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东京审判

1946年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美军宪兵用巴士将26名甲级战犯由巢鸦监狱押送往军事法庭

1945年9月2日。外务大臣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正式签订投降文书：“我们谨奉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并代表他们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包括其中对战犯将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条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条款而设置，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了结。它首先是个法律事件，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经过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而确立起来，谴责侵略战争有了法律依据。它还是中日关系的终点和起点。它终结了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开启了中日双方要共同面对的战后时期。东京审判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对它的态度，代表着日本人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责任和罪过。遗憾的是，日本人至今在这两个问题上挣扎。

日本右翼对历史问题的翻案和改写，很大程度是从对东京审判进行攻击作为起点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重回东京审判的历史现场，探究天皇和战犯的策略与诉求、美国的打算、法官的立场，这一切决定了东京审判的面貌，深远地影响了今天的两国关系。67年前，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遭致未来的灾祸。”而只有尽可能地了解东京审判的来龙去脉，在面对破坏和平的言行时，批判与抨击才有力量。

绞刑

7名死囚的最后晚餐并没有什么特别，米饭、味噌汤、烤鱼，还有面包、果酱和咖啡。23点30分，他们被带进监狱的佛堂，戴着手铐，身边围着看守，履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然后，他们被带往行刑室，那里灯火通明。

日本天皇裕仁和麦克阿瑟的合影照片，刊登在1945 年9 月29 日所有的日本报纸上

巢鸭监狱安置了4个绞刑台，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东条英机先被执行，东条英机的假牙和眼镜被摘了下来，他们称了体重，以便刽子手确定绳索的长度，这些绳索是为了绞刑专门准备的，涂过油，很润滑。死刑犯穿着没有任何标记的美军救援工作服站上绞刑台，头部被蒙上黑色的头巾，套上绞绳。

凌晨零时1分30秒，死刑犯进入刑场一分钟后，准备就绪。执行官面向死刑犯，同时撤掉四个踏台。

甲级战犯木户幸一

土肥原贤二6分钟断气，东条英机9分钟，武藤章10分钟，松井石根11分30秒宣布死亡。

第二组是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

1947年，日本东京，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合影。前排左三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左四为王世杰、左五为大法官梅汝璈

零时20分，同时撤掉踏台。板垣宣告死亡是在32分30秒，广田是34分30秒，木村是35分30秒。

东条、土肥原和木村信奉佛教真宗，司令部的公告里说，绞刑台上有人念经，就是三个人中的一个。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日本战犯广田弘毅绞刑

1945年9月，开始逮捕战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启动。三年之后，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时35分刚过，日本军国主义最主要的七个战犯被宣布死亡。当天的《每日新闻》社论中写道：“没有人能够宣称，他们是唯一的罪犯，而所有其他的日本人都是反对战争的……造成悲剧的责任应该由整个民族来分担。面对他们的处决，日本人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一点。”

《木户日记》

1945年9月8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开枪自杀未遂

木户幸一在1945年1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7时的新闻广播，报道了麦克阿瑟统帅部公布的向近卫公和我同时发出逮捕令的消息。8时半，我早早地接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

木户幸一是明治维新的领袖之一木户孝允的孙子，大学毕业两年就继承了侯爵爵位。1940年开始，担任内大臣的职位，是天皇的第一亲信。他负责主持、召集重臣会议，向天皇推荐首相候选人，对战争决策提出建议。他推荐了东条英机出任首相。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他都负有重大政治责任。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坦克车队侵占南京中华门

木户幸一之前，麦克阿瑟已经逮捕了100多名战犯嫌疑人，等待国际检查局的检察官们从中挑出远东国际法庭的被告。因为日本政府在投降前把大部分档案文件销毁了，确定战犯名单的重要依据，除了讯问笔录之外，就是木户幸一的日记和他负责的皇室会议备忘录。木户幸一虽然不是军人，可他连接着天皇与内阁、军部，是解剖这部运转了十几年的战争机器的中央枢纽。

木户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那么多人都被传去了，我也因此有所准备，知道一定会来找我。至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被追究战争责任，那要看对方的看法，我无从知道，打算听对方的提问再说。”在这篇稿子的最后，记者写道：“侯爵亲自把记者送到大门口，忽然一阵风吹来一根枯枝，他不禁缩了一下脖子。”

1948年12月22日，7名被判处绞刑的日军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鸦监狱服法

审判风暴将起，木户幸一并不像对媒体所说，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他是带着“任务”走向巢鸭监狱的。12月10日，天皇裕仁为木户设告别晚宴。据说天皇对木户的嘱咐是：“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体。我们事先谈一谈。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让你为我充分说明。”木户幸一打算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让天皇免责，但他的亲戚都留重人跟美国人相熟，透露给他占领军的逻辑。木户幸一在日记里写道：“据都留君说，美国的想法不是内大臣有罪陛下无罪，而是内大臣无罪陛下亦无罪，内大臣有罪则陛下亦有罪。所以，有必要充分做好辩护准备。”

12月12日，木户幸一向辩护律师说明了辩护方针：作为战犯的责任在政府和统帅部。圣上对政务和军务绝对不承担责任。而且这次大战实际上是由政府特别是军部独裁进行的。内大臣一职是在与政务、军务无关的事情上辅佐君主，对战争无责任。为了让这根本与事实不符的方针成立，他必须在检察官面前营造出日本政治上层有武力好战派和和平派，他和天皇都是和平派，并且明确说出谁是发动战争的责任人。他交出了日记，要以此证明自己一直与军阀做斗争。

《木户日记》并不在内大臣府，也不在木户家里，而是悄悄地保存在三井信托的保险箱。木户的儿子取出后，交给都留重人转交国际检察团。为了防止丢失，国际检察团分工对日记进行了录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拷贝完。

讯问一共进行了30次。检察官的审问策略是不以追究木户本人的责任为目的，而是以他的日记为时间线，得到其他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证词。这与木户的辩护方针相契合，他不用花大量精力自我辩护，只需要把战争责任人的名字讲出来就好。比如在回答对美开战的问题时，直接指出陆军强硬派中心任务是佐藤和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整个参谋总部都积极地支持战争，海军中同陆军强硬派结盟的是石川信吾海军大佐，他因为美国对日石油禁运而焦躁不安。”

木户幸一并不像表现的样子那么诚实，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给他起绰号“银座的骗子”，在虚张声势方面一贯很擅长。日本研究东京审判的权威栗屋宪太郎曾经查阅过对木户的讯问笔录，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旷日持久的讯问当中，既有淡淡的回答，也有主审官萨盖特许多追问不够之处。而且还有些地方分明是木户在说谎，却没有被看穿。这对并不通晓15年战争期间日本政治史的萨盖特来讲，也许是无可奈何。”

那些跟日记不符、显而易见的谎言，木户甚至想方设法与其他人串供。关于偷袭珍珠港，他第一次受审时说，自己事先并未得到天皇通知，是听广播之后才知道的。可他的日记里却写的是，因为担心袭击夏威夷而对着太阳祈祷，听到成功的捷报，感到得到了神助。为了自圆其说，他修改了说辞，早上6点听广播的时候，接到武官府的电话，通知即将开战，他大吃一惊，觉得这下捅了大娄子。为了防止进一步调查，他让辩护人转告侍从武官长，当天从武官府通知他开展的事情，要统一口径。

在“珍珠港事件”上，他进一步替天皇解释，没有人把这个奇袭计划告诉过他，天皇也不知道。陛下理解为是宣战之后才开始攻击。直到开战两三天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上奏时才知道偷袭受到美国强烈谴责。天皇对采取偷袭的行为不高兴。根据栗屋宪太郎掌握的资料，木户同天皇取得联系，以便如果讯问天皇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情况，天皇的话跟他受审的内容保持一致。

在确认天皇安全的前提下，木户的回答很干脆，这让检察官效率很高。第四次讯问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萨盖特问，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是哪些人不顾政府不扩大事态政策，策划扩大事态的。木户回答，是关东军的参谋军官们。一个叫石原莞尔的参谋军官态度非常强硬。在民间右翼中，点了大川周明。在第30次讯问中，萨盖特想确定“大东亚共荣圈”的代表人物，他举出东条英机、永野修身、及川古志郎、杉山元、武藤章的名字。除了及川以外，木户同意了这个名单。在最后选定的28名被告当中，木户指认了15人，超过了半数。

不起诉天皇

天皇裕仁和麦克阿瑟的合影照片，刊登在1945年9月29日所有的日本报纸上。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上，裕仁戴着眼镜，穿着正式的西装，昂首立正，而与他并排而立的麦克阿瑟穿着宽松的军服，双手叉腰，很随意地站在一旁。高大魁梧的麦克阿瑟映衬得裕仁愈发瘦小，而两人的肢体语言让人觉得实力超凡的占领军对天皇是追究责任还是保护都易如反掌，全看天皇的表现。

这张有预示日本命运意味的照片给日本人首先带来的冲击其实却是，他们第一次能把天皇的样子看清楚。在《新闻摄影记者的证言——战后新闻写真史》上记载，只有宫内省许可的摄影师才能给天皇照相，而且必须从至少20米以外拍。通常不能只照天皇的上半身，也不能拍他的后背，因为他有一点驼背。天皇微笑的照片不能公布于世，因为他是活着的神，神不应该笑。所以，日本人从前看到的照片都是天皇一动不动的立正站直，油然而生出遥远的、神圣的崇敬之情。

神化天皇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它起源于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在明治天皇登基之时，即便是京都的老百姓，也对天皇没那么多感情。可到了1889年制定的宪法里，天皇被称为是一个具有完整的、神圣血统的继承人。他神圣不可侵犯，是帝国元首、军队最高指挥者和国家权力的统揽者。他可以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发布诏书取代法律、任命和罢免国务大臣、文武长官和解散帝国议会。他是法律的依据，宪法不是用来限制天皇的，而是用来保障天皇权力的实施。

在1889年宪法框架里发生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天皇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木户总是强调天皇的“和平意愿”，可审讯官关心的是表示“和平意愿”的行动，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天皇在终止战争时发挥的作用，如果他愿意，那么行动呢？木户没有答案，不仅如此，为了让天皇与战争划清界限而交出的《木户日记》，让世人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天皇的权力和行动，他从未盲从过军阀的意志。在东京审判判决时，法国法官就以《木户日记》中的内容为例，强调天皇对开战负有责任。

在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的日记里，还有裕仁对军队详细的指示。他批准了对锦州的空袭：“陛下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那次空袭中，日军违反国际公约，把炸弹扔向了平民区。在批准热河军事行动时，因为这牵扯到与国联的关系，裕仁的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这不是对军队毫无控制力的口气。

是否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开庭前的一个焦点问题。在美国，由国务院、陆军、海军组成的调整委员会让麦克阿瑟搜集证据，来判断天皇裕仁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检察局选定被告时，澳大利亚的曼斯菲尔德检察官提交的战犯名单中，裕仁排在第七位，嫌疑罪名是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

为了应对，东久迩内阁拟出《关于战争问题责任的应答要领》给上下统一口径：陛下始终命令政府寻求使日美谈判圆满达成协议的途径，直到最后阶段仍未断念。关于开战的决定以及作战计划的执行等方面，遵循宪法实施惯例，陛下不能驳回统帅部和政府的决定。在袭击珍珠港之前，陛下虽然从陆海军参谋长处听过初期作战大纲，可没有接到关于实施细节的报告。陛下以为，上述作战计划如果要付诸实施，使用武力之前将用外交手段对付美国政府。

接替东久迩的币原内阁，则对1889年宪法给出了解释，天皇所决定的行为，应由其辅弼机关，政府和辅佐统帅大权的统帅部全部承担责任。这也是木户幸一接受审讯时，用来应对检察官的逻辑。连关押在巢鸭监狱里的战犯嫌疑人也通过某种渠道统一了辩护口径：第一，绝不能让天皇承担责任；第二，为国家辩护；第三，在前两项范围内极力为个人辩护。

裕仁自己口述了一份《独白录》，对开庭时可能会涉及的问题阐述想法，并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无权的军国主义傀儡。有人推断，英文版应该转交了麦克阿瑟的秘书。

其实在两人合影的那个初次会面时，栗屋宪太郎推测，麦克阿瑟为了实现顺利占领，已经拿定主意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所以，受他影响的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日本宪法和历史学者调查情况时，都是按照不追究天皇责任的方向来提问的。

在得知澳大利亚将天皇列为战犯的三天之后，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去了不起诉天皇的电报：“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不起诉天皇，让在巢鸭监狱里关了5个多月的木户松了一口气，也让日本人民松了一口气，战后他们持续强劲地支持天皇。可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开始的，他不但没有作为被告，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公正和严肃被削弱了，难以说服他人，这是个依照法律进行的审判，而不是打着审判幌子的政治交换。梅汝璈在当时的日记里，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某国检察官主张把日本天皇列入战犯起诉，在今天检察官会议中引起了激辩，结果是问题暂搁置，未付表决。我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观点。”

从占领政策上判断，天皇是个非常有用的人，轰轰烈烈的审判最后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这让东京审判失去了权威性。日本学者大沼保昭在文章中分析日本人对东京审判的“冷笑”心理：“说得挺漂亮，你不也在干吗？”

挑选被告

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像平时一样，早上5点前就起床，吃过早饭一直在会客室看书。门外总有外国记者敲门要求采访，被东条的夫人胜子挡了回去。记者频繁来访，让东条和胜子觉得“命运的时刻”快到了。下午15点，门外动静越来越大，胜子给东条英机拿去早已经准备好的军装，她自己扮成农村老奶奶，到家门口的梅园里一边割草，一边观察房间里的动静。

有吉普车停在门口，下来几个宪兵，敲开了东条家的大门，刚进到室内，就听见像鞭子一样的枪声。东条英机倒在了面向窗户的椅子里。

东条英机在1937年6月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在侵华战争里是首谋，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是总理大臣，他被追究责任是件毫无悬念的事情。从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开始，这个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形成了自杀潮。8月15日凌晨，陆相阿南惟幾不想面对投降，剖腹自杀。跟东条英机同列为首批战犯嫌疑人的“化学战”之父小泉亲彦和参与决策对英美开战的桥田邦彦在被捕前自杀了。

相比同僚的勇气，东条英机的自杀时机和未遂在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受到了嘲笑。《朝日新闻》的评论是：“世间对东条之自杀咸评为滑稽儿戏。当年身任陆相，其对士兵做发‘战训阵’，谓‘男儿不当身为战俘而生还’。今则发布该训之本人不得其死，丑态毕露。”

9月11日发布的逮捕令，针对的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政府首脑和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高级军官。11月19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二次逮捕令，抓捕比较重要的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九一八事变”的最高直接负责人本庄繁和南京大屠杀时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自杀潮在继续，本庄繁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他是日本法西斯军人领袖之一，也是侵略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出庭受审在所难免。逮捕令发布第二天上午，他在旧陆军大学的办公室里办公，职员告诉他盟军总部已经下达逮捕令。本庄繁说：“很早之前就已有了思想准备，对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把早就写好的遗书放在办公桌上，就自杀了。遗书后来由他儿子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主要内容是把“九一八事变”和侵占东北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打算减轻天皇和同僚的罪责。

12月2日，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三批逮捕令，名单上有59人之多，包括两名前国务总理大臣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和皇室成员梨本宫守正王。跟最早抓捕东条英机不同，后来的战犯都采用自动投案的方式。日本是个岛国，四面被盟军海军包围，嫌疑人无法逃出国外，它又一向是个“警察国家”，对于各地户口迁移和国民行动调查得又认真又严格，在国内也无处藏身。战犯嫌疑人不愿意被宪兵戴着手铐、坐囚车，所以他们接到逮捕令后，更愿意先召集记者发表感想，然后选一天，带着行李自己去监狱。

12月6日，麦克阿瑟发布了最后一次逮捕令，内大臣木户幸一和三度担任国务总理大臣、侵华战争的最高责任人之一的近卫文麿位列其中。木户和近卫从年轻时代就关系密切，这一次好朋友却没有携手走进巢鸭，近卫文麿自杀了。

近卫文麿出生于日本显赫的“五摄家”之首的近卫家。作为家族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从出生就是“天之骄子”，3岁起便由祖母带领参拜皇室、12岁继承爵位，成年后受到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栽培和宠爱。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侵华战争扩大化，他负有主要责任，屡屡叫嚣“非打得中国屈膝求和不可，否则绝不停止战争”。

逮捕令期限的前夜，近卫把妻子、弟弟、妹妹和女儿等召集在一起，聊天到凌晨1点。又留下次子通隆一直谈到凌晨2点半，16日凌晨3点左右，近卫回到自己12张榻榻米大小的卧室，早上6点，被发现身穿白色素衣服毒自尽了，枕边的盆子里放着一个褐色的小瓶，里面还残留一些液体。据当时媒体报道，近卫最后向通隆吐露心声，关于中国事变，深感自己罪责重大。

国际检察局组成了一个指挥委员会挑选被告。首先是犯罪年代的确定。根据梅汝璈的回忆，犯罪的起点从“二战”的标志事件偷袭珍珠港一路往前推算，有人提议到“卢沟桥事变”，有人提议到“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是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从那个时候日本侵占全中国的企图心就暴露无遗了。所以，最后犯罪的起点时间定在了1928年。

其次，挑选也确定了标准。委员会成员索利斯·霍维茨回忆，包括嫌疑人是否以侵略战争政策为己任，是否在起诉所涉期间代表某种日本权威机构，是否被看作战争罪行的事件中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检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起诉。最终的起诉名单一共28人。

梅汝璈对这个名单的评价是“差强人意”。“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之一石原莞尔没有被选为被告人，连石原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名单的雏形是以“珍珠港事件”时东条内阁成员作为被告，再进行增减的。从美国立场出发，美国利益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这28名被告，还有大约60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在巢鸭监狱里，本来打算再设立军事法庭审判这些人。可是，东京审判耗时太久，赶上美苏对立苗头的显现，美国失去了追究日本战争罪行的热情，甲级战犯嫌疑人都被释放了，右翼思想没有经过审判和改造，重回政坛，这其中就有东条内阁工商大臣、1957年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

东京审判

市谷台已经进入初夏，道路两旁的樱花树变得翠绿，可氛围是荒凉的。尚未烧毁的陆军省总部周围被围上铁丝网，这里将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厅。

从逮捕东条英机开始，检方经过接近8个月的证据准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庭。这天是1946年5月3日。早上8点42分，一辆巴士到达门口，前后紧跟着两辆银白色的宪兵专用吉普车。26名战犯被告到达，另外两名战犯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回日本的路上。这个历史时刻，只有住在附近的十几个人围观。东京人正忙着在废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没时间来关注战犯的巴士。

起诉书很长，英文版有40多页，主文14页，其余是附录，一共有55条罪状。全体检察官都在上面签了字。法庭念完它们花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法庭实际上审判的是日本15年里推行的一整套国策，起诉书的开头写的是：“在那个时期，一伙军事犯罪分子控制并操纵了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全球性的严重混乱和侵略战争，给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及日本人民本身造成了重大损失。”除了日本国策，还控诉了：“日本人民的整体精神受到某些危险观念的系统性毒害，以至于认为日本民族优越于亚洲其他民族，甚至优越于世界其他民族。日本并非没有国会，但是国会机构已经沦为大规模侵略的工具，他们推行的一整套制度与希特勒和纳粹党派在德国以及法西斯政党在意大利建立的制度如出一辙。日本将大部分经济和财政资源都用于发动战争，全然不顾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

《朝日新闻》详细描述了被称为“前五位大佬”的战犯的表情：正对着韦伯审判长的是东条英机，他表情僵硬，下颚努力向前伸，气势压倒被告席，掏出手帕擤鼻涕的声音，记者席都听得到，每到“侵略战争”这一说法的时候，就耸耸肩；松冈洋右看上去很虚弱，拄着拐杖、耷拉着脑袋，脸色乌青浮肿，额头上一条隆起的如蚯蚓般的血管清晰可见；木户幸一咬着嘴唇，认真听宣读起诉书，他气色很好，大概因为巢鸭监狱的生活，矮小的身体又瘦了一圈，留了长发的大脑袋，显得更加夺目；东乡因为入狱才两天，没有什么变化；板垣从国外被押解到法庭，穿着掉了襟章的军装，只有上衣袖口处还残留着大将的三颗星。一脸漠然的神情。

起诉书之后，按照英美法系进入罪行认否的程序，点到谁的名字，美国士兵就把麦克风拿到谁的面前，因为所有人都否认自己有罪，快得如流水，递麦克风的士兵经常跟不上。28名被告只用了9分钟就完成了这个环节。《朝日新闻》的评论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既然已经列举了如此之多明显的罪状，在认否时再否认罪行，坚持认定自己无罪，未免太过厚颜无耻了。实际上，辩护律师们也担心被告们一副武士态度，会不会对自己不利。”

进入到法庭审判阶段，是专业门槛很高的法律逻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里有三项罪行属于法庭管辖范围：甲类是破坏和平罪，乙类是普通战争罪，丙类是违反人道罪。我们所说的甲级战犯，其实不在正式的国际文件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法庭宪章中用的是“公平及迅速审讯并惩罚在远东的主要战争罪犯”字样。

甲级战犯是习语，他们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位高权重，一个是犯有甲类罪行“破坏和平罪”。远东法庭法官梅汝璈的解释是：“这种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是最大的国际罪行，包括全部祸害的总和。这种祸害没有地理区域限制，它是对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所以它由国际法庭共同审判，而不宜由一国法庭单独审判。”而违反乙类、丙类的犯罪，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是犯罪地国的国内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审判。

破坏和平罪是纽伦堡和东京法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一项贡献，它是为了阻止未来的侵略者、预防类似轴心国侵略造成的毁灭性战争而设立的。在东京审判的《起诉书》里，55项罪状中的36项都集中在破坏和平罪上。这也是辩方律师关注的要点，反对的理由是破坏和平罪是事后法，在现有国际法律体系内，战争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罪行。远东法庭拒绝了这个论点，因为先前开庭审判的纽伦堡法庭已经解决了所有法律争议，而破坏和平罪是一个纽伦堡已经确立的、能起作用的法律概念。

东京审判维持了起诉书中36条罪状中的8项，认定的犯罪事实是：首先在1928到1945年，日本战时政府各界领导人参与了一个实施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目的是取得日本对东亚、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以及印度洋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地位。其次，为推行这个共同计划，他们也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实质罪行，实行侵略战争。侵略的国家有英联邦、法国、蒙古、荷兰、中国、苏联和美国（包括菲律宾）

除了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松井石根外，其余27名被告都被判破坏和平罪，他们获得的刑罚是终身或者有期监禁。这也是延续了纽伦堡审判的范例。远东法庭的庭长韦伯在他的分述意见书里说明：“纽伦堡法庭考虑到德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侵略战争并没有被普遍看作可判决的罪行，而没有对这类罪犯处以极刑。远东法庭应该照样去做，不给那些破坏和平罪的被告判处死刑。”

南京大屠杀

东京进入了酷暑，开庭两个月之后，举证进行到了南京大屠杀。《朝日新闻》的评论是：“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的地位要比一般所认为的重要得多。这一事件，不仅在日本，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说到纳粹德国在大战中所犯罪行，在波兰曾经发生过屠犹事件。将南京大屠杀与之进行对照已经是公认的认识方法。”

其实检方的举证虽然大部分是关于破坏和平罪的，但至少有四个阶段涉及战争罪：第一阶段是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发生在中国的暴行；第二阶段是在菲律宾的暴行；第三阶段是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以外，在东南亚英国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暴行；第四阶段是被告个人知道战争罪情形及授权战争罪发生。

在开庭前的起诉准备阶段，国际检察局就派人到犯罪地区做现场调查。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中最突出的暴行，国际检察局由首席检察官季南亲自带领六七个检察官到中国收集证据。他们在南京、上海、北京待了半个月，访问官方机关和慈善团体，收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统计数字，面谈了一些亲历目睹的中外人士，取得了许多书面证言，并预约十几个有说服力的证人到东京出庭。

金陵大学医院的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讲述了从12月13日开始的经历，他的证言让日军暴行在法庭上逐渐明朗。“几天之内，医院的病人急剧增加，很快全部住满了。一名男子的右肩被一颗子弹击中受伤。据他所说，很多中国人被日本兵强行带到长江沿岸，在岸边集体射杀，尸体直接抛入长江之中。他是装死，趁着黑暗逃了出来。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另外，还有一名中国警察，背上有一道很深的刺伤，被抬到医院。这位警察与很多人一起被强行带到城外，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人群，之后，又用刺刀猛刺。他是唯一一名生还者。他的名字叫伍长德。”

日军入城时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许传音博士讲述了日军实施三个月暴行的事实：安全区有一条规定，握有武器之人绝对不允许进入，也就是说中日双方的军人都不能进入安全区。但是日本兵以收容所和私人住宅里藏有中国士兵为理由，闯了进来。“日本兵用绳索将每10个或者15个中国人绑在一起，大约带走了1500多人。我立即向国际委员会的拉贝先生报告。拉贝先生与菲奇先生跟我一起，来到日本特务机关司令部抗议。日本人约定第二天上午给回复，结果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左右，机关枪的声音传来，我们循声赶去，看到被带走的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悉数被杀。”

当时有几百名日本记者和新闻纪录片摄影者随军，可是屠杀和强奸没有在日本报道。但是，日本从皇室到官员，都知道大屠杀的情况。大屠杀最激烈时南京城中日军最高将领、朝香宫亲王是良子皇后的叔叔、陆军航空本部长，东久迩宫亲王也是良子皇后的叔叔。陆军大臣、众议院议员、后备役、外务省也都知道。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记中吐露：“上海有信来，详细报告我陆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触目惊心。天哪，这是皇军吗？”

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时的司令官，面对检察官的询问，他为皇室开脱责任，朝香宫是入城前10天转入部队的，他与部队的关系短，所以没有责任。师团长才是责任的承担者。时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又给松井石根开脱责任，说在占领南京的原命令中，只有选拔的模范部队才允许入城，但结果所有部队都入了城，为此，松井司令官呵斥了当时的幕僚。之后，松井大将在听说南京大屠杀之类事件之后，发狂一样严厉斥责了参谋长。然而事实是从天皇到司令官，没有人对暴行发布过实际的惩罚命令。

起诉书里，除了直接责任人松井石根，广田、板垣、武藤等文官都受到了追究。7名被判绞刑的战犯，并不是因为最主要的破坏和平罪，而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战争罪，他们违反战争规则和习惯，杀害平民。罪状是“命令、授权及准许他们的下属官员违反战争规则而不断实施暴行。和故意蔑视自己的法律责任，不采取充分步骤保障遵守它们及防止它们被破坏，因而违反了战争法规。”

广田弘毅是死囚里唯一的文官，以广田弘毅为主角的历史小说《落日似火》是1974年的日本畅销书，还被拍成过电视剧。日本人一直不理解他为何要为军队的暴行偿命，他的悲剧绅士形象在日本广为流传，被描绘成受到询问时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回答是或者否。可查阅过审讯记录的栗屋宪太郎写道，他不但向检方说清楚了木户幸一的重要作用，该承认和辩解的也都说了。

广田弘毅虽然不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可在每个阶段，他都是机敏的追随者，跟他一样做过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因为抗议陆军统治而辞去公职，可广田在1933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大权在握的位置上，南京大屠杀的不作为是其中一项。法庭的理由是：“他以外务大臣的地位，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面的证据，他认为这类报告是可信的，并曾经就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保证以后，至少一个月中仍续有关于暴行的报告。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他的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达到犯罪的程度。”

1998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让·保罗·阿卡耶苏的判决时，把广田案作为先例：事实上，平民可以为违反国际人道法负上责任，这是确定无疑的，至少自从东京审判以来就是这样。在东京，日本前外务大臣广田为南京暴行中发生的犯罪行为被判有罪。

终点与起点

经过两年多的审理，1948年11月12日，判决的日子到来了。《朝日新闻》社会部的野村正男详细记述了战犯们听到刑罚的反应：土肥原听到自己被判绞刑，矮胖的身子一瞬间似乎摇晃了一下，然后当众无力地摘下耳机，踉踉跄跄地行了一个礼；广田闭着眼睛，向前弓着身子，听到英语宣判后摘下耳机，面向二楼旁听席上的女儿微笑后离开；板垣“啪”地向前迈出一步，利落地放下耳机，以一个士官学校学生的礼节离开，并没有行礼；木村作为东条的“副职”，预想到他被处以极刑的人少之又少；松井石根点了点头，迅速转向右边离开了，让人感到他在逃避命运；武藤章刮了胡子出席法庭，他转过头来行注目礼；东条英机泛绿的卡其布军服在灯光下似乎膨胀起来，对于绞刑，他轻轻地点了两三下头，向楼上瞟了一眼，不紧不慢地离开法庭；木户幸一被判终身监禁，他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有部分人预测他会是天皇的替罪羊，但这个预测现在被推翻了。

从结果上看，七个绞刑战犯为他们制定的侵略计划和无数家破人亡、无辜百姓被残暴杀害付出生命代价，正义得到了伸张。国际法律学者横田喜三郎强调，定罪是日本为进行侵略战争和实施暴行应得的教训。

东京审判被日本人看作开创未来的起点，判决一宣布，侵略战争就翻篇了。日本媒体的评论是：“军国主义被打倒、日本是有罪的，旧的日本在这一天已经结束了。”“东京审判意味着对明治以来的君主专制进行一次大手术，虽然其中伴随着巨大痛楚，但是可以说，这成了日本这一国家开启崭新一页的坐标。”所以，到了1949年，《朝日新闻》上关于东京审判的文章只有12篇，而从开庭到判决的两年多时间一共有1138篇。

东京审判迅速从公众话语里消失，然而它不是故纸堆，它影响着现实中的东亚关系。2001到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年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那里有12名甲级战犯和审判期间死去的2名被告的牌位。这种行为对中、韩等曾经被侵略的国家既是挑衅，也是伤害。但据《朝日新闻》2005年5月的民调，51%的日本人“不能理解中国把靖国神社当作问题的立场”。靖国神社之争的核心起因，东京审判被遗忘了。

不起诉天皇是个重要的原因，日本学者鹤见俊辅认为，天皇不出现在审判中，对日本人理解战争责任发出模糊不清的信息，战争责任既属于每一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很快，侵略战争这种不光彩的过去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当成了一个国家禁忌。

东京审判的意义并没有充分解释。英国驻日代表团观察到，日本民众将被告的战争责任视为战败，而不是基于从事侵略战争，他们不了解起诉书的实质内容，战后严重的饥荒和贫困要比冗长枯燥的法律程序更与他们息息相关。日本民众把自己战争和战后的悲惨遭遇归咎于战时政府，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侵略战争和东京审判是28个甲级战犯的事情，日本学者二村圆（Madoka Futamura）分析，民众一直以“旁观者”来看待东京审判，他们能够为自己参与的每一个战时行为找到辩解理由。

一场举国动员，持续17年的侵略战争，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只有28人承担了责任，国民甚至对乙级、丙级战犯一无所知。美国占领军释放了甲级战犯嫌疑人，蒋介石同冈村宁次化敌为友。1949年1月份，蒋介石逃到台湾前，冈村宁次和260名在中国服刑的日本战犯一起被美国军舰接回日本，从此逍遥法外。日本的侵略罪行并没有像德国一样持续的反思和审判，他们迅速迎来同盟国张开的宽大胸怀，美国救济了日本的饥荒、压制了强烈要求追究日本侵略责任的菲律宾。同盟国告诉他们：“日本侵略责任在于一小撮军国主义统治者，不在日本国民。”可是国家是一个整体，没有人民支持的机构，是不会走向战争的。

帕尔法官在审判书后面所附的异议书是最著名的攻击武器，每个反对东京审判的日本人都会引用他的言论。帕尔代表印度出席远东法庭，在整个审判期间，他因为探亲和病假一共缺席了四个多月，是11位法官里缺席最多的人，可最后却写了一篇比判决书还长200页的个人意见书。他认为破坏和平罪是事后法，并且被告不应为日本军队犯下的暴行负法律责任，据此，他的意见书认为被告无罪。根据梅汝璈的回忆，帕尔从宣誓到判决始终不与其他十位法官合作，每每争辩，顽固坚持他自己的见解。但这也就是他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法庭主张。

帕尔的意见书在1952年被松井石根的秘书出版。帕尔也曾经三次访问日本。1952、1953年，被岸信介邀请。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抓捕，只是在选被告的时候，委员会选了经历相似，但是更早升职的星野直树，他幸运地躲过审判，还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1966年，帕尔被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邀请访日。佐藤在1964年出任日本首相，他称赞帕尔为和平运动做出贡献，颁发给他一等瑞宝章。岸信介的政治继承人是他女婿安倍晋太郎，也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

东京审判对现实和未来都太重要了，日本的学者和媒体打破禁忌公开评论。既有从80年代就研究东京审判的栗屋宪太郎精深的著作，也有媒体的特别文章。《朝日新闻》讨论日本人应该如何面对过去。《读卖新闻》指明战时每一个重要阶段由哪些人来负责。《读卖新闻》的董事长兼总编渡边恒雄认为，自己作为经历战争时期的老一代，应该在战争与责任问题上做些工作，他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检视过自己的战争责任，特别是道德和政治责任。

（实习生刘畅对本文亦有帮助。本文参考资料栗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艾迪安·若代尔《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藤田久一《东京审判：人道的正义还是胜者的正义》、格里·辛普森《书写东京审判》、户谷由麻《对被告的指控和定罪》，贾兵兵《东京审判在中国的遗产》、《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特别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研究丛书》提供了丰富、前沿的研究资料） 日本天皇东条英机东京南京大屠杀审判甲级战犯东京审判军事历史陆军松井石根绞刑1945日本中国日本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