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里话三国

( 成都武侯祠的过厅 )

君臣合祀武侯祠

今日的武侯祠，是游客们前来成都必游的知名景点之一，位于成都武侯区繁华的武侯祠大街上，占地达到56亩，由刘备的陵寝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等部分组成，其中松柏葱郁，竹木茂盛。惠陵和汉昭烈庙建成于蜀汉章武三年（223），位于昔日蜀汉宫城正南面，武侯祠本在成都城南，后大约在北朝期间迁移至昭烈庙与惠陵之侧。

武侯祠的选址，实则大有考究。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罗开玉告诉我们，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以南”即帝位，当时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大城、小城之间的北边，即今成都八宝街一带。武担山与惠陵，正好在南北一条直线上。惠陵位于蜀汉宫城的正南，在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南方与五色中的赤色、五行中的火行对应。早在远古蜀王开明氏时期，蜀人便有了以南方为尊、为吉利的观念，于是刘备的陵寝便选址在此。

今日的武侯祠，历经兴废毁建，大部分建筑修建于清代康熙年间，300多年间岁月转瞬而逝，只有大门进口处不远碑亭里唐人裴度所撰文，乃书法家柳公绰所写，蜀中名匠鲁健所刻的三绝碑（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体上的划痕与裂纹，在无声地向游客展示这个已经湮没在传说与神话中的传奇历史时代。早在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尸穸》（卷十三）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轶闻掌故：一伙进入惠陵的盗墓者，发现墓穴中灯光如昼，昭烈帝刘备正在侍卫环拱下与臣子对弈，被赐饮玉带御酒的盗贼慌忙遁出后，发现御酒在口中已变为胶漆封喉，玉带也变成了巨蛇，而刚挖开的盗洞也不见踪影，只有封土如故。

武侯祠进门后的第一重主要建筑，即是汉昭烈庙正殿，正中是两耳垂肩、皇冠金袍的刘备塑像，东西偏殿分别为关羽、张飞塑像，据说乾隆年间才移供至此，以迎合民间传统中桃园三结义的精神。其中关羽虽因晚明被敕封为“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而以玉带冠冕之帝王形象出现，但依旧保持了民间叙事中卧蚕眉、丹凤眼造型，与对面虬髯黑面、豹头环眼的张飞相映成趣。东西两厢庑廊，分别是“文臣廊”与“武将廊”，塑有以庞统、赵云为首28位蜀汉时期贤臣良将。“你可以看得出，这些塑像的面貌都比较淳朴生动，许多和戏台上的三国人物形象相仿。”罗开玉说，这是因为当时负责塑像的多是成都当地民间工匠，自然是按照民间叙事传统中的概念来塑造这些历史人物。

( 川剧表演吸引了众多国际媒体 )

“蜀汉三国时期虽然不长，只有50多年，但是由于《三国演义》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民间叙事体系，使得成都市可以说是全国三国文化的中心，成都以及周边地区，跟三国蜀汉时代相关的遗迹就有40多处。”罗开玉说，“成都的三国时代遗迹，可以用‘一个中心网点遍布’来形容，这个中心，就是武侯祠。”

虽然其殿享屈居于后，但无论在武侯祠、成都，还是在长达1800年的三国民间叙事中，诸葛亮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成都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康熙八年，四川按察使的宋可发刚刚履任成都，晚间酣睡之时，诸葛亮就羽扇纶巾、风度翩翩地前来托梦，呵斥他来成都为官，竟然任凭自己的庙宇荒芜，不能尽责，还留下一首七言绝句：“乍役五丁通赤甲，倏传三午兆黄庚，白杨衰草千秋憾，无复荒祠对锦城。”于是宋氏连忙集合当地士绅，集资予以修葺。

( 诸葛亮塑像 )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到的“三绝”，即古今来贤相、名将、奸雄第一人，首先就是诸葛亮。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诸葛亮是出场最晚，却又最富神秘色彩与魅力的角色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他“多智而近妖”，种种民间传说给这位军师身上施加的釉彩，光怪陆离，不一而足。然而在三国时代刚刚结束的魏晋时代，诸葛亮的形象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循吏与能臣。“成都是诸葛亮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政治舞台。”罗开玉说，在这里，他被一心匡扶汉室、曾对自己有过三顾之情的刘备封为丞相。在刘备三次率军外出征伐期间，他坐镇成都，“足食足兵”，先后兴修九里堤水利工程，设锦官，司金中郎将，举办盐铁官营专卖，发展蜀锦纺织以促通商，奖励农耕。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是：“抚百姓，示轨仪，从权制，布公道，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即内政手段远优于军略。

到了晋与六朝之交，玄学与道教时兴，文士崇尚放达之风，使笔记小说与稗史大行其道，这些作品大多相对游离于官方档案之外，突出众多历史人物某一脸谱化特征，为民间叙事将这些内核铺陈繁衍为文学化的描述。比如东晋人袁希之所著《汉表传》，记载建兴九年（228）六月，诸葛亮出兵祁山，于青封木门夹道，设数千强弩，并在道中一棵大树树干上书“张郃死于此树下”，等张郃追兵一到，“千弩齐发，射郃而死”。虽说这情节显然是在照抄《史记·卷六十五孙膑传》中马陵道齐军败庞涓事，但作者试图以生动轶事，突出诸葛亮之智略与用兵诡道的用心则明白无误。自此，诸葛亮的形象，也逐渐变得飘逸。《太平御览》中记载：“宣王（司马懿）在渭滨，将战，武侯（诸葛亮）乘素舆，着葛巾，持毛扇，指麾三军。”自此，羽扇就与诸葛亮形象牢不可分，如同关羽的红脸与青龙偃月刀，再加上种种诸如“七星剑上呼风雨，六甲书中动鬼神”的民间传说，更使得他蒙上了一层神仙名道先知的神秘色彩。正因如此，在武侯祠诸葛亮殿中的孔明塑像，也是羽扇纶巾，身披金袍，飘飘然神仙气质。

八阵图与诸葛碗

“八阵图”，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最为骄傲的战阵手笔，在《三国演义》中，它是利用奇门遁甲原理所布置的石堆阵势：“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曾在夷陵之战后，成功吓退了乘胜追击的东吴少年名将陆逊，引得杜甫赋诗感叹：“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驱车从成都市区向东北方向行进大约20余公里，就来到了位于青白江区的弥牟镇。穿过弥牟镇西南熙熙攘攘的“商贸街”市场，在一座巨大的华联超市旁，我们看到一处斑斑青苔的石栏围了数百平方米空地，稀稀落落的6个土垒便在其中，每个土垒高不到两米，大小相近，高矮相当，成圆锥状，均散落在竹林中。其中的3个土垒基座完好，另外3个则已被破坏成半垒状，间或有老人依靠在旁休憩，空气中充斥着市场的喧嚣与鸡鸣鸭叫之声，石栏旁立有石碑“三国八阵图遗迹”。万历间，著《蜀中名胜记》的文士曹学全到此曾写下“晓云不散弥牟镇，春草横生八阵图”的诗句，但今日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情景，却与想象中残阳如血、肃杀萧瑟的古战场大相径庭。

根据《三国志》以及《李卫公问对》等史籍与兵书的记载，八阵图，实则是一种作战与行军宿营的阵势，纵横皆八，共64垒方阵，每垒高3尺，宽1平方丈，外围以上城，有4门，用以练兵。每垒可站一人或一个战斗小组，粗看为简单方阵，实为变化多端的战斗组合。土垒，对高速进攻的敌骑构成了障碍物，一定高度、组合有序土垒之间形成狭窄的通道，既可迟滞、阻碍敌骑的冲击，又打乱了冲入阵内敌骑的战斗队形。而布阵一方既可“倚伏”，保护自身安全，同时可发挥弓弩优势，构成纵深的杀伤威力。但在实战中，土垒往往用战车替代，这是精于行军作战的诸葛亮，面对敌强我弱，而曹魏北方铁骑又在冷兵器时代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苦心揣摩出的军事策略。

根据南梁李膺《益州记》载，八阵图两方阵各64垒，加上两垒作为指挥台，共130垒，当地老人回忆说，原本130垒完好无损，只是间或被雨水洪涝侵蚀。但康熙年间，阵图北沿修建了唐家寺大街，往来商贾络绎不绝，遂逐渐侵占阵图遗址，到了道光一代，128垒只剩大概70垒，直到民国年间，剩余土垒体量依旧巨大，大约周长可达20米，高度在2米左右，可惜如今只剩这区区6垒。

青白江区文管所负责人杨晓明告诉我们，四川境内的蜀汉时代诸葛“八阵图”遗迹本有奉节、沔水、广都、弥牟四处，然而迄今只有这一处尚有遗迹。根据镇上老人回忆，在八阵图遗迹之北的国光小学内，原来还有一座诸葛孔明庵，可惜也被拆，只保留着一口“诸葛井”，井水甘洌清甜，亦有祛病健身之功效。于是我们被带到了距离八阵土垒遗址不远处的弥牟镇中街二号院，周围是繁忙而喧嚣的茶铺，在这处沉静的院落内，果然有一口古老的井眼，位于一株桃树下，井水森森。杨晓明说，从井口和井壁上那青苔密布，斑驳陈旧的方砖形制上考证，这确实是一口汉井。

在武侯祠文物陈列展馆中，还有一只青瓷碗，其形制特殊，体量大，中空，容量浅，从上观察不过是一只浅碟，民间称为诸葛碗。罗开玉介绍说，民间传说孔明六出祁山伐魏时，狡猾的司马懿通过询问蜀国使者，得知诸葛亮每日事多而食少，从而推断出孔明已经油尽灯枯，不能久支。孔明为了迷惑老对手，特制此碗，当着魏军使者用膳，连尽数碗，从而再次成功地骗过司马懿。

这个所谓诸葛碗，实际上是明代器物，与汉晋三国之间相隔千年之久，不过馆藏中真正出自三国时代的文物众多，包括铁剑、环首刀等成都附近出土之蜀汉军器。它们既见证了蜀汉建都成都后，数十年金戈铁马的割据动荡岁月，也是当时蜀汉经济发展繁荣的缩影：蜀地铁器制作工艺，始于秦代，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秦灭赵，迁赵国冶铁手工匠人卓氏等入蜀，并在成都置铁官，而卓氏正是一代才女卓文君之先祖，后被蜀地铁匠尊为其祖师神祇，在邛崃修有铁祖庙祠供奉。早在西汉中期，蜀人即掌握了可重复使用的铁器模具“铁范”，以及将铁加入氧化其碳成分，使之成为熟铁或者低碳钢的“炒钢”法。在今日新津县西南方，距离宝墩遗址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绿色的铁溪河缓缓流过，根据当地村民传说，铁溪河之所以得名，源于据传蜀军北伐时此地为军器制造重镇，河水极利于兵刃打造淬火，并常年有铁渣倾入河中，故名铁溪。

诸葛亮在亲自撰写的“作钢铠教”中规定，蜀汉军中所用铠甲，必须为“五折刚铠”，折，就是将块铁或者毛坯烧红后折叠锻打的工序。而武侯祠中以及成都周边随处可见，密布葱郁的竹林，也是蜀地冶铁制品品质优异的秘诀——在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蜀地冶铁，多用竹炭，较之木炭，竹炭温度较高，透气性好。传说蜀汉时期，成都有一位铸刀冶铁神匠蒲元，其事迹散见于南朝人陶弘景《刀剑录》与《诸葛忠武书》。据说为配合北伐，蒲元曾一次性为蜀汉军铸刀3000口，削铁如泥，秘方在于淬火时只用成都附近岷江之水，而在蜀地民间轶闻中，黄忠所用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之宝刀，也出自蒲元之手，其色泽殷红如血。

铁兵器，为蜀汉的生存在战场上奠定了基础，而铁农具和工具的广泛应用，是蜀汉的经济繁荣的幕后推动力。成都地区以及蜀地遍布的丘陵、山地，正是在铁农具和蜀地农夫的勤恳劳作下，变成了丰产的梯田。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东汉至两晋之间，成都平原水稻亩产高达30斛至50斛之间，为全国最高，而铁锄、铁锸与大型铁容器的广泛使用，又促进了汉晋之间蜀地煮盐、纺织、伐木手工业等诸产业的发展——在博物馆中，还有数件1984年出土自安徽马鞍山朱然墓的蜀国漆器，包括素面漆盘、兽文格漆盒等。罗开玉告诉我们，只有使用了先进的铁刀等工具，木竹制的漆器胎骨制作才会精美细致。三国时期，漆器已经成为蜀汉出口主要大宗特产之一，其中有一种特色工艺名为“犀皮”，即在漆器胎骨上用稠漆堆起高低不平的底子，然后刷上不同色彩漆若干道，磨平，露出颜色不同的漆层，由于工序复杂繁琐、成本高昂，所谓“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大三国”——在传说与现实之间

罗开玉告诉我们，武侯祠博物馆已经联合成都博物院、文物考古队启动了一个“大三国遗址计划”，对四川境内相关的三国遗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勘测、排查整理工作，初期投入已经达到百万元。“尽管蜀汉时代在成都只延续了大约短短50年，但是四川地区和成都地区的民众，世世代代都表现出一种持续的怀念和崇敬，由此三国叙事成为四川民俗和文化的一部分，在延续之余还不断地推陈出新。”

罗开玉说，传说川地民众每逢丧事，便要头缠白布举哀的传统，即来自诸葛亮身殁五丈原后，蜀汉军民为表痛惜的发明。在武侯祠南1.5公里的神仙树街附近，也残留着衣冠庙这样一个地名，根据清代《四川通志》等文献的记载，其名据说源于此地为关羽衣冠冢所在地。在成都南郊的万里桥，还有桓侯庙，附近有成汉时代古墓一座，被当地乡民世代传说为张飞墓。走远一些，到了成都双流县，还保留着相传为诸葛亮私产薄田的“葛陌”和刘备的坐骑“的卢”驰骋的“跑马埂”。彭州市还有传说为张飞驻屯练军的“张飞营”，以及民间传说中的马岱与张松墓。但在武侯祠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实地探访后，前者从墓地性质看显然是明代墓，后者虽然从散落的汉砖残片上看是东汉晚期墓葬，但墓主人身份始终无法确定。在都江堰遗址附近伏龙观，亦有一株历经沧桑、垂垂老矣但枝繁叶茂的汉代银杏，被当地百姓称为“张松手植银杏”——按照成都当地民间褒贬传统，虽然张松背主求荣，但鉴于迎来的是仁义英明的刘备与诸葛亮，姑且也算是将功抵过，可以名留青史。

踯躅在传说与史实之间，历史真相的面目便会像川剧脸谱一样，色彩斑斓而多变。从成都市区向西，沿着成温邛高速西行大约40公里，就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大邑县，银屏山麓。在靠近晋原镇政府的成都化工压力容器厂一墙之隔，我们找到了这座被遗忘的赵子龙庙，庙宇为近期重修，收尾工程还未完成。据说明代此间香火极盛，有三重大殿，供奉赵云与其子赵统金身，周围还有幽静的因山阁与荷花池，可惜今日已经荡然无存。在新修殿宇背后，还保有赵云墓茔圆形封土，墓碑为清代康熙年间所立，上书“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篆体大字。在当地文保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冒着绵绵阴雨，在靠近墓园封土的芳草萋萋之间，寻得一块清代石碑。立碑时间为咸丰元年冬，碑文撰写者为当时的邑令，成山人王学孚，碑文部分已被时光湮灭，依稀可以看到一首七律：“且令黄土埋忠骨，肯把真龙留浅滩……将军有意延汉祚，苍天无意灭曹瞒。”

陈寿《三国志》中的赵云传，只有寥寥500多字，除了长坂坡单骑救阿斗的英勇事迹略加笔墨，其余皆一笔带过。然而在四川的民间叙事中，蜀汉五虎上将赵云的形象则要灵动丰满得多：说赵云乃是天上灯笼星下凡，故身经百战，通体无一处受伤。根据大邑当地传说，彪悍的羌人常常自西而来，抢掠蜀境，赵云遂率军常年屯驻于此，保境安民，死后原本灵柩要运回成都，但民众深感其恩德，纷纷上书蜀汉朝廷，要求将常胜将军赵子龙安葬于此。成都顺城东面的一条小巷，有“子龙塘街”的名称，传说刘备位进汉中王后，封子龙为镇南将军，其宅邸旧址即在此。宅后有一口水塘，大旱之年水亦不枯，每逢赵云出征之际，都要在此饮马洗马，胯下白马饮水梳洗后，不但神采奕奕，日行千里，箭疮刀伤也能自行痊愈。

沿着大新路新津段行驶，不到半小时，就能抵达新津县。在新津县众多文物古迹中，有一处建成历史不长但名声昭著的纯阳观，拥有“古今第一忠孝儒林”之誉。第三重殿宇，即是“文昌武圣殿”，南面供奉关羽，北面供奉文昌帝君，香火氤氲。当地人告诉我们，纯阳武圣殿中所祀的关公塑像，面貌与其他庙宇中大不相同，显得灵活生动。原来，在塑像时，工匠参照的摹本，乃是民国时代川剧知名生角王琼林的舞台扮相与面容。王氏以关公戏和孔明戏并称于梨园，据一位当地老人回忆说，不但在新津县，过去在川内其他一些州县乡村的关帝庙，每到传说中关公单刀赴会那天（农历五月十三日），都要上演几十本三国戏，但唯独不唱“关羽走麦城”和“刘备烧连营”两本，以示对关帝的崇敬。

作为填补传说与正史之间缝隙，被称为“高台教化”的戏剧，是三国传统浸润成都乃至四川民俗意识的最强大媒介。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崇拜在蜀地民间文化中渊源最久。在《川剧三国戏汇编》中，剧目竟有142个之多。早在清代道光年间，就诞生了太洪班这样擅唱三国戏的知名戏班，并有“三国铁门槛，翻过道路宽”的说法，即会演三国戏，即可保证衣食无忧。

川剧中的三国戏独以川西和下川东地区为代表，胡琴戏居多，其次是高腔和弹戏，少有昆腔，弹戏使用梆子在乐器中调节节奏。这种“繁音促节”很适合表现激情倾诉的场面，以花脸、老生、武生戏为主，其情节选取也远远超乎《三国志》正史与“三国演义”叙述框架之外，诸如描绘姜维夜探司马懿军营，途遇诸葛亮生前所遗石碑痛哭先师的“探营哭师”，以及关羽走麦城遇害后，张飞将拥兵不救的刘封装入鼓中滚下山坡摔死，为义兄报仇的“滚鼓山”。

川剧三国戏的一大特色，即是人物塑造较之京剧，更为灵活生动，粗犷豪放，例如曹操之脸谱，既不用小丑粉脸，亦不用生角的俊扮，而是在白粉中糅以淡红，凸显其奸雄与文采风流意气。在戏词行文之间，亦大胆加入四川本地俗谚，以浓墨重彩描绘人物个性特征，例如蒋干在“盗书打盖”中主动向曹操请命，过江游说周瑜，向曹操夸口道：“我与周郎幼年同窗，要劝说他来降，好有一比。”曹操问白：“好比什么？”蒋干遂答：“泡菜坛子抓海椒（辣椒）——手到擒辣（拿）。”

今日，在距离武侯祠仅仅一墙之隔的锦里三国茶社的木柱青瓦下，每当夜晚华灯初上，游客就可以在品茗之余观赏三国题材川剧，在琴瑟喑哑、唱腔高低之间，1800年前的三国历史逐渐从武侯祠庄严肃穆的殿堂中绵延转出，时景、掌故、正史融为一处，转化为戏台上的举手投足，再融入嬉笑怒骂，不拘一格、侠肝义胆的四川性格之中，一如既往。 三国刘备四川成都诸葛亮成都发展三国人物三国志锦官城武侯祠司马懿与诸葛亮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