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传统与新规则：围棋的现代化

( 日本棋院会馆里的围棋爱好者在切磋棋艺 )

告别赛里的新规则

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围棋史上最后一位终身制“名人”本因坊秀哉宣布引退。日本棋院在《东京日日新闻》社支持下，为秀哉名人安排了一场“告别赛”。在日本，“名人”便是棋界第一人的象征，且秀哉在最后10年中仅弈过两局正式棋，一次与同门师弟兼终身劲敌雁金准一七段，一次与吴清源五段，结果都是秀哉取得胜利，秀哉由此成为不败的象征，被誉为“不败的名人”。因此消息传出后，举国轰动。日本棋界历时一年，选拔出秀哉告别赛的对手木谷实，告别赛于1938年6月26日开局，12月4日终局，除去秀哉因病入院中断3个月外，费时长达3个月。这场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当时以记者身份参与报道，十几年后还据此写出著名小说《名人》。

川端康成将秀哉名人引退前的这最后一局棋视为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标志，在小说中以木谷实为原型的大竹七段显得渺小甚至猥琐，而秀哉名人的形象则与尊崇传统棋道时代的精神形成同构，因时代转换而充满肃穆、高贵、悲壮的色彩。抛开川端康成的美学观使其描写带有不完全符合史实的倾向性不谈，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从这局棋中，人们得以窥见传统日本围棋已经开始经历现代格局下的转变。

最明显的体现是局的规则。木谷实获得挑战权后，对局双方与主办的日本棋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社等有关方，就对局条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双方各执40小时（当时一般比赛限时最长为16小时），每隔4天对弈一次，并且实行“禁闭制”，即在下完一盘棋之前，棋手不能离开对局的地方，也不能会见其他棋手，以避免别人参谋。最为重要的一项规则变化，则是取消了“白棋打挂权”，实行“封手制”。在传统棋道中，“打挂”是上手（段位高者）拥有的随时可以暂停棋局的权利，体现了对高手的尊敬和礼让。由于在围棋对弈中，通常由下手（段位低者）执黑先行，因此打挂权归属执白一方。在这次比赛中，则改为事先规定好当天对弈到几点，时间一到，轮到谁下就由谁中途暂停。与此相关实行的“封手制”，则进一步力图避免以往对弈中出现的不平等因素——以往比赛中，暂停后该着子的一方看了对方的棋，可以回去慢慢思考自己接着要下的一手，不管相隔一天或者多天，都不在限时之内。

根据比赛现场的描述，“封手”实行得异常严格：每次对弈暂停后，由该着子的一方在记录纸上标好棋后，放入信封中密封，并在封口上签字。对弈者也要在下方封口处签字，然后再将此信封套入另一个大信封内，工作人员再于加封处签名，锁入保险柜。直到下一次继续对弈，在日本棋院干事在场的情况下，由对弈双方确认封印，在纸上记下封盘前最后一手棋的棋手，先让对手看过棋谱，再在封盘上摆放这一手。对于这些新规定，川端康成感慨称：“虽说这样做可以保持胜负的庄严，却丧失了对人格的尊重。……棋道的风雅已经衰落，尊敬长辈的传统已经丧失。”一向习惯于昔日特权的名人，在川端看来受尽了“当今合理主义的折磨”，“日本和东方自古以来的美德也不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依靠精打细算和规则办事”。

感慨如此，然而川端康成也不能否认新规则更为公平合理。在尊重传统棋道的日本，这些规则在秀哉名人的告别赛上得以实行，是因为木谷实的力争，当然，更深一层则是背后涌动的不可抗拒的变革潮流。而木谷实之所以坚持要使用新规则，直接源于吸取1933年到次年1月吴清源败于秀哉名人那盘棋的教训。

1933年，《读卖新闻》社主办由16名精英参加的“日本围棋选手权战”，优胜者获得与秀哉名人下胜负棋的资格。最终吴清源战胜师兄桥本宇太郎六段，获得挑战权。当时59岁的秀哉已有数年没下重要的胜负棋，而19岁的青年吴清源与木谷实发明的“新布局法”正掀起对围棋陈旧布局理论的革命，新旧之争、年长者与年幼者之争格外引人注目。再加之“伪满洲国”事件使得这场比赛蒙上了中日对抗的意味，成为备受关注的一盘棋。

正是在这局棋中，吴清源在开局打下了震惊天下的“三三、星、天元”，尤其是第1手“三三”是本因坊的禁手，被视为对名人的不敬，《读卖新闻》为此收到了大量写着“岂有此理”的信件。在对弈中，吴清源的黑棋形势大好，秀哉多次暂停，甚至在第八次对弈时仅下一手棋就宣布打挂。然而在159手打挂后，秀哉却下出了天降神兵般的160手，逆转了形势，最终胜吴清源两目。但比赛过程中多达13次的“打挂”却引发了诸多非议，曾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的黄天才后来在《吴清源棋坛恩怨风云录》提到种种不公情形：“由于规则不够严密，结果出现了很多毛病……秀哉弈到疑难不决的地方，需要慢慢考虑时﹐就说一声‘今天到此为止’，遂即打挂休息，吴清源也只好听命。……每次休兵﹐都是吴清源摆下黑子后﹐名人秀哉宣布打挂，因而，每次休兵，秀哉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从容考虑对策，他所占便宜实在太大了。但弊端还不止此，重大弊端还出在有帮手助拳的事情。”

所谓帮手助拳，是指在赛后有传言称，160手的妙棋并非出自秀哉本人，而是其弟子前田陈尔。这个传言后来在1948年由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在一次赛前座谈会上提及，被《读卖新闻》披露，掀起轩然大波，引起本因坊弟子的愤怒，濑越甚至为此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一职。传言最终无法证实，使其成为日本棋史上的悬案。尽管从客观角度，有评论指出秀哉名人能通过一手棋便力挽狂澜而改变整局，说明在之前的对弈中吴清源给了秀哉机会，“黑157，错过了次序，是本局的最后败着”，然而因不平等引发了对结局走向可能完全不同的猜想，使得棋手们对新的、更为公平科学的规则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终究以胜负论成败的棋盘，这是不可阻挡的，吴清源的名字也和后来在日本棋界普遍实行的封手制度联系在一起。

由棋所到棋院

告别赛数月后，秀哉将本因坊位让于日本棋院，结束了本因坊的世袭制度。1939年6月，本因坊一门发表声明：“传统的本因坊继承流传至今，其含义已拓展成为棋界第一人者的代名词，不能再按传统的常识来确立。”此后，《每日新闻》社付给本因坊家族数百万日元的转让金，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主办全名为“本因坊名迹争夺全日本围棋选手权大手合”的新闻棋战，“本因坊”成为这一赛事的冠军头衔。作为江户时代即形成的围棋四大家族之首，本因坊性质的蜕变成为围棋走向新时代的又一个标志。

从江户时代直到明治维新，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一直被称为围棋四大家，而围棋的盛衰往往依赖于家族坊门力量的消长。本因坊又是四大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日本围棋史上的10位名人，本因坊一门即占了7个。“名人”的称号也来自于第一世本因坊日海。日海原是寂光寺一名和尚，精于棋艺，和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战国大名织田信长对弈时，让其5子而能获胜，织田信长极为拜服，称之为“名人”。后来日海在同样喜欢下棋的丰臣秀吉协助下，扩建改造了寂光寺，自己改号为本因坊，改名算砂，创立了本因坊一门。同时，丰臣秀吉为日海立下了一个“棋所”，作为第一国手的荣誉，每年拨给300石禄米的津贴，由国家出钱把棋手供养起来。

当时的围棋段位审定极为严格，五段即为高段棋手，七段称之为“上手”，意味着进入了一流高手的行列，八段即为准名人，同时代最多有两三位。九段为最高段位，只能有一人，即为“名人”，一旦晋升为九段，就意味着随时会被任命为“棋所”，因此“名人棋所”成为日本围棋第一人的代称。在幕府时代，围棋依存于权门势家而存在，而在棋界内部则等级森严，一旦获得名人棋所的称号，就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出于对名人权威的维护，一般棋手连练习也回避同名人对弈。日本著名的围棋评论家、执笔木谷实与吴清源《新布局法》一书的安永一曾对此批评道：“名人棋所并不进行一般的对局，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它意味着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权威的名誉上睡大觉，而且在那种权威的社会里还可以得到种种特权。”

名人特权以外，传统权威还体现在诸多方面。由于门派界限森严，门中弟子几乎不可能与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对于师长的批评更是大遭禁忌。大正六年（1917），在秀哉名人执掌本因坊期间，本因坊秀荣的徒弟野泽竹朝遭开除。起因则是野泽竹朝发行杂志《围棋评论》，在“评之评”栏中批评了秀哉、中川龟三郎、岩佐銈等权威的对局讲评。

讲评棋局也是权威的一种体现。据安永一记载，从明治三十七年的日俄战争以后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时代，报纸举办的棋赛津贴为一局25元，具体分配办法是：棋局讲评7元，杂费3元，剩下的15元对局者平分。这意味着评棋者几乎可以拿到与对局者同等的报酬，而且按照规定，这些钱要由评棋者交给棋手本人。“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与精神方面，权威已经权力化了。”安永一对此评论道。

在接到秀哉的警告并不予理会后，野泽竹朝接到了开除令。若在旧时代，开除是极为严重的惩罚，然而在大正期间，这却只是一种名誉上的处罚，不再招致威胁到棋手本身生活的大问题。大正年间，新兴商人阶层已经占据了时代的权力中心，德川幕府时代受幕府扶持的围棋家族生活基础已经被剥夺，门阀宗派的规训力量也愈加减弱。

明治时期，围棋界已经由四大家族鼎立演变为本因坊与方圆社的对立。而到大正十一年（1922），方圆社巨头雁金、岩佐、高部、铃木、濑越等人离开方圆社成立 “裨圣会”，宣言“务须打破围棋界传统之陋习，更新组织，顺应新时代潮流”。裨圣会造围棋界旧权威的反，进行划时代的变革，而最突出的变革便是他们提出抛弃过去限制围棋界一切活动的旧段位制度和无限时的对局制度。

段位制度创始于日本元禄时代（1688～1704），最初目的是明确表示棋手的实力，后来却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棋手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棋手们的收入、名誉以及其他一切统统由段位决定。段位标准虽然要根据棋手的对局成绩，但在决定时必须由师家（如本因坊、方圆社）提议或协商，同时段位证书是由师家来颁发，这使得宗族门阀的权威得到了绝对的保证，安永一将这一制度称之为“权威和头领社会的特征”。不仅如此，棋手在获取段位证书时必须交纳巨额资金，这成为宗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在围棋界聚散离合的背后常常缠绕着段位证书的发行问题，方圆社与本因坊两者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方圆社在成立之后重新颁发段位证书。

段位同时还影响着围棋对弈时的规定。由于对弈中执黑先行占据优势，如果一名棋手执黑才能获得和对手相等的胜率，则意味着他技不如人。因此，段位的高低影响着对弈孰先孰后的规定，同时又明示了对弈双方不平等的地位。“互先”是对弈双方交替执黑，意味着双方实力对等；而如果双方相差一个段位，则要采取“先相先”，段位低者多执黑一局；而如果双方相差两个段位，则采用“定先”，由段位低者始终执黑。在这样的传统中，围棋本就是在对局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条件的游戏，然而时移至讲求公平对决、将围棋视为竞技的时代，这样的规则却不再符合比赛的要求。

裨圣社顺应时代转变，为了消灭黑白棋双方之间的不平等，率先采用了黑棋贴四目半的制度，并在不同段位的棋手之间也实行“互先”，这些无视段位的新制度成为对权威社会的破坏性挑战，对本因坊、方圆社产生巨大影响。

1924年，联合了原本因坊、方圆社、裨圣会等各方人员的日本棋院几经周折而最终成立。这个日本专业棋手的组织由大仓喜七郎出资成立，尽管在其机构内部还是保留着不少围棋界的旧有传统，但其成立的宗旨书中明确提出否定高段大家的特权：“向来高段者对局年仅一二盘，且费时数十日，更收高额费用，此虽体现对局之严肃，然实则反现代思想，与理想不相容之甚。”日本棋院则创造常规比赛制度，为棋手生活提供援助保障，力图达到“从来棋家一心从技，专心而无他顾始得其中深奥”的目的。

贴目制开始逐渐流行于棋坛。在秀哉让出本因坊头衔后，1941年举办的首届本因坊棋战中，尽管此前加藤信、小野田千代太郎等高段位棋士坚决反对贴目制，比赛最终还是实行了预赛黑贴四目半、决赛六番棋互先不贴目的制度。而到了1961年，这一制度更是在新闻棋战中广为接受。《读卖新闻》举办最有影响力的名人战时，尽管此前吴清源在多次的十番棋大战中将木谷实、岩本薰、藤泽库之助、坂田荣男、高川格等对手降格至先相先甚至定先，他仍然接受了与昔日被降格对手平等对弈的贴目规则。

新闻棋战

随着棋所、坊门的消失和棋院的兴起，日本围棋逐渐进入职业化阶段，而财阀的资助和新闻界的参与，又成为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职业围棋比赛的主要形式是由日本棋院、关西棋院组织棋手参加，新闻机构主办并承担经费，享有独家刊载和转让棋赛棋谱权利。从20世纪30年代，这种新闻棋战已经兴起，最为有名的比赛如院社对抗战、升降十番棋，大都由《读卖新闻》等大报组织。而到50年代之后，更多媒体介入围棋赛事，大批中小型贴目制的新闻棋战兴起，将带有等级制度印记的不贴目棋送出历史舞台同时，也把日本围棋带入了现代的赛事密集时期，最强战、名人战、王座战等纷纷出现。

棋赛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改善棋院和棋手财务状况的需要。棋院的收入主要来自段位证书费、书籍营业费和与报社的契约金，而前两项的收入有限，最为可行的方法则变成增加棋赛或者提高棋赛的契约金。如60年代《读卖新闻》举办的名人战契约金为2500万日元，而到了1975年，日本棋院将主办权转移至《朝日新闻》社名下，契约金达到1亿日元。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日本当代最高级别的“棋圣战”的诞生，并促使本因坊等其他棋战的契约金也大幅上升，棋手的收入和地位相应提高。桥本宇太郎曾回忆他初入棋界时，棋士社会地位低下，“能靠对局的微薄收入糊口谋生的棋士寥若晨星”，而到了这一时期，棋手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新闻比赛津贴而生活。换言之，职业棋赛的对局费和奖金使得“职业棋手”真正成为可能。

新闻界对围棋的介入当然不是单方面的促进，而是不断深化双方的共生关系。通过有影响力的棋手与棋赛，报纸的获益是显而易见的。早在20年代，日本棋院成立之初又分裂出棋正社，在两方对抗的比赛中，双方以16位棋士依次出战，首局则是日本棋院领袖秀哉名人对阵原为本因坊同门的雁金准一。历史的宿怨使得这场比赛如同古代武士决斗，媒体的赛前造势更使得比赛万众瞩目，刊载这局进程的《读卖新闻》发行量最终因此猛增了3倍。到了赛事密集的世纪后半叶，获得各种棋赛的组织报道权力，更成为报纸增大发行量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棋赛的增多为年轻选手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而新赛制的出现也彻底为旧时代的种种声名画上句号。1940年秀哉名人去世后，为表示对“名人”称号的尊敬，《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曾共同发出“三社协定”，约定任何一家不得率先举办名人战。然而到50年代后期《读卖新闻》开始着手筹办“名人战”，并排除种种非议，使之最终在1961年拉开序幕。第一届名人战，被事先看好的吴清源和坂田荣男最终都无缘冠军，“名人”称号被棋坛新秀的藤泽秀行摘得。不过这一称号的含义已经不同于几百年来的传统，它与“本因坊”一样变成流动的赛事冠军的称谓。1961年的这个变革也颇有历史帷幕落下的意味——传统加诸这些名号上的特殊光环随时代变化而褪去，同时隐去的还有几代人的传奇：秀哉名人与雁金准一的决斗、吴清源擂争十番棋横扫各路对手的纪录。

进入当下电视转播甚至网络时代的围棋，其改变更是传统所不能想象。比赛时间的压缩使得长考型的日本技法面临着更多冲击，中国和韩国围棋的追赶改变了日本独大的局面。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游戏，所蕴含的精神依赖于竞技规则中所体现的理念，而规则的改变，也意味着其背后的新理念为围棋精神注入了新的诠释。是非好坏，难有定论。在新规则中成为新时代第一位非终身制名人的藤泽秀行曾对当下棋坛发出感慨：“我觉得，现在的棋坛太重视胜负，忘掉了更重要的东西。围棋从第一着开始到最后一着为止，每一着都是艺术。不管怎么下，只要赢了就行，这种想法只能给后代留下笑柄。”回头看去，这样的感叹却与数十年前川端康成在秀哉名人告别赛中的感慨颇为相似：“作为技艺的围棋的品位和风趣都逐渐丧失殆尽……人们绞尽脑汁制订规则，然而又在钻规则的空子……作为作品的一局棋，就变得不纯净了。”（参考资料：安永一《日本近代围棋通史》、张大勇《世纪故事》、吕顺长《棋道》） 围棋围棋天元围棋比赛日本棋院规则现代化吴清源传统围棋段位本因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