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忿与怀王无力，楚国的忧伤

《芈月传》剧照。祖峰饰演屈原

屈原在《离骚》里首句指出自己的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就是说，他出身正统的楚国皇族血亲，并且是苗人。楚虽远离中原礼仪之邦，但楚国独特的风物与先人的开拓精神使其存在800年，几乎贯通了春秋战国时期。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秦戎楚蛮”之谓，两国皆不属中原正统礼仪之邦，若用中心论的眼光来审视，楚人贻笑大方的事并不少，最有名的桥段就是后来成为秦宣太后芈月的那段“大腿论”，这在《战国策》里是极其扎眼的荤段子。

根据已故复旦大学历史专家杨宽的《战国史》，战国七雄时期，“领土以楚为最大，兵额以楚为最多，武器以楚国铸造的最为锋利”。正如其时张仪所言，“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但也就是在合纵连横鼎盛期，秦楚近乎两分天下之时，历史的天平倒向秦——楚怀王以降，楚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楚国先民

《诗经》有言：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如果你今日站在武汉江汉合流处，看汉江注入长江，裹挟向东，满目楚天水阔，定会理解为何古人以此寄寓无法穿越和到达的情思。

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方铭

在屈原的《九歌》里，曾描写沅、湘、洞庭湖、涔、澧、长江相挟在境内，若是在近3000年之前，这里是云梦泽所在地。江汉之间直至荆州，是云蒸霞蔚的湖泽地形，山川水源交错分布，晴晦朝夕不同。如今，沿江居民虽不能还原历史地貌，但知楚文化博大精深，“楚人”之名也流传到今天。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富庶之邦，其国都郢都（今荆州）依偎长江，是“宜古宜稻”的地方，注定了为各国所羡。苏秦到赵国游说，对赵王说：“大王诚能听臣子……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在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28～前299年），虽然楚国在对秦消耗战中逐渐衰落，但怀王依然对张仪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

楚人祖先可追溯至五帝之一颛顼所统治的九黎部落，所以《史记·楚世家》开首便写“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其中的雾苗人曾随武王伐纣，西周时期首领熊绎受封子爵，即称诸侯，居于湖北秭归一带。楚人自开山之际，就显出不与周王室苟同的桀骜气质，偏踞南方未开化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血统里天生带有征伐基因。

到了公元前704年，熊通趁着周王室衰微，借口为蛮夷，不用中原之谥号，自立国号为楚。在普遍称“公”的诸侯时代，熊通第一个立国并自封楚武王，楚国的疆域也从汉水一带向东南扩张，经南阳、襄阳，定都于郢。鼎盛时期，楚国地跨今日11省。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吞并了越国后的楚国，地广人稀，江淮以南，没有冻饿，也没千金之家。

冯友兰在《论楚人精神》里曾说：楚人虽不沾周文化之利益，亦不受周文化之约束，故其人多有极新之思想。楚文化不受周王室利益，极大原因在于地理位置的不便，受中原文化浸染较少，开化较晚。孟子曾喻楚人是“非先王之道”，在《滕文公上》里提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见楚人与正统文化的疏离。

但这并不意味着楚国就摆脱了周制，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方铭告诉记者：“因为楚是周朝的诸侯，所以根本上还是孔子说的那套思想体系。但是楚国代表了春秋初期南方一股政治势力，也是最早用武力打破了周王朝‘德治’的政治秩序。”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上，先有林惠祥认为“三苗必为楚先”，后有翁家烈说“苗族先民乃楚之立国者”。在周成王分封熊绎之前，当地就以苗人为主，在初民时代它为九黎部落，先后演化为三苗、荆蛮。在被周王室同化后，楚人实则是流着苗人血液服膺中原，而三苗和楚国的继承关系也不容抹去。而苗人的精神世界是“民神杂糅”的，所以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而屈原的《楚辞》就是研究巫觋文化极好的佐证。

转折点楚怀王

楚地瑰丽璀璨的文化宝藏反映在文学上，《楚辞》是桂冠之作，但屈原的行迹所留下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越了文学层面，而变为一种精神和楚地独特的风俗交糅在一起。在《离骚》的篇首，他就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意即是高阳氏（颛顼）的苗裔远孙。这种写法让故事更显荡气回肠。

屈原和楚王都为芈姓，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的祝融氏，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也可理解为楚王室的同宗本家，当时叫作“公族”。但这个贵族世家传到屈原一辈已经没落，所以他的文章里说“勿忘身之贫贱”。作为楚怀王的远亲，他们两人所演绎的楚国宫廷生态是战国史上不容回避的篇章，也是后世不断敷陈君君臣臣思想时绕不开的经典案例。

上世纪40年代初，郭沫若在写《屈原》历史剧时，称要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这部剧鲜明地塑造了屈原和楚怀王的立场反差，并达到了以屈原之冤衬怀王之昏庸的效果。剧本描写了南后郑袖、张仪共同构陷屈原，使得他原本主张的“联齐抗秦”破产，郑袖更是一不做二不休，造成屈原调戏自己的假象，让楚怀王一气之下改变了国策，接受了张仪的联秦主张。屈原在剧终喊道：“我现在只恨张仪，是那张仪在作怪。”

该剧并未贴合史实，在文学上也一直受到诟病，但在社会效应上却得到极大的响应。屈原的呐喊在抗战胶着、国共不容的年代激发了积蓄的民怨，也使屈原的爱国主义形象由此定格，楚怀王也成了黑暗世道中众人皆醉的典型。在方铭看来，楚怀王时代，不能说毫无建树，但楚王伐秦心切，又志大才疏，是楚国走向衰落的主观因素。

在电视剧《芈月传》里，张仪用一册《玉女论》敲开楚宫大门，对楚怀王投其所好。“齐女多情，楚女窈窕，燕女雍容，韩女清丽。”这个渲染楚王好色的桥段应出自《战国策·张仪之楚》。张仪说，郑国和周国的女子粉白墨黑地站在闾里，不知者以为天仙下凡，怀王即作反应答，楚国僻陋，不曾见中原女子的美貌，“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之后，怀王屡见欺于张仪。

楚怀王在位期间是楚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合纵连横已白热化。其实楚国实力不差，当时纵横家苏秦来游说怀王，还留下“食玉炊桂”的典故。苏秦到楚国，三日才见到怀王，告辞时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此话也反映出怀王的自恃和刚愎自用。据司马迁记载，那时楚人大量育蚕治茧，丝绸生产后来居上。丝织品已有绢、绨、纱、罗、绮、绵、涤、组、缂等多种，“已使用提花织机织锦”。

但怀王攻秦心切，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均势。公元前313年，齐助楚攻秦，张仪已为秦国国相，对怀王伪言以商於之地600里归还楚国来换与齐绝交。怀王中计，与齐绝交后却只得6里土地，怒而发兵攻秦。结果首役就在丹阳（湖北秭归）折戟，怀王再召集举国之兵，发动进攻，再惨败于蓝田。

其后公元前311年，屈原去齐国试图重修其好。秦也提出分汉中之半来和楚讲和。但怀王又错失良机，一味想要捉拿张仪。把张仪囚禁后，秦师伐楚，取召陵，所以楚三战皆败。即使这样，怀王还仍在几年后吞并了越国，成为一时“巨无霸”，怀王设江东郡，越国退居会稽。“所以当秦在把楚往东边赶时，楚也在往东边扩张。”方铭说。

“当时有一个说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后世很多人以为，合纵就意味着楚灭秦，统一天下，实际是不对的。”方铭说。他认为，说秦楚两国实力平起平坐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六国之力相加，都不及秦国，秦已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了。秦的崛起在春秋战国相交期间有所显现，当时楚差点被吴所灭，楚将申包胥来到函谷关向秦哭请救兵，最后是秦出兵才使楚没有亡国。

“在这里，帝是三皇五帝的帝，意喻统一天下；而王是指春秋时期诸侯称王，分治独立，是指如果合纵的话，起码能够维持现状，不被秦消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折腾，但楚怀王不忿。”方铭说。毕竟，在秦孝公、秦惠文王和昭襄王所执政的三代里，秦国没有穷兵黩武，一心搞着内政。

从左徒到三闾大夫

公元前305年，联齐无果的屈原遭遇第一次流放。在汉水上游汉北一带，他遇到楚国的先王庙河公卿祠堂，内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写下中国第一部长篇四言史诗《天问》，一连发出170多个问题。司马迁说，屈原“常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因设难以问”。

彼时，楚怀王已经吞并越国，并与秦签有黄棘之盟，还一同伐魏，合纵基本上已破产。齐、韩、魏嫉恨怀王背约而伐楚，怀王让太子横做秦国人质，搬来秦救兵，把三国引开。

当时的客观因素是，局势已到了秦一遮天下的地步，统一是大势所趋。“楚怀王和屈原的矛盾在于两人都想有所成就，屈原觉得楚怀王不成器，楚怀王觉得屈原不切实际。其实两人都没有作为的空间了，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允许了。”方铭说。

屈原在楚怀王身边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两个职务。历史上，“左徒”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按照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粗略描述，就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而“三闾大夫”是被贬后的职位。它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南朝史学家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可见三闾大夫是一种掌管三姓宗教事务的职位，也可理解《楚辞》中强烈的宗教祭祀特征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屈原的被黜始终伴随着一群奸佞之臣的谗言，这使他的遭遇充满善与恶的较量。而在史书中，他受人构陷的同时，却极少看见他的反攻，于是更衬托出他类似西方基督教文明里“义人”的宽宏和慷慨。我们无从知晓，楚怀王何以偏听到如此地步，也不知为何看不见屈原的辩解之词，在流行“楚材晋用”的时代，他也没有离开楚国。明珠暗投的例子古今中外皆有，在君主集权制的时代，君主是否能开明地兼听和识辨贤臣，有时直接干系到国家的命运。

司马迁的《屈原列传》里，说《离骚》的由来，是嫉恨“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朝廷上下不容方正。最初左徒屈原为楚国拟“宪令”，与他同列的上官大夫想争夺而不得，于是他就对楚怀王说屈原每出一法令，都伐功说“非我莫能为”，于是怀王疏远了他。之后，楚怀王内惑于南后郑袖，外欺于张仪，信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三战于秦皆失败，兵挫地削。

怀王受致命一击是在公元前299年，屈原正在汉北，远离朝廷。那时诸侯共破楚军，秦昭王刚与楚联姻，邀约怀王会于武关（秦之四塞之一，今陕西丹凤县），其实是要将其瓮中捉鳖。这时屈原回来力劝，秦是“虎狼之国”，不可去；而怀王的公子子兰说“奈何绝秦欢”，怀王就进入武关，被要求割巫、黔二郡，怀王又大怒，遂被扣留。

方铭认为，公子子兰的“奈何绝秦欢”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秦的强大已经让楚国畏惧，“楚国在数次失败后得罪不起秦了”。而屈原所谓的“虎狼之国”，也从张仪一句话可管窥，他告诉怀王，秦若出兵武关，三个月就能将楚消灭，但等齐搬救兵来要半年，所以必须与秦亲善。

怀王从秦国亡走赵国，赵国也惧怕秦的势力，又将其复还于秦，于是楚怀王也在颠沛流离中终死在秦国。当时楚顷襄王继位三年，“楚人哀怜怀王，如悲亲戚”。但后来，国人皆怨子兰，子兰迁怒于屈原，让顷襄王把他放逐到国境。这是屈原生平第二次被逐，到了沅湘流域以西，今湘西一带，18年后，自沉于汨罗江。

忠烈不为后人解

客观来说，怀王初理朝政的十余年，在左徒屈原的辅佐下还是贤明的。但生逢秦国的崛起，虎狼环伺，他的不济同时也有外部世界的无奈和压迫。屈原也曾变法图强，与怀王有“成言之说”。在《九歌·忆往昔》里写有：“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可见，往日曾信。这让楚怀王的昏庸既非绝对性，又充满了悲剧。

在人才流动极普遍的战国时期，“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错，提倡忠孝的孔子也周游列国，并不因不专事鲁君而自愧。屈原竟然没有择良木而栖，在楚地死于一腔“愚忠”，就当时来说，也是屈原的悲剧。《左传》里有“惟楚有材，晋实用之”的说法，楚国的材料楚国用不了，故投奔他国。因为跟秦国开放的政治体系不同，楚国宗室用人是按宗族远近来区分的，屈原虽为怀王远亲，但一旦失宠，就被朝廷淡忘。

但屈原却假托楚国特产的橘子言志：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跟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相比，屈原的忠显得激烈而过分，不为儒家所欣赏。汉代班固就曾说他：“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颜氏家训》里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屈原在第一次被流放汉北时，写《九章·抽思》，隐晦地表达楚怀王易动怒的幽愤：“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在《离骚》里有“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类女性本位的句子，皆直指楚怀王。

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评价这一段时说：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1944年，他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当时学术界一片哗然。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同为楚辞专家的闻一多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但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闻一多说。

闻一多认为，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形式外的任何斗争形式，所以只有怀沙自沉。

闻一多没有回答孙次舟关于屈原同性恋的质疑，用了更中性的“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评价他。虽然，关于他是“同性恋”的说法也流传甚广，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楚辞里香草美人的提法，还是更多地被认作是先秦文学里普遍的比兴法，用来自喻高洁。而其个人自由主义的斗争精神也开启了中国文人的浪漫主义先河，引导了之后漫长的士大夫社会的精神所向。

楚地精魂不休

1993年，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了著名的“郭店楚简”，共804枚，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多数为儒家学派的著作，1.3万字中1万字是儒家学说，其余是道家。儒家的著作多著于孔孟间的历史过渡阶段，孔子六经皆列其中。楚国贵族本常求巫、问卜，死后下葬会用镇墓兽等仪具，意在驱鬼辟邪。这片巫觋弥漫、民神杂糅的“江上楚蛮之地”，也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熏染之地，这跟春秋时期的大环境不无关系。

神巫恣肆的土地和正统中原文化造就了屈原强烈的性格张力，也使《楚辞》成为中国历史上个人书写的肇始。为此，他还被冠以中国第一位爱国诗人之名。在方铭看来，用爱国和忠烈来评价屈原，就把问题看狭隘了。“忠君思想是韩非子法家讲的，君子独尊。西周时期，以及孔子后来讲的君君臣臣父父，是尽其本分，诚信敬业。如果说屈原行为是爱国忠君那境界就小了，他是尽其左徒本分希望楚国富强，楚王不好就批评，是典型的儒家代表。”方铭说。

方铭认为，屈原受到儒家的浸染，但跟真正的礼教文化又显露出不同。“孔子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君子谋道不谋食，同道不同君。《论语》说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要有程序正义，结果怎样还是天命。但是屈原要得到楚王重用，不用就很生气，不能实现目标就会绝望，这点上跟孔子表现出不同：孔子是圣人的代表，屈原是贤人的典范。”方铭告诉记者。

公元前295年，楚顷襄王四年，屈原在沅、湘之间，领略了民间的“信鬼和好祠”，“祠必歌乐鼓舞”。屈原写下代表其最高艺术成就的《九歌》十一篇，每篇主祭一神，以供祭祀之用。苗族的鬼，大多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产生的，万物有灵实际上就是万物有鬼，“山有山鬼，树有树鬼，河有河鬼，泉有泉鬼，花有花鬼”。据民间记载，有谓三十六神，七十二鬼。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里认为，《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无论如何，在楚国即将分崩离析的“后楚怀王时代”，楚地五彩斑斓、汪洋恣肆的理想家园却永远定格在《九歌》里。公元前278年，被放逐了18年的屈原“披发行吟泽畔”，形容枯槁，写《怀沙》而自投汨罗。

也就在那年，他的“后学”宋玉写下同样名噪古今的《神女赋》。作为顷襄王身边的“文学弄臣”，该赋描写了顷襄王追求梦中的神女而不得，“欢情未接，将辞而去”，文末语调转入惆怅黯淡。这位巫山神女同样出现在他之前的《高唐赋》中，与楚怀王交好而促进楚国谷物丰登，而在《神女赋》里拒绝顷襄王追求可见其暗喻的时代背景。

宋玉出身贫寒，以清高孤傲著称于世，是楚辞向赋体过渡演变中的集大成者。虽然他写有大量的感时伤怀之作，却也只是恪守文职，懂得自全于乱世。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公元前223年，楚亡，宋玉死，翌年，秦始皇统一天下。

楚国800年历史之久，是西周第一个诸侯国，却终于逃不过轮回的宿命，在大一统的趋势中渐被蚕食。但是民间亦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不出20年，各地起义、推翻秦政，西楚霸王项羽在江苏一带响应揭竿，翻开新的民族篇章。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杨宽《战国史》） 离骚战国张仪屈原的故事九歌怀王楚国楚辞楚怀王忧伤无力屈原不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