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流浪者

在奥威尔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多数人只认为《一九八四》值得一读，至多可以延伸到《动物庄园》，它们的确已译成60多种文字，销量超过4000万，只是标签化也十分明显：反极权主义和政治寓言。

《巴黎伦敦落魄记》则是他最早获得成功的书，准确地讲，也是他最早出版的，尽管他二十出头就开始尝试写作，但在30岁之前的人生里，并不清楚自己要写什么，甚至写得很糟糕，连手稿都没有留下。

在清楚自己写的不是那种全景式文学后，“他走进市场，四处观望”，紧接着就埋头苦干了起来。1931年，奥威尔由于喝了“四到五品脱酒，和几乎整瓶的威士忌”，成功地以“醉酒”的名义被捕，并如愿地在监狱里度过了48小时。这段过程，奥威尔写在了一篇未发表的散文中。而这段流浪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历险，只不过是任性的作者众多实地体验的例子之一。

1928年，25岁的奥威尔从副警长的位置上辞职，随即离开工作了5年的缅甸。此后的4年间，开始了多次流浪之旅，一方面是“对自己家庭的殖民渊源的赎罪”，他被那些身处边缘的赤贫者所吸引，用极大的勇气“从舒适踏足肮脏和极其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他失去收入来源，如果不依靠极力反对他辞职的家人朋友，人生轨迹的确也会不可避免地滑入最底层。

他在巴黎的两年时间，其实与海明威和乔伊斯是重合的，甚至在后者常去的双偶咖啡馆，还见到过。但奥威尔的巴黎与他二人的巴黎全然不同。就像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前23章的巴黎部分中所描写的，奥威尔在贫民窟生活，并让自己介入得很深。

1929年春天，他得了严重的流感，住到卫生条件十分不堪的公众病房，在他后来发表的《穷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中，见证穷人“缓慢、发臭、痛苦地自然死去”。正是这次住院，导致了奥威尔原本就边缘的生活陷入更大的绝境，他在旅馆的房间被洗劫，按照《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写，他身上一共剩下的钱是47法郎，随后就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从这个角度，其实“在巴黎和伦敦的穷困潦倒生活”这个翻译，更适用于这部作品——从纯粹文学的观点来看，这是“把新闻写作嬗变成了一种艺术”，早已领先于若干年后还在兀自争论谁才是“非虚构写作”发明者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

单凭“落魄”二字，足以让人误以为是如今流行的“明星体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桥段，事实却远非轻描淡写和浅尝辄止。直到获得在餐馆洗碗工的机会，他才终于过上了不至于挨饿的日子。这个机会如此宝贵，以至于一天工作11个钟头、跑腿15英里，并且是在狭窄高温毫不透气的地下室里，也不在话下。

用升降机运送准备好的食物、用过的餐盘，巴黎许多餐馆至今还沿用这套节约空间并只展示光滑面的动作法则。此时回想起从前在巴黎时午餐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店堂空间本来也不大，除去一个结账的前台外，剩余的就是仅有两条椅子距离的餐桌了，便是这类祖辈传下来的家庭式餐馆中，初次见识墙壁张开的一个口子，而服务员（店家年轻的女儿）推起窗门就能变出两盘食物——便有一种观察者的自我认知。

如果说这个层面的巴黎，在作者接近自我惩罚的有意接近中，显露出来一个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甚至想象到过的巨大一面，不同于同时代的乔伊斯，不同于今天你我所见，却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就像作者所做的对比：客人坐在那里，周围一派光鲜，仅仅隔了几尺远，我们却置身于令人作呕的污秽中。

1929年底，奥威尔离开巴黎，回到伦敦，因为有朋友介绍了份照顾先天痴呆儿的工作，之后未果，不得已，又开始了在伦敦的流浪、乞讨和偷窃的生活，开始辗转于若干收容所，而且从他的语气来看，巴黎做洗碗工的生活显然更有“动物式的满足”，因为“在本国之外做下层阶级更容易”。

火柴般纤薄的墙壁和聚集无数臭虫的墙壁，与这类赤贫细节如影随形的，是“百无聊赖的滋味”，因为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人也不称其为人，“只是一个肚子，附带几件器官”。但同时，贫困还另有一种奇特的安慰，“这是一种释然的感觉，几乎是一种喜悦——你知道自己终于真的贫困潦倒了”。此外还有一种逻辑十分顺畅的心理过程：在你浑身上下只有100法郎时，你会吓得魂不附体，等到只有3法郎时，就很无所谓了，因为3法郎至少直到明天还有吃的，反正也不可能考虑后天的事。

但是最终，被迫的闲散摧毁了流浪汉的灵魂，奥威尔发现，人们对流浪汉是无赖、逃避工作的固有偏见经不起推敲。因为赤贫者对于不断往下的生活毫无反击能力。

对奥威尔而言，更为残酷的事实则在于他对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不认同。

他出生于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并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其时，1100名男生都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而奥威尔更是其中获得奖学金的70人之一。按照今天犬儒主义者们的看法，他有个不错的开头，等待他的也是一条成功之路。然而他自己写道：对一个孩子而言，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把他送到一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所受到的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而伊顿之前，即圣塞浦里学校里的寄宿生活，据他在后期写作的自传性散文《如此欢乐童年》（Such，Such Were the Joys）中的回忆，也是一个充满敌意和非常邪恶的世界。

及至成年，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创伤历久弥新，而在缅甸这块殖民统治地的见闻又将对不公的愤懑注入文学个性，因而对上层阶级，他甚至是憎恨的——这一点从他的侄女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她认为他的一切疙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办不到。另一方面，他的流浪生活却有诸多阻碍，比如为了能在监狱过圣诞，他一度挑衅警察，然而他的上层阶级口音出卖了他，警察最后不过劝他回家了事。

同样是巴黎下层生活鉴赏家的亨利·米勒，在奥威尔去世后依然坚持认为《巴黎伦敦落魄记》才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个评价固然值得商榷，因为如果将《一九八四》比作一个巨大的噩梦梦境，《巴黎伦敦落魄记》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显微缩影胚胎”。作为思想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我们看着作者潦倒，也同样无法站在三尺开外无动于衷，依赖奥威尔不顾一切的勘察，得以想象巴黎和伦敦真实得近乎异象的“热带森林和草原景象”。

〔书目：《巴黎伦敦落魄记》（英）乔治·奥威尔，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为什么要写作》，（英）乔治·奥威尔，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奥威尔传》，（美）杰弗里·迈耶斯，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出版〕 深度读书巴黎伦敦落魄记作家阅读巴黎乔治奥威尔奥威尔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