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

作者:丘濂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0清  乾隆像

反差:一个观展的背景

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一直是拍卖市场的宠儿。2014年底,一卷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乾隆御笔《白塔山记》拍出了1.1615亿元的高价,成为2014年全球年度中国书画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2015年,保利十年春拍的中国古书画夜场上,乾隆帝《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又以747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春季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

与此相对,学术界对于乾隆在书画活动方面的研究却相当寂寥。他的行书被形容成是软弱无力的“面条字”或者“蚯蚓体”,在艺术价值上不值得一提;他喜欢在内府收藏的书画珍品上题字,比如在最钟爱的“三希”之首《快雪时晴贴》上题字赋诗多达73处,这样的题识习惯被认为是“毁画不倦”,破坏了原作在构图上的经营;他的鉴赏眼光也被讥讽成是“二五眼”,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世称为“子明本”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被乾隆当成真迹一再题记盖印,第二年出现的真作反而由他授意词臣梁诗正撰写长跋,说它“笔力苶弱,其为赝鼎无疑”。

这些对乾隆形成的普遍共识,对他的相关研究也变得“格调不高”,以至于鲜有学者愿意“屈尊”。在刚刚结束的《石渠宝笈》国际研讨会上,想要为乾隆研究正名的著名书画专家、台湾大学傅申教授就讲起这样一段轶事:一次他去拜会饶宗颐先生,对方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他不好意思说是乾隆。没想到饶先生主动说:“乾隆深不可测。”“我对乾隆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虽然我也恨他,但很多时候被他搞得晕头转向的。”傅申说。他近年来的关注点集中在乾隆的书画鉴藏活动。不久前傅申还做过一次有意思的演讲,叫作《乾隆丙寅:乾隆在书画鉴藏史上的丰收年》。他注意到诸多乾隆的题识上都落款“丙寅”的年号。于是他考察了那一年的国家面貌——1746年的清王朝有着充裕的国库和稳定的社会,这成为乾隆进行大规模、高密度的收藏和鉴赏的前提。让傅申遗憾的是,在台湾,除了乾隆在书画上的题识之外,很难见到乾隆单独摹写或创作的书画作品,这成为开展研究的一个局限。

关于乾隆御笔的最大一笔收藏当然在北京故宫。作为清朝在位时间最长、创作热情也最为高涨的一位帝王,乾隆留下了绘画作品1000余件,书法作品1万多件。故宫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告诉本刊,帝后书画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被重视。当年清帝退位之后,这些存放在避暑山庄及各地行宫的清代帝后书画,除一小部分流落民间外,绝大部分被集中运到故宫庋藏。“一个殿堂摘下来御笔横披、对联、条幅等贴落就卷成一卷,进行简单登记后,就放在那里基本不动。溥仪从故宫偷盗走的书画中,包含了一部分卷册形制的御笔作品,现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所见的乾隆书画多来源于此。其余存放在故宫的这些御笔书画,抗日前夕文物南迁及后来国民党撤退大陆时,都没有被挑选带走。”解放后,故宫对书画藏品进行整理时,也只是把帝后御笔中占很小比重的卷轴册书画做了简单编目,其余2万多件贴落书画则未作清理。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针对溥仪时期编写的《清故宫旧藏书画目录》做整理鉴定时,更是把其中皇帝御笔和词臣书画两部分内容全部排除在外,认为它们不存在真伪问题及艺术价值不高。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1清  康熙《行书四十一年除夕书怀轴》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批帝后御笔贴落才得到了第一次清理。当时存放的地面库房是祭神库,条件比较差,加之几十年来鲜有人翻动,作品上面都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清理工作异常艰苦。这次清理把帝后御笔按照书法、绘画进行了分类,为进一步细致整理打下了基础。进入21世纪,书画文物搬入地下库房后,又对这批贴落进行了第二次整理和编目。王亦旻记得:“每次从库房里出来,整个人就好像杜甫《卖炭翁》说的‘满面尘灰烟火色’。”

那次整理的成果是所有帝后书画全部经过了信息登记,并存放在文物柜中。专注于书法研究的王亦旻于是有可能单独建立了一个关于乾隆书法的数据库,系统来看乾隆创作。乾隆墨迹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和包含的丰富信息,是任何一个清代帝王都无法比拟的。“比如雍正就没有留下少年时代的习作,因为他成年后久居宫外,皇子时期的墨迹留存不多。乾隆则不同,故宫现在还保存他最早的作品,是12岁时的书法临摹习作。”清宫《石渠宝笈》著录有顺治书画40多件,康熙240多件,雍正50多件,乾隆2000多件,嘉庆250多件。如果算上历代帝后贴落书画,则有近2万件,其中乾隆的作品占了多一半。“以前描述乾隆书法,就是笼统地说,他受到董其昌影响,又学赵孟頫,字迹缺乏变化,‘千字一面’。但细究这1万多件作品,是非常复杂的。董其昌在什么层面上影响了他?又为什么得出结论他钟情赵孟頫?他的字初看雷同,却一直都有变化。乾隆一生的书法全部看下来之后,依照他的演变的规律,我们可以对其书法作品的年代做一个大致的判断,误差不超过10年。”乾隆御笔本身有再研究的价值,它本身也是难得的史料。不必说内容,仅仅是每年变化的数量就可以成为当年国情的佐证,究竟哪段时间乾隆是受政务牵扯,哪段时间他又可以完全沉浸在河清海晏的盛世景象,游艺翰墨,“几暇怡情”。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2清  顺治《行书王维诗轴》

一方面是拍卖市场的追捧,一方面是学术圈逐渐展开的对乾隆书画活动的零星研究,这就形成了本次《石渠宝笈》展览观看乾隆御笔时一个有趣的背景。乾隆不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满族君王,是清帝国最大的私人收藏家,也有着平衡艺术与政治的“十全”企图。理解乾隆的书画造诣,也许应该放置在这样的维度之下。

先皇遗风与书法启蒙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3清  雍正《行书柏梁体诗序卷》(局部)

在《石渠宝笈》展览的武英殿主展厅,可以看到五幅清代帝王的作品。顺治是一幅《临王维诗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五绝是王维的《竹里馆》,顺治用笔顿挫明显,字与字之间相互间隔错落,整篇书法劲健而古朴;康熙是一件《四十一年除夕书怀轴》,为康熙49岁所书,它能够看出董其昌书法的韵致,又保存有自家的面目,是康熙中年时期的代表作;雍正是一卷《行书柏梁体诗序卷》,它也是雍正49岁所作,字体瘦劲紧结,点划收放相宜,其中既有董其昌的风格,又有当时朝野渐行的馆阁体书法的痕迹;乾隆的作品是一轴《岁朝图并新正重华宫诗轴》。每年农历新年来临前,乾隆都要绘制《岁朝图》,它上面通常有山珍蔬果、文房清玩、吉祥图案等形象,用来表达对新年的喜悦和祝福。画上有乾隆的御制诗,正是熟悉的行书,虽然有些缺乏力量,但也婉转流畅。

看完这四位帝王的作品,也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四人中书法水平最高者是雍正;最具个性者是顺治;最宽厚稳重者是康熙;而最为自信者是乾隆。有清一代,一直持续到乾隆,帝王的书法都维持了较高的水准,之后到了嘉庆才出现了转折。在武英殿展厅中的嘉庆楷书《幻花十二咏卷》和反映《石渠宝笈》编纂过程的延禧宫展厅中的嘉庆行书《苏轼腊日游孤山诗轴》,通篇规规矩矩,却死板拘谨,仿佛字如其人。王亦旻告诉本刊,自乾隆的下一辈开始,皇子之间就隐隐出现了某种分工。属于政治接班人的皇子就无法兼顾书画上的造诣,而与政治无关的皇子则寄情于诗文书画。展厅里有乾隆第六子永瑢的绘画《御制载月十咏诗意》,整幅画清逸隽秀,清墨淡渲,描绘了承德避暑山庄月夜游湖的胜景。永瑢本人工篆隶,擅绘画,时人常将他与倪瓒相比,他又是《四库全书》的领衔编者。为什么乾隆成了清朝最后一位具有才情的“全能”君主?王亦旻说,这首先和个人的天赋有关,其二就是清朝国运开始由盛转衰,帝王在处理政事之外,无暇顾及其他。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4故宫书画部研究员王亦旻

从顺治到乾隆,四任帝王对书法的研习有着相似之处。统治者为了稳固江山,对汉文化一直非常重视。顺治开始学汉文的时间很晚,他14岁亲政时,仍然对汉文十分陌生。他曾说:“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这种勤奋弥补了他早年教育上的缺憾。书法是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书法学习上,顺治走的是历代学书者的一般路径,也就是从临摹晋唐人楷书开始,进而扩展到古代诸家。明末清初,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在书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无论创作还是理论,他的作品都代表了帖学大兴时期文人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顺治也受到董其昌风格和理论的影响。王亦旻认为,顺治的字显得无拘无束,有着第一位入关统治者无遮无拦的气概,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董其昌的味道,但其实体现出董其昌“禅意”的境界。

康熙的汉文化启蒙老师是身边张姓、林姓两位太监,康熙称他们是“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他学习书法的方式也是从晋唐楷书入手,到遍临诸家法帖。老年的康熙曾以自己刻苦的学书经历教导儿孙:“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其用笔时轻重疏密,或徐或疾,各有体势。宫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临摹虽难,肤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朕素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故宫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告诉本刊,那些对宋元大家的临仿之作藏于深宫之内,不为人所知。而康熙中年之后,数以千计临仿董其昌的作品,由于频繁赐给各级官员,面貌更为人了解和接受,以至形成了一提玄烨书法就唯以董书作论的成见。康熙18岁之后,跟随沈荃学习,沈荃推崇董其昌的书法,尤其行书,这让康熙才日渐欣赏和主动摹仿董其昌书法。康熙夸赞董其昌书法:“如微云舒卷,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取。尝观其字体、结构皆原于晋人。”康熙40岁之后的书法,在骨法、运笔和笔墨韵味上都和董其昌非常接近,但杨丹霞评价,这只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董书强调生拙。生拙并非笨拙,而是蕴含秀巧,尤其行书的使转,处理让人称绝。康熙并没有完全掌握董书的精髓。”并且康熙同时“学”到了董书的优点和缺点,“比如行书的字形右肩耸起以及竖笔的流滑,这也是许多临习董字书家的通病”。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5故宫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

康熙如此崇尚董其昌的书法,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皇族子孙。雍正曾说:“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他不但可以模仿康熙的书法,而且水平不在父亲之下,所以经常为他代笔。《养吉斋余录》曾记载:“圣祖最喜世宗宸翰,每命书扇,岁书进百余柄。有旨不令书名,并用闲字图章。”也是这种字迹的相似,才会形成之后雍正矫诏篡位的传说。杨丹霞说,实际上雍正与康熙晚年一味临董时表现的软弱、单调不同,成熟时期的雍正书法呈现的更多的是笔墨朴厚饱满、风格酣畅淋漓的特点。这一方面是由于雍正去世早,传世大多是他精力旺盛的壮年之作,一方面也是二人个性不同,康熙温和,雍正自负,因此在书写时多少也会流露一二。

乾隆继承了先皇祖辈在练习书法方面的勤奋。王亦旻告诉本刊,清宫旧藏中有一批乾隆作为皇子时的书法习作,时间从康熙六十一年冬月开始,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八月结束,全面反映了乾隆从12岁到25岁书法启蒙阶段的学书经过。“可以看到,除了节日和极少特殊情况,例如康熙去世,乾隆的书法练习极少间断。”王亦旻说。乾隆的书法基础学习阶段主要是对康熙的御笔进行临写,或者看康熙挥毫作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日课。雍正元年,乾隆有了专门的老师。他从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这部历代公认的楷书范本开始大楷书法的练习,接着依照一些楷书诗的范本摹写,进而又以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为范本来临摹小楷,最后为了雍正六十大寿抄写《陀罗尼经》作为贺寿礼物,转向了大楷的练习。“老师对乾隆要求非常严格。乾隆多次因为用笔草率,急于求成而被老师批评。比如练习《多宝塔碑》,本来是以半透明的荆川太史纸蒙在上面来摹写,但摹写的速度慢,乾隆就改成了摹一天,再临一天。结果临写的质量太差,被老师朱批‘记打三板’。”夹杂在这些习作当中还有一些不是作业的书法草稿,其中就有临摹董其昌书宋儋《接拜帖》。“尽管没有受到系统的行草书训练,但因受到父亲、祖父爱好董书的熏陶和书坛风气的影响,加之临摹楷书多年,便有些许神似。”在王亦旻看来,董书对乾隆行草书的影响既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6清  乾隆《岁朝图并新正重华宫诗轴》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雍正突然驾崩。乾隆的书法作业便在雍正去世前这一天停止了。乾隆曾评价父亲的书法:“(雍正)居潜邸时,常以图史翰墨自娱,雅好临池,陶镕晋唐宋元以来名家墨妙,历年所积,充牣琅函。”王亦旻说,乾隆做皇子的时间太短,无法像父亲那样系统扎实地提高自身书法修养。从此乾隆的字便成为御笔,身边的老师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客观评价、指摘不足。乾隆也不能再静心完成书法的基础性练习,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尽情尝试各种风格。这种基础不扎实的前提便局限了他的书法造诣。董其昌的书法观里有个“熟后生”的概念,说的是再遍临诸家掌握法度和技巧后,还要寻找那个原生态的自我,以保持自身的特色。“乾隆看中了董其昌的思想,决定要‘写自己’,以自家面貌来化诸家。但大部分人都是写自己;下一个阶段是‘学得像’;再下一个境界才是形成自身的风格。乾隆其实是从董其昌的理论里找到了一种托词。”

收藏、创作与鉴赏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7清 乾隆皇子时期书法作品,红色为老师批示 

乾隆即位后,便凭借对于书画的喜好和强烈占有欲,大力从民间搜集。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动荡流落于各地的名迹,已逐渐归入几家巨富之手,这为乾隆的致力访求,创造了有利条件。像是河南商丘的宋权和宋荦父子,曾为清政权的巩固出过力气,家中收藏的《宋元宝翰册》就是雍正的赏赐之物,有雍正的“钦赐臣权”印,父子相继保藏,视为殊荣。连同他家两代购藏之品,大有可观。到了乾隆年间,宋家通过献纳,这些名迹先后流入内府。又比如安岐的“古香书屋”中晋唐两宋以下名迹,经过沈德潜从中斡旋,也悉数进入宫内。顺治期间,曾经他通过赏赐的方式使得内府书画大量流出;到了乾隆时期,内府书画外流的现象基本绝迹,除了臣工进献,还有少量购买和抄家籍没等方式,内府书画便又由散到聚,数量猛增。

乾隆八年,他开始根据内府收藏主持编纂大型书画著录文献《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如同他推动的另一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样,他想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也借此厘定汉文化的正统。于私来讲,这部书相当于乾隆个人收藏的“账本”。内府书画,经过乾隆和编纂词臣的逐一鉴定,上等在前,次等附后,用千字文来编号。上等记载材质、尺寸、款式、收藏印记、题跋以及乾隆题字;次等仅录作品名称和本人款识,不记尺寸和印章,但如果经过乾隆过目,仍然详录,只是不记他人题跋文字。上等作品确定后钤“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五印,称作“五玺全”;次等作品仅钤“石渠宝笈”和“乾隆御览之宝”两印。乾隆九年至十年编纂完成的为初编,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完成的是续编,最后的三编完成于嘉庆二十年,历时10个月。从质量来看,续编集中了乾隆内府收藏的精华,初编时期则有着乾隆刚即位不久、藏品不多、乾隆和词臣们鉴定经验不足的局限。而到了三编,上等作品几乎已经被续编囊括殆尽,便以乾隆和嘉庆父子的书画作品为多。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8清 乾隆皇子时期书法作品,红色为老师批示

文博学者杨仁恺评价《石渠宝笈》的著录“就翔实性而言,要比《宣和书(画)谱》为优;如论精确性和科学性则远不如清初顾复之《平生壮观》和吴其贞之《书画记》”。出于政治原因,“四僧”中的八大山人、髡残、弘仁的画幅是看不见的;又出于艺术门派的考虑,“金陵八家”和“扬州八怪”的作品也没有进入著录。但《石渠宝笈》开创了一种特别的编写体例:以往书画著录都是按照书画题材类别和作者生活的朝代先后来记录,《石渠宝笈》则以贮藏地点为分类原则,除了紫禁城内的宫殿,还涉及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各大行宫。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欧洲一种叫作“记忆宫殿”的记忆术——在心里想象一个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空间,可以是一个房间或者一个柜子,然后把需要记忆的东西放在空间里的不同地点上。传教士利玛窦在江西南昌时曾经翻译过一本小册子《西国法记》,向中国人介绍这种记忆术。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乾隆看过此书,但不妨碍我们来做大胆猜想——乾隆正是以这种方式,牢记住了每一件心爱藏品的信息和它们的储藏位置,随时都可以到访或者叫人取来观摩。

占据帝国大量精美的书画收藏,乾隆便可以在政务之余徜徉其间,优游涵泳。向黄仁宇的经典作品《万历十五年》致敬,作家吴十洲也随机选择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这个平常的日子写下一本《乾隆一天》。根据宫中档案的大致记载,他想象乾隆是在酉初至酉正(即傍晚17时至18时)到养心殿西暖阁临窗最西头一间的三希堂赏玩书画。史料中并没有确切记录表明正月初八这天乾隆究竟欣赏了哪一幅书画,不过根据御制诗可以了解,从初一到初八乾隆共御览过书画九件,其中第一件便是明代文征明的《松堂吟赏小轴》。乾隆题诗的最后一句是“个中寻独乐,不拟客来逢”,他似乎也想闭门待在画中那方由荒草、古屋、老松、清茶构成的小世界中。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9清 乾隆皇子时期书法作品,红色为老师批示 

“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乾隆有很大一块作品都属于‘临古’。乾隆的书画活动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入’,是收藏,是对古人精神世界的进入;另一个方面是‘出’,就要通过创作和鉴赏去表达对收藏的感悟。”杨丹霞这样说。“临古”也就是在古人书画作品前来创作,其实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摹”是完全一样的照搬,比如乾隆对赵孟頫的《红衣罗汉》就是照摹,但是照摹之后,乾隆在作品题跋来抒发己见:“夫罗汉以德称不以貌较,观此则松雪尤未免有执相之见也。”赵孟頫号“松雪道人”。乾隆的意思是赵孟頫做此画难免太较真,罗汉者,并非都是西域僧,只要世间有罗汉精神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罗汉。“摹”之外,“临”只是意蕴在,形态则有差距,而“仿”就离得更远。

绘画方面,乾隆最初喜爱宋人的院体画。“那种精细的、优美的风格看上去浅显易懂,不需要太多素养也可以欣赏。但是摹仿起来就很困难,它需要写生的功夫。乾隆早期画的花果笔墨缺乏生气,线条沉稳但缺乏流畅感。他也有画得比较好的工笔画,比如《九思图》和《三余逸兴图》,这种参差的创作水平,就说明它们可能出自代笔。”乾隆后来转向了对“元四家”文人画的推崇,一方面是他的欣赏水平不仅停留在表象——“气韵”、“神韵”是他称赞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四家”绘画时最常用到的词;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的摹仿不佳制造借口,毕竟强调表达志趣和抱负的文人画没有太高的写生工功底的要求。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10宋 赵佶 《雪江归棹图》卷

书法方面,乾隆有着崇尚经典的情结。“书法史上,晋人书法为‘根’,唐人书法为‘干’,宋人是‘枝’,之后如赵孟頫和董其昌都算作‘叶’。内府收藏中所藏名迹琳琅满目,乾隆学得最多的是东晋的‘二王’,其次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等王羲之作品的题跋中,都夸赞他“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八字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典型描述,反复书写此句,乾隆意在表明他的书法正是以经典为依托。而最能体现乾隆对“二王”推崇的是“三希堂”的建立和“三希堂法帖”的汇刻。“三希堂法帖”包含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乾隆将《三希堂法帖》刻印成册分赐下臣,希望能够引领一时风尚。

但为什么后人往往评价乾隆的字是学赵孟頫?王亦旻认为,这也许是和康熙以来对于书法“正”的讲求有关。康熙《佩文斋书画谱》御制序中说:“书者,六艺之一。昔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遍临诸家名帖的乾隆一定不会错过赵孟頫的字。赵孟頫的行书最‘正’,所以就成为乾隆经典情节下主动的艺术选择。”王亦旻说,清代的书法评论界就说乾隆的书法赵孟頫的面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人看到的乾隆的真迹不多,都是碑和匾之类的。这种字体修饰痕迹很重。修饰过的墨迹更加美观端庄,笔画更加匀称,以这个角度去看,确实非常像赵孟頫的风格。”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11乾隆御笔“三希堂”纸匾

乾隆的鉴赏能力总是为人诟病。《石渠宝笈》展览武英殿展厅中就有一件在鉴定上颇为曲折的展品——宋代王诜的《行书颍昌湖上诗词卷》。根据《式古堂书画汇考》,此卷后面原来有元代赵肃,明代王洪、陈继儒,清代曹溶的四段跋文,收入清宫时,四跋均已轶失,却添上了蔡襄、黄庭坚和苏轼的三跋。乾隆题曰:“三跋皆伪。”这个判断只说对了一半。后来经过故宫专家鉴定,认为三跋中蔡襄跋是添加了“襄”字伪款的无名氏墨迹;苏轼和黄庭坚二跋皆为真迹。但这三跋都不是此卷的原配,而是当时的古董商为了让画卷增值从别处挪移上去的。如今两段跋文真迹已经被从原作上拆分下来,作为独立文物进行保存和展示。

作为清帝国最大私人藏家的乾隆鉴赏力却不应该轻易否定。且不说《石渠宝笈》里收录有诸多真迹——因为这很难区别究竟是乾隆还是词臣们的判断,仅仅看乾隆在画上题识就可以看到他的深究之功力,以及随着藏品增多而不断进步的眼光。此次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延禧宫展厅中有一卷弥足珍贵的晋人顾恺之真迹《洛神图卷》。画卷中有乾隆在十四年、三十年和五十一年的三次题识,显现出乾隆本人对画作的严谨考据。乾隆十四年书:“此与三希堂王氏真迹皆足为《石渠宝笈》书画压卷。”三十年又怀疑它是摹本:“绢新于第二卷,此宋笺却旧。”这是因为又有另外一卷《宋人仿顾恺之洛神图》进入内府收藏。以至于他在拖尾处挖补御书,再述该画真伪;等到乾隆五十三年,随着又收进一卷《李公麟临洛神赋》,乾隆在画卷引首处总论内府收藏的三个版本,此卷因深秀古雅被认定为真迹,御题“洛神赋第一卷”。“所谓鉴赏能力,一定是好东西见多了才会具备。清宫旧藏的东西流散到民间,成就了民国张伯驹、吴湖帆、潘伯鹰等多少藏家。可以说,他们都是拜乾隆所赐。如果一个鉴定家说这一辈子没看走眼过,他一定是伪鉴定家。”杨丹霞说。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12清 乾隆 《临燕肃秋山晚霭图》卷

“十全”乾隆:艺术与政治

历史上有另外一位热爱书画的帝王能和乾隆相比较,他就是宋徽宗赵佶。徽宗独创了别具一格的书法字体“瘦金体”,他擅长花鸟绘画,作品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典范。他还主持了《宣和书(画)谱》的编纂。书画水准上,宋徽宗是比乾隆高超得多的艺术天才,但他在治国方面却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重用了一批奸臣,又穷奢极欲,到处搜罗奇花异石,建造宫殿园林。各地民变,国家空虚,金军乘虚而入,徽宗成了亡国之君,最后被掠去北方,死于软禁之中。

​“十全”乾隆的书画情怀13清 乾隆行书《随安室诗卷》

多年从事徽宗研究的“台北故宫”助理研究员陈韵如观察到了徽宗形象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她告诉本刊:“北宋末年的画论家邓椿是第一个徽宗形象的塑造者,他的《画继》开篇就用‘艺极于神’一词来说徽宗对画坛的影响,这种突出徽宗艺术家身份的评价到元代还在持续。明代开始形成批判的徽宗的视野,到了清朝,‘失败的帝王’与‘杰出的艺术家’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是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故宫的风花雪月》的作者祝勇将这种逐渐形成的思维模式形容是困扰帝王的一种“魔咒”,“好像‘玩物便会丧志’,两者不能兼得”。

乾隆如何破除这种“魔咒”?他的做法是让自己的书画活动能有一个道德正确的前提。这在乾隆对宋徽宗作品的观看中就有所体现。在武英殿展出的宋徽宗作但疑为画院画师代笔的《雪江归棹图》中,乾隆题诗:“山如韫玉各分层,水自拖银波不与。艮岳宁惟擅花鸟,化工多处固多能。窜改右丞姑弗论,跋存楚国信非夸。以斯精义入神思,为政施之岂致差。”前面夸赞一番宋徽宗的工笔技巧的高超,最后两句依然是讽刺如果徽宗愿意把这番心力用于治国,肯定不会太差。另外一幅此次并未展出的《枇杷山鸟图》中,乾隆也御笔题有前褒后贬的诗句:“结实圆而椭,枇杷因以名。徒传象厥礼,奚必问其声。鸟自讬形稳,蝶还翻影轻。宣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

乾隆还通过书画活动来表达治国安邦的理念。杨丹霞告诉本刊,比如乾隆二十二年冬天,他画下《梅花天竺图》,题记中言及仲冬降雪丰沛,自己望着连飘两场的大雪,心想它将对农业保墒作用巨大,欣喜异常;乾隆二十七年南巡途中遇到下雨,也作画题诗,心系农耕;乾隆五十三年,他在承德避暑山庄消夏避暑,随手翻看贮藏山庄内的一册《宋人名流集藻画》,其中有一幅李迪的《鸡雏待饲图》,这令他欣赏画家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不禁从帝王角度联想勤政爱民的治国之策,于是他挥毫赋诗一首,意犹未尽,又将画作临摹在长卷上,自言“重为此幅”的目的是“以志数典”。乾隆希望各个地方父母官能够将所辖地区百姓视为鸡雏,处理政务时能“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他在画心处又进一步点明画意:“会心艰实。”在另外一幅董邦达绘制的肖像《乾隆皇帝松荫消夏图》中,崇山峻岭、溪水潺潺的郊外,乾隆皇帝正身着汉装坐于石案旁,目视着童子烹茶的情景。乾隆的御制诗写道:“世界空华底认真,分明两句难踈亲。最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这也是说安逸清闲只是表象,实际自己是最操劳的人。“乾隆在努力为自己的书画爱好寻找一种合法性,避免让别人产生‘玩物丧志’的联想。”杨丹霞说。

乾隆在耄耋之际,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十大战功概括为“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实际上,乾隆这种好“全”的思想很早就已萌发,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文治与武功的圆满,政治与艺术的平衡。作为一国之君主,乾隆的书画水平无论创作还是鉴赏,能达到如此高度,已经是不小的成就。

(参考书籍:《紫禁丹青:清宫绘画的创作与收藏》。感谢故宫书画部李湜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生罗秉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十全情怀石渠宝笈十全武功书法欣赏雍正十三年行书乾隆书法雍正作品书法故宫博物院艺术康熙董其昌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