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气质的变与不变

( 成都方所书店总顾问廖美立 )

新与旧

11月底，成都方所书店的开业，成为时尚青年中的一件大事。它所在的太古里商区还没有完全投入运营，但好奇的人们已经慕名而来。

从大门进入方所，便仿佛被投入了黑洞。正面墙上投影着水墨动画，不像商业空间，更像进入了一个艺术馆。再往里走，眼前一亮，一个狭长、高挑的空间里，看不到尽头，左右两侧不对称的巨型多棱柱，每一根柱子的切面都姿态各异，杏色的外立面跟柔黄色的灯光相呼应，给人一种奇异的、藏经洞的感觉。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义“方所”。最外面是服装展示区，摆放着老板毛继鸿和其他品牌服装的设计作品。穿过服装区，是店里面积最大的、三层错落的图书区域。每个部分由斜坡和廊桥相通，走在其间，看到装帧精美的书籍封面、电影海报和翻开的画册，像一个书架搭建的园林。而与图书区相接的部分，陈列着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设计师的茶器、酒器和其他生活艺术品。再往里走，是两层楼的咖啡馆。方所的总顾问、有书店女王之称的廖美立告诉我们，方所就是一个以图书为中心的文化组合。

为了吸引爱好新鲜的年轻人，方所在细节上也设计了腔调。只要进入到方所，手机就全部失去了信号，这是为了保障读者安静的阅读环境而设置的屏蔽。同外界联系只能通过Wi-Fi。连接左右两侧的廊桥扶手是按照iPhone6的长度设计的宽度，略有倾斜，上下有卡槽，可以方便地把手机或者iPad mini放在上面。地面的灰色水磨石里镶嵌了细细的铜条，做出星系运行轨道的图案。

( 11月方所书店开业是成都年轻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3年前，方所在广州开了第一家店，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地标。成都是它进入的第二座大陆城市。

“成都有非常好的文化氛围，有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还有很多的作家和画家，每年音乐活动和画展比广州都要多。”廖美立说。在研究了成都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后，诗歌与音乐被设定为方所今年文化活动的主题。三支英国乐队将在近期进行现场演出，台湾最著名的诗人洛夫和作家张大春也将举行讲座。洛夫曾经创作长诗《杜甫草堂》，他选择了一个读来不太顺畅的演讲题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以诗》。

( 站在九眼桥上眺望锦江夜景 )

廖美立看重成都的创造性，她说：“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那么多神奇的文物，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充满想象力的城市。所以我们做了大胆的设计，希望从这片古老土壤里发育出新创意，并且能把最时髦、最漂亮的人吸引过来。”

距离“方所”不远，同样定位于时尚青年的“无印良品”，即将在成都开出大陆的第一家旗舰店。在成都店内，不仅出售无印良品的家用电器，还包括自己的特色餐厅——“素之食”。依据无印良品的观察，北京、上海等城市虽然拥有强大的购买力，但居民大量的财富被用于投资，可支配收入可能还不及成都。而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成都被零售商认为是中国最懂得生活的城市。

( 11月是成都晚秋时节，银杏正黄，红栌正红 )

无印良品邻近的国际金融中心（IFS），是成都目前最时髦的消费地标，它刚开业还不到一年。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并非扎堆的奢侈品，而是外墙上那只努力向上攀爬的“熊猫”。“熊猫”名叫“I am here”，15米高，重13吨，由3000多块三角构件构成。它仿佛一个淘气的闯入者，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都市中心，然后惊慌失措地爬上品牌店的外墙，最后在7楼平台上露出充满错愕的脸。

这件作品出自现代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Lawrence Argent）之手。多面体的动物巨型装置，几乎就是劳伦斯的创作标志。他曾在美国各地留下数件闻名的巨型艺术装置，2005年为美国丹佛会议中心设计了蓝熊（Blue Bear）；2011年为美国萨克拉门托机场创作的公共艺术装置“Leap”，则是一只巨大的红色兔子，正从窗外跃入“旅行箱”；今年他的“熊猫”已经成为成都新景点。

( 外国朋友也喜欢去成都泡茶馆掏耳朵 )

这些更新、更酷的消费场所与地标，正在颠覆人们对成都的经典印象。在某些方面，成都的活力与创新甚至超越了国内一线城市。现代艺术与商业文明的结合，令这座城市拥有了一种魔幻气质——前卫、时尚、炫目而无法定义。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成都。

然而，当我们走出耀眼的国际金融中心，用两分钟拐一个弯，站到大慈寺门口，那个安详、和缓的老成都又回来了。每个清晨，袅袅的青烟从古刹内升腾而出，弥散在晨雾中。寺庙内的茶馆便坐满了熟客，竹椅、木桌、盖碗茶，一切还是老样子。和煦的阳光从天井内洒落，茶续了一碗又一碗，“龙门阵”还没摆完。午饭时候到了，可以叫一碗6元钱的素面。这让我想起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的观察：“生活那么简单，环境又那么良好，良好得使你走向慵懒的路上去。真的，那儿空气也像富有弹性似的，整天都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这种情形尤其是坐在茶馆里的时候，更能深切地感受到。”

( 《星星》诗刊现任主编梁平 )

大慈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玄宗避祸成都，见到佛教徒于闹市中施粥救济难民，深受感动，便下令修建大慈寺，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寺庙的鼎盛时期，规模超过了1000亩，占据了半个东城，是全国最大的庙宇。现在无论周边的太古里还是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原先大慈寺的范围。

1000多年来，大慈寺历经沧桑。吴道子、李升、黄筌的华美壁画早已从墙上消失，但作为日常生活的载体，大慈寺却依旧顽强存在着，不卑不亢。它与周边那些现代的、全球化的生活元素混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古老与现代，本土与国际，固守与前卫，这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元素，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存，互不干扰。宽容的特质，让这座城市拥有不断丰厚的底色。全球化时代的成都就像一只万花筒，丰富而绚丽。

( 杜甫草堂一向被视作中国诗歌的精神圣殿 )

山水之韵

11月，成都就可以赏雪了，不在武侯祠，不在浣花溪，而在西岭。

( 在“草堂一课”上，宋鑫教孩子们制作拓片 )

缆车在乳白色的浓雾中缓慢爬升。西岭半山的秋雨淅淅沥沥，看不到停的迹象。淡淡的云雾飘浮在半空，仿佛触手可及。随着海拔上升，缆车外的雨，渐渐变成了雪花，顺着窗缝飘了进来，打在衣服上，发出噗噗簌簌的声音。浓重的雾气，凝结在枝桠上，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树挂。高大的冷杉、松林都被冰雪覆盖，仿佛一队队的武士矗立在山坡上，白衣白甲，威风凛凛。

身在西岭之中，自然会想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大概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诗句。1300多年前，杜甫寓居成都草堂，西眺远郊，看到矗立天际的雪山雄姿，写下了此千古名句。西岭雪山也因此而得名。

( 草堂中的杜甫像 )

西岭主峰苗基岭海拔5300余米，终年白雪覆盖。成都市内天气好的时候，可一览无余。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著散文《芙蓉城》，其中说城内望西岭雪山，“犹如在瑞士望阿尔卑斯山的雪影一般光洁”，令人神往不已。

一年一度的秋风照例染红了山坡下的红叶。11月中旬，进山一路已是多彩绚烂的世界，红的红，黄的黄，浮光耀金。坐缆车上山，便又是一个粉琢玉砌的冰雪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段缆车的爬升高达1000米，运行全程需要40分钟，是目前亚洲最长的观景缆车。

( 成都邛崃自古就是著名的陶瓷产地 )

登上海拔3100米的红石尖，恰似登上天然的观景台，西眺主峰，气势磅礴，银光闪闪，如玉龙横亘天际。旭日东升，雪山顿时被染成金黄色，万道金光，洒遍群山。白沙岗一带，西部为青藏高原气候，东部为盆地气候，两种不同气流在此相遇，形成了一边是晴空万里，浩翰蓝天，一边是云蒸雾绕，朦胧世界。举目东望，平原漠漠。繁花似锦的成都城就隐现于烟云之中。西岭雪山上还修有世界上距离赤道最近的高山滑雪场，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冰雪爱好者可以来此一展身手。

现代交通与工程技术的发展，拉近了城市与雪山的距离，丰富了成都的景观体系。从市区出发，到山脚下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一早还是熙熙攘攘的街市，中午便可登临雪山。杜甫当年只能看山，现代成都人已能亲近雪山了。他所描绘的意境，已经被拉近到身边。今天的成都拥有更丰富的景观资源，是距离高海拔雪山最近的大城市，既有“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也有“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

( 明月窑按照邛窑传统工艺制作的瓷器 )

雄奇的高山直接影响了四川文化的形成。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魏学峰先生告诉我们：“对大山的崇拜便是古蜀人的一种文化特征，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就是祭拜大山的礼器。这便使四川文化有一种神秘性。”对于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来说，成都西部的高山更带来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些山既有北方之雄又有南方之秀，兼之雾气浓重，便形成了充满灵性的特殊景观，如画家傅抱石所说：“如果说画不好山水便枉对了四川。”

魏学峰讲起黄宾虹先生在青城山写生，看见群山苍翠，树木繁茂，找不到山石肌理，就无法用“皴法”。突然大雨瓢泼，青城山变得越来越黑，最后竟然看不清楚了，黄宾虹便悟出了“积墨法”——以墨层层堆积——去描绘山水。“于是黄宾虹在青城山作画，白天不去看山，而是晚上去，只看山的剪影。他不再从物态的方法去观察山，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山水，因而画作更具有整体性。”无论关山月还是傅抱石，很多著名画家都是看了四川的山之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画法。

( 华西坝曾是成都最洋气的地方，也是成都了解世界的窗口 )

走遍世界的张大千，晚年常说：“万里江山频入梦”、“看山还是故山亲”。这恐怕已不仅是思乡之情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创作感悟了。

从雪山归来，成都还是晚秋时节，银杏正黄，红栌正红。三圣乡的千亩荷塘空旷而寂寥，游人不多，便显得自然拙朴。几只白鹭，鸣叫着，从湖面掠过，带起一层涟漪，它们甚至在木质的廊道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当起了此地的主人。离此不远的白鹭湾，是一片新开出的湿地公园。成都近几年加快了环境与生态建设，沿城市一周逐步修建了湖泊、湿地和绿廊，既保护环境又增加了城市景观。1500亩的白鹭湾就是其中之一，一条自行车骑行道，沿湖蜿蜒展开，另一侧是花海梯田。每到周末，这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 宽窄巷子里的成都茶艺 )

在白鹭湾，整个生态湿地都以活水贯通和连接，景观用水都是从生活污水净化而来。上游的水从陡沟河进入湿地后，要经过人工生态湿地的净化，再进入湖面。湿地内种植大量的芦苇、香根草、姜花、香蒲等水生植物，除对水质进行生物净化外，还兼具生态性、景观性，形成水草相依、层次丰富的湿地景观。

锦江两岸芙蓉花刚刚落去，杜甫草堂前的腊梅已开始结蕾。再有一个月，梅花便可次第开放，拉开新一年的花期。“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定都成都的后蜀皇帝孟昶，有一宠妃名叫花蕊夫人。传说她十分喜欢芙蓉花，于是孟昶下令成都城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锦绣。”后蜀降宋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夺入宫中。她很思念孟昶，画了一幅孟昶的画像，常睹物思人。宋太祖知道后，逼其交出画像，花蕊夫人不从，最后被赐死。后人为了纪念花蕊夫人，尊她为花神，成都也有了“蓉城”的称呼。

( 成都公园内沉醉于舞蹈中的人们 )

另一种说法则没有那么浪漫，当年孟昶是为了保护城墙而广植芙蓉。据考证成都城墙原为土城，四季雨水温润，土城易于崩溃，而芙蓉花树的根系发达，可以帮助固定土壤，繁茂的枝叶则可以阻挡雨水。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芙蓉早成为成都的象征——华美而高洁。清刘灏的《广芳群谱》中这样描述芙蓉：“清姿雅质，独殿众芳。秋江寂寞，不怨东风，俟命之君子矣。”菊花傲霜，但芙蓉开在其后，更耐霜寒，故又名拒霜花。唐代流落成都的女诗人薛涛有诗说：“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待到芙蓉花落，蜀地的秋天也就到了。芙蓉对薛涛还有更实际的价值，她用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了色彩绚丽又精致的“薛涛笺”，在文人中风靡一时。

现在的成都依旧是园林花卉之城，四季更迭，花事不断。一月看梅，二月看海棠、早樱和玉兰，三月看梨花、紫荆，四月看桃花、桐花，五月六月看栀子花，七月八月赏荷花、紫薇，九月桂花飘香，十月十一月芙蓉绽放，十二月腊梅跨年而开。

除芙蓉花外，成都名花首推海棠。成都种植海棠的历史非常久远，《太平寰宇记》说：成都“海棠树尤多，繁艳未开时如朱砂烂漫，稍白半落如雪，天下所无也”。唐朝诗人郑谷入蜀后，对成都美景极为心折，他写诗说：“却共海棠花有约，数年留滞不归人。”成都风物皆美，最牵动郑谷，让他流连不去的却是灿如云霞的海棠花。

关于成都的海棠花，还曾引出一段文学史上的公案。杜甫居住成都4年时间，咏遍百花，却从未写过海棠花的诗。王安石猜测是杜甫不喜欢海棠，梅尧臣认为杜甫忘了写海棠花，而宋代杨万里则以为杜甫没见过海棠花。后来《古今诗话》中推测，因杜甫母亲名为海棠，所以杜甫才避讳不写海棠诗。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较多的认同。

山水、城市之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心态与趣味。我们翻检资料时发现，历代吟咏成都的诗词，足有厚厚的两大册，名诗佳句不胜枚举。这些雄奇俊雅的自然景观，旖旎多姿的城市风情，构成了诗意成都的地理基础。

事实上，“蓉城”之名的形成，就是巴蜀人用地域文化美学改造自然的结果。即使如“忧患现实”的中州人杜甫，一旦站在成都街头，满眼皆是“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穿花蛱蝶深深，点水蜻蜓款款飞”；“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等美艳意象。壮怀激烈的陆游，在成都也会写下“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悠游之趣。

富足之美

张大千先生画《长江万里图》就是从都江堰开始画起的。

岷江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崇山峻岭中一路奔涌下来，在四川盆地的西缘，因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分流，进入无数沟渠，灌溉着成都平原上千万亩肥沃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民，因岷江水流的自流灌溉，水旱不饥，生活富庶。又因盆地四周高山拥护，山高皇帝远，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历史上政权更迭而生的兵祸较少，生活较为安定，于是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流经成都的岷江又称作锦江，在成都市区分为府河、南河，原来都是汉代以前的人工河道。从都江堰直到成都东边的龙泉山脉，扇形分布着无数由不同时代建成的灌溉渠道。这些密如蛛网、纵横分布的水道，千百年来日夜流淌，滋养着平原大地、万物生灵。它们被冠以各种名称，但却没有一条主流可以径直称作岷江。

农业时代，良好的气候条件与水利灌溉工程，造就了成都的富足。唐朝时便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大学邓经武教授曾和我谈起他小时候家乡的谚语：“天干三年好饱饭。”外人往往不能理解，实际意思是，即使天旱三年，成都平原也一样无灾荒之虞。

成都的历史上，虽有战乱兵火，但是局势稍一安定，便能迅速恢复元气，焕发出新的活力。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统计，四川占全国人口2.42%及田土数1.32%，却缴纳了3.62%的粮食。成都府是四川粮食生产的主产区，也是高产区，所占比例应该更高。到了清朝，四川稻米已经成为东南地区商品粮的主要来源。连年高产，导致米价极为低廉，根据清雍正五年（1727）的一个记载，当时3钱就可以买一石米（约60公斤）。来自成都平原的粮食转运至重庆，走长江运至汉口，直接影响了南方各省的米价走势，以致汉口市场“待川米来，而后减价”。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民国时期的旅行家薛绍铭曾写道：“大洋一元可购二十七八斤的白米，这是其他城市很少有的，但这还是大军云集的时候，若在平时，粮价当然更低落。”

良好的物质条件，使成都人自古便对高品质生活孜孜以求，进而产生了独特的物质审美观。这便是一种因富足而形成的趣味。

如成都自古便产美酒。因粮食丰足，就有了酿酒的可能。广汉三星堆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酒器，使成都酿酒历史至少可追至商周时代。汉晋时期，饮酒作乐已经成为达官显贵的日常生活方式。晋朝时期的左思，在《蜀都赋》中以浓墨重彩来表现当时成都宴饮，不仅场面奢华，还有音乐舞蹈助兴——“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两晋隋唐时期，成都酒的品种已经蔚为大观：如春酒、郫筒酒、青城山乳酒、临邛酒等。杜甫诗云——“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可见当时成都酒已闻名全国。酒店最繁华、最密集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锦江两岸及闹市区。唐代诗人张籍诗说：“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至今万里桥一带仍旧是成都餐饮、酒吧最集中的区域，喝的酒虽然不同了，但喝酒的地方没变。

“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善风流。”在李商隐的诗中，秦汉以来，成都就是一个诗酒风流的城市。酒文化赋予了成都一种浪漫不羁的气质与风范，形成了特殊的城市趣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佳话千古流传。所以五代时期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蜀之士子，莫不酣酒，慕想入涤器之风也。”

物质的丰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尤以蜀锦精妙绝伦。今天看来，蜀锦已不只是一件商品，其精美、华丽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代表了成都的审美水平。

唐末陆龟蒙在《纪锦裙》一文中，详尽叙述了他看到的一幅蜀锦裙。裙幅长3尺，下宽上窄，下宽6寸，上减3.5寸。锦裙上，左边织20只鹤，每只弯曲着一条腿，口含着花枝，正要展翅飞翔；右边织有20只鹦鹉，耸着双肩，展开尾巴。这两种鸟大小不一，交错配置，中间隔着花草、界道。“其中微云锁结，牙以相带，有若驳霞残红，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涂染，云隐崖岸，浓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别，及谛视之，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非绣非绘，缜致柔美。”

也就是说，这条锦裙上点缀着极细致的彩色闪光的亮点，好像空中各色云霞和西斜的残月，又像飘动的轻烟和下落的云雾。近处，路边长满了青草；远山，雄壮得像横空而出。这种织造技艺，真算得上是“神乎技矣”！陆龟蒙细致观察后认为，这幅蜀锦裙“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陆龟蒙大约去世在公元881年，上推300年，正是南北朝之末的隋代。而此蜀锦裙，历300年而光彩照人华美依旧，令人叹为观止。

蜀锦的制作工序，是先把丝线染成彩色，然后在织机上织成精美的丝织物，最后在锦江中漂练定型。不绣不绘，仅凭织造前染色，如何制成如此繁复的图案？今人已很难理解，而唯有赞叹。

还有川菜，也是物质审美在民间趣味上的集中体现。成都是一个格外讲究吃的地方，特别是在不太平的年代里，成都人还忙里偷闲地发明了若干种吃的方法，不得不说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成都平原物产丰富，食品的原料品种也很多，在杨为宪《浅谈成都的蔬菜》一文中考证，19世纪初，成都的蔬菜品种就约有57个，到1910年，发展为113个。农业的发达为川菜的形成提供了强力支持。

川菜的特点是清香醇浓并重，以清鲜为上；广集民间风味，以麻辣兼备见长；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以干烧干煸、爆火煎炒驰名；刀工刀法讲究，造型赏心悦目。川菜强调“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既有物美价廉的大众菜：回锅肉、宫保鸡丁、水煮肉片，也有高档名菜：孔雀开屏、百花江团等。仅凉菜，就有蒜泥、红油、酸辣、麻辣、咸甜、糖醋等多种风味。

有趣的是，川菜的形成，实际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期完成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记者的车辐先生回忆成都的吃，活色生香，如一段贯口相声：“荣乐园的汤（加上蓝光荣的白案）、枕江楼龙元章的脆皮鱼、静宁的填鸭、哥哥传的坛子肉、蜀风的凉粉鲫鱼、广寒宫的豆瓣鱼、竞成园的芙蓉鸡片、颐之时的开水白菜与白汁鱼唇、耀华的西餐、撷英餐厅的北方大菜、明湖春的葱烧海参，还有四五六的江浙味、冠生园的广东味，各显其能……”时局动荡，但并没有影响成都人对美食的追求，相反，川菜却因社会变迁得到了大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和特色。

无论美酒、美食，还是蜀锦、蜀绣，共同昭示了成都气质中的物质趣味。这是一种浓烈的、华美的、精致的、享乐的、欢快的、现世的、自由的、温文尔雅而又充满激情的审美特征，它与儒家伦理中的克制、简朴、强调秩序与约束的价值观迥然不同。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千百年来，这种审美特征从未消失过，成为成都气质的一种底色，以不同形式呈现。

事实上，“锦城”的得名便体现了这种富足之美，它是成都人在物质形态上刻意追求极致美感的结果。

诗意的延续

燕鲁公所除了留下名字，

什么都没有了，青灰色的砖和雕窗，

片甲不留。曾经隐秘的光鲜，

被地铁和地铁上的八车道的霓虹，

挤进一条昏暗的小巷。

都市流行的喧嚣在这里拐了个弯，

面目全非的三间老屋里，

我在。在这里看书、写诗，

安静得可以独自澎湃。

几个月前，《星星》诗刊现任主编梁平写下了上面一段诗，诗的名字就叫《燕鲁公所》。

今天的燕鲁公所只是一条不到一百米的小街。在清代因建有河北、山东两省移民的同乡会馆而得名，成为当时官员们迎来送往、大摆筵宴的场所。现在，梁平就住在那条街上，是成都市作协的宿舍。

今年初，梁平开始创作他的组诗——“成都词典”。他把成都的一条条街巷，一处处古迹都当作了诗的主题。他写《少城路》：“日久天长随了俗，/皇城根下的主，川剧园子里的客，/与蜀汉的竹椅上品盖碗儿茶，喝单碗酒，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他写《九眼桥》：“一座桥九只眼睛，/没有哪一只是真的闭上了，/一览无余。”最有趣的是他写《红照壁》——原先官员们到皇城朝拜藩王的停轿驻马之处——将自己穿越到过去，作为“文武百官里最猥琐的那位”，亲眼看着改朝换代，繁华落幕。

“天下诗人皆入蜀。”历史上成都已留下了太多诗人的吟咏与题跋。梁平所作的，是用现代诗歌与即将消失的老成都对话，打捞起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地方，有的尚存遗迹，有的仅剩下一个地名了。他并非怀旧，而是希望用当代诗人的感受，赋予城市更多的诗意，让美好的意境保留下来。

梁平工作的地方就在燕鲁公所的对面——红星路二段85号，《星星》诗刊的编辑部。对很多热爱诗歌的人来说，那里就是一座殿堂。这本文学杂志创刊于1957年1月，与国家级的《诗刊》同月诞生，是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当时的编辑部就在这里，门牌号为布后街2号。无论历史还是现代，成都都因诗歌而闻名，是一座诗歌的重镇。

2002年，梁平来到这个大院上班，任《星星》诗刊的主编，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他曾经写了一首诗，题目就是《成都：红星路二段85号》：“站在窗口，看得见天上的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还有一颗，是诗歌……”“这个地方总使人想起某个车站/有人离开，又有很多人走来/那张车票可以受用一生/从布后街2号开始，诗人的庙堂/在这里。但从来都没有佛/门牌改变了，诗歌还在，永远……”

“诗歌是成都的品牌，是诗人辈出的地方，老一辈的有流沙河、孙敬轩，80年代诗歌热潮中崛起的有欧阳江河、李亚伟、翟永明等，在他们之后是李龙炳、瘦西鸿、吉木狼格等。”梁平说，“天府之国四面埋伏的隐约与温润，日复一日云雾包裹的神秘与诡异，让这里的每一个人多愁善感，滋生无穷的想象，内心蓬勃而骚动。成都是一块适合诗歌和诗人生长的沃土。”

梁平今年59岁，上世纪70年代下乡插队时，他在《工地战报》上写了一首诗：“层层梯田铺稿签，滴滴汗水写诗篇，贫下中农创大业，公社处处涌诗泉。”被《四川日报》的记者发现并推荐发表，梁平由此走上了诗歌之路。当时他包里揣着两本书，一本是杂志《红旗飘飘》，另一本是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严冬通红的鼻子》。

来成都前，他在重庆市文化局工作。《星星》经过全国甄选，最后希望他来当主编，梁平便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他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星星》发起的“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这10人当选。当年12月，《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星星诗歌节”。10位当选诗人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在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白天，诗人们在四川省作协的大楼里开会，会议室的门被严把着，门外挤满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几个窗户也被人群堵得满满的。梁平作为文学青年，也专程从重庆赶来，参加这次诗歌的狂欢。晚上的颁奖典礼在市文化宫举行，观众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那一晚梁平挤在亢奋的人群中，他听到人们不断高喊：“诗歌万岁！诗人万岁！”

其实梁平知道，那个为诗歌疯狂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了，但他并不认为诗歌与诗歌精神应该萎缩。《星星》诗刊多年来都在思考自己的社会定位，“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让高雅的诗歌走进寻常百姓家”，梁平认为这才是《星星》存在的价值。他对《星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一本杂志拆成每月三本的旬刊，主题分别为原创诗歌、诗歌评论和散文诗。他还组织文章，对现代语文教材的诗歌篇目进行讨论。

“成都本身就是温婉而缓慢的，诗歌也是如此。”梁平说。刚来成都的时候，他就发现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即使搬运工、三轮车司机在广场休息等活的时候，也会认真地看报纸”。现在成都恐怕是全国诗歌活动最密集的地方，活跃的诗人就有100多人。“白夜”酒吧是一个诗人群体，以四川大学为核心的诗人则以“九眼桥”为旗帜。

“鸟过留痕，时过留诗。有诗在，时间是可以翻阅的。”梁平喜欢这样的说法。有诗的城市，魅力无穷。

“雅趣”之承

每天早上9点多，杜甫草堂晨练的老人们还未离去，一群孩子就会叽叽喳喳地涌入草堂的仰止堂，找到座位后，开始等待上课。仰止堂原为草堂寺塔院，是一处书院式建筑，空间高敞，古朴典雅，室内还配有文徵明的草书以及唐伯虎的行云流水图。

今天的课程是拓片制作。宋鑫和区萍已经准备好了上课的教具：两块刻有兰花的石板、四个拓包，一些宣纸和墨水。润纸、刷纸、固定、吸水、拓包上墨、拓印、取纸，宋鑫一步步演示下来，当她把一幅完整的兰花拓片从石板上揭下来时，孩子们鼓起了掌。“谁愿意上来玩儿？”宋鑫对孩子们说。下面反响很热烈，小手臂立刻举起了一片。

从2012年开始，杜甫草堂就在小学生中推广传统文化教育，名为“草堂一课”。每周举办4至5次，授课内容涵盖书法、园林、诗歌、绘画、茶艺以及拓片制作。这项活动在成都小学中深受欢迎，这个学期就有20多所小学参与进来。

宋鑫今年22岁，她和区萍都在杜甫草堂的文物修复部门工作。区萍是她的妈妈，母女俩从事同样的工作，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宋鑫主讲，母亲帮忙。在单位，宋鑫也会像其他同事一样，称母亲为区老师或区姐。

区萍1985年进入杜甫草堂工作。她的家原先在省博物馆大院内，有一次去博物馆古籍书画修复专家廖定一家玩儿，正好看到廖先生在做书画修复的工作，便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廖定一是成都书画装裱、修复领域的著名专家，50年代起便师从刘绍侯学习装裱修复。刘绍侯先生则是张大千的“御用”装裱师。从最基础的开始，区萍跟着廖定一用业余时间学习，慢慢地逐渐上手。后来，她又跟随草堂的修复专家张润生先生学习。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从1996年开始她便转入草堂文物修复室工作。

女儿宋鑫大学时读幼儿教育专业，小时候学过书法和绘画。受父母熏陶，她对古书画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她便去南京莫愁古籍修复中心进修了一年，后考入草堂工作。母女俩在一处工作。宋鑫感觉自己是幸运的，母亲学艺还是要靠师徒相传，而她可以直接去专业机构求学，少走了许多弯路。

但就技艺而言，古画修复装裱没有捷径可以走，也没有科技手段，都是沿袭了千年的手艺。不管是古画还是现代的名作，修复起来，过程都是一样。技术高低，全凭经验的积累，时间的打磨。完成一幅画的修复，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甚至数年。“这其实是一件比较枯燥的工作，必须要静下心来。对我也是一种修炼。”宋鑫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宋鑫和区萍都不会去工作，必须保持心静，摒除杂念，她们才能开始动手。

比较难的一道工序是“揭裱”，就是要把所有不是画本身的东西全部去掉，换上高强度且适合原画的纸张，原则是“拿得上去，取得下来”。修复师要用双手轻轻地一点点揭去已经破败不堪的古画原装裱层，揭裱完成后的古画，仅余薄若蝉翼的“画心”，像块丝绸一般柔软脆弱。这个过程往往要花去几个小时，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稍有闪失就可能损毁原作。外人看来亦觉如履薄冰，步步惊心。

宋鑫喜欢在草堂工作，愿意把这些古老的技艺教给孩子们，至少是一次启蒙。草堂不仅保存了老成都的气度、优雅与诗意，而且也是文化传承的接驳点。草堂本身就是一处活着的传统，是历久弥新的精神圣殿。

就如同草堂博物馆副馆长王飞所说：“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多不胜数。而没有其他哪一处建筑，像杜甫草堂那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文人的归属感、负重感和使命感，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如此长久地系念，让普天下的寒士们为之倾心和迷醉。明知它的原迹早已不复存在，古往今来仍然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执著地要来这里探一探那废墟上的掌故，寻一寻那衰草中的诗情，奠一奠那风雨里的诗魂。”

杜甫草堂不仅是文人们的朝拜之地，也是普通民众的聚会追念之处。成都人至今仍保留着“人日游草堂”的习俗。我国传统旧俗，把阴历正月初七定为人日。杜甫流寓成都之时，好友高适任蜀州刺史，常常资助杜甫。公元761年人日这一天，高适写下了《人日寄杜甫二拾遗》送给杜甫，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9年后，也在人日这一天，在湖湘一带漂泊的杜甫偶然中翻检到这首诗，此时高适已不在人世，杜甫痛感人事变迁，故旧零落，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以寄托哀思。诗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从此，高杜“人日”唱和的故事便传为诗坛佳话。

到了清咸丰年间的185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从外地返回成都，宿于郊外，等到正月初七，才到草堂题就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隐隐有以杜甫后来者自许之意。就在何绍基题过此联后，文人骚客竞相效仿，人日这天云集草堂，挥毫吟诗，瞻拜杜甫，寻梅踏春，久而久之，便成了成都的一项民俗，并延续至今。每年人日时，正值草堂梅花盛开，成都市民便扶老携幼至草堂凭吊诗圣杜甫，吟唱杜诗，赏梅祈福，并以梅花献祭诗圣。我国在春节拜祭诗人的雅俗，只在成都才有。

事实上，成都春节民俗之中颇多“雅事”：正月初一，成都人要去武侯祠祭拜诸葛亮；正月初三去东郊祭拜东君。但成都“祭东君”与别处有不同的含义，不是祭祀《楚辞》中的太阳神，而是纪念后蜀主孟昶的妻子花蕊夫人。陈慧权先生在《成都节令风俗之研究》中指出，因为“不敢于亡国后说是纪念她，便只好也诡言说是祭东君”。

早在清末，日本教习山川早水游览成都时，就感到这里自有与众不同的“雅趣”——“就近的成都而论，青羊宫开办的花市，草堂人日的参拜，四月八日的锦江放生会，祠庙园池的布置，盆景的赠答等等，要发现他们的雅趣，这些都非看不可。”

这种“雅趣”已经成为成都气质的一种，反映在年俗礼节、言谈举止中，就像罗念生先生在《芙蓉城》一文中所写：“燕京城像一个武士，虽是极尽雄壮与尊严，但不免有几分粗鲁与呆板；芙蓉城像一个文人，说不尽的温文，数不完的雅趣。”

杂文家何满子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写成都人文雅的特征，称成都人最喜欢“掉文”。比如，两位老妇聊天，议论某人，其中一个鄙薄她们所议论的那人“穷斯滥矣”。这便是《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妙用。别的城市，墙上不许招贴，就只写上“不准招贴”，而成都却要文绉绉地写上：“此处不准招贴，君子务须自重！”

这种街头告示的文雅，今天仍能看到。比如在成都，很多公共场所的出入口指示牌这样写：“出口由此处去”，读起来有韵味，弱化了标牌的生硬感。而在别的城市，只会贴个大大的“出口”标识，再画个箭头或写个英文。

成都之“雅趣”在口语中表现得更为丰富。比如成都谚语之多，一般应用之广，也为他地所不及。普通人常用谚语讲话，一缕一串，生动风趣，如“电灯点火，其实不然（燃）”：“矮子过河，你是淹（安）了心的”。还有些谚语别处很难听到，技术含量非常高，比如巧用三国人物，“张飞朽（挖苦、鄙薄）关公，你哥子莫红脸嘛”。

和成都作家颜歌聊天，她随口说了句成都话——“清风哑静”。追问，才知即是“安静”之意。

生活的艺术

汽车从成都出发大概一个多小时，在山间浅丘转了几个弯，便到了明月村。

明月村是个好听的名字，在市区西面的蒲江。村里有个烧制陶瓷的明月窑，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现在明月窑的主人是个叫“扫云”的女孩。扫云爱茶，她读南宋审安老人著的《茶具图赞》，其中一款茶帚名为“扫云溪友”，因喜欢这个名字，便经常用“扫云”这名字写文章，“扫去心头浮云”。后来，朋友们便都叫她“扫云”。

去年，扫云和朋友们把明月窑租了下来，在周边“种”了几座房子。平日里，烧制瓷器，种菜、养花，周末招待一些朋友，安排素食，喝茶发呆。房子有两间，都是川西最常见的样子，原木梁柱，黑色的鱼鳞瓦覆顶。内部空间高敞，摆了搁架，放置烧制出来的瓷器。另一间布置为茶室，窗明几净，案几上摆着插花。房子的后面，是户外凉棚，棚下有长桌椅，新摘下来的蜜桔、柚子连同枝叶一起码放在桌上。门前一条小路通往后院，路边种了芙蓉和大芭蕉。后院就是明月窑，还有一间泥草房作为工作室。院外是果园，正是收获时节，金黄的橘子挂满枝头。

扫云招待我们坐在凉棚里，一边喝茶一边吃橘子。周末来这里玩要提前预订，最多只能接纳20人。扫云有个要求，就是不要打牌。

扫云曾在北京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来成都做志愿者，便定居了下来。“成都人会生活，是个能把生活过成艺术的地方。”扫云解释她的选择。她曾经在景德镇学习了5年烧造陶瓷的技术，还做了自己的品牌“扫云轩”。在看过明月窑后，她就决定租下这里，建一个自己的作坊。

成都邛崃自古就是著名的陶瓷产地，因色彩亮丽，造型生动，被称为“邛三彩”。明月窑原先所产的陶瓷，就是采用邛窑的工艺制作。扫云取当地的黏土制坯，摒弃化工釉料，用树叶烧成草木灰后发酵，混合泥土做成天然釉料。虽然失去了颜色的精确性，但却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外表更有质感，瓷器上会留有树叶的纹路，或者好看的斑点，这是化学釉料根本做不到的。”扫云说。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一件小瓷碗，釉面上如同撒了一层金粉，像是敷了一层金色的笺纸。但这碗只有一件，可遇不可求。

用自然釉料的缺点，便是使工艺不可控制，需要反复试验才能摸索出色彩的规律。这倒改变了扫云的制作理念。以前在景德镇，她有时烧造几万件瓷器，才能得到几十件满意的作品，其他的便作废了。但在成都明月村，工艺的偶然性让她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她喜欢上了随意性，反觉得以前的方法过于浪费了。在这里，她也开始尝试烧造邛窑的代表性瓷器，比如双流壶和省油灯。前者有两个出水口；后者上层装油，下层储水，以水降油温而达到省油的效果。

现在的生活是扫云最想过的日子，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打坐、清理房间，做一顿丰盛的早餐，读书听音乐，做设计，午休，会友，散步，晚上21点就去睡觉了。她自己种菜吃，吃什么摘什么，剩下的送给朋友。明月村还有一些志愿者，在村里又租了几间房，共同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

成都是一个可以将生活艺术化的城市。老舍先生曾经在抗战时期来过成都，写了一篇散文《可爱的成都》。他认为成都之所以可爱，就在于成都有很多“美好的小东西”，“北平有许多这样的好东西，如地毯、珐琅、玩具……但是北平还没有成都这样多”。老舍出身于满族，清末的满族虽然失去了征战疆场的能力，但却是一个生活高度艺术化的民族。老舍认为成都和北京很像，就是在生活的艺术化方面产生了强烈共鸣。

成都的普通市民即使在平凡的生活中，也能找出许多乐子与风雅来，就像纪晓岚在《岁华纪丽谱》中所说的：“成都至唐代号为富庶，甲于西南。其时为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寝相沿习。其奢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

比如成都正月十五办灯会，不像其他城市只一两天，最多一周就结束，成都灯会最长一次办了32天，共接待游客190万人次。按一般习俗，元宵节之后新年就结束了，而成都人曾经还有一项娱乐活动——正月十六“游百病”。人们此游的目的是为了消灾避祸，祛除不祥。有竹枝词说：“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可见正月十六“游百病”主要是市民上城墙登高望远。

《成都古今记》中记载，从宋朝起成都月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这些街市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而且也是普通市民游乐和社交空间。

翻看成都风俗的历史，印象最深的则是前后蜀两宋时期的浣花溪大游江，活动在每年四月十九日举行，在成都太守的带领下，浣花溪上举行大规模水上彩舟游行与船上音乐歌舞表演。《浣花亭记》上说：“彩船方百尾，溯洄久之而下，歌吹振作。夹岸游人，肩摩足累，绵十里余。临流竞张饮次，朋侣歌呼，或迎舟舞跃献伎。晚夜，老幼相扶，挈醉以归，其乐不可胜言已。”可见，当时两岸游人摩肩接踵，绵延十余里，看着江上的歌舞表演，饮酒作乐，不醉不归。在某种意义上，浣花大游江就是中国最早的全民狂欢节。

“成都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画像砖，内容与北方完全不一样。”魏学峰对我们说，“北方画像砖的内容是神话、礼教，而四川画像砖的内容是庖厨、宴饮，把它们连在一起看就是汉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四川出土了上万件陶俑，每件陶俑无一例外表情都是面带微笑。”最具标志性的，便是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说唱俑”。它出土于成都天回镇，俑人嘴部张开，开怀大笑，仿佛正进行到说唱表演中的精彩之处，人物面部的幽默表情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传神，使观者产生极大的共鸣。

“苍蝇馆子”也是一种成都特色的饮食文化。这些馆子通常没有华丽的外表，甚至非常简陋，但是味道却十分可口，各有绝技。“苍蝇馆子”的昵称非常形象：其一，苍蝇馆子大都隐藏在市井小街小巷中，其小如蚊蝇散落；其二，苍蝇馆子的店铺绝对够简陋，不奢华；其三，不管那苍蝇馆子巷子有多深，门脸有多小，成都人都能像苍蝇一样，追逐着味道找到这些不打广告从不宣传的小店。而且，每年成都民间甚至是媒体上还会有“苍蝇馆子50强”的评选。

馆子虽简陋，但无论口味还是卖相都不会随便。我们曾光顾一家以豆汤闻名的小店，要了三盘红油凉拌菜和一碟泡菜。服务员端菜上来，红油菜摆成了一个“品”字，泡菜架在了上面。青红翠绿，赏心悦目。

无论处于怎样的时代，不管富裕还是窘迫，成都人都不会放弃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开放与多元

今年9月，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招聘了一名特殊的英语教师，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史丹利克劳福德（Stanley Crawford）。他的高祖父赫斐秋（Virgil Chittenden Hart），是一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传教士。自从1999年来中国后，克劳福德一直追寻他祖先的足迹行走。

1892年，赫斐秋在上海登上蒸汽小轮溯长江而上，又在宜昌换乘木船，经过数月艰苦行程而终于抵达成都。他在成都创办了四圣祠福音堂。与赫斐秋同来的旅伴中，有一位加拿大人，是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的医学博士，名字叫启尔德（Omar L.Kilborn）。为了扩大传教的效果，赫斐秋与启尔德创办了一家西医诊所——仁济医院。这家医院连同其他三家教会医院，便是今天华西医院的前身。

在祖先工作过的地方继续工作，是克劳福德的一个梦想，现在他终于实现了。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在赫斐楼前举办自己的婚礼。赫斐楼又称合德堂，现在位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是1920年，为纪念其高祖父，由加拿大英美会捐建。

就在100年前的1914年，在这些西方医者的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它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华西协和大学筹建时，校址便选在了成都南郊的华西坝。

上世纪初的华西坝，还是一片田园风光。锦江清流，渔歌唱晚，两岸梅花绚烂。此地原称“中园”。学校开办时，教会在此购置了100多亩土地。到1930年时，华西坝的规模在原有基础上又扩大了10倍，整个范围北起锦江南岸，南至今天的一环路南，占地1000余亩。

英国建筑师弗烈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成为华西协和大学的主要设计师。他漂洋过海在天津上岸，一路进京，然后来到成都，沿途无数的古典建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设计中，他大胆采取了中西合璧的手法。校区以中轴对称为基本格局，大学校门向南延伸到钟楼旁的半圆形荷花池为中轴线，把校区分为行政区和教学区。放眼望去，整个校区都具有大屋顶、反宇飞檐等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不少建筑物上有塔楼、烟囱、雄蝶，却明显显示出西方庭院的风格。从钟楼到华美宿舍、怀德堂、赫斐楼、万德堂、嘉德堂、雅德堂、懋德堂，再到1942 年建成的药剂楼，皆是一色的青砖黑瓦，间以大红柱，大红封檐板。屋脊、飞檐上塑以珍禽异兽，檐下以斗拱为装饰。在渲染东方色调的同时，也煞费苦心地融入了西洋元素，如楼基、墙柱、砖墙等。

如赫斐楼以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方形塔楼与单檐歇山顶为主，在中式传统大屋顶上建有西式塔楼。赫斐楼的重檐是华西坝上老建筑中最多的，共有五重，塔楼第一层屋檐则由12只石刻凤凰支撑。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对荣杜易做了中肯的评价：他们“开始从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医院……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

1949年，华西坝上主要建筑为29幢。从1907年兴建之始，到2014年的今天，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都保存完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华西坝从此成为成都获取现代文明的窗口。每逢重要节日，华西大学都对外开放，引导人们参观各学科教学楼、仪器室、实验室、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等。美丽的校园、洋人、学生、奶牛、草坪、鲜花、琴声、钟声、运动场的喧闹声等，都使成都市民既感神秘，又非常好奇。

华西坝为成都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三五牌自行车、莱卡照相机、留声机、电影、霓虹灯、电报、听诊器等现代文明，都以华西坝为登陆点，传播开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西坝就有了巨大的草皮足球场。在操场上还有垒球比赛，当年在整个亚洲还不知本垒打为何种术语。华西坝的球场亦是亚洲最完美的球场之一，即使下大雨，良好的排水系统都能保证比赛进行。

华西大学的研究者岱峻说：“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时尚又有一种文人‘范儿’。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核心的华西坝，成为了现代文明传至中国西部的聚散地。”

华西协和大学的莫尔斯教授曾对学生们说：“要在你们（中国学生）自己的土地上，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把你们培养成具有现代医学基础，达到国际水平的医生，去为你们的同胞服务。”他不仅撰写论文将中国的针灸技术介绍到国外，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对西部民族村寨的考察，最先发表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论文。

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廖志林是华西校史的研究者，他发现在成都，外来洋人与本地市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华西坝不是租界，华人与洋人之间彼此尊重。成都对新鲜事物的宽容度很高，并不是一个闭塞而保守的地方。我们翻看当时的老照片，发现外国医生、教授们都喜欢穿着中式服装，男女老幼都是如此。他们也渴望融入中国社会。

因华西协和大学的存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有条件吸纳了内迁的多所大学，包括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及护士专科学校等。它们先后迁到成都华西坝，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校舍、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医院等教学资源，与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办学，当时称为“华西坝五大学”。

抗战时期五大学联合办学，使当时成都的华西坝成了一个文化圣地，是我国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中心和对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窗口，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命脉。

大量学校的内迁，带动了成都文化的繁荣。坝上精英荟萃，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

陈寅恪是在1943年底来成都的，1945年9月离开。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寅恪伯父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在华西坝广益学舍。”成都学者曾智中先生后来深情回忆说：“我的一位朋友家住在锦江河畔，60年代，少年的我们常常伏在他家三楼的窗口上，去眺望屋后苍翠的大园子。园中多树、多草、多花、多一楼一底灰色的小洋楼——那就是教授楼，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教授都在此住过。”现在华西坝广益学舍还保存完好，是华西医院幼儿园的所在地。

因为有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院的存在，为成都文化中增加了精英气质与现代气息。老革命家、毕业于金陵大学的谢韬先生曾说：“我在华西坝度过了难忘的8年，那时的华西坝充当了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华西坝代表了成都气质中最开放与包容的一面，它的新、洋、时尚，与老成都的世俗、乐天、诗意共同构成了现代成都气质的底色。两者彼此交融，并行不悖，使得成都气质的底蕴更加深厚而丰富。

100年来，华西协和大学为成都培育了大量现代科技人才，其中就包括旅法导演戴思杰的父亲。

他的父亲出生于福建的牧师家庭，报考华西最初是为了治病传教。大学毕业后，便留在华西大学任教做研究。戴思杰从小成长在华西坝，家在小天竺街上。少年时代，他就流连于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间，看细节中的文化交融。戴思杰最喜欢跟着父亲去春熙路上的外文书店，父亲去找英文和德文的医学书籍，他在那里翻看苏联的西方美术画册，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从外文书店出来，父亲便带他去对面的新华书店，买几本小儿书作为奖励。

除了外文书店，戴思杰还喜欢去街头的茶馆听评书。听得多了，评书艺人都认得他，有时还让他上去讲一段“武松打虎”。戴思杰爱听故事，也擅长摆“龙门阵”。后来他下乡插队，生产队长发现了他的这项特长，便安排他进城看电影，回来给大家讲。戴思杰拉上了一个擅长音乐的同学一起去，他负责记情节和台词，同学记电影背景音乐的旋律，两人回来为知青们“说电影”，电影演多久，他们就能说多久。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编进了自己的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

恢复高考后，戴思杰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后又考入南开大学西方艺术史系读硕士。1984年他去法国留学，学习电影，写小说。至今他已有5部电影上映，其中《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代表法国提名第61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12月初，我们在北京翠明庄见到了戴思杰，他正准备筹拍一部新的电影，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他最熟悉的成都华西坝。华美的蜀锦将成为电影的重要元素，女主人公从海外归来，遇到研究蜀锦的男主角。随着对蜀锦材质与技艺的追寻，他们的感情不断升温。代表传统气质的蜀锦与中西交融的华西坝，成为戴思杰表现成都的符号。就像他自己，用法文写小说，但在生活中更喜欢说四川话。

时代可以变迁，河流可以改道，人们的文化基因或者内里的那部分气质，却可能坚强而顽固地保存下来，并如树的枝桠那般，不断生长，发出新芽，开出新花。

（记者杨璐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