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霍克尼：艺术世界的“黑客”

大卫·霍克尼

因为是在下榻的房间里采访，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没有戴他著名的鸭舌帽，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出来接我们的是助手让－皮埃尔，在《更大的信息：大卫·霍克尼谈艺录》中，作者马丁·盖福特在不少段落写到过这个“霍克尼一家”的成员：法国人，音乐人，陪伴霍克尼及其伴侣约翰·菲茨赫伯特生活在英国的布里德里顿小镇（Bridlington），驾车带霍克尼绘画了东约克郡的那些旷野。

任何出现在大卫·霍克尼身边的亲密关系几乎都获得关注，这并不令人惊讶。那么，该如何介绍大卫·霍克尼？对这位老先生有太多奇奇怪怪的描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最出名的英国在世画家、英国《卫报》笔下的“全天候时尚偶像”、被媒体追逐的同性生活绘画者、艺术史上的嘻哈之士，及获得英女王颁发的“功绩勋章”的两名画家之一——另一位是已经去世的伟大的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en Freud）。总之，一个在全世界都有狂热“粉丝”的明星艺术家，如果可以为他寻找一个对照，大概就是安迪·沃霍尔，他们至少在外观上都是艺术和时尚、波希米亚和波普主义的精心混搭。不同的是，在霍克尼身上，还深刻英国旧式绅士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印记。

霍克尼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另一个小镇布雷福德，他自己也回忆过，在那里和艺术唯一相关的东西就是海报和招牌。少年霍克尼每周在布雷福德语法学校可以上一个半小时的艺术课，这是他在1959年考入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之前获得的全部艺术教育，纯熟完美的素描技巧几乎完全来自天分和自我训练。

霍克尼的艺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1961年，在伦敦RBA画廊相当著名的“当代青年”（Young Contemporaries）展览中，他和其他几个参展同学幸运地搭上潮流，一起成为战后英国波普艺术兴起的标志。

不过，霍克尼后来的成功与任何艺术流派或运动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不甘陷于既定立场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藏在他大眼镜后面的眼神，敏感、兴奋、置疑，并且有一种小男孩将要开始游戏时才有的兴致勃勃的挑衅。

2013 年，英国泰特美术馆推出大展“英国艺术500 年”。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布展大卫·霍克尼的代表作《克拉克夫妇和帕西猫》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获得皇家艺术学院的金奖，极其短暂地留在波普阵营——有人说他只做了5分钟的波普主义者，围观了一会儿抽象表现主义也觉得无趣，然后走向了被他称之为自然主义的绘画之路。他几乎没有浪费时间去纠缠于写实或不写实，画人物还是画风景，持久的激情都投在强化的色彩以及不断变化观看方式和视觉空间。他表现得仿佛闯入艺术世界的一个“黑客”，享受着智力优越感。

1964年，霍克尼第一次到洛杉矶就着迷了，决定从英国移居加州。“阳光、海水和性”开始进入他的绘画。他用丙烯画画，拍摄宝丽来照片并进行拼贴创作，画了第一批“游泳池”系列。那些泳池里的漂亮身体都是他的同性爱人，画家用令人目瞪口呆的蓝色水波和网状光纹抚摸他。在《一个艺术家的自画像》里，穿红色西服的男子站在泳池边，盯看泳池里的裸体男孩，就像画家本人，迷恋着把男人身体放在水中的景象。《水花》里通体透明的明媚，则是他送给同性恋者的一个乌托邦。

大卫·霍克尼1966 年的画作《比弗利山庄的主妇》曾创下“二战”后艺术品拍卖纪录

70年代他开始挑衅传统肖像画风格。1971年，他画出了《克拉克夫妇和宠物猫帕西》（Mr and Mrs Clark and Percy），画中人是他的设计师密友克拉克和新婚妻子。这幅画现在被人视为“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之一”。之后他用相似的画面结构方式，创作了《我的父母》。他的色彩越来越大胆，风格却变得简朴。那时他不到40岁，已经获得盛名，“足可媲美任何在世的艺术家”。

在那之后，霍克尼开始挑战摄影，宣称摄影从绘画而来，也将回归绘画。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艺术生涯的一个巨大扭转——不再用摄影的观看方式来观看世界。他像个游戏高手，尝试各种绘画媒介和风格，毫不在意艺术界的评价。他设计舞台布景和演出服装，用复印机、激光扫描和传真机来画画，用苹果电脑的Ossis程序创作了第一张电脑素描并打印出来展览，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对一切能够做出图像的技术都感兴趣”。

2009 年，大卫·霍克尼将巨幅风景画作《沃特附近较大的树》捐赠给英国泰特美术馆。图为艺术家在他自己的作品前

进入21世纪后，霍克尼成了艺术史上真正可怕的“黑客”，几乎就要彻底改变人们看待艺术史的维度：1999年，他发现早在15世纪，在照相机发明之前，古代大师们就使用镜子、透镜和其他光学设备来画画。他因此停止两年绘画，专心来推演和撰写自己的研究，并在2001年正式出版了该书，书名叫《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西方绘画大师的失传技艺》。他在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和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就自己的发现做了演讲，与BBC合作拍摄了同名纪录片，结果十分轰动也备受争议。虽然他只是想要讲述对于光学投射和绘画的秘密关系，却难免被某些人视为揭开了大师们身上的“皇帝新衣”。不过，这本书也为他赢得了更多年轻艺术家的喜爱。

2005年，他搬回英国东约克郡定居，再一次令艺术界惊讶地开始回归英国风景绘画。他在布里德里顿买下一栋老屋，10年来画遍了约克郡乡村的各个角落。

大卫·霍克尼iPad 画作：《春至沃德盖特树林，2011 年1 月8 日绘于东约克郡》，纸上印刷

2010年，霍克尼对法国17世纪画家克劳德·洛兰（Claude Lauren）的一幅画作《山巅上的布道》（Sermon on the Mount）有了不同寻常的兴趣，就像毕加索曾长久痴迷于研究17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支的《宫娥》，区别在于：《宫娥》是委拉斯凯支的晚期名作，而《山巅上的布道》虽然收藏在美国弗里克美术馆，却少有研究者关注过。霍克尼告诉朋友马丁·盖福特（Matin Gayford），他将以洛兰的布道主题来创作系列变体画，这也是毕加索曾经做过的：他用《宫娥》为母题，总共画了45幅变体画。很快，就在2010这一年，霍克尼完成了用30张画布拼接的大幅油画——《更大的信息》（A Bigger Message），还是洛兰画中的山巅布道场景，霍克尼借用了令他着迷的关于仰视的空间营造，但色调和色彩是全然霍克尼的：他把黝黑的山体变成了炙热的红色，四周是绿得难以置信的森林，蓝得难以置信的海水。霍克尼单纯而戏谑地处理视觉和变体，洛兰画里的宗教布道圣地，被他绘得好像洛杉矶的太平洋海岸度假地一样新鲜欲滴。

“什么是‘更大的信息’？”我问。

《春至沃德盖特树林，2011 年3 月18 日绘于东约克郡》，纸上印刷

“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霍克尼回答得虽然有些许调侃，但无疑他相信，这是一幅可以向未来传递信息的画。

不过，让他再度成为艺术界话题的，不只是他用几十幅画布拼接起来的巨大风景画、以九个摄影机同时“绘画”的散点透视实验，老先生用iPad绘画和艺术界所做的游戏尤其让人意外。

4月18日在佩斯北京画廊开幕的展览“春至”，就全部是78岁的霍克尼用iPad所作的绘画，记录东约克郡从冬至夏的风景。这个展览曾于2012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示。那些色彩用鲜艳这样的词语已经无法讲述，那是他“看”到的和他人不同的一个世界。“将生活与轻松愉快的新鲜味道融入了树木深处，使之变得迷人可爱”，英国画家康斯坦布尔对洛兰的评价，挪用过来放在霍克尼身上也毫无差池。

霍克尼的想象总是和他同样强悍的自信搭档，经他描述就成了魔幻现实。比如，他相信凡·高如果生活在当代，一定会像他一样，用iPhone画素描，然后在每个早晨，将画作发送到弟弟提奥的收件箱里。他在5年前第一次拿到一个iPad，立刻发短信告诉盖福特，在iPad上作画是比用iPhone大多了的乐子，“凡·高会喜欢这个的，他还会用它写信”。继而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盖福特，如果有了iPad，毕加索也会喜欢得发疯。

他当然要和我们讲述中国，他1981年的《中国日记》之行，以及1986年如何与一幅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画相遇。

1986年，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馆看到《乾隆南巡图》时50岁，中国传统中是“知天命”的年纪。一年后，他和菲利普·哈斯（Philip Haas）合作拍摄了影片《与中国皇帝的大运河一日游，或曰表面即错觉而深度亦然》，他撰稿、导演，并出演了那个讲述者的角色。作为对《乾隆南巡图》的参照，霍克尼在影片中谈到了意大利18世纪画家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画作：《从西南眺望圣马可广场》。仍然是他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的观点：“有人说意大利的绘画是从一个窗子向外看，但我要问：你在哪儿？你在屋子里面。中国风景画的视角要大得多，你可以走出去，在其中穿行，对我来说这是更好的想法。窗户是摄影，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打破窗户了，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78岁的白发霍克尼打开他的iPad，播放出旧片，邀请我们盯着视频里那个48岁的金发霍克尼，专心看了五六分钟。

也许我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

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我采访过一些和你年纪相仿的有名艺术家，他们讨厌像大众一样被技术控制，比如会强调自己用胶片而不是数码，或者不上网不发短信。你却很不一样，用iPad画画，短信发得像年轻人一样顺溜。

大卫·霍克尼：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用新技术，在美国或在英国，一个78岁的人不会喜欢这些。但是所有艺术家其实都在用技术，就像我说的，毛笔、纸张、铅笔都是技术，而iPhone不过是一种更新的技术。我对所有能做出图像的技术都感兴趣：照相机、传真机、iPad……任何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什么新事物是你抗拒的？

大卫·霍克尼：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东西。确实，会对某些技术没那么好奇，因为我喜欢的只是能做出图像的技术。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我对摄影感兴趣，有些艺术家不喜欢，但我认为应该懂得摄影术。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摄影发表过很多“不好的”看法。有没有摄影家朋友与你争论？你也认识大师卡蒂埃-布列松，他说过什么？

大卫·霍克尼：布列松所处的时代是摄影的时代：上世纪20年代以后相机变小，光被发现，照相不需要三脚架了，可以在大街上拍了。1975年左右他基本结束摄影生涯，也就是那个时候计算机进入生活，改变了很多领域。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布列松，因为我们不可能再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摄影。

布列松只拍摄而从不剪裁照片，他也不赞成剪裁，但如今几乎每个人都会剪裁甚至“操纵”照片——我想指出，“操纵”是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有的。基于化学工艺的摄影时代持续了大约170年，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处于新时代了。我说过，洛杉矶时期（指他自己住在洛杉矶的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会因为一个摄影师把两张照片拼接到一起而开除他，但我认为现在不会了。一张照片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它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表示怀疑。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昨晚（我在中央美院讲座时）人山人海，都在拍照，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每个人都在改变摄影，摄影也需要这种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坚持绘画这点上，你又好像很念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艺术界大有抛弃绘画的潮流，装置和行为才是人们追逐的先锋艺术。那种气氛对你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你也因此有过困惑？

大卫·霍克尼：没有。我只对图片（picture）感兴趣。我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图像（image），而不是装置和行为。行为是现在时的，剧院是现在时的，但图像不一定是。

时间是巨大的谜。我现在意识到我会走向死亡。我年轻的时候认为一切永恒，所以才会吸烟。但当我到了78岁，我意识到自己将会在某个时候离开人世，因此我努力多干活。艺术家老了之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待在工作室里，每个艺术家都这样，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我比20年前工作得更努力，画得更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问过你，如果邀请5人共进晚餐会有谁，你当时将毕加索放在了戈雅、伦勃朗、米开朗琪罗和歌德之前。为什么？

大卫·霍克尼：我认为毕加索是非常独特的艺术家，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他留下的作品数量巨大，非常巨大，他所达到的成就直至现在人们也还在不断发现中。去年10月我去纽约，看了1200幅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作。我还看了大都会博物馆关于毕加索和立体派的展览，包括胡安·格里斯（Juan Gris）、乔治·布拉克（George Braque）、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eger）等等。是的，如果让我排，我把毕加索放在第一位。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有一种评价——大概你也听说过——认为毕加索被20世纪艺术史“严重地神话了”。

大卫·霍克尼：我从不认为他被高估了。也许有人这样看，但我不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拜访过他吗？1973至1975年，你曾在巴黎寓居过。

大卫·霍克尼：毕加索是1973年去世的，我那时确实住在巴黎，但他已经非常老了。我记得他去世那天，我正打算去见让·雷诺阿——画家雷诺阿的儿子、电影导演。我在开车去他那儿的路上，从广播里听到毕加索死了。我把消息告诉让，他说：“死亡是一件多么不毕加索的事情啊！”

三联生活周刊：杜尚呢，你怎么看他？

大卫·霍克尼：杜尚本身是个有趣的艺术家，但我不确定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是。我指出过，杜尚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是关于一个裸女在楼梯上的运动的图像，而毕加索结构画面的方式却是眼睛的运动，是关于你的移动、我的移动、视觉的移动。这有很大不同。就好比抽象艺术，我觉得中国人不再需要什么抽象艺术，因为你们早就有了，“文人石”就是一种抽象。对欧洲来说，抽象艺术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摄影。许多人认为摄影是终极真实，我不同意，我是少数几个不同意的人之一。我已经创作了一些新的观看角度并证明可行。我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终极真实”这种概念。

立体主义其实就是我们面前的东西，比如这张咖啡桌。摄影存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我”在哪里，当做出一个扭转时，你就更清楚自己的位置了。所以“透视”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在过去100年里还没有被充分讨论。上一回大讨论是1907年对立体主义，现在这个话题因为摄影的缘故被排斥了，但立体主义确是一种“透视”的技术。

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太多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盖福特（Matin Gayford，《更大的信息：大卫·霍克尼谈艺录》作者）说，长时间的观看是你人生和艺术的两大乐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观者？热情的、挑剔的，或者有更确切的描述？

大卫·霍克尼：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但我确实仔细审视过自己是如何观看的，这对我很重要。我正在读劳拉·J－斯奈德的这本书：《观者眼中的风景》（Eye of the beholder），她讲到观看视角的再发现。我觉得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太多东西，他们只关心前面有没有障碍，确保自己可以正常行走。我不认为他们是在仔细观看。

我确实是个喜欢“看”的人，看任何东西都感到兴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坐公交车我会爬到二层，跑到车厢最前排，就为了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二层总是烟雾缭绕的，可我不在乎。现在我很聋了，但没关系，能看就可以。我也不听音乐了，因为听不清了，音乐从我生活中消失了。但没关系，我脑子里有好多音乐。我还可以画，绘画总是有价值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常去博物馆吗？

大卫·霍克尼：是的。在纽约的话我会去大都会，也有其他很多博物馆，常去。我喜欢看各种图画。待在洛杉矶的时候，我除了看展览就不怎么出门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来北京，你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人说，30年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乾隆南巡图》是你“一生中最兴奋的一天”。这话听起来有点戏剧性。这件画作对你真的这么重要吗？

大卫·霍克尼：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不同的绘画方式。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整个卷轴展开有72英寸，我用了3个多小时观画。里面所有人物都是非常微小的个体，居然其中还有肖像，对我来说真是极精彩的体验。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礼曾在电视上全天播放，但它并没有带你走进小街小巷，而从这个卷轴上你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小店铺，卖帽子的、卖饺子的……我在想，有什么作品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呢？我没找到。至少有3000个人物在里面，当然我没有一个个去数，但它是巨作无疑。

三联生活周刊：在昨天的讲座中，你还谈到中国绘画没有阴影，原因是中国有瓷器但没有玻璃，所以没有“光学器材”。

大卫·霍克尼：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包括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戈（Neil MacGregor）。我告诉他的时候，他说：“天啊，是真的！”中国、日本、印度的绘画里都没有阴影。为什么阴影只存在于欧洲绘画中？因为投射——通过光学器材你可以看到影子，也可以忽略它。说有个耶稣会士到中国给皇太后画像，太后看了之后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左脸的颜色跟右脸是一样的。”太后不理解为什么她的脸被画得不一样，其实是阴影效果。在16～17世纪的欧洲绘画中阴影普遍存在，我现在知道了，那是来自光学投射。

我一直尽力在爱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en Freud，已故英国著名画家）是老友，但打扮很不一样。他不太注意穿戴，而你总是穿着很得体。

大卫·霍克尼：高傲的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他给我画像的时候速度很慢，因为他喜欢边画边聊八卦——都是一些熟人的小八卦，很搞笑，我会不断被他逗乐。而我给人画像的时候从不说话，所以我为他坐了120个小时，他只需要为我坐3个小时。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画过很多自画像，还会继续吗？在你看来，大画家为什么都爱给自己画像？

大卫·霍克尼：我会继续的。我常给自己画像，是因为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人在端详自己的时候，通常是笑不起来的。当我盯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我看见的，和你们看见的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到现在的年纪，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大卫·霍克尼：我没有孩子，这多少有一点遗憾。但我不怎么回看过去，我活在当下，所以也没什么太遗憾的事。我接纳自我，也创作了很多东西，并将留存于世。我算不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没有达到毕加索的高度，但我一直在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害怕过什么吗？

大卫·霍克尼：我觉得，人怕的就是缺失爱，对吧？我一直尽力在爱。我爱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我活在一个还不错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有过很多战争，我生在1937年，“二战”快要开始，但那时我还小。而我母亲经历了整个世纪，1900～1999年，活了99岁，她的前半生很艰难，后半生要轻松一些。我后来离开了欧洲，远离战争专心创作。

（感谢张宇凌对本次采访的帮助。实习记者王紫祎对本文也有贡献） 画家艺术创作美术摄影宫娥霍克尼访谈大卫·霍克尼三联生活周刊大卫霍克尼毕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