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

（文 / 钟和晏）

张永和办建筑展要请一出孟京辉的戏来开幕，大概是从娱乐性来考虑的，他说如果开幕式只有领导人讲讲话、策展人讲讲话大家不是不愿意来吗？其实，他的记者招待会也不见得比孟京辉的戏无趣:

问:谈谈你当策展人的感受？

张:我不知道，把每天混过去，把每个工作混过去，反正现在感觉再熬一天我就给它熬过去了，要是没砸的话。

问:对你有影响的建筑师是？

张:特别多，我特别容易受人影响，受各种各样的人的影响，不太好数。

如果说平时缺乏自知之明，每次到了各种群访、专访的场合，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记者职业和角色产生更加真实的认识。那次在承孝相的媒体见面会上，在每位记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误解——和他探讨了一番他的“贫困之美”建筑理论终于要结束时，看到那个韩国老头儿几乎欢天喜地的表情，我不知道究竟是同情他好还是同情自己才好。在《费里尼对话录》里面，费里尼是用“总之，就是很恶心”来形容他和媒体打交道的感觉的，他说:“要我在8月的下午两点坐到桌前，鼻下搁了几支麦克风，去解释为什么我的片子中会有一只犀牛，确实不是我喜欢的情况，总觉得要用语言拼命想出什么高见来增加我片子的深度，实在叫人难受。”

一般人都爱说娱乐明星们是如何浅薄、虚荣或者自大，我倒觉得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涵养和耐心实在让人肃然起敬。曾经看到有个《纽约时报》驻好莱坞的电影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说他有一次因为感冒吃了点感冒药，然后去索菲特酒店套房采访金·凯利。当金·凯利开始回答问题时，他就坐在舒服的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对面那位受访人轻轻踢他的鞋底才醒过来。那个记者说，后来金·凯利逢人就说，“有人一边采访我一边就睡着了”。

在去年上海的风尚大典前的媒体见面会上，见到有个香港记者站起来，提问主持人侯佩岑有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新专辑和她评价如何，台上的侯佩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间高声地叫起来:“哎，你是不是就是曾经躲到我们家地下室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虽然很激动，这位女主持还是笑容满面，声音也是惯常的甜美欢快，几乎让人以为这是两位好友意外相逢的场景。那个敬业的香港记者倒很冷静，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地下室我记得，但我记不得是谁家的地下室了。”

其实，费里尼在他的书里还这样说过——“我希望有个安静的记者会，我们彼此互望、微笑、挥手甚至交换礼物，不说一句话，然后彼此回到各人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也觉得，那样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