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太平洋战争

1945年2月17日，美军在日本硫磺岛南部登陆，士兵们正从中型登陆舰上卸载物资

1941年冬：战争传闻

檀香山时间1941年12月7日清晨，当日军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指挥的庞大机群即将到达珍珠港之际，罗斯福总统正在向他邀请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字一句诵读昨日给日本天皇的最后呼吁。在这封信里，罗斯福要求唯有日本撤军，才能谋求南太平洋的和平，驱散“乌云”。“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尝试。”罗斯福如此告诉胡适，“我这个凡人的儿子昨天向神的儿子发出了最后一封信。如不见乐观，恐怕48小时内日本海陆军即将开战。”

由于时差原因，此时，华盛顿时间已临近中午。罗斯福夫人打断谈话，进来告知家人已经群集，星期天的午餐已经准备好。当胡适起身准备告辞时，罗斯福却坚持让他坐下继续听自己对文书的解释。这番执拗，或许是罗斯福想要在中国人面前强调自己为和平与正义所做的努力，也在间接澄清外间揣测他试图对日妥协的误解。

此前3周里，这个由来已久的传言，让蒋介石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悬望之中。华盛顿传来的种种迹象透露，美日可能中途妥协。“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11月17日上午，罗斯福对日本使者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如是说。在过去半年里，野村大使是白宫的常客，而来栖则是东条政府派来的特使，两天前才刚刚抵达华盛顿。罗斯福似乎天生就是有魅力的政治家，他的态度让来栖认为美国愿意继续这种“对话”。

3天后，罗斯福交给国务卿赫尔一张铅笔写就的便签。便签上寥寥数行，文句尚不完整，但内容却足以让世界震惊。“只要日本答应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引三国盟约，不在太平洋向美国发动战争，美国就准备在‘中国问题’和经济封锁等方面向日本做出让步。”这张便签被赫尔细化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计划。11月24日前后，这份休战计划经由胡适通报给重庆当局，蒋介石的“忧愤交集”甚至及于家人和僚属。

1941年11月，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左）和来自东京的特使来栖三郎（右）一同前往美国国务院与美国政府官员会谈

美方之所以如此迁就，意在争取时间。到了11月，罗斯福和赫尔都不再怀疑，美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军方通过“魔术”情报组截获并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大使馆的所有密码电报。在电报中，日方的军事行动已如箭在弦上，外相东乡茂德把11月29日定为最后期限，并扬言：“过了期限，事情将自动发生。”

虽然罗斯福对休战计划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和解几乎不抱希望，但他仍然想拖延时间。他叮嘱赫尔，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绷紧每一根神经来满足和保持同日本谈判代表的“友好关系”。罗斯福有充分的理由担忧美国舆论对于全面卷入战争的非议和分歧。一份关于目前公众情绪的详细报告称：“美国人不像许多参战国家的人民，他们认为暴风雨后的太阳绝不会像暴风雨前的太阳那样光辉灿烂。”

1942年3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左）和美国财长摩根索在华盛顿签署借款协定，美国将贷款5亿美元援助中国抗战

大洋彼岸的蒋介石不能详细获悉这一切，即使能他也不会全然相信。当他不断接到胡适和宋子文从美国的来电，获悉美日可能中途妥协，他心中的忧愤可想而知。自己的命运操纵在他人手中，中国人拼命4年余，其所牺牲之成果，甚至可能经友邦在一纸文书上签字而断送。恰如赴华特使柯里所说：“中国人此刻的心情，与当年捷克人在张伯伦和希特勒决定他们命运时一样。”

感到被遗弃的中国人通过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渠道同华盛顿通话。11月25日，蒋介石将这样一封信发给在美“私人代表”宋子文，并经由陆军部长史汀生送达美国国务院：“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

1943年3月19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说，争取美国对中国战场的了解和获得更大的支持

这些来自中国的警告和威胁，让赫尔大为恼火。他在英国大使面前诉说蒋介石除向国务院外，还向“许多内阁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发来无数歇斯底里的电报，有时甚至不把总统放在眼里，硬把无稽之谈塞进微妙而又严肃的局面”。丘吉尔也在26日凌晨发电报给罗斯福，同情蒋介石的警告：“这将置蒋介石于何地？难道他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吗？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他们垮了，我们共同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中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扼杀了美国的临时休战计划。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和来栖提出了全面解决美日关系谋求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强硬要求，史称“赫尔备忘录”。备忘录的要求令野村和来栖目瞪口呆。赫尔明白，把备忘录交给日本使者的这一刻，无异于“砰”的一声，关闭了美日谈判的大门。

1942年3月23日，一名英军士兵在英格兰中西部的一处军用机械库领取美国援助的冲锋枪

此时，距离“珍珠港事变”爆发仅有一周。

直到日本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罗斯福仍在对胡适说，他有一种感觉，48小时内，在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并且很可能在菲律宾群岛也许会发生某种“严重的事”。果然，“严重的事”发生了，但不是在英荷属地，也不是在已经加强戒备的菲律宾，而是在美国自己的领土，在美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日本飞机猛烈袭击珍珠港后，野村和来栖走进了赫尔的办公室。为了确保“珍珠港事变”的成功，日本将开战决定完全瞒着两位外交官，直到袭击前几小时他们才接到东京的断交通知。通知原本应在13点送到赫尔手中，此时第一枚炸弹还没有落到珍珠港。但由于译解和誊清的低效，直到下午14点20分野村和来栖才抵达赫尔办公室，丝毫不知日本已经袭击了美国。

赫尔才读了几页，手就开始颤抖，他阴沉着脸对野村说：“在我担任公职的50年里，从未见过如此充满了无耻的虚伪和歪曲的文件。我至今做梦也想不出，在这个星球上竟有撒出这等弥天大谎和牵强附会的国家！”野村似乎想说点什么，赫尔挥手阻止。直至离开，他们仍然不清楚自己不知不觉中参与的巨大外交骗局。

这一天是周日，野村和来栖抵达美国国务院时并没有太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但离开时，却被大群记者围堵。他们逃回日本使馆，紧闭铁门，警察出面制止愤怒的群众在使馆前聚集。这时他们才得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并且意识到，赫尔在见到他们时早就接到了通知。

与野村和来栖的沮丧截然相反，由于判断“珍珠港事变”会令美国对日宣战，让蒋介石在“忧愤交集”后有了“绝处逢生”之感，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祈祷。“军事委员会里一片欢腾，国民党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在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的笔下，“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的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遭受多年战祸之后，此刻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转机。

与此同时，“珍珠港事变”也让罗斯福“如释重负”。“长期紧张地猜测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时候动手，我们要不要在没有明显攻击我们的时候去保卫新加坡……这一切问题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现在终于都结束了。”当劳工部长弗朗西丝·铂金斯在当晚的内阁会议上看见罗斯福时，她敏锐地察觉到，罗斯福那难以捉摸的脸部表情中的“阵阵轻松”。

罗斯福在翌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耻辱日”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仅500字的篇幅，却成功激起了国内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从这一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

“珍珠港事变”爆发两天后，《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满怀希望地说，尽管美国最初遭受了损失，但它“绝不是孤立的”：“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在它困难的时刻，我们没有置之不顾——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10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1941年春：美援之门

1941年的春天，有太多事让宋子文陷入焦灼。尽管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也在随后发表的演说中称：“亿万中国苦难的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意志。他们经由蒋介石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己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但热切的许诺并不能立即换来源源不断的美援。

“租借”援助一直被拖延。美国财长摩根索原本就对宋子文熟练地影响白宫和国务院的决策大为不满，他曾向罗斯福报告说，不能像相信已经回国的陈光甫那样相信宋子文。一年前，驻美特使陈光甫回国后，蒋介石便立即派遣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接洽，并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宋子文在度过了7年多“在野”生活后重返政坛。

早在1933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出访过美国。他独特的家庭背景与美式教育的熏陶，注定了他与美援外交的不解之缘。宋子文出生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次出访，名义上他是出席罗斯福发起的经济讨论会，以及随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但他的真正使命却是向欧美大国寻求财政经济援助与政治上的支持。

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这把“钥匙”对美国人来说尚无足轻重。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仍然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中描写的淡泊寡欲的农民。在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作用下，正如哈罗德·艾萨克斯在一篇舆论分析报告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大多数亚洲人顶多不过是美国人“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

更何况，此时的美利坚帝国正日益陷入一场漫长而严重的大萧条之中，失业人数高达1500万，数百万人面临饥饿和绝望……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大众忘记了威尔逊和胡佛关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幻想，拼命将精力集中在恢复经济上。尽管罗斯福喜欢引人入胜地大讲他的祖父在中国经营时的历险故事，却无意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日争端。

宋子文第一次出使美国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番境况。他率先向美国提出商借两笔各500万美元信贷，以购买美国的小麦和棉花。美国政府内部对这笔借款意见并不统一。来自棉麦生产州的国会议员竭力促成借款，当时还是农业信贷署署长的摩根索便是其中一员，他说：“即使这笔款项永远不能偿还，出售这些棉花也将提高国内棉价，美国国内库存棉花将得以增值1亿美元。”而国务卿赫尔则反对向中国贷款，担心此举将触怒日本——美国棉花的最大主顾。

罗斯福权衡利弊后，最终支持了对中国的借款，并且主动提出贷款总额增加到5000万美元。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西方大国首次向中国提供贷款。在罗斯福的外交视野里，中国毕竟仍有一定位置，“特别是对像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还宜给予一定支持”。更何况，这笔借款对美国十分有利。美合众社发文称：“5000万美元借款公布后，美国棉麦界均表欢迎，坚信此为两年来解决过剩出产问题之最切实的办法。”

出使期间，宋子文还不失时机地向美国公众展现了自己的外交形象。美国出版大亨、《财富》杂志和《时代》周刊老板卢斯也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宋子文在卢斯的安排下，向美国听众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充满强烈亲美意向的广播演说，并很快被《纽约时报》转载。他的论点在华盛顿大受欢迎，恰好迎合了喜欢把自己美化成“中国的救星、天然的盟友”的美国精英阶层的心理。

日本密切注视着宋子文的话动。最开始，日本外务省对中美棉麦借款持中立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美国解决其严重经济问题的措施。但当日本得知宋子文不仅在美国寻求借款，并在随后的欧洲之行中，极力倡导成立一个排除日本的对华投资贷款顾问委员会，全面寻求经济和技术援助。日本的态度就变得强硬起来。

到1933年冬天，棉麦借款因受日本干预而受阻，失败已经显而易见，随之破灭的还有宋子文“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计划，他本人也于当年11月辞职。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权内部“亲日派”势力日益抬头，而美国对华态度也明显趋于冷淡，数年间都拒绝对华提供新的贷款，中美关系亦无进展。

7年后，当宋子文再次来到美国时亦颇受冷遇。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道：“借款事文到美后无日不在洽商进行中，惟因美国专心注意英国战事，加以准备大选，各部又缺乏联络，而政府要员于暑期中常不在京，以致迁延时日。然文仍抱最大耐心，积极向各方进行，冀收实果……”摩根索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可怜的宋子文来到这里，可我们什么也不能帮他。”言语中流露出几分同情。

宋子文的转机不久后便降临了。美国开始酝酿《租借法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花园浇水管”演说，正式提出了“租借”概念。他声称，只有把充足的武器送给抗战的人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就不会遭受别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困难”。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得以通过，这无疑是“珍珠港事变”前美国“通向战争的所有步骤中最有意义的一步”。

在《租借法案》讨论期间，宋子文就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可能带来的美援，力促罗斯福派特使访华。罗斯福挑选了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担任这一复杂的使命。恰如宋子文电告蒋介石时所说，柯里“日常在总统旁，此后美国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我，且可在钧座及总统间作一私人联络线”。1941年2月到3月，柯里来到中国访问。归国后柯里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如是说：“既然蒋介石把总统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总统就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去影响这位指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

1941年初，柯里的访华和《租借法案》的通过给宋子文带来了极大希望。他以为，美援从此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了一份广泛的援助清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并请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训练并装备陆军30个师；帮助中国建立有效的国际交通线，保持滇缅公路的交通运输。但美国陆军部认为，中国尚未对有效使用租借援助做好充分准备，美国陆军部在实施援助上总是不冷不热，拖拖拉拉。

苦等美援不来的蒋介石渐渐丧失耐性。“柯里先生离此已一个月半矣，然迄未闻任何具体之结果。”他向美驻华大使詹森抱怨，“余实不明何以不信任我人至此。”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援华物资仍继续输来，百姓则问：“中国所得美国之援助究有若干？”苏联大使及顾问常催问美国飞机何时到达，常有挖苦嘲讽之意。

蒋介石的警告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1年4月18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向罗斯福强调，苏联驻华大使正在积极活动削弱中国对美援的信心，为竭尽所能尽快地鼓舞国民党的士气，应迅速提供援华的具体清单。8天后，赫尔通知中方，根据宋子文的援助清单，“罗斯福已授权立即安排4500万美元的援华战争物资”。到1941年夏，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已向中国拨款1.45亿美元。

1941年夏：苦撑待变

经过3个月的被迫封锁后，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在1941年夏天进入了运输高峰期。自从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和滇越铁路后，滇缅公路就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一条陆上国际交通命脉。11个运输大队下辖2001辆卡车，日夜行驶在这条险峻公路上，又窄又陡的路上弯道连绵，土崩发生时便翻车频繁。有时车里拉运的军火还会爆炸，以至于美军士兵通过这条公路时嘴里总会不停地祈祷。

1941年夏天，由于管理不善，运力有限的滇缅公路拥挤不堪。仅起点站腊戌就有3万吨物资待运，一路上还沿途积压着5.5万吨物资和1.25万吨汽油。国民政府各部门把管理物资运输当作肥差，有关机构多达16个，却依然管不住运输中的漏洞，大量物资沿途被盗。从腊戌运到中缅边界畹町的物资已减少一半，而到达昆明的物资又仅及畹町的一半。

这种混乱状况让陈光甫心急如焚。作为1938到1940年的前任赴美求援特使，甫一回国他就不顾日机轰炸危险，亲自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全路运输情况。因为他深知，如若桐油、锡等战略物资不能按合同如数如期运至美国，便意味着艰难签订的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的失败。

回溯3年前，陈光甫毅然应命赴美求援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一年有余。伴随着日本不断加快的战争步伐，美国舆论的风向也开始悄然转变。曾经明哲保身的美国政府开始惊呼：日本打算“主宰整个中国，并进而主宰东至贝加尔湖的整个亚洲”。与此同时，中国的坚持抗战也让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看法。在驻华武官史迪威看来，拨一笔贷款给中国购买军火，是替美国买下了最便宜的国防线。就连一向主张绥靖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认为，援助蒋介石要比制裁日本好得多。

在援华问题上，摩根索向来比较积极。他乘在法国度假之机，主动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问起：“到1938年底中国拥有的白银售完以后，中国如何得到外汇？”摩根索希望中国能派陈光甫赴美商讨援华，这位上海银行的总经理在两年前的中美白银外交中给摩根索留下极好印象：“一定可以找到使中国从美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也指出：“向伦敦和巴黎寻求帮助的唯一办法，首先是和美国做好一些安排。”

这次巴黎会晤对于陷入求援困境的国民政府无疑是个福音。在抗战头两年里，中国利用苏联贷款的规模几乎是西方国家贷款的3倍。但蒋介石对苏联始终怀有戒心，“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因此，他一直对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寄予厚望。但英国只想在远东苟且偷安，除非美国愿意一起援华，否则英国绝不采取任何支持中国而得罪日本的行动。

直到1938年6月中英谈判陷入僵局后，国民政府才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尽管国民政府在战争第一年的外交收效不大，但蒋介石坚信：“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在接到摩根索抛出的橄榄枝后，大喜过望的蒋介石急令陈光甫多带几种借款方案早日成行。为此还召回不太受美国欢迎的驻美大使王正廷，派遣胡适为新任驻美大使，协助赴美求援。临行前，孔祥熙要求陈光甫争取3亿～4亿美元贷款，但陈光甫却对即将开始的中美谈判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平准基金援助，由于政治性太强，借到的可能性极小。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可以抵押的信用借款。

陈光甫在赴美之前，曾对可以提供借款的各种担保品加以研究，并在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尼科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借款的抵押品。桐油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约占世界总产量的95%以上。自1913至1937年，美国直接从中国输入桐油就占其全国总量的50%以上。且桐油属于军需物资，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也没有理由反对。

事实证明，陈光甫的判断是正确的。以桐油作为借款抵押的建议，得到摩根索的欣然同意。至于借款金额，美国认为中国仅能保证每年2万吨桐油供应，因此坚持借款最高限额为2500万美元。这与孔祥熙期望的3～4亿美元有着天壤之别。但陈光甫认为，如果能够按期运货还贷，顺利履行合同，将来不难获得更大援助，因此在电文中力劝孔祥熙接受：“惟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反对援华，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如此成绩，己实属不易。”

桐油贷款数额虽小，但它的政治意义和心理作用却不可低估。借款协议达成之际，正值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变，抗日阵营受到剧烈振荡。此时借款成功，恰似给人心浮动的中国抗战打了一针强心剂，缓和了投敌逆流的冲击。正如陈光甫所说：“此次借款本为试探美方合作之门，现借款既已确定……即为将来再借之先河。”1938年末的桐油贷款艰难撬开了美援金库的大门，也标志着美国远东政策开始向援华制日发展。

但桐油借款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谋求美援的道路已成坦途。陈光甫曾向孔祥熙指出，欧洲战争终要爆发，美国将开始储备战略原料，而中国盛产之锡、钨等有色金属矿正为美国所需。“乘美国充实国防之时，以我所有，供彼所无，建立续谈借款及供给军火之基础，俟时机成熟，一拨即动。”无奈的是，时机迟迟不来。到1939年6月，中国从美国得到的桐油借款几近分配殆尽。

直到9月，陈光甫苦等的时机终于到来。欧洲战争爆发后，他立即与美财政部展开谈判，并提出了借款7500万美元，以滇锡5万吨作抵押的方案。麻烦的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资金已经用完，在国会没有通过增加新的贷款之前，进出口银行无法贷款。更麻烦的是，美国国会还规定每一个国家借款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中国桐油借款己有2500万美元，如须再借，便不得超过500万美元。

整个秋季，美国都在忙着修改中立法的大辩论，借款交涉便被拖延下来。罗斯福在国会演说中强烈要求修改中立法，废除其中禁运武器的条款。而孤立派议员则进行了殊死抵抗。经过一个多月辩论，国会于11月初通过了皮特曼提出的“现购自运”方案。这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最后一个中立法，在欧战中帮助了英法，中国却未能从中得到好处。

陈光甫和胡适多方奔走游说，竭力推动借款谈判。陈光甫在日记中描述了此时的痛苦心情：“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陈光甫在12月初再访摩根索，言辞恳切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表明了中国抗战的决心。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当极力设法”。得到财长的承诺后，陈光甫感激地告诉摩根索，今天是自己59岁的生日，“这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当得知因接洽借款未成，陈光甫无暇与家人团聚，摩根索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订机票，让他马上回纽约与家人团聚，并答应将亲自处理借款事宜。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感慨：“真所谓‘奉旨’度生辰也。”

1940年3月，美国正式宣布向中国提供华锡借款2000万美元。紧要关头，孔祥熙却节外生枝，急发电报要求取消华锡抵押，一时之间让陈光甫和胡适如堕烟海。孔祥熙之所以改主意，据说是谈判的另一代表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担心华锡贷款会影响自己经营矿物的垄断利润，故制造借口从中作梗。

陈光甫视信用为生命，如果取消华锡借款，自己失信事小，国家失信事大，“此与国运，大有关系”。在陈光甫和胡适长达一个多月的反复恳求下，孔祥熙才不再坚持己见。这番波折，也让陈光甫感叹：“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

华锡借款达成后，陈光甫心生去意。他得知国内桐油、锡矿的运输状况改进甚微，担心延期还贷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便决定回国亲自督促。他在昆明设立办事处，派人至海防疏通存积桐油、锡矿的运输，并邀请美国政府选派运输专家赴华视察，研究改善办法。1941年9月，美国运输专家安斯丹到中国，专门就滇缅公路运输中出现的种种困难进行考察，写出报告书《滇缅公路行车现状及改进建议》。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滇缅公路的运输量从1941年初的每月4000吨提高到11月以后的每月1.5万吨。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仰光相继陷落，以致交通阻滞无法出口。但在陈光甫的不懈督促下，中国在1942年3月全部偿清桐油借款本息，甚至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被美国舆论赞为“世界战时国际债史上所罕见”。

1941年秋：走向结盟

1941年秋天，中英美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刚刚成立不到两个月，事务却已十分繁忙。三国委员们开会多达40余次，终于在9月9日提出了《特种经营外汇银行试行办法》。规定各特许银行只能按照牌价结汇，不得直接或间接经营其他汇率的买卖，各特许银行供给进口外汇，必须以平准会认可的正当需要为准则。所订的办法，在随后的3个月中逐步修改，管理日趋严密。

宋子文深知这个中英美平准会的来之不易。早在1938年交涉桐油借款开始，中国就希望美国予以平准基金以维持中国法币信用。但美国政府认为平准基金“政治性”太强，有违“中立”，故而予以拒绝。美国内部赞成对国民政府增加援助的观点，仍然未能克服害怕激怒日本这一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肯再进一步。面对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战争贩子”的攻击，罗斯福在刚刚过去的第三次竞选中也一再做出和平的保证。“这些话我早已经说过，不过我不妨再说一遍、两遍、三遍，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的战争。”

直到1940年中，西欧的溃败为日本在亚洲的南下扩张打通了道路。日本先后对荷兰施压分享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逼迫法国切断滇越铁路，强制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对日本的凶狠逐渐感到焦虑，他一改此前和解的态度，认为日本是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坚信美国做出强硬反应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似乎是有意为格鲁的言论做注脚，日本在1940年9月27日进一步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军事同盟。这被认为是“针对美国的枪”，即使这杆枪“还没有上子弹”，也足以让美国警觉。在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美国就原则通过了新的援华决定：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500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宋子文把这个消息密告蒋介石，“原则虽已通过，而手续繁多，稽延时日”。他要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大使时“重申我方之急需”。

此时，日本诱降重庆政府的传闻也从各个渠道传到华盛顿。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绘声绘色地告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日本通过德国提出了新的媾和建议。徐谟还借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口抱怨美国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蒋介石很清楚，美国需要中国牵制日本，不可能让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因此中国在要求美援上处于比以往更有利的地位。

种种迹象使罗斯福警觉。11月29日上午，罗斯福要求摩根索“在24小时内给予中国一笔5000万美元的平准基金贷款”，同时指示联邦贷款署署长琼斯，由进出口银行提供另一笔50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罗斯福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强调，及时宣布贷款“系生死攸关，如果你今天不去做，它可能意味着远东的战争”。

摩根索不好表示反对，但他还是想劝宋子文推迟两三天再宣布贷款，以便征得国会同意。宋子文却指着蒋介石在《日汪条约》签订后刚刚打来的求援电报说：“除非给予大笔实质性援助，否则形势将失去控制”，只有现在宣布，才会“在政治和心理上产生巨大影响”。他还告诉摩根索这笔援助至少要1亿美元，否则还不如不宣布为好。

当天下午，美国政府便以总统名义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消息传来，国民政府里充满了“乐观的空气，与滇缅路封锁时，几乎有天渊之别，一般向来没有信心的人现在也觉得中国不致失败了。谁都把眼睛望着美国……”在蒋介石看来，他把美国拉入中日战争的设想正在实现。他还屈一国元首之尊，异乎寻常地分别致电赫尔、摩根索和琼斯表示感谢。

事实上，除了加强援助中国，美国还握着对日经济封锁的武器。日本资源极为短缺，许多战争物资都来源于美国。以战争机器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钢铁和石油为例，日本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自1940年7月2日，罗斯福颁布第一道禁运令开始，禁运范围一步步扩大，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项目增添到禁运单上，且都是日本十分需要的原料。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到1941年12月，99%的日本民众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民众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

罗斯福宣布1亿美元贷款后，具体的谈判仍然费了些时日，尤其是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贷款。摩根索一直主张只向中国提供商业贷款，他甚至对部属说：“我不能用美国的钱去冒险稳定那个国家的通货，在那里财政部长和那个党的头目都是骗子。”这个原来最积极的援华者，这时已经对宋子文广泛的游说活动非常不满，并且对中国政府能否有效地利用基金也深表怀疑。

因此，摩根索最开始只想提供3000万美元，另外2000万美元由年底即将到期的抵押贷款余额作为补充。宋子文毫不客气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钱，以此充作平准基金，莫非是为了装装门面？”摩根索又想到分期付款的办法，先付2000万美元，自5月起每月付500万美元。如此小心防备，以至于宋子文抱怨摩根索“为人气量狭小”。宋子文雇用前白宫官员托马斯·柯克兰游说罗斯福及白宫幕僚，以达到一次拨款的目的。

罗斯福告诉摩根索：“为了给他们点面子，我们必须为中国做些什么……我希望你立即发放5000万美元。”摩根索对中方通过罗斯福向他施加压力的做法非常气愤，称“这就像把贷款扔掉一样”。罗斯福回答说：“我知道，但这涉及面子问题。”最终，摩根索接受了折中方案：“整数拨付，但存于美国银行，非有急需，每月支用不超过500万美元。”1941年4月25日，摩根索终于在《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上签字。包括平准基金在内的1亿美元贷款是美国在援华政策上迈出的又一大步。

接下来的秋天，美国不断加强援华的同时，却仍然与日本保持着谈判，甚至一度准备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推迟美日战争的爆发。看似矛盾的背后是美国的仔细盘算反复权衡，最终目的是避免美日在太平洋上迎头相撞。胡适就曾清醒地指出，美援不到中国“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绝不出手。虽然宋子文在1941年底前要来了大笔美援和政治支持，却始终未能实现蒋介石所言“与美国结盟”。

讽刺的是，最终的推动力量来自日本，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实现了蒋介石的梦想——把美国拖入中日战争之中。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遇袭次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在英勇抵抗日本4年半之后，现在不再孤立了，所有遭到日本威胁的国家如今都站在中国一边。”三天后，西波托马克公园里四棵最大最美丽的樱花树被人故意砍倒。这些树曾经是美国和日本友谊的象征，现在却成了美国强烈仇恨的对象。

（参考资料：《中美关系史》，陶文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王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任东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迈克尔·沙勒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实习记者徐可对本文亦有帮助）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宋子文蒋介石1941罗斯福租借法案日本中国陈光甫摩根珍珠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