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走向全面侵华的日本

1936年“二二六事件”前，参与右翼集会的激进派陆军将校

元老与新贵

1937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内阁执政的第318天，第70届日本帝国议会正在永田町新竣工的议事堂讨论政府提交的陆海军预算案。政友会议员滨田国松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要求对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提出质询。

68岁的滨田已经在众议院度过了整整33年时间，他曾亲身经历过明治时代的辉煌、“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终结以及昭和年代的诸种纷乱，也见证了自己所在的党派由国会第一大党分裂为多个集团。自从前一年卸任众议院议长之职后，滨田的政治生命已经步入尾声，这使得他怀有更迫切的心情去阐明自己的观点。面对着小自己11岁的寺内，律师出身的老议员厉声呵斥道：“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人意图对国民固有的言论自由实行压制。”“强化独裁的政治意识正在军队之内滔滔奔涌，有时甚至可能突破文武百官都须恪守的底线。”“假如军人想参加政治活动，那就应该退出现役、自己去组党，而不是做出一手握住军刀、一手干预政治的危险之举。”

出身元帅之家的寺内趾高气扬地回答：“你的话里好像有一股侮辱军人的味道啊！”

怒发冲冠的滨田再度起立，拍着桌子吼道：“把速记拿出来查啊！要是我真的说了侮辱军队的话，我马上切腹向你谢罪；要是查不到，那就换你切腹！”

上海“八一三事件”中，日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闸北

在喝彩、推搡和谩骂声中，广田弘毅内阁的丧钟敲响了。恼羞成怒的寺内要求首相解散议会，否则自己将立即辞职、并拒绝推荐继任者。长袖善舞如广田，面对这种情形也是进退两难：他没有底气解散选出还不到一年的众议院，更没有胆量得罪陆军。2月2日，广田内阁宣布总辞职，把皮球踢给了继任者。

在将近一年的执政期里，广田弘毅这位资深外交官给世人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他对陆军近乎谄媚的让步。1936年5月，中断已有23年之久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得到恢复。根据这一制度，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两职必须以现役的大将和中将作为候选人，而不得任命已经转入预备役的将领。换言之，只要现役将领沆瀣一气、拒绝出任陆相或海相，内阁就将自行垮台；只有获得了军人的认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过：这是军部给政府上的第一道紧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订的《国策基准》，它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的方针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纵容，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最后，日本还在1936年11月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日后广田成为东京审判中唯一被判死刑的文官，原因尽在此矣。

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1849~1940）

饶是如此，陆军依然以“切腹问答”的风波为由，将广田一脚踹开。由于日本自1932年起即已将议会选举的结果与首相人选脱钩，天皇遂依据惯例，责成87岁的西园寺公望公爵推荐广田的继任者。这位老人家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衔——“元老”。根据帝国宪法，元老与枢密院、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其职权没有明确限定，故而影响力相当可观。从1889年到1912年，只有9位政坛耆宿曾经以诏敕的方式受封为元老，承担匡辅大政之责，而西园寺又是其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从1921年起，他就成为首相人选的主要提名者，并被视为议会主义、和平外交以及反对军部独裁的自由主义势力的精神领袖。全日本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

然而尊贵如西园寺者，依旧没有勇气公开和军部唱反调。他忘不了一年前那场惨案——1936年2月26日，9名狂热的青年将校率领驻东京的1500名士兵，占领了永田町和霞关的政府街区。他们高喊着“尊皇讨奸”的口号，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四位温和派要人，首相冈田启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以及西园寺本人也只是勉强逃过一劫。尽管领导政变的“皇道派”军人大部分被逮捕并处以极刑，但接掌陆军权柄的“统制派”不时暗示：假如他们的政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蠢蠢欲动的中下层官兵随时有可能故伎重演，再次对温和派举起屠刀。游历宦海已有50余载的西园寺当然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做赌注。

广田弘毅

在静冈县的坐渔庄别邸，老人家提出的第一个人选是预备役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但宇垣在1925年担任陆相时曾经主持过一次规模巨大的裁军，陆军将领对他牢骚满腹，拒绝给予支持，动议很快流产。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是另一位预备役大将林铣十郎。此人在当初的“九一八事变”中曾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出动驻朝鲜的日军越境袭击东北军，人送外号“越境将军”。他的执政风格也极其强横：在诱导国会通过了增加军费的1937年度预算案之后，林铣十郎在3月底火速解散了众议院，被时议讥讽为“吃饭不付钱”。5月31日，新选出的议员们动用手中最后一点权力，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霸王餐首相”林铣十郎很快就带着他的阁僚们下台三鞠躬了。

疲惫的西园寺已经黔驴技穷：倘若他再度推出一位和军部渊源过深的人物，怒气冲冲的议会将继续施展杀手锏，把内阁搅得鸡犬不宁；如果以一位相对稳健的政客作为候选，又无法满足陆军的胃口。现在，老头子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选项：过去20多年里，这个人一直被他当作政治接班人加以培养，锻炼出了八面玲珑的手腕和取悦公众的本领。只不过这个年轻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力，西园寺并不确定是否应当早早向他交班。6月3日，老公爵最终下定了决心。次日，天皇颁下“大命”：45岁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成为日本第34代首相。

近卫文麿

近卫的家族始于镰仓时代四大名门之一藤原氏，为其分支“五摄家”之首，与皇室血脉相通；其母则为幕府将军德川家的嫡系后代，贵不可言。近卫文麿在青年时代曾师从《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日本社会学奠基人米田庄太郎三位顶级学者，晓畅法理、能言善辩。25岁时他承袭亡父的爵位入席贵族院，自此登上政治舞台。政客们敬重近卫的学识和风度，军人喜欢他随机应变的头脑，普通百姓则津津乐道于他的颀长身材和风流韵事。西园寺的赌注似乎押对了：近卫差不多成为1931年以来最受欢迎的一位首相。

然而对这位门生的政治野望和复杂个性，老公爵实实在在是低估了。早在1918年，初出茅庐的近卫就在政论中宣称：“我国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在此情形下，为了生存起见，日本不得不效仿大战之前的德国，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从1927年到1936年，围绕近卫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革新派官僚集团，其中既有岸信介、迫水久常等工商和财经官员，也有白鸟敏夫、牛场信彦等外交官，甚至连永田铁山这样的陆军军人也厕身其间。这个集团仇视议会政治和英美自由主义，鼓吹以纳粹德国为样板的极权政体、统治经济以及掠夺大陆资源的长期发展模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隆指出：“所谓革新，其实就是以法西斯主义为目标的行为。”“二二六”事件后，革新官僚与控制陆军的“统制派”展开全面合作，以直属于首相的内阁调查局为中心，制订出战时工业增产计划、人力和物资动员计划、生活必需品配给方案等一系列腹稿，日后都被应用于侵略战争。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外长里宾特洛普在“协定”上签字

近卫本人的执政理念尤其值得玩味。尽管出身贵族世家，但这位公爵更乐于成为希特勒式的群众运动领袖；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利用革新官僚动员和蛊惑民众，一手对陆军将领形成控制，最终修改帝国宪法、将行政权和统率权集中到首相手中。但近卫显然不具备希特勒的心理战技巧和宫斗手腕，自作聪明的他想出了一个风险系数极高的方案：对陆军的扩张主义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以换取对方赞成自己改革内政和动员群众。与此同时，借助革新官僚之手控制军工生产和物资分配，最终以恩威并施的姿态确立对陆海军的全面领导。他显然忘记了，一旦轻启战衅，军部完全可以借“一切为了前线”之名，自行攫取对经济、外交和舆论的控制权，而把他这个首相一脚踢开。而近卫迎合军人的姿态，势必大大损及他在文官和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当他在6月4日公布以广田弘毅出任外交大臣、杉山元留任陆军大臣、盐野季彦留任司法大臣的阁员名单后，《文艺春秋》的一则匿名评论质疑道：“这难道不是广田内阁那种妥协办法的再现吗？”近卫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确定性当中。

“日本治下的和平”

位于东京三宅坂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天羽鼓吹的所谓“特殊责任”，本质上是要建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排他性统治，以在西太平洋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Nipponica）。这份声明的出台，标志着盛行于上世纪20年代的和平扩张模式已经退潮。彼时，日本一批自由派政治家、倾向和平主义的外交官和海军将领竭力主张放弃成本高昂的大陆扩张路线，效仿17～19世纪的英国，借助经济渗透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增加国际权势。这些人士认为：兼并大陆领土并加以开发需要投入昂贵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还容易招来其他列强的敌视，这对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内部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的日本并不是一种划算的选择。相反，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给日本留出了诸多弹性空间，通过在经济上增加对华出口和投资、政治上操纵军阀相互对立、外交上与英美协调转圜的方式，日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更稳定的收益。而在大陆征服的必要性解除之后，陆军只须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使更多劳动力能投入到生产当中。

1937年8月26日，在北平市民注视下穿过正阳门牌楼的日本军队

然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需要外部市场来提供缓解震荡的冗余，但列强相继高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保护主义，使东京无法通过商业渠道获取抵御冲击的资源。短短两年之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0%，出口贸易额减少47%，工人平均工资下滑31%，774家银行中有100多家破产或被迫休业。这次“昭和恐慌”在激化国内矛盾的同时，也令鼓吹“大陆政策”的军事扩张主义者再度控制了话语权。在他们看来，英美这种“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兵不血刃地压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地争取民族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近卫文麿语），绝不可能坐视日本发展壮大；东京若想发展和平的商业帝国主义，始终会遭受英美的压制和掣肘。唯有在东亚大陆取得独占性的能源、矿产和耕地，使之成为仅服务于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日本才能在不依赖外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壮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作战以及1935年的“华北分离工作”，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然而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地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天羽声明”强横的用词，便是一种“预防性扩张”（Preventive Expansion）心理的反映——日本明白地昭告世界，尽管中国重新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东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对“生存空间”的独占权。1936年，“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又被写入了《国策基准》。

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

在中国的复兴浪潮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军事现代化进程。从1928年起，蒋介石就聘请德国军官担任顾问，参与中国内战和国防改革的筹划。1934年，前魏玛共和国陆军统帅部长西克特大将率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抵华，开始按照“一战”后德国重建国防军的思路，为中国军队制订革新编制、更换装备、调整战略战术的方案；德国军火企业和工业康采恩的代表也趁机进入东方市场，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往来。1934年，中德两国代表在庐山签署《合步楼协议》，中方承诺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即德语“工业制品商贸公司”的缩写）向德国出口钨、锑、锰等战略物资，换取德方提供的工业产品和军火。另外，德国政府和国防部还将各自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包括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在内的17个重工业厂矿。

到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平起平坐，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军火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军队开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水雷、机枪、轰炸机、钢盔以及通讯器材在内的各种作战物资，物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改善。西克特及其顾问团还提出要为中国编练60个德国编制、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6年内完成。至1937年中日开战前，已经有4个师完成了德械换装，另有15个师结束了编制调整。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修订年度作战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军备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局部作战行动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的顾虑，从侧面验证了中国自卫能力的提升。这也为日后战争延长至8年埋下了伏笔。

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并非此际日本面临的唯一考验，莫斯科同样也在强化驻远东地区的兵力。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国防工业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为应对伪“满洲国”的出现给边境防御造成的压力，斯大林下令将一批新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往远东。截至1934年夏，远东苏军兵力已上升至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65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总兵力约23万人；而日本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以及80余架飞机，兵力仅5万人；即使加上驻朝鲜的兵力，也不及苏军的三成。参谋本部认为，只有当驻满洲的兵员和飞机数量达到苏军的八成以上时，交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而日方尚无能力在短期内填补兵力缺口。是故尽管此际苏联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但日本入侵苏联的意愿明显小于侵华。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的扩张态势，莫斯科采取了一种姑息和诱导的态度。在纳粹党于德国粉墨登场且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后，苏联红军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陆上兵力留在欧洲，防卫远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有鉴于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苏联在北满铁路让渡谈判、《日苏石油协定》签署和鄂霍次克海捕鱼权交涉等问题上无不做出大幅让步，以缓解日本的“北进”攻苏倾向。1936年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后，莫斯科虽然一度拒绝签订《日苏渔业条约》修正案以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让旧约延长了一年。斯大林默许伪满洲国在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立领事馆，还暧昧地表示愿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没有白费。到1937年初，大多数日本军人和政治家都认定：入侵中国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远高过对苏开战，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绥远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也坚定了日方扩大对华挑衅的决心。4月16日，林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脱离中国。6月9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回电报：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于即日抵达柏林，将会晤希特勒、戈林等纳粹要人，据悉将签署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贷款协议。三个星期后，该代表团又转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白银出售谈判，预备以此项收入转购黄金，换取美方5000万美元的贷款。就在中美达成白银协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在卢沟桥挑起了冲突。

课长们的战争

引发卢沟桥冲突的“龙王庙射击事件”和“日兵志村菊次郎失踪风波”，长期以来被视为悬案。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驻节北平）今井武夫在战后曾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军队并未擅自开火，但对确切的责任人依然语焉不详。近年来，军史作家萨苏通过对双方史料的判读，发现了日方蓄意制造冲突的一系列新证据：卷入事件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数年后撰写过一份详尽的报告，承认他早已制订了奇袭卢沟桥、宛平城和南苑的计划，并且颇感自豪。在龙王庙附近“演习”的日军出发前特地携带了每人160发的实弹，他们在察觉到志村菊次郎“失踪”后，不是就地展开搜寻，反而立即驰往平汉铁路卢沟桥车站和附近的制高点——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阵地），控制了这两处交通要隘，随后才作势到宛平城附近“寻人”。牟田口联队的驻地丰台也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日军合法驻屯点，而是日军在1936年9月处心积虑强夺的。在7月7日挑起冲突之前，日军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只余卢沟铁桥所在的平汉线。牟田口看似轻妄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完成蓄谋已久的攻占北平计划的最后一步。

当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在8日凌晨传到东京时，近卫首相正忙于处理内政事务，应对事件的处置权被授予了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是皇族，年过七旬，基本只是个花瓶人物，次长今井清患病休假，掌握实权的是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他被一群兴奋的课长堵在办公室里，神情疲惫。

石原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第30期，是日本陆军“参谋独断”路线的始作俑者。“一战”结束后，垂垂老矣的将军们被航空战、装甲兵、化学武器等全新的军事科技和战术震慑得目瞪口呆，他们自知已难于跟上潮流，便只能倚重手下初出茅庐的参谋。这些参谋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自负至极，又和近卫首相的幕僚一样怀有“革新时局”的野心，久而久之竟然挟持了缺乏判断力的上级，成为陆军的实际决策者。1931年，正是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和同僚板垣征四郎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说服司令官本庄出动大军加以支援。这种擅作主张的行为在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惩戒，足以鼓舞一切胆大妄为的后来者。到1937年，“下克上”的行为在陆军中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参谋敢于伪造司令官的签名、擅自调动部队。

然而当石原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之后，却成为扩大侵华的反对者。前一年春天，他受命参与《帝国国防方针》的修订，由于海军的坚持，文件中载入了同时以美苏为敌的目标，并把陆军兵力标准设定为平时20个常备师团（其中6个驻满洲），战时50个师团、140个航空中队。石原对该方针的现实性深表怀疑，他私下抱怨说：“从我国的国力出发，根本不可能把军备水平提升到足以和世界第一大陆军强国（苏联）以及世界第一大海军强国（美国）同时为敌的水平。”“如果放任形势恶化，迟早会陷于与苏、美、英、中四国同时为敌的困境。现实的做法是将对苏战备作为重心，排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对中国则要使关系不至于破裂。”

换言之，石原之所以反对大规模入侵中国，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出于现实的算计：在日美关系前景不明、日苏对抗趋于长期化的背景下，贸然在中国内地用兵将牵制住陆军有限的常备师团，使“满洲国”防务处于空虚状态，这是这位“满洲事变”的策划者万万不能容忍的。同一天傍晚，经闲院宫批准，石原从三宅坂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发电报：“为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9日凌晨，永定河两岸的中日军队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各自退回原驻地，近卫首相遂在当天上午的四相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高高兴兴地告诉部下河边虎四郎：“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使用武力为好，让陆军省去了结吧！”随后就回家睡觉了。

所谓“不扩大”，当然是有条件的：石原要求中国驻屯军责成中方处分7月7日事件的“肇事人”，取缔平津地区的反日团体，并后撤中国军队的控制线。但从本土向华北增兵的动议被否决了，当地日军还被要求将冲突控制在平津周边，避免华中和华南受到影响。然而石原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去睡觉之后，他手下最得力的几个课长却开始私下串联，并和朝鲜军、关东军里的年轻参谋打了好几通电话，密谋要推翻“不扩大”方针！

这场串联中最活跃的三个人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以及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他们和6年前的石原本人一样，野心勃勃、不服管束。武藤和田中是“对华一击论”的鼓吹者，他们相信只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部队、迅速攻占中国的重要城市，国民政府就将屈膝求和。届时日本不仅可望巩固其“特殊地位”，他们自己也将一战成名、成为万人景仰的偶像。10日上午，武藤、田中两人以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三课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宣称为了“从速救援，扫除祸根”，避免“中国日益得势，帝国威信扫地”，应当抽调关东军的2个旅团和朝鲜军的1个师团火速驰援平津，并从国内加派3个师团在华北登陆。这一增援力度已经接近1937年度陆军作战计划中关于华北全面开战的设定，大大超出了“不扩大”的边界。

石原对如此骇人的计划当然感到惊恐，但武藤章毫不客气地讥讽道：“我们不过是以您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作为榜样啊！”“下克上”的老手现在进退两难：倘若否决了这份备忘录，他将永远没有希望再获得下属的忠诚和服从。但大规模增兵又有悖于他全力防苏、对华怀柔的一贯主张。朝鲜军和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发到了三宅坂，通篇都是杀气腾腾的言辞，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避免陆军发生内部分裂的意愿压倒了石原，他在迟疑和无奈中签署了赞成意见。后来他告诉河边虎次郎：“精锐的中国军正在北上，总不能让当地部队全军覆没吧？”

近卫倒是对军部的朝令夕改安之若素。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完全顺从陆军内部的共识，拒不提出背反的个人意见。这样倘若行动不顺，责任全在军人；如果出征获胜，他本人终究是最重要的功臣之一。7月11日上午，五相会议一致通过了全面增兵华北的决议，并决定将“卢沟桥事件”改称为级别更高的“事变”。尽管内阁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继续高喊“不扩大冲突”的口号，但所有人都已清楚：中日之间的战事正在发展为全面化。当天晚上，近卫把《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同盟通信社等主要报刊媒体的50余位负责人召到首相官邸，要求他们“举国上下一致，配合政府的方针”：战时动员首先从新闻界开始了。

7月26日，即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的三个师团会师的第二天，驻丰台的日军广部大队借口“护侨”和“保护东交民巷使馆区”，乘坐26辆卡车开入北平城。当车队进入广安门时，中国守军居高临下地对其加以狙击，打死2人、打伤17人。日军以此为借口，在7月28日炮轰南苑，中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作战中殉国。仅仅过了一天，驻通州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下属的保安队3000人突然起义，袭击了当地的日军守备队、特务机关和留守居民（大部分是华北日军的家眷和朝鲜侨民），杀死日军官兵20余人、平民近200人。7月31日，即日军进占北平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齐刷刷地刊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悲惨的通州叛乱真相！支那军的残虐真乃鬼畜不如。”“惩膺暴戾的支那！”经过这番渲染，华北日军的行动仿佛成了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8月15日，近卫文麿亲自发表声明称：“为了惩膺支那军队的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帝国现在将采取断然措施。”一场将持续八年之久的残酷战争终于全面展开了。

未实现的和平

在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的印象里，日本海军往往以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是20年代“协调外交”的拥护者，在侵华和对美战争开始前也持相对理智的态度。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海军在任何场合都不甘心做陆军的配角；他们必须表现得比竞争对手更激进、更踊跃，才能在争取预算时立于不败之地。1931年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海军立即制造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陆军全面入侵华北后，不甘寂寞的海军也立即发动对中国华东作战，并将驻上海的特别陆战队增加到4000人。8月13日，战事终于如愿爆发。

8月15日，日军航空母舰“加贺号”、“龙骧号”和“凤翔号”抵达浙江外海，出动飞机空袭浙江、江苏和安徽的中国机场，驻台湾的中程攻击机也参与了轰炸。8月24日，日军第三舰队宣布对长江以南的中国海岸线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一切无关船舶通行；9月5日，封锁范围扩大到海州湾以北（除青岛外）的全部中国沿海。从9月19日到25日，日本海军先后派出11批飞机对南京实施空袭，投下炸弹355枚、32.3吨，基本消灭了中国空军主力。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对城中军民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在南京陷落前一天，日本海军飞机对停泊在附近江面的中外舰船进行了集中的轰炸和扫射。锚泊在上游28海里外的美国亚洲舰队炮舰“帕奈号”遭到两轮空袭，日机无视其天篷上硕大的美国国旗，反复做出俯冲，直至该舰最终沉没。13名美军官兵在轰炸中受了重伤，其中1人不治，另有32人轻伤。这一事件彻底揭露了日本海军“和平维护者”的假面具，东京被迫向美方做出221.4万美元的赔偿，以说服罗斯福总统不要与日本断交。

加入“狂欢”的还不只是海军。《朝日新闻》发起了“军用机捐献”活动，鼓励国民踊跃捐资为“皇军”购买新飞机。到1937年12月为止，报社共收到捐款11.5万日元，为陆海军购置了90架飞机。NHK向民间征集了《赞扬无敌皇军》、《正义之军》、《出征的壮士》等28首军歌，在新闻节目之前反复播放。9月初，第72届国会在讨论特别军事费问题时，竟以全体赞成的方式通过了高达20亿日元的新预算：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滨田国松了。

到这时为止，近卫终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倘若战争迟迟不能停止，则他所期望的驾驭陆军、攫取统率权的前景将永远无法实现。1937年9月，他曾设想建立以他本人为中心的战时大本营体制，但被参谋本部所回绝：陆军不希望它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形式的阻碍。到11月17日，终于组建了以陆海军省部为核心、听命于天皇本人的大本营，但这个成员多达200余人的机构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军人在其中掌握着全部话语权。近卫本人通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军部施加影响，以协调内阁与军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他很快就发现，由于长久以来对军部的要求一直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这位弗兰肯斯坦正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奴役。

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尝试对中日战争进行调停，那就是和双方都有利益交集的德国人。1937年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1）承认内蒙古自治；（2）在华北建立一个与“满洲国”国境线平行的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的条件转达给蒋介石，但中方对此反应冷淡。

南京沦陷后，热衷于“惩膺暴支”的日本陆军的气焰已呈熏天之势。12月20日，他们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强迫近卫变更了谈判条件，加上了四项更为苛刻的要求：（1）中方承认“满洲国”的地位，实现日满华亲密合作；（2）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置非武装地带；（3）日满华三国签署密切经济合作的协定；（4）中国向日本做出“必要”的经济赔偿。12月28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与会代表一致认定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天，蒋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1日中午，日本内阁和陆海军省部在皇宫召开了一次特殊的联席会议，全面讨论“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天皇本人亲自临席旁听。令人吃惊的是，主要矛盾不是发生在文官和军人之间，而是以近卫首相、广田外相和陆海军大臣为一方，陆海军统帅机关为另一方，展开激烈辩论。曾经的“不扩大”派成员、石原莞尔的好友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次长）旧话重提，再度宣称：如果日本继续将大部分有生兵力纠缠在中国的泥潭之中，苏联必将乘虚而入，对“满洲国”形成威胁。有鉴于此，应当恢复和谈，尽早中止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化的总体战和消耗战。但近卫和广田却兴冲冲地认为，南京陷落后，蒋介石政权的处境已是江河日下，“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此时正应当“排除姑息妥协”、继续发动攻势，以最终摧毁蒋政权，使中国屈服。

在这次漫长的会议上，对立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杉山元陆相不便指责身为皇族的参谋总长闲院宫，只好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胆小怕事的统帅部首脑。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宣布支持多田，米内光政海相立即以辞职相威胁。天皇则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御前会议从中午开到了下午，又从下午开到了晚上。到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观点：“既然政府的意见得不到统帅部的支持，那就应该引咎辞职。”这显然是在暗示近卫：他能否保住首相之位，取决于能否说服多田骏。而多田面对伶牙俐齿的首相，不得不表示“如果因为统帅部的反对而造成倒阁的结果，就时局而论于心何忍”。他决定做出让步，放弃反对继续扩大战争的立场，这才结束了昭和时代第一次御前会议。

长期以来，在涉及重大对外战略问题时，日本内阁总是受制于军部；这一次，内阁却破天荒地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军部屈服，这在大正以来的日本政治史上还是罕见的特例。聪明一世的西园寺公望公爵，唯独在选择接班人时看走了眼——他原以为近卫的登场会强化日本政界的和平力量，最终却造就了一个陆军的俘虏。

1938年1月14日，内阁会议最终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经天皇批准的《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该声明公然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彻底终结了中日停战的一切可能。1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于28日归国。4月1日，《国家总动员法》正式通过，日本进入了全面总体战时代。

又过了9个月，因为长期充当陆军“俘虏”而心力交瘁的近卫宣布内阁总辞职。人们曾期待他能把日本带进一个光明的新时代，最终迎来的却是漫长而绝望的煎熬。1940年，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这一次，他把日本带向的将是一场过程更加残酷，代价也更加沉重的战争。

（参考资料：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卷1；《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卷1；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前坂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阎京生：《逆天而行：走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等） 世界大战大日本帝国历史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走向德国陆军甲午战争广田弘毅日本政治日本陆军清朝历史侵华一战日本军部日本侵华战争日本中国全面1937日本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