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第六季剧照

英国阶级与文化

《唐顿庄园》第六季不久前播完了最后一集，这也是这部一度风靡世界的英剧的最后一季。尽管还有圣诞特辑，主创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表示，“随时都会结束”。

其实从一开始，《唐顿庄园》就定位在以“古老阶级制度”吸引眼球，同时，也将这种制度的逐步消融作为戏剧冲突。尽管就整部剧而言，如费罗斯所说本质上仍然是以“情感故事为主”的肥皂剧，而且，批评者对此剧评价为“一部消除丑陋与严重阶级冲突的虚构作品”，但是世界观众却以纪录特征对其称颂不已，听上去，《唐顿庄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的阶级制度，并不是那么令上下都愉悦的。

另一个令批评者不安的事实是，“人人都爱王室”或“人人都爱女王”，行脱帽礼，或16点钟聚起来喝下午茶，只是世界对英国认知偏见的其中之一。而在英国文化出口层面，《唐顿庄园》只是新生代表，在这张试图代表英国“古老守旧”形象的长长单子上，更早的还有《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等。

至于《唐顿庄园》在中国的流行，《纽约时报》写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管家”这一职位需求最大的市场。更有趣的是，一位长驻中国的英国商人，在凯特王妃诞下乔治王子前后接到了“不少于100通的恭喜电话”。

BBC资深制作人梅尔文·布莱格

以上事实，都在表明“阶级”自有它吸引目光之处。对国人而言，“阶级”既是一个斗争年代的旧词，又是一个新词义还未来得及普及于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普通人所执著的自我定义，很少会包括从小向父母提出疑问：“请问我们是什么阶级？”

但是在英国社会，每个人都会遭遇这道考题，从社会层面，更是一个写入国家基因的概念。

2012年，BBC2播出了一部三集长的纪录片《阶级与文化》（Melvyn Bragg on Class and Culture），梳理自1911年起至80年代，英国社会发生的阶级与文化上的变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是BBC的资深制作人，1978至2010年制作播出的《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结合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算得上电视艺术专题节目的常青树。

布莱格1939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父亲是一名技工，母亲是一位裁缝，正如在纪录片中他本人一再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但是这个工人阶级出身，并没有让他像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后进入工厂，而是在当年的BBC里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逐渐成为“媒体中产阶层”，并最终获得了勋爵封号（Lord Bragg of Wigton）。

正是经历了这种典型的上升，加之30多年的《南岸秀》带来的文化积淀，布莱格借助纪录片，表达了自己对“阶级与文化”的理解。通过访问文化人物、实地走访，以及大量的资料引用，过去一个世纪里英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录片中作了紧凑的呈现。

一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对英国这种古老等级制度的好奇与兴趣，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人自己对“阶级制度怀旧”的无奈，但按《阶级与文化》的分析，英国社会各方面都在为“阶级消融”努力，各届内阁政府更是以此为主要任务。

的确，“阶级消融”贯穿三集纪录片，是一个主题式的存在。围绕着这个主题，布莱格提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思考题。

1911年，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盛极一时，并引发了空前壮观的游行活动。繁盛的表面下，的确也是各个阶级对现状的满意。这种同心同德，正是被喻为“时代之声”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观察到的“著名的阶级系统彼时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先打破这种稳定的，是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阶级传统而言，是第一次庞大的漠视，在战壕、前线、死亡前，人人平等，而后，阵亡的战士又得以葬于同一个墓地。同时，国难也的确使人们忘却阶级之分，而是同舟共济一致对外。

“一战”后，如英国现代史学者彼得·轩尼诗（Peter Hennessy）教授所言：“阶级地貌的确发生过一些动摇和滑坡，只是并未深入根基。”特别是当战争结束，战士们回到工业社会后，旧的隔阂陈列如初。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顿庄园》中的格兰瑟姆伯爵退伍后，雇用了他战时的勤务兵贝茨的鲜明对比。

紧接着是“二战”。这种临时性的平等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只不过，战后，一切也不复原来的样子。

平衡关系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阶层对未来的拷问，战后的英国社会何去何从，在所有不安面前，核心的疑问是：阶级差别是否从此要开始消解了？

早在1895年，师从赫胥黎(T.H. Huxley，达尔文的忠实门徒）的威尔斯（H.G.Wells）就在他著名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构想：阶级会持续分化，甚至到野蛮的程度。小说描写的未来世界里，上下两个阶级，进化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埃洛伊人（the Elois）和莫洛克人（the Morlocks）。前者柔弱精致，生活在地面，以瓜果为食；后者则强壮而残忍，终年生活在地下，以埃洛伊人为食。

有趣的是，包括威尔斯在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e）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T.H.赫胥黎之孙），这些文学界的先知，所预见的未来都是一个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家们鼓吹的“同一个大家庭”。但是纪录片从广阔的角度切入，来印证这百年前的言论，究竟哪一方称得上高瞻远瞩。

相应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崛起的工人阶级，坚守阵地并且志向高远希望更进一层的中产阶级，以及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三者之间，是否正在走向广场的中心，然后融为一体。

工人阶级向上

20年代，第一家百乐门（Palais Door）开张，穿着得体的工人阶级蜂拥而入，成为这一波舞蹈流行中的潮人。尽管舞厅各有不同，跳舞的确在战后成为上至贵族下至清洁工共同爱好的活动，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评论，“这好比是不同阶级的强力胶”。除此之外，另一项风靡大众的活动要数电影。布莱格继续举例：“在那股电影热潮中，仅在我居住的工业城市博尔顿（Bolton）的切齐盖（Churchgate）就有47家影院。”电影，如同跳舞，都在最初出现时，成为各自时代中最受欢迎的全民活动，“这确实跨越了阶级”。

在这两股覆盖所有阶级的文化活动中，当然是以工人阶级为数最多，只不过贵族和上流社会看电影的方式是在今天看来也难以想象的“事先预约，而且会有经理出来迎接”，抛开这些不谈，“这也是文化平等的一种形式”。

另一个对旧秩序具有强大破坏性的，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这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吸引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中年人和中产阶级。在乐队压倒性的力量面前，“阶级属性显得没那么要紧”。但是按照出身中产的乐队经纪人布莱恩·艾普斯滕（Brian Epstein）的观点，披头士最初的形象不尽如人意。于是他着手去除了后者身上若干明显的工人阶级特征，比如机车服和牛仔裤，转而用阶级特征毫不显著的制服取而代之。不久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开始抵触这种为中产阶级降服的倾向，而是被美国黑人蓝调音乐鼓舞，并将工人阶级的天才“猫王”（Elvis Presley）视作偶像。

竭力从工人阶级吸取灵感的列侬，却在日后被中产阶级捧为英雄式的人物。

从披头士，再到奇想（The Kinks）和谁人（Who）以及滚石，同一时期的这四支乐队被称为英国四大摇滚乐队，并在上世纪60年代迅速超越阶级，轰轰烈烈地裹挟了整个社会，其可贵之处在于，乐队成员们毫无高高在上之姿，摇滚乐在每个人触手可及之地。“正是这种60年代的精神，将所有社会阶层囊括在内，成为阶级的熔炉。”

音乐之外，工人阶级的英雄也出现在其他艺术领域。纪录片列举了时尚领域的约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生物学家保罗·纳斯爵士（Paul Nurse）、矿工之子D.H.劳伦斯，以及今天人们心目中最特殊的工人阶级成功表率，那个和威廉王子平起平坐的贝克汉姆。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成功后，还属于工人阶级吗？换句话说，成功后的工人阶级，是否就能自称中产甚至上层阶级了呢？布莱格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每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受访者，而他们的回答自然不尽相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创造了阿莫（Adrian Mole）形象闻名的小说家苏·汤森（Sue Townsend）。出于不想脱离工人阶级身份的原因，汤森将她的写作真相隐瞒了20年之久。她担心，工人阶级首先会因这种遗弃而鄙视她，而中产或上层阶级，也会因她的出身而鄙视她。如此夹在两种鄙视中间，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梦魇。此外，工人阶级也不习惯拥有大量可支配的金钱，以及可以凌驾于人的机会。“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古老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中产阶级坚守

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戏剧，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这样评论，“戏剧成了只吸引中产的艺术”。

尽管在伦敦的任何一个夜晚，有适合每一个人的任何样式的艺术，可是“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间，总有一条不可明言的界线，这条界限的外在表现，则是人们总是认为《妈妈咪呀》属于后者，而《哈姆雷特》显然属于前者。

所以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ioyd Webber）和他的音乐剧（Musicals）在两者之间的领地做起了文章。事实上，以《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等为代表的音乐剧主导了伦敦西区，甚至其他国家首都，这些作品的神奇之处，在于融合了三层社会等级制度的文化特征，用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弥补了作为歌剧的“高冷”，成为持续扩张的中产阶级的同好。

口音是另一个中产阶级迷恋的细节。社会学者认为，仍有许多人将此作为区分和辨识社会地位的标准，因此布莱格在纪录片中自称自己的口音是“粗鲁的小人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认为，融合各阶级和文化的需求日渐高涨，BBC应运而生。创立者认为，他面向的观众，应当是坚定的中产阶级，而BBC应当以提升他们的品位为己任，潜移默化中达到“比他们自己喜欢的品位略高一些”的程度。除此之外，BBC扮演的角色，从阶层的角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所选择的口音。

“英语口语委员会”于1926年规定，“一种有教养的英语，应以英格兰南部狭窄地区口音为标准”，从此这个地方的口音成为BBC的通行标准。这种口音，曾一度是工人阶级出人头地的必备武器，其中最著名的使用者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下层阶级家庭，并训练出一种上层阶级的发音。与此相对的，是毕业于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另一位首相布莱尔，他采用的方式，是刻意使用了一种更贴近工人阶级的口音，即便是当今首相卡梅伦，在口音这个选项上，也是“由上而下”的靠近。

人们被口音定义，被口音所欺骗，甚至伪装自己口音，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立。《权力的游戏》中，斯塔克家族的阿娅（Arya Stark），曾因为“My lord”和“M’lord”两者之间的发音区别，而险些暴露身份。今天的BBC自然不同往日，已经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口音。

但至此，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认为口音的混合就是阶级融合的标志了，并且，这是否进一步意味着社会正在走向无阶级化？这个问题，显然布莱格也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贵族和上流社会嬗变

布莱格在片中，对每一个阶级都提出了三个同样的问题：他们拥有什么、消费什么，以及制造什么。

如果追溯到100年前，贵族仍然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和庄园，可以随意挥霍，同时，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拥有文化”。同时，也为文化活动承担资助者的角色，比如供养芭蕾舞团。真正论及制造的东西，似乎并不多。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上流社会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如上个世纪般显而易见。无论是着装、口音和教育背景，还是住房与头衔，这些有的早就在半个世纪前消解，有的，其实用钱就能换得。

因此涌入精英阶层的人们，首先要保证的一件事，就是金钱，大量的金钱。贵族古老文化象征，正在被金钱代替。而这些新贵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流行明星。当阶级与文化两者间产生你来我往的因果关系时，需要探讨的哲学问题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谁？在流行明星这个层面，不是阶级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通过不同方式，创造了一个叫作“社会名流”的超级阶层。

但事实上，早在50年代，上流社会作家南希·米德福德（Nancy Mitford）就提出了著名的“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U and Non-U）的概念，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细节上逐一提示，小至称呼信纸为“notepaper”还是“writing paper”，或者喝茶时先倒或后倒牛奶，上流社会自有其固定格式。这位当年名噪一时的米德福德六姐妹之一，正是成长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而后又因承担不起庄园生活而举家搬至小型宅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势利而崇尚自由的贵族长女，正是《唐顿庄园》中玛丽小姐（Lady Mary）的无数原型之一。

而这种诸如“写信时如何称呼对方”的微弱阶级差异，反而令许多人产生了奇妙的迷恋。今天的人们显然对此怀有好奇与兴趣，否则，又如何解释《唐顿庄园》的风靡。

最终，很难说得清，过去10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层阶级并未走向穷途末路，一直存在的同时，如今还加入了新生的超级阶层，这部分人组成了“经济意味上的上流社会”。

而这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则在不断壮大。是他们组成了人口当中的大多数。从艺术节到美术馆和戏院，再到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中产无处不在，并且拥有在这些文化领域发布指令的空前欲望。至于工人阶级，文化品味多样，他们组成了新的全民知识分子，看上去，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在上升。

就像布莱格称自己为“阶级混血儿”，而《唐顿庄园》展示的，也仅是“阶级互相走近一步”式变化的横切面，阶级之间或许有可以握手言和的一天，却没有完全消解的时候。

历史学者彼得·轩尼诗所举的新闻报道的例子，有种令人恍然大悟的效果——当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初次成名，他的出身和学历等背景，往往会被庄而重之地作为背景材料，在报道里面一览无余，而一旦成功轨迹展现了由下至上的惊人曲线，那么，这一段更是会成为报道重点，因为这正是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地方。最后，他总结道：“这便是阶级的根深蒂固之处，它永无休止，无法摆脱。” 庄园经济社会阶级中产阶级什么阶级影视请问英国工人阶级电影英语口音我们唐顿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