱，结婚，参加政治集会，聆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演讲，1921年5月，她乘船离开纽约港，目的地是巴勒斯坦，他们要加入那里的犹太人定居点，并最终建立自己的国家。

果尔达·梅厄是个意志坚强的妇女，在是否返回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她和她的爱人莫里斯发生分歧，莫里斯给这位17岁就加入郇山工人党的年轻姑娘写信:“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莫里斯是否有那么一个优点，没有它，其他一切好处都是毫无价值的，那就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当然是留在美国更舒服，捐钱来支持犹太人，或者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雇用阿拉伯人干活。事实上，1921年果尔达·梅厄乘坐的那条船上共有22个要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但在波士顿就有3个人下船了。“多年后，当年轻人以嘲笑我们一辈人的严峻、因袭和对政府的忠诚为时髦时，我常常想到知识分子反叛者……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摩登嬉皮士对当今政府的反叛能像那些先驱在本世纪初做得那么有效。”她说的是大卫·戈尔东一批人，1905年，快50岁、从未干过体力活儿的大卫·戈尔东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建立犹太人集体农庄，他写出《劳动的宗教》——建设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将通过自己的劳动，找到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途径。这些先驱者双手劳作开垦的土地将长时间用炮火和血泪来滋养。

对于经历过“独立战争”、“六日战争”等一系列战事的女总理梅厄夫人来说，1973年是一个最为艰难的年份，10月的赎罪日战争更是她当政之后的最大考验。1月，教皇保罗六世在梵蒂冈接见梅厄夫人，他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残酷无情让他难以接受，犹太人本应仁慈地对待别人，因为他们自己曾遭受深重的苦难。梅厄夫人立刻回应:“陛下，你知道我最早的记忆是什么？那是在基辅等待大屠杀。请让我向你保证，我的人民懂得真正的‘残酷无情’的一切内容，而且当我们被送进纳粹分子的死刑毒气室时，我们懂得了仁慈的真谛。”

对梅厄夫人来说，拒捕、关押和驱逐极端分子，把藏匿极端分子的阿拉伯人的房屋炸毁，或者后来的所谓“定点清除”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不是暴行与镇压。另一方面，那些在公共场所埋设炸弹的自杀袭击者也在宣扬“圣战的光荣”。他们认为这是大无畏的挑战，而以色列人将之视为怯懦与罪恶，他们从小要学会在恐怖面前顶住，并且以自己属于能承受这些打击的国家而感到骄傲。

1973年3月，以色列空军击落一架利比亚民航的波音727客机，机上106人遇难。那架飞机偏离航向，进入了西奈半岛上空。梅厄夫人要向国际社会做出解释:以色列一直提防装满炸药的飞机在国土降落进行自杀袭击，在这样的警惕之下，击落客机是一件不可避免的悲剧。

1973年9月底，两个阿拉伯人来到奥地利的舍瑙。这是个敏感的中转站，苏联犹太人乘火车出境之后，经布拉格到达奥地利边境，他们被带到临时营地——舍瑙城堡。以色列接待人员在这里欢迎他们，短暂休整之后，移民再坐飞机去特拉维夫。这两名恐怖分子在移民乘坐的列车上绑架了7名人质，他们的要求是:关闭舍瑙堡，停止对苏联移民的帮助，否则将在奥地利开展更多的恐怖袭击。奥地利政府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他本身是犹太人，但为了维护奥地利的平静，他做出了妥协。在会见梅厄夫人的时候，克赖斯基说了一句实话:“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在欧洲委员会斯特拉斯堡的会议上，梅厄夫人向“另一个世界”发表演讲说，阿拉伯组织已经把恐怖活动带到欧洲。维也纳发生的事，是政府第一次同恐怖分子达成协议，这是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胜利。

实际控制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周围遍是敌意的阿拉伯国家，这种特殊环境决定了以色列政局的多变。70岁的梅厄夫人本可以安度晚年，但1969年艾希科尔总理心脏病发作去世，为平息工党内部的权力争斗，老太太当上了国家总理。当年，这位从美国来到以色列的“资产阶级小姐”，用床单给农庄养鸡场的餐桌上做出了桌布，后来她要为越来越多的移民的生活条件发愁。

1978年12月8日，上任不到6个月的以色列总理贝京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40多年前，贝京领导的“伊尔贡”是个恐怖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打击英国统治者。这个出生在波兰的青年人曾被苏联关押在西伯利亚，也被英国委任政府以1万英镑的悬赏通缉，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他放弃暴力斗争，但一直是重要的反对派人物，他主张对外扩张，却在上台之后迅速与埃及达成和解，并在1982年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半岛上的沙姆沙伊赫是红海之滨的度假胜地，以色列人和欧洲人后来成为那里的主要游客，2005年7月的连环爆炸让世人再次关注这个城市，埃及警方确认一名参与连环爆炸案的恐怖分子与伊斯兰好战组织有联系。

在贝京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晚上，他得到来自以色列的消息:梅厄夫人去世了，享年80岁。他的那篇致辞中首先提到对梅厄夫人的怀念，而在演讲的结尾提到了东道主——挪威议会主席在1901年说过:“挪威人民时时要求他们的独立受到尊重，他们随时准备来保卫它，与此同时，他们对和平也有着热切的愿望和真正的需要。”贝京说，“各位女士、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以色列人民对这些真实而高贵的语言表达充满敬意的赞同”。

8年之后，那个以大屠杀为写作主题的美国作家伊利·威塞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又过了8年，阿拉法特、佩雷斯（以色列外长，曾任国防部官员）、拉宾（以色列总理，曾在“六日战争”期间任总参谋长）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阅读他们的演讲，联系他们的经历，能发现许多感人之处。但解决现实难题总比给和平写上一首赞美诗要复杂许多，拉宾并没有死在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之下，暗杀他的那个以色列大学生相信，他是上帝派来杀掉拉宾的，因为拉宾背叛了犹太人。

回到70年代，在一系列有关劫持人质或飞机的事件中，有一起未遂劫机案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那是在苏联。当时苏联有句笑话说，犹太人要去以色列，火车就把他们送到了西伯利亚。几个苏联犹太人害怕这样的火车，他们打算劫持一架飞机去瑞典，申请政治避难。克格勃粉碎了这个阴谋，多名嫌疑犯被捕，两名主犯面临死刑。两个美国律师想凭借当年在纽伦堡大审判中与苏联大法官结下的交情干涉此案，他们来到了莫斯科，几年之后，美国人用扣押的苏联间谍交换了那几位犹太人。西方世界在70年代开始关注苏联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知道了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活动家叫做夏兰斯基。

夏兰斯基曾因“叛国罪”在苏联的监狱服刑，但在80年代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囚犯交换中获释。在柏林墙边，以色列大使亲自把他的新以色列护照交到他手中。90年代，越来越多的苏联移民定居以色列，并有了自己的政党，夏兰斯基得以出任以政府高官。他的著作《论民主:征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被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大为称赞，这种称赞与其说是对某种理论的接受，倒不如说是一种宣传策略。夏兰斯基试图用他的故事来证明，或者美国人希望用夏兰斯基的故事来证明: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既然当年坚硬的苏联都不能阻碍自由的最后降临，那么现在看起来同样坚硬的阿拉伯世界也未必不能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