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玩耍，不可或缺的童年经验

在冒险乐园里，孩子们可以生火、盖房子、改造旧轮胎……做很多在外面不被允许的事情

儿童冒险乐园

英国北威尔士有个叫作“土地”（Land）的冒险乐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垃圾场。乐园里有一条小溪流经，望眼所见皆是成堆的托盘、轮胎、倒扣的船、手推车、梯子、渔网，以及各种锤子、绳子和沙袋。

乐园里小路的入口和出口对成年人而言都太小了，这里是孩子的专属地。里面一切建筑的存在都是暂时的，孩子们可以拿锤子把它砸得粉碎。如果不经意路过，你能看到男孩子拽着树上的绳子荡过小溪，另一个孩子在角落用锯子和锤建造一个小窝，还有孩子用软管把独木舟放满水，有人在撕壁纸生火，远处两个同伴推着一个购物车上坡，购物车上还坐着另一个孩子。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土地”上演。“土地”的开办者克莱尔·格里菲斯（Claire Griffiths）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她说：“我喜欢给孩子提供一个空间，在那里他们只是孩子，他们的尝试和失败不会被做任何判断或评价。”

当年，格里菲斯从威尔士政府得到资助，建立一个冒险乐园并进行研究。她和同事在英国到处参观，发现大部分乐园都是相同的，充斥着美国秋千和大滑梯，来了20次之后孩子肯定会觉得无聊。“有时候你最先看到的就是‘不要破坏东西’的标语，他们并非是从孩子的眼光建设的乐园。”格里菲斯说，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孩子真正成为主宰的游戏场。

挪威儿童早期教育学家艾伦·桑德斯特

“孩子喜欢新奇和新鲜的东西。他们想去冒险，测试自己的极限。孩子的野外游戏体验以及成人不在身边的体验非常缺乏，我想弥补这种缺陷，孩子每次来的时候都应该有破有立。”

危险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因素。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通过爬树、锯木头、点火来评估对自己的风险的认识。“土地”有三个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关注着即将发生的事故，但主要任务是协助孩子，不是老师，更不是警察。“孩子们自己就是警察，他们学会点火、生火，如果有人试图扔一些不会燃烧的东西进去，他们会阻止他。”格里菲斯说，有个男孩曾把纸箱放入火堆中，瞬间浓烟弥漫，熏人眼睛。围坐在火堆周围的孩子们开始低头咳嗽，并责骂他，这被称为“自然后果”，需要自己承担。

2008年在北京胡同里滑旱冰的孩子们。如今在家附近越来越难找到适合儿童玩乐的场所

2012年，“土地”开放之初，说服父母放手是一件重要的工作。韦恩·格林希尔治（Wayne Greenshields）是当地一位单亲父亲，他的孩子一个9岁，一个6岁。当看到孩子在树上像松鼠一样乱窜时，他觉得这里“危险得要死”。“我看不到孩子玩锤子、锯子、泥巴、水和火的好处。我觉得当我和别人聊天时，他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在院子里玩电脑。”

格林希尔治被说服去参加一个父母学习课程。格里菲斯组织了鸡蛋大战，但是没有人想玩这个。她问家长：“你以前从没这样做过吗？”这个问题赢得了很多家长的好感，让他们回忆起起自己的童年。格林希尔治又去“土地”看儿子，9岁的詹姆斯爬到很高的树上，孩子们让他往下跳，这可把格林希尔治吓坏了。没料到詹姆斯低头看了看说：“从这里跳会受伤。”然后爬到低一点的地方才跳下来。

孩子们对电子游戏的兴趣日益增加，挤占了户外游戏的时间

“如果给孩子机会，他们就能学会分辨危险。”最终，格林希尔治接受了格里菲斯的观点。有一天，他在锯一块木头，小儿子泰勒冲他喊道：“爸爸，你的手离锯子太近了。”“他才6岁就懂得危险了。”这让格林希尔治感到万分惊讶，他真正意识到这样的玩耍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詹姆斯觉得在这里玩最高兴的事情是和表哥一起建了一个两层的房子，他们为卧室找了个床垫，为浴室找了个浴缸，起居室有个沙发和壁炉，这一切都是真的。在厨房里他们有一个工作台，花一天时间做了洗衣机和烘干机。

英国人江森海有四个女儿，他的家是一个国际家庭

还有两个11岁的孩子说，他们最快活的事情就是建造了一个水上滑梯，从屋顶延伸下来，底部有一个床垫。“这里最好玩的事情就是打仗，打水仗、打雪仗，举着锤子追人。”

迄今为止，这里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受伤事故，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永远不会受伤。对于“土地”的创办人而言，“骨折总比精神受伤要好”。事实上，“土地”的每个方面都经过了复杂的风险效益评估，火灾的风险效益评估长达9页。他们潜在的思想是，孩子有强烈的求生本能，他们在这里权衡危险，测试危险，得到乐趣。

“有的玩”公益体育组织通过非冲撞性运动腰旗橄榄球激发孩子们对运动的兴趣

这样一个听起来创意十足的乐园并非第一次出现，“土地”和丹麦最早建立的冒险游戏场非常相近。当年丹麦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卡尔·索伦森（Carl Theodor Sorensen）在观察中发现，在传统游戏场边玩耍的儿童很喜欢玩一些建筑工程遗留的废弃材料，他们的兴趣并不在游戏场上。于是，他于1943年在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座冒险游戏场，由各种废旧材料组成，当时被称为“垃圾场”。在英国景观设计师艾伦·赫特伍德夫人（Lady Marjory Allen of Hurtwood）的努力下，英国于1948年在伦敦南部的坎伯韦尔建立了第一个冒险游乐场，之后冒险游乐场在战时炸弹爆炸过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蔓延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乃至整个英国。赫特伍德夫人希望孩子能够在游乐场里移动、操作、建造自己的临时建筑。更重要的，她希望鼓励“自由和宽容的气氛”，实现尽可能少的成人监管，提倡孩子自己面对那些对他们而言“真正的危险”，然后战胜它们，从而建立自信和勇气。

与此同时，丹麦、瑞典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游乐场。儿童在冒险乐园里可以自由进行在都市中无法轻易实现的事情，他们搭建房子、在回收材料上爬上爬下，点火做饭、挖洞、摆弄花草、玩沙子、水和泥巴。

冒险乐园的存在与“二战”后英国的文化期待相一致，那时候人们认为，孩子们并没有脱离危险，长大后可能会去打仗的，他们需要有自信甚至冒险精神。如今，这些游乐场和富人以及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不同步，他们听到孩子蹲在黑暗中生火之后最常见的反应是“这是疯了”。如果一个10岁的孩子在美国的游乐场点火，人们通常会报警，孩子将会被进行心理疏导。

在美国，冒险乐园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多种多样。多数公园游戏场都缺少负责人，学校游戏场上教师的监管更是勉强为之，游戏场负责人更是个难题。另外美国还有责任认定、安全问题、地区规划和建筑物条例以及健康法规等诸多障碍。人们的不认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在英国，冒险乐园的存在也有着诸多争议。格里菲斯坚持认为这样的游乐场是非常有益的，而且远远不够。“‘土地’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唯一选择。理想世界里的游乐场不应该有栅栏围着，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游戏无处不在，就像生活的一部分。”她说。

无处不在的危险

如今的孩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通常一直生活在大人的关注下。“成年人不看着的时候不会超过10分钟。”一位8岁孩子的妈妈说。

如何对待孩子，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接送三年级的孩子上学、禁止孩子在街上踢球、不让孩子独自串门，都会被视作妄想症。如今这一切太正常不过，这样做才是负责人的家长。英国有一项关于“孩子的自主移动性”的研究，详细调查了英国的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孩子，结果表明，1971年80%的三年级孩子独自去上学，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9%，现在更低。来自英国的另一份针对四代人的研究发现，同样是8岁的孩子，1926年被允许独自步行约10公里，2007年只准步行不到300米。交通的拥挤也导致道路上没有合适的游戏场地，因此儿童经常被限制在家里和院子里玩耍，在这些地方成人的监督影响力更大。此外，电视和电脑游戏也减少了孩子群体活动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间。

如果你问家长，为什么比当年自己的父母更注重保护孩子，他们多半会回答这个世界更危险。英国的调查表明，即便家长反复叮嘱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孩子被诱拐的可能性和上一辈人一样。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拐卖儿童、呼啸而过的汽车、独生子女……这一切都让父母们无力承担失去孩子的后果，他们的眼睛像追光灯一样，时刻扫描着自己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孩子究竟失去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挪威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游戏场要符合一定的安全标准。挪威特隆赫姆毛德皇后大学儿童早期教育学家艾伦·桑德斯特（Ellen Sandseter）当时刚有第一个孩子，亲眼看到家附近一个又一个游戏场变得日益雷同，成为无聊的地方。

当年，桑德斯特的硕士论文研究了青少年对风险的需要。她注意到，如果不能通过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孩子会发展成更鲁莽的行为。于是，她开始观察和采访挪威游戏场的孩子。2011年，她在《进化心理学》上发表了研究文章《儿童冒险游戏，从进化论角度看惊险经历对反恐惧的影响》。她的结论是，孩子有尝试危险和刺激的天生的心理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做的事情就必须是危险的，只需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做危险的事情。在这篇论文中，她提出可以尝试的冒险游戏：

1.探索高度，或者得到“鸟儿的视角”，她称之为“高度足以唤起恐惧的感觉”；

2.使用危险的工具，比如剪刀、刀或者锤子，一开始孩子似乎难以掌控这些工具，但是他们会学着去掌控；

3.接近危险的因素，在河流、湖泊、海洋、池塘、水池边玩耍，在火堆附近玩耍，这样孩子会意识到周围有危险；

4.混打游戏，比如摔跤、玩乐性打斗，孩子能学会处理攻击与合作；

5.速度，比如快速骑车或者滑雪；

6.迷路和寻找方向，当孩子们感受到迷路的危险时，会有强烈的探索未知领域的冲动；

7.探索自己，这种冒险游戏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桑德斯特说：“当他们独处时，能学会对自己行为和决定的结果负全责，这着实是一种非常惊险和刺激的经验。”

为了衡量冒险经验的缺失对孩子带来哪些影响，桑德斯特转向进化心理学研究。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说法，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具备在玩耍中冒险的本能。人类诞生之初，就身处于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学习面对危险对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学会迅速察觉、识别危险，接着正确地应对危险是祖先们的生存本能，已经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在她看来，孩子要学会逃避危险，保护自己，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即便是在今天，从儿童到成人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恐惧，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危险的游戏会让孩子强迫自己去做害怕的事情，以此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如果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这种恐惧日后会演变成心理学上的“恐惧症”。她引用了一项研究，很多父母担心孩子摔伤会使他们将来恐高，但结果恰恰相反：5～9岁有过从高处跌落而受伤经历的孩子，18岁时恐高的可能性比较小。“高处危险游戏将提供一个脱敏或者习惯性的经验。”她说，“合理的风险对儿童发展是有益的。”

对于家长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恐惧症比例增高，以此作为儿童较少受伤的交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于安全的关注并没有减少出事故的儿童数量。美国国家电子伤害监测系统的数据表明，与游乐设施有关（包括家庭游乐设施）的急诊室就诊率，上世纪80年代是15.6万或者1452名美国人中一个；2012年，这个数字分是27.1万，每1156名美国人中有一个。死亡数字也没有很大的变化，2001～2008年，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了100例和游乐设施有关的死亡，死者平均年龄13岁，只比1980年报告的数字少10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游乐场中发生的悲剧，比如头部受伤、被失控的摩托车碾压、从致命的岩石上跌落等变得非常罕见，但是依然发生的诸多意想不到的悲剧，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可以阻止。

伦敦密德萨斯大学的危险管理教授戴维·鲍尔（David Ball）分析了英国儿童受伤统计数据，发现与美国一样，用塑胶做表面的玩乐场对孩子的安全并没什么贡献，儿童中更常见的长骨骨折实际上是增加的。长骨骨折也就是四肢骨折，远比头部损伤常见。这种现象可以用“风险补偿”理论来解释，孩子们不用太担心跌落到橡胶地面上，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小心，反而更容易伤害到自己。还有一个方面，现在的游乐场往往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游乐设施变得简单无趣，孩子们很快就掌握了它们，为了更具挑战性，孩子们往往即兴发挥，用错误的方式玩耍，比如从滑梯的滑道爬上去。鲍尔指出，正是因为我们认为事故是可预防的，并且认为事故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孩子们掉以轻心了。

儿童还可以自由玩耍吗？

儿童精神病专家以及作家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经常在演讲中向观众提问：回忆你的童年，最快乐的时候在哪里、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是和大人在一起吗？对于后一个问题，通常只有10%的人举手，其余90%的人，最快乐的童年时刻并没有和大人在一起。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幼年时我在乡下姥姥家，一群吃货小朋友经常从某个人家用烧火钳偷出一块通红的蜂窝煤，然后提着这块蜂窝煤去找吃的。大家蜂拥着去田里采青麦穗，尚未成熟的麦粒一掐一冒浆，烤熟了非常好吃。小伙伴们把麦穗插到煤眼里，焦急地等待麦芒和麦壳烤焦，溢出一股麦香。大家等不及烤好的麦穗变凉，一边对着吹气一边捂着双手对搓，只需轻轻一吹，麦壳便飞走了。等到手心全是麦粒时，一把摁到嘴里，如果烫嘴就吸溜吸溜地转舌头。我们提着这个“流动烤箱”，到处捉虫子吃。夜里打手电筒挖知了狗（蝉的幼虫），爬树捉花蹦蹦（斑衣蜡蝉）和螳螂，卷起裤脚到河里捉泥鳅和小虾……我还记得花蹦蹦展开翅膀时露出鲜艳的红色，塞进煤眼里红色迅速消失，翅膀和腿瞬间化成灰，用小树枝勾出来一口一个，味道好像是又香又脆的。

我拿这个问题问了很多人，但凡有乡野经历的人回忆起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和大自然在一起的，城里长大的人想起的多半都是大院游戏，其间没有一个人提到任何一个大人。

“我们小时候公园少，但是有很多空地。我和小朋友一起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玩得可高兴呢。那个时候的特色是，每到吃饭时间，家长们就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吃饭啦！’当时没有兴趣班，但是兴趣不少，和现在的孩子相比最大的幸福就是自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邱学青说，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主要从事学前儿童游戏的研究与教学。

“游戏文化的消逝是有原因的。”据她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儿童游戏文化曾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滋润着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那个时代的林荫道、房舍边，处处可见踢毽子、跳绳、跳房子、扔沙包、滚铁环、捉迷藏的孩子。

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大杂院和胡同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游戏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普及，家庭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儿童从此失去许多朝夕相处的同龄伙伴。父母不再关心他们是否心情舒畅，不再顾及他们的兴趣和愿望，而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去塑造儿童。儿童缺乏游戏，每日奔波于各种兴趣班之中，以满足父母的良苦用心。

游戏在儿童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逐渐被“为了将来更好地生活”的价值取向所替代，游戏文化也正在被学校文化所替代。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儿童丧失了在一起游戏的时间和机会，也丧失了模仿和交流的场合。

“成人表面上看似在保护儿童，实则是剥夺了儿童的游戏权和承担责任的自主权。”邱学青说。儿童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孩子，尤其是童年中期的孩子，非常需要建立一个超出成年人控制的自我领域；靠近家的城堡、藏身处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重要。

如今，这样一个不在成年人监视范围内的领地几乎不复存在，在如今的社会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孩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玩耍？“我们提倡的自由玩耍不是放孩子出去玩，完全不管，而是家长在可控的范围内让孩子自由玩耍。自由玩耍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体验，要给孩子内心自由的感受，让他们主动探索，觉得他是自由的，他自己可以做主。”在她眼里，现在的孩子依然能自由玩耍，依然能去冒险，只是这个过程中多了成人。“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也可以是自由的。家长要管住自己的手、腿和嘴，不要总是介入孩子，不要去参与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孩子是独立的人，必须学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通过玩耍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自由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空间，而非物理上的概念。”

“家长们无处不在，以安全为理由，孩子在家就没有体验到自由，更不要说出去了。家长完全可以从家里最熟悉的环境入手，告诉他们家里什么是不能碰的，如果碰会有什么后果。家长要学会放手，学会给孩子们规定一个界限，然后不去干扰他们，让他们自己探索。”

我们无法断言家长的观念变坏了，或者孩子们的能力变弱了，更无法断言这个社会变坏了。“人是社会化的人，这个社会在变迁，环境在变化，孩子的活动空间和自由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加以改变吗？城市里的孩子就真的不能自由玩耍吗？”邱学青反问。

我们还真找到了一些让孩子自由玩耍的人，只不过这样的人总体来说依然比较少。而且，如今的自由通常是既定规则下的自由，冒险则是家长掌控之下的冒险。

江森海和四个女儿

英国人江森海有4个女儿，分别14岁、10岁、8岁、5岁。老大的妈妈是上海女作家棉棉，老二和老三的妈妈是他现任加拿大籍妻子劳拉，老四是他们收养的湖南孤儿。老大和老四黑头发黑眼睛，老二和老三金发碧眼。“我们是一个国际家庭。”江森海说。

2003～2012年他住在北京南锣鼓巷，2005年在胡同里开了一间名为“创可贴8”的创意T恤店。最初南锣鼓巷没有太多游客，他的几个孩子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走街串巷，吃百家饭，是典型的胡同串子。后来，南锣鼓巷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底地铁开通之后“人多得一下就疯了”，孩子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到处跑着玩。于是，他从胡同搬到北三环东路胜古南里小区，住进了老式的红砖房。

江森海在新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他家楼下原本有一块可供孩子玩耍的公共区域，但是小区里有户人家有两辆汽车，刚好停在那块公共区域。孩子们放学后只能在小区路上玩，但是路上不断有车辆出入，很不安全。

他的大女儿写张纸条放在汽车上，“叔叔请不要在这里停车，我们要在这里打羽毛球”。之后，汽车依然停在那里，车主说他没有别的地儿可以停车。这件事让江森海气得睡不着觉，和居委会反映也没效果，于是他每天打北京市政府便民电话12345要求解决问题。

“在英国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发生了，报警后警察也会处理。怎么能占据公共场地呢？”江森海说起来愤愤不平，“孩子们回家没有地方去，只能在家里待着，她们老给我打电话，‘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陪我们玩？’”

他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中国处于一个汽车保有量增长的时代，大量小区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和地下停车场，很多小区的孩子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可以玩耍的地方，父母需要时刻关注来往的车辆，生怕有任何闪失。“可能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我这个老外就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事情有所改变。”

江森海的老家在伦敦南部，家里有一个大花园，花园外是茂密的树林。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从5岁起，经常带着爸妈给的一两英镑，独自一人或者和二哥骑车去玩，爬树游泳，很晚才回家，妈妈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小时候快乐的时光太多了，我和二哥在树上弄了一个树屋，离家骑车10分钟的距离。我们经常去河边钓鱼，有时候晚上妈妈给我们送些吃的，然后就走了。我们在河边看着星星睡觉，听着鸟叫醒来。那时我八九岁，二哥比我大一岁。”

他只喜欢疯玩，不喜欢读书。他有多动症，小时候成绩很差，每次考试成绩都不到10分，曾被两个学校开除。“我也不是不喜欢学习，只是没法集中注意力，就喜欢出去玩，玩得很疯。”有了孩子，他和孩子疯。晚上给孩子们读绘本，把书倒过来看，压根不看字，胡乱编一个故事，比如“全世界倒过来了”。他还喜欢睡前给孩子们讲恐怖故事，讲到紧张之处戛然而止。孩子们闹着喊：“不行，不行，继续讲。”为此，妻子劳拉对他有意见，说他把孩子弄得太兴奋，总是睡不着。

为了让孩子过上他小时候的生活，江森海在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雾灵山附近的村里买了个房子，村子被小山环绕，周末他常常带着家人和朋友去度假。他在院子里砌了一个烤箱，晚上伴随着音乐生火烤比萨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他会准备二三十种食材，全部切成小块，摆满一个桌子，橄榄油、奶酪、西红柿、辣椒、蘑菇、菠萝、橄榄、培根……孩子们经常拿着单子，像服务员那样问大人“你想吃什么口味？我可以给你做”。江森海给她们一块面饼，孩子们做好之后他负责烤熟。“比萨很受欢迎，大家疯了一整天，晚上都饿死了。”

孩子们常常一整天都不着家。有时候，江森海在院子里能听到老二和小朋友在一边欢笑喊叫，看到老大和小朋友在另一边露着头尖玩耍。有时候他也不知道孩子们跑去哪了，偶尔回来拿点吃的又消失了。有时候，孩子们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找到了好玩的地方，比如发现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小鱼，或者找到一个陡坡，把石块清理完之后变成一条滑道，大家滑下去爬上来，乐此不疲地玩上几个小时。

兴致高的时候，他会和孩子们玩“寻宝”游戏。他画一张地图，让孩子们去村子里找他藏的东西，比如把手机藏在某处，孩子们找到后打电话问妈妈下一步去哪里。或者指引他们到邻居家，邻居发给大家几颗糖和一张新的地图，孩子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寻找“宝贝”。“寻宝”游戏通常可以玩上大半天，永远没有玩腻的时候。

这些孩子里有一些是朋友家的。“一开始，中国家长总是有些担心孩子跑出去不安全，但是过了两天，他们才发现这是最愉快的一个周末。”如何才能让家长们放心安全性问题？对此，江森海耸耸肩。“我觉得那里挺安全的，村子里人不多，青壮年都去打工了，留守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大家都很友善。”在他眼里，磕磕碰碰根本不是个事，有次有个法国小朋友磕破了额头，他帮忙在村里找了个小诊所缝了针。孩子在生火的时候被烫到也是常事，一般都是水泡或者红肿，被烫到的孩子下次会很小心。“谁能不受伤，不受伤怎么知道有危险？”

玩累了，孩子们陆续回来，和大人们围着篝火坐成一圈，吃比萨、唱歌、讲恐怖故事。夜深之后，孩子们打着瞌睡，坐在躺椅上，在星空下进入梦乡。“这就是我小时候干的事情，特别快乐。”

有时候，他们一家六口睡在一个炕上。他说，清晨起床，“看到我的五个女孩子还在睡觉，心里满满的幸福”。“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床上睡觉，这在英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中国有中国的快乐，也有不快乐。”在他眼里，中国的教育就是不快乐的事情。他家老二和老三两岁半到5岁之间在北锣鼓巷分司厅幼儿园上学，他觉得那个幼儿园很好，但是他不想让五六岁的孩子开始学习看书写字。“中文、英文都不用学，每天做梦发呆就可以了。我的孩子不会考中国的大学，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地去竞争，我不想让她们周末还要做功课。”于是他把两个孩子转到顺义的国际学校哈罗公学上学，这是一所传统的英国贵族学校，在中国开办的分校只招收外籍儿童。现在，他的四个女儿都在那里上学，学费占据了家庭收入的一大部分。

他对哈罗公学很满意。老四是个孤儿，从小在别人家寄养，受到的管理照顾较少，语言方面比正常的孩子发育慢一些。他去学校开会，老四的澳大利亚籍老师说他的孩子情商很高，大家都很喜欢她。江森海问：“你不觉得她学习上有挑战吗？”老师说：“没有。”“你不觉得她在语言上没有别的孩子好吗？”老师说：“但是她才4岁啊，过一两年就会跟上的，你放心，这个孩子相当棒。”“我听了很想哭，觉得再贵的学费也值了。”

自从3年前收养了这个中国孩子，江森海在反驳中国朋友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了。“以前总有人和我说，你们孩子穿那么少，这样不行。我说没问题，他们说你们外国人体质不一样，中国人穿这么少就不行。后来我们有了中国孩子，也是穿那么少，冬天也穿短裤出去，也是喝冰水、爬树、踢球、在山里疯玩。我就说，你看，中国孩子也一样，只是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中国人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地方供孩子出去野，到处都是不安全因素，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放手，还是可以放手的。”

有的玩：让孩子爱上运动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一书写道：“我们过去习惯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练、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美国的少年棒球联合会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不仅由成人监管，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效仿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者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

老式的球类运动压根儿不是这样发生的。以足球为例，一群年纪不同的孩子来到一块空地，希望找人一起玩。有的孩子是步行来的，有的是骑车来的，有的一个人来，有的和朋友一起，有的人还带着足球。他们摆几块砖垒成球门，凑够几个人就开始踢。通常没有足够的人员分布在所有位置，只能临时拼凑，大家跑开之后自动调整位置，后来加入的人喊一声：“加一个！”随后在奔跑的过程中观察别人的位置，然后调整自己的位置。如果有人想调换位置就商量着解决，守门员也是轮番担当。整个过程没有成年人在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或者解决争议，他们必须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踢球的方式才是真正的玩耍，它是由游戏者自己选择并指导的活动，他们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某种外界奖励而做这样的事情。

“自由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少，运动开始变成不快乐的事情。”上海非政府组织“有的玩”发起人黄楠说。他是上海耐克公司市场部的员工，因为工作关系和很多青少年接触，有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有位体育老师发现一份20年前学生的成绩单，中考引体向上平均成绩差不多是20个，现在学生一分钟引体向上平均成绩是1个，差距触目惊心。”

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做什么呢？他的儿子今年3岁，从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周末就经常去公园玩，遇到一些推着孩子在公园散步的家长，只是推着，不知道和孩子玩什么。有时候，黄霖带着1岁多的孩子捡树叶，拼成足球场、篮球场之类的图形，这个简单的游戏吸引了其他小朋友加入。他想，如果能把运动变成好玩的游戏，孩子愿意玩，家长愿意参与，就会影响一个家庭；如果家庭形成运动的氛围，大人孩子都能养成运动的习惯。

“其实‘80后’的家长挺希望孩子运动，但是很多人自己不运动，或者没有场地，只会送孩子去足球训练营，篮球、网球、羽毛球、游泳培训班。孩子训练的时候，家长在旁边无所事事两个小时。很多家长希望自己也能动起来，融入孩子中去。”为此，黄楠和一个同事计划开展一些大人小孩一起玩的运动。

一开始，他们邀请朋友和朋友的孩子，借助简单的运动器材玩一些游戏。通过朋友圈传播，其他城区的家长也表示有兴趣加入，于是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他们忙不过来，就招募了一些志愿者。2014年，“有的玩”诞生了。“我们的宗旨不是培养运动员，而是通过玩让孩子爱上运动。”黄楠说。

从去年4月开始组队，“有的玩”到现在发展了20多支队伍，每支队伍大概有10个家庭。他们设计了1.5～3个小时的游戏模式，第一部分是热身，第二部分是亲子游戏，第三部分是美式橄榄球运动。“之所以选美式橄榄球，第一是因为美式橄榄球能够训练人的基本身体素质，一些职业足球、篮球运动员在休赛期也会选择美式橄榄球的方式进行训练。第二，活动通常由家长选择场地，一般是离家近的公园和绿地，这些地方没有足球球门，也没有篮球球筐，美式橄榄球对场地的要求较低，不会破坏外界环境，更容易被活动场地所接受。”

有的家长不了解美式橄榄球运动，提出是不是不适合女孩子。“我们一想起美式橄榄球就是电视上戴着头盔横冲直撞的运动，其实不是。美式橄榄球分不同级别，电视上看到的是最高级别的冲撞橄榄球，我们玩的是级别比较低的腰旗橄榄球。”腰旗橄榄球一开始是针对女性开发的，规定不允许抱人和推人，是一种安全的“非冲撞性”运动。所谓腰旗，是指在腰部系上带子，带子位于腰的两侧有两个魔术扣，扣住两个像小旗子一样的飘带，运动过程中只要用手把对方的旗子扯下来，就算进攻成功。“有了基本规则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小朋友跑来跑去，防止被别人扯掉旗子。”

除了橄榄球，运动是怎样变成玩的呢？黄楠举例说，“深蹲可以增加大腿的爆发力，但是让孩子做20个深蹲，没人愿意。我们把深蹲变成接力赛，让小朋友像螃蟹一样接力走，每走一步就是一个深蹲的动作。”还有穿山甲游戏，需要家长做俯卧撑的同时把腹部上提，形成一个三角形空间，让小朋友从中间爬过。有时候家长也比赛爬行，为了保证动作标准，教练在家长背上放一个足球训练用的雪糕碟，用来监督家长爬行时动作是否标准。“家长爬行时孩子们在旁边加油助威，气氛非常热烈。有些家长平时很少运动，做完热身就没有力气了，接下来的环节非常痛苦，孩子会督促他完成活动。”

“有的玩”队伍里的妈妈比爸爸多，男孩比女孩多。“爸爸很关键，一些爸爸没有时间陪孩子玩，或者没有时间运动，已经开始发福。但是爸爸们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我们鼓励爸爸参与进来。人们对小姑娘参加体育活动也有一些误区，很多小姑娘的体能和运动能力不比男孩差，家长在对待孩子运动的态度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偏见。”

黄楠自己就是个热爱运动的人，小时候的体育课上经常大汗淋漓，放了学在院子里跑得满头大汗。他从两岁到初中二年级都在长沙的一个部队大院里生活，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楼前楼后和一群孩子疯玩。他还记得玩过一个叫作“电报救”的游戏，类似警察抓小偷之类，此外还有扔沙包、踢足球、打篮球、弹玻璃球的游戏。“现在的孩子是没有我们那时候快活了，在这个不安全因素太多、过于功利的环境下我们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什么？”

小小探险家

儿童探险小说家彭绪洛笔下的很多内容，都是他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比如短篇小说《大漠寻宝》中描写的沙尘暴爆发的场景，在沙漠中行走的艰难，以及沙漠中对方向模糊和迷失的感觉，都是他遇到过的。

彭绪洛是土家族，家乡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清江画廊五A级景区里，小时候的玩具竹枪、弓箭、弹弓、木板车、铁环，都是从自然中获取、自己再加工得来的，为此培养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五六岁时，他开始上山打板栗、摘野猕猴桃，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比赛爬树、爬竹子、捅马蜂窝，有时脚踝骨磨得鲜血直流仍不罢休，找块布包住伤口继续比赛。再大一点，他和父母一起上山砍柴、挖树桩、捡野蘑菇。“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户外知识和对大自然的认识，注定了我天生探险家的命运。感谢大自然赋予我的一切。”彭绪洛说。

他写了40多部儿童探险和奇幻小说，比如《少年冒险王》、《时光定位钟》、《兵马俑复活》等等。女儿看过他所有的作品，学到了许多的户外知识和求生技能，“已经是一个具备简单理论的小探险家了，需要用实践去验证这些理论”。

他的女儿7岁，随着爸爸去过不少地方。4岁时，和爸爸自驾车去了镇远古镇、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黄果树瀑布等地；6岁时和爸爸一起去腾格里沙漠露营，体验大漠的荒凉和惊险。“我们在沙漠中安营扎寨，她第一次到沙漠，有太多的新鲜感，不知疲倦地挖沙子，堆城堡，在沙漠中奔跑。入夜后我们躲在帐篷里，她盯着挂在帐篷中的小营灯，一分钟前还在和我说话，突然就没了声音了。低头一看，已经进入了梦乡。”

从女儿刚会走路起，他就注重培养孩子的耐力，很少抱她，不管是在小区散步还是逛公园，都让她自己慢慢走。4岁时，女儿就和他们一起爬上了天柱山，下山时她依然坚持自己走，彭绪洛实在忍不住，把她背下了山。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给女儿传道授业。比如在沙漠中行走比普通的硬地行走更困难，因为沙漠是软的，每走一步脚要陷下去半步，这样做了很多的无用功，所以在沙漠中行走不能奔跑，这样能够节省体力，脚也不会受伤。

有时候，他还亲自解惑。他们在千户苗寨时遇到了一只一直跟着他们的大黄狗，开始他牵着女儿的手走，后来背着她跑，大黄狗依然紧追不舍。他想了想，弯腰做出捡石头的动作，大黄狗马上后退了几步，于是他站起来快速往前跑，当大黄狗追上来时，他又重复这个动作，最后捡了一块石头拿在手里，做投掷状，终于吓退了大黄狗。“女儿很有成就感，觉得这办法真管用。”

“我想让她充分接触大自然，回归大自然。我们去的这些地方，都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有我陪着是安全的。女儿的收获很大，她亲身体验了平时在书上和电视上看到的情景，满足了好奇心，把很多的‘为什么’解决了。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所见所闻都刻入了她的脑海，时不时我和她重温一次，她会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和别的小姑娘相比，彭绪洛觉得户外生活让自己的女儿知识更广，更加开朗、自信。“她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藏在心里，为人处世简单直接，不懂得拐弯抹角，不懂得善意欺骗，过于实在和真实。这是我一直进行自我检讨的地方，从小就培养孩子这种简单豁达的处事方式，究竟是好是坏？”

这些年来，彭绪洛参加了多期“少年冒险王”主题探险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旨在让孩子们体验他小说中的各种冒险经历。“中国孩子的体能训练是远远缺失的，吃不得苦，经受不住一点点挫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更是缺失的，不知道节约随身带的水，更不懂得野外的危险性。但是孩子有着极强的探险精神，对万事万物感到好奇是他们的天性。”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儿童探险完全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有限地去实施。”他说，前期孩子们可以在城市中探险，比如背着背包去徒步，训练孩子的体能和耐心、心理承受能力、吃苦能力、辨别方向的能力，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遇险不惊慌、沉着应对的心态。“儿童探险是可以做到的，不应该只停留在故事里。” 玩耍自由经验童年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