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如此壮观，何以石峁

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由“丘城台”、内城和外城三座石构城址组成。图为考古发掘后的外城东门影像

因玉器闻名的遗址

1975年冬，未能等到春暖花开适合田野考古的气候，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便奉命来到陕北地区，对有可能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遭到破坏的古文化遗址展开摸底调查。废品收购站往往会是他着重调查的地点，在榆林县的高家堡镇，他收获不小。

在收购站，戴应新见到了当时负责的干部段海田，段海田告诉他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自他本人1966年起到收购站至1975年，10年间北京的外贸公司每年都会从他手里收购一批玉器和陶器，来源便是高家堡附近石峁村。时年条件贫困，缺衣少食，村民们将捡到的东西拿到镇上低价卖出贴补家用，10年算下来最少有1500件之多。戴应新即宣布愿意以10倍的价格征集，村民们听闻后争相将手中的文物拿到了指定地点。“黑压压地排了一大片。”戴应新回忆道，“第一次我挑了大概有几十件玉器。前后四次，共收到125件。”

戴应新将收集到的玉器进行分类研究，将结果发表于《考古》杂志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刊物上，刊出后引起很大反响。即便仅为散落在国外的一些石峁玉器提供了“正名”的根据，戴应新对于遗址的粗略勘查，也使“石峁遗迹”这个地方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一些国外的记载中，很明显写有“榆林府”的记名，最早可追溯到1929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萨尔蒙尼在北京征集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玉璋，其中最长的一根约55厘米，被带回了德国，后来他在自己的书里详细披露收集玉器的过程。牙璋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新创的玉种，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遗址中均无牙璋出土。我国发现牙璋的地点有16处，全国各个博物馆和学术单位所藏的牙璋中，石峁出土的牙璋几乎占了一半。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南非等国家博物馆和私人，共收藏牙璋约50余件，绝大多数为石峁型牙璋。

石峁村加起来有三十几户，二百来人，但现在村子里也就只剩下二十来人。村民世世代代围绕着一处名叫“皇城台”的地方种地生活，在最终确定此处拥有重大历史价值之前，村民们并未觉得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特别珍贵，只觉得这片土地肥沃，庄稼收成好，他们种五谷，开梯田，每到下雨或发洪水时，就会从地里平白无故地冒出不少玉器和陶器来。村民高超仁告诉我，他在20多年前捡到过一块玉，“那时候觉得没用，三毛五毛就卖给人家了”。他也曾在种地的时挖出一个完整的陶制器皿，但20多年前为贴补家用，卖掉后换回了一袋白面。

大型石砌院落内窑洞式建筑石砌窑门

收购玉器的同时，戴应新也对挖出这些玉器的地方进行了区域性调查。当时他的初步判断是：“在南北长千米、东西宽五六百米的范围内，从山顶到半山腰都有古文化遗迹和遗物分布，山腰以下为陡崖。”但对于这些“古文化遗迹”具体是什么，他无法定论，甚至将一部分外围的城址与附近的战国秦长城归为一类。而关于石峁的年代，戴应新通过与关中地区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中的陶器对比，判断属于陕西龙山文化，处在新石器时代，又根据玉的特点，推测还有可能属于殷文化，与在石峁附近、黄河之隔的陕西省保德县的殷代墓葬有关联。

事实上，比这更早的十几年前，石峁已被考古人员注意到了。“1963年的时候，我们的老所长巩启明来这里调查过。”现任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他们一行人当时把所有资料都投给《考古》杂志，但‘文革’期间都烧掉了，只剩下一张登记表。”他说：“这张登记表我也见过，写得非常清楚，叫石峁山，榆林高家堡镇。这可能是关于石峁的最早的一个调查。”

考古人员清理位于东门一角的头骨坑

1981年，时任半坡博物馆馆长的巩启明奉命第二次到石峁进行调查。他们先坐飞机到延安，再从延安辗转坐车来到石峁山上。条件艰苦加上交通不便，他们上山时背了袋白面。“我让村里的王书记做饭时把三个人的饭量减成两个人的，省着点吃，因为吃完了这袋面就得走人了。”结果一袋白面三个人一个星期就吃完了，最后只发掘了84平方米。在“皇城台”附近发现并清理了几处白灰面房子、灰坑，还在村里发现了石棺葬、瓮棺葬。“要是像在关中地区一样，能吃饱饭，多待一段时间，可能收获更多。”巩启明回忆道，那次的发掘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参与人员魏世刚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通过“石灰墙”、陶器、墓葬等出土遗物，他们判断石峁属陕西龙山文化的范畴，但要将其归于夏或商文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

直到2011年，石峁又重新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这次又是因为玉器。“2010、2011年前后，我们在神木县发现一批据说是石峁出土的东西。巨大的数量加在一块儿，令陕西省考古所的专家警觉起来，觉得这个遗址肯定不一般，便开始实施调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孙周勇告诉本刊。神木县石峁文化研究会会长胡文高是私人收藏石峁遗物最多的一人。早在2000年，胡文高从当地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件玉璧，在村民带领下，他前往捡到玉器的地方查看，地里到处都是陶片，还见到了石墙。“虽然我不懂考古，但觉得这个遗址不一般，因此告诉老乡，今后发现了玉器、陶器或者石器都告诉我，老乡也很负责任。因此从2000年开始，我从老乡手里大概收了两三百件。2010年，我将这部分文物全部捐给了神木县博物馆。”胡文高告诉本刊。

石峁外城东门遗址

这次统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估计散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石峁玉器多达4000多件，在榆林市或神木县本地人手中就有600～700件，而且当地玉器交易市场很成熟，“石峁玉”已成为不言自明的馈赠佳品。

数量如此巨大的遗物，由于条件限制，前人长达四五十年时断时续的调查，未能给这片遗址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2011年，考古人员进行了三个月的区域性摸底调查，他们驻扎在千沟万壑的大山中，在山上来来回回跑，最终发现面积约为4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两道几乎可以闭合的城墙，遗物的分布和石头圈遗迹的分布高度一致。城墙隔开的三个部分密集地分布了一些遗物。“通过这些遗物和遗迹我们判断很可能是龙山时代的，但没正式发掘前我们也不能最终确定。”孙周勇介绍道。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

横空出世的史前文化

遗址最终年代的确定，依据的是科学检测。2012年10月召开了一次关于石峁遗址的研讨会，会上专家们列出的几重证据，最终确定了石峁遗址的年代应处在距今4300到39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夜。“我们有考古学上的地层证据，与地质学一样，有古生代、新生代等严格的顺序；再一个就是碳14测定，我们在北京大学的实验室和美国的Beta实验室测出来的数据，和我们从考古学上对它判断的年代完全一致。过去测试要给个大概区间，比如给出公元前3000年到1000年之内，然后在这个区间内选时间。这次测都是盲测，测出来和我们预测的数据完全一样。”孙周勇介绍道。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

从2012年开始，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一同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正式科学的发掘。最终确定石峁遗址是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组成。其中“皇城台”是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同时在外城的东门还发现了墩台、角台、马面等和城墙附属的建筑。这时才第一次比较准确地勾勒出石峁遗址面貌，是一个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砌城址，超过了之前发现的浙江良渚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国内最大的史前遗址。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流域除陶寺和二里头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史前遗址。当年，石峁遗址便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评为“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目前考古现场能直接进入的是外城的东门遗址，这也是考古队目前重点发掘的区域。沿栈道走上北墩台，便站上了整个石峁遗址的制高点，可以俯瞰至远在另一个山峁上的皇城台，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这也是考古工作选择从外城东门开始的原因。然而这片城墙的破坏也很严重。在1991年的时候，有老百姓说在这里挖出了20多件玉器。经当地老百姓的叙述以及考古队的实际发掘，推断在4000多年前建城墙时，使用了玉质材料，形制多是玉铲、玉刀等实用性玉器，却不是作为建材使用，而可能是作为礼器的奢侈品。最初村民们拆石墙只是为了就地取材，盖房子、砌猪圈、修围墙，当老百姓偶尔发现石墙中富有规律地埋藏着玉器之后，就开始大量挖城墙，拆石头。考古队进行发掘时，石头墙已被掏得到处都是窟窿。

外城东门结构的复杂令专家们备感意外。东门主要由外瓮城、包石夯土的南北两座墩台，以及曲尺形的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与宽约9米的门道连接，总面积大约2500平方米。发掘过程中的零碎收获，引发考古人员经常对几千年前的场景展开想象。2012年，考古人员曾在这片区域发现100余片壁画残留。“为了营造视觉冲击感，东门城址从门外进入城门时，迎面的墙上，全是彩绘的几何形图案，当时的壮观场面难以置信。”孙周勇介绍。考古人员经过勘查，发现外城东门址的修建年代略有不同，绝大部分修于4300年前，到3900年前的时候，城墙有的地方有一些塌，进行了一些加固。考古人员还在北墩台一角发现有24个少女头骨的头骨坑，说明4300年前建城门之前还进行了一些祭祀仪式。

“石峁就像一个谜一样，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的工作，但仍然感觉对它的了解只是一点点。我们稍微清理一下倒塌堆积，就可能超出你原来的认识和想象。”孙周勇介绍道，“今年发掘皇城台的时候也有意外收获。我也没想到皇城台的墙上竟然还有装饰，还发现了应该生长于南方的扬子鳄鳄鱼骨板。过去我简单地形容皇城台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东西，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是九阶石头墙砌上去的。据当地的老先生说，皇城台原来有十多级石头台阶。很难想象4000多年前这么大的一个布达拉宫式的东西，台阶都保存得很好，旁边两个门阙，大墩子，通向城里的大通道，何等人物能住在这么奢侈的一个地方？”

石峁遗址的城墙达10公里长、2米宽，孙周勇粗略估计需要12.5万吨的石头。古人需要先从山上凿下石头来，经过打磨、运输，加草拌泥一块块垒起来才能筑成结实的城墙。根据城市的大小推算当时城中的人口数量，大概在2万人左右，单靠城市里生活的人无法完成如此大劳动量的工作。“这暗示着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上层社会，相当于王的身份，具有支配广大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石峁居住的王和首领，具有很大的向心力，这么威武壮观地建皇城台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周边的村落形成一种威慑感。在那个蒙昧的时代，掌握宗教权、祭祀权，就等同于掌握了人们的精神，对于其周边的地区来说，石峁就像是一块磁铁，不断地吸取周围势力的靠近与依附。因此，东门遗址与皇城台遗址不仅仅是防御所需，在当时更是凝聚、整合区域内社会集团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城址内发现的一些建筑，在中国的城建史、城防史上都是开创先河的。外城东门发现的“马面”就像一个天外来客在4300多年前在此突然出现。马面是在汉魏以后才兴起成为中原地区正统文化城建时的建筑，属于都邑类遗址的建筑。石峁发现的马面，与后代形制上没有差异，在史前这一时刻的发现，突然且没有源头，令人诧异。“但是也可以解释，因为人在类似的环境压力下，会创造相类似的东西，为了防御的需要。”孙周勇说，“为什么构建那么大的土墙，说明有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

目前史学界对石峁遗址的争论很多。从石峁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关联或具有传承性的器物遗存，如陶器的器形、器类和纹饰，玉礼器的使用，以及壁画的绘制、祭祀方法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遗址处在“中国文明前夜”的北方时期，有不少学者认为与传说中黄帝的活动范围吻合。2013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沈长云教授与山东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陈民镇就石峁遗址与黄帝的关系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争论。对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显得较为谨慎。“首先我们界定它是不是王国，是邦国还是方国。它能够统治，但还达不到帝国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峁已经脱离了一般聚落的形态。从城市的规模和结构来看，比如环套结构，是以后宫城、皇城、郭城形制这一概念的萌芽期。石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集约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功能，因此在未确定与何人有关之前，称呼它为都邑性质的遗址可能更合适。”孙周勇介绍道。

考古队副队长邵晶曾在石峁遗址的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这区域内还有70～80处类似的遗址，而石峁面积是最大的。邵晶粗略估计石峁所能影响的范围：北至大青山，南至延安，向东不会超过山西东部，向西不会到宁夏境内。“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石峁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叫什么，文献中缺少记载，但我们能在考古学上把它的范围、影响、受影响有多深解释清楚，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邵晶告诉本刊。

遗址保护转型契机

去到石峁遗址，经过的是高家堡古镇，延山路向山峁开去，道路虽然很清晰，但仍是泥路，一路要穿行于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路的尽头才能到达这个遗迹。

遗迹现场已经规划得很好。护栏将城址一片地方隔离出来，进入遗迹前有临时设立的文管所。进入之后，是很规整的栈道，有很明确的参观路线。一般常人从外城以东进入，栈道两边拉着很粗的绳索。登上北墩台，可以很清晰地了望到方圆内的整个遗址，以及远处石峁的母亲河秃尾河。值得注意的是，对遗址各个部位的说明性标志牌上，也都清晰地标注着“石峁遗址公园”的字样。从今年1月起，陕西开始有政协委员建言要设立遗址公园。但对于一个刚开始科学发掘三四年的遗址，并且仍在发掘中的遗址，过多的参观人数，显然对遗址的保护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今年‘五一’的时候有6万人来，看到每天四五千人站在墩台上，既有人身安全的隐患，又危及到文物本身，其实内心是很着急的。”邵晶介绍道。考古不仅仅是一项科学研究，也应该服务于大众，因此陕西考古研究院对于向公众开放参观一开始是持积极态度的。“我开始的态度是支持也同意普通人来参观考古遗址，只要不影响工作，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普及他们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增强民族认同感，但后来人太多，超出我们的预想。”显然，过多的人流涌入，孙院长也认为有些棘手。

上山去往石峁遗址之前，会经过高家堡镇，《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播出，令这里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从榆林市区开往遗址的路上，进入神木县城之后，就有明显的标示“石峁遗址和高家堡古镇”的方向指示牌，一路将游人引导至现场。

而接纳这些游人是一件涉及延续考古工作、设立文物保护机构以及发展旅游的复杂工程。除了预备成立遗址公园外，当地政府还计划组织修建石峁博物馆，陕西省人大正筹划设立专门针对石峁保护的法律，对于邵晶来说，石峁遗址管委会的成立是最为迫切的一环。发掘过程中，他们时刻面临着如何让发掘顺利进行的问题。在保护遗址机构和专业保护计划完全落实之前，考古队成为一个“万能”的机构，协调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一到雨天，天微蒙蒙亮之时，就会有村民出现在遗址附近，捡被雨水冲刷出来的玉器。邵晶曾找到一位捡到几件玉器的村民，告知这是属于国家的文物，村民对于自己捡来的东西却属于国家，很不理解。

“实际上只能有了专门的条例、法规，才能去和老百姓谈，才有足够的底气。”邵晶说。目前国内遗址中，专门成立针对遗址保护的管委会不在少数，如浙江的良渚遗址，管委会主要负责处理与老百姓、当地的矿业和基本建设的关系，以及遗址发展和当地部分单位的关系。设立专项法律保护的遗址也很多，比如西安兵马俑，主要规定遗址内的建设问题，遗址文物的管理问题和遗址有多大、具体的范围在哪等等。

对于管委会的成立，邵晶认为很急迫。“这个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对于石峁遗址本身的工作来看意义是非常大的。”邵晶告诉我，“怎么让这一处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去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石峁遗址要走上开发、利用、展示的正规道路，但在那之前它肯定要经过非常仔细的考古工作。”

但对于一个刚刚发掘5年的遗迹，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在国内来说已经算是走在前列。目前，石峁遗址被纳入陕西省的32项文化工程并入选陕西省“申遗”的后备名单，神木县每年用于征地的费用就有几千万元。当前石峁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备也已经启动，现已完成概念规划，正在做建设规划，随后预备向外界招标。“将来如果达到展示能力，就考虑建博物馆，建工作场所，建展示区域，可以边发掘边展示。”孙周勇告诉本刊，“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调查，解决‘何以石峁’的问题，想通过外围的调查明白是什么力量形成这种一支独大的局面。另外就是将东门址附近马面修整成一体，使其更具震撼性。”

在采访的当天，邵晶刚刚送走一批来现场调研的陕西省人大代表，陕西省近来正在将立法提上日程。到我傍晚离开时，邵晶略带欣慰却又有些担忧地告诉我，刚刚接到电话，榆林市已经宣布正式成立石峁遗址管委会。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我们期待这个神秘的地方将带给我们更多“石破天惊”的发现。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历史考古文物石峁石峁遗址遗址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