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墙与一个城市的 60 年

1953年初春，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周干峙，接到了一项重要又颇有些陌生的任务。当时新中国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正在酝酿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00多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一汽制造厂、三门峡水电站等在日后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工程，每项都体量巨大，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城市。为了迎接大规模建设，195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并派遣专家团队去各地指导项目的选址落地——这是中国的城市面貌即将大变的信号。

作为刚进入建工部的年轻人，周干峙随同中财委组织的专家团队被一架专机送到了西安。100多个项目除了布局东北外，还确定了8个中西部城市作为建设重点，西安就是其中之一。在同行的队伍中，除了建工部领导、建设界前辈，还有一位苏联规划专家亚历山大·穆欣。在苏联传递的经济建设经验里，现代城市规划非常重要。它最原始的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土地的重新确定功能和利用，保障城市的资本积累。但对那些建城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规划则要负担双重目的——不仅要促进资本的发展，还要处理好城市中新旧文明的关系。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缺乏对工业城市的理解，更没有处理城市转型的经验和人才，必须倚靠中央提供智力支持。周干峙一行来西安，就是为这些新的工业项目选厂址，并帮助它编制第一轮总体规划。

历史上，每个地方被工业浪潮席卷时，都会引起极大的新旧冲突。一个突出表征就是代表旧文明的古老城墙与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矛盾——城墙代表防御和围合，与要求开放和向外发展的资本，天然地站在时代的对立位置上。按时间不同，世界各国对矛盾的破解之道也各有不同。“一开始，古老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是直接的，于是处理手法也非常直接，拆城墙是最直接的选择。”西安市规划委员会前副主任、前总规划师韩骥对本刊记者说。

19世纪，工业革命最早崛起的欧洲兴起了拆城墙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维也纳，这也是欧洲第一个拆除城墙的首都。为了缝合老城内外，带动供水、煤气照明、排水等市政系统以及公共医院的发展，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拆除了维也纳老城的城墙。“但是他拆得很智慧，拆城墙后修了条环城大道，把所有维也纳的公用建筑都沿着环路建设了，其中就有金色大厅。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拆了城墙不挨骂的执政者。”韩骥说。此后，欧洲的其他名城都开始用拆除城墙的方式来迎接新时代。波恩、慕尼黑、明斯特等城市都在交通压力下相继拆除了墙体，迄今只剩余一两座城门，供后人凭吊历史。不管拆建后的口碑如何，拆城墙都曾是现代城市奠基的一个普遍路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四大古都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和中国西安的古城都保留至今。

回到1953年的西安，这座城市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新旧冲突压力可能更大。西安是中国黄土文明的诞生地，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构建自己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时，将西安作为叙述的起点。《中国大历史》的第一章就是《西安与黄土地带》。书中写道：“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上演。它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1700年没有中断的建城史，将东方的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山水相连，南北轴线，四方格局，外以城墙围合的建筑空间，就是这种文明的代表。到明朝时候，这种文明形式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首都的城墙有多高，府城的城墙什么样，再到市、县一级的墙又是什么样，都有很严密的规格，很成系统，是中国封建礼仪、世俗和宗教寓意的完美结合。”

但这些历史的荣耀，也是西安城现实的压力。正如黄仁宇所说，从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其难度无异于一只走兽变为飞禽。而西安恰好还被选为新中国工业版图上的一个建设重点，除了苏联援建的15个项目落址西安，另有国家的6个项目，另外地方工业也有要新建扩建的企业。一片曾经布满农作物和低矮方正民居的土地，该如何来放置这些庞大而且全新的物种，并让它们和这个城市中已有的建筑和生活和平共处？多年后，周干峙回忆第一次担任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总图编制时，要考虑的问题错综复杂：除了工业区怎么布局，它们与城市是什么关系？生活设施怎么考虑、基础设施怎么配套、路网绿地怎么布置？还有一些属于这个古都独特的问题——文物古迹遗址很多而且情况尚不清楚该怎么处理？旧城和包围它的厚实城墙应该怎么对待？

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物质空间，既为城市的工业发展留出空间，还要将这个城市丰厚的过往与一个规则迥然不同的现代世界连接起来？周干峙后来在《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回忆》中写道：“苏联专家指出，城市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要深入了解城市的历史，非常熟悉城市的状况，这是做好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条件。西安是历史悠久的古城，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必须十分了解西安的历史，延续西安的历史。为此，我想方设法查找有关资料，读县志，了解唐长安什么样，明西安又是什么样。”

自隋唐以来，古城墙围合下的旧城一直都是西安的核心。它地势偏高，与东边灞河、西边沣河的距离相同，位于周围水系的中心，既有利防守，也适合生活。经过一代代人生活的磨合，城中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府城格局，深得中国古典建筑的精髓。钟楼、鼓楼、城墙、四门，六个高大建筑组织起了城市的空间。走在古城的大街上，往前看是钟楼，往后看是鼓楼，地标型的古建遥遥相望，非常有中国特色。在漫长的建城史上，西安曾有6条轴线。轴线是大多数中外名城都或多或少采纳的建城方式，它就像城市骨架的脊梁，保持着城市的秩序和气度，延续着城市的历史和精神。多伦斯在巴黎参观时，就赞叹：“从香榭丽舍大街上走过时，就看到了法兰西民族一代接着一代奋进。”中国更是对轴线情有独钟，古代城市都有一条南北轴线，西安古城的骨架更为规整。城中至今还保留着隋朝、盛唐和明清留下的三条重要的轴线。在轴线的规制下，城市的其他部分以坊里制展开，108个坊构成左右匀称的棋盘式格局，每个坊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坊间，早开晚闭，坊与坊之间相隔挺大，南北相隔70～80米，东西相隔130～150米。

城市格局方正工整，但其间的生活却又瑰丽奇趣。北面宫殿后面有很大的后花园，里面还养着外国进贡的非洲狮子，从大明宫到曲江，还有夹城。坊间密布着100多条渠道和100多处水池，而且渠道与道路的走向相吻合，并兼顾排泄雨水的功能。这些前人组织城市空间的智慧，都将成为建设新城的重要依据。比如首轮规划依据历史水系，设想水道通过大环路流到各处，所以将西安的大环路规划为80米，在路上留了一条水道。当时一般城市的干道规划仅为40～60米，西安规划在道路上的“大手笔”曾在1958年被作为马路过宽的典型受到批判，但几年后，城市飞速发展的现实又让这种尊重历史的规划方案受到赞扬——多亏规划了80米，为交通发展留下了条件。

但大部分从书中查阅到的建城信息，已经被战乱和时代发展打乱磨灭。辛亥革命后的炮火、1935年陇海铁路的修建、1942年花园口决堤后大量中原难民的涌入，都将规整的旧有城市格局割裂。要重新找到建设新城的依据并不容易，而城墙提供了找寻城市成长印迹的路径。周干峙记得：“在研究总体布局，路网系统时，我向老师吴良镛请教，吴良镛先生说，可以采用唐长安格局，用方格路网。于是我进一步找文献资料，研究唐长安格局，但唐城的遗迹都找不到。我又向老师莫宗江先生请教，他还专门来到西安，他说早晨太阳刚刚出地平线的时候，如果有城墙遗迹，地上会有投影。于是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骑上自行车，按照地图上的大致方位去找，这样跑了两天。”

多年后，周干峙还记得穆欣的告诫：“搞规划，每公顷土地要去20次。”在编制西安第一版总体规划的一年多时间里，周干峙十几次到西安出差。在透彻了解这座古城的前提下编制出的首轮城市总体规划，决定保留老城格局，利用旧城，参考唐城，工业区则放在旧城东西两侧。旧城作为行政中心，南郊作为文教区，铁路北作为仓库区和发展备用区，用半个八角形的环状放射型道路系统把上述用地联系起来。而城墙与护城河则作为城市固有骨架的一部分，成为西安城的“一条绿色项链”。

这是西安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开局，也代表了中国在进入工业社会初期对城墙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一种认识。《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通过细致安排，确定了一个体量庞大的古迹在城市建设中的生存权。后来人回忆，西安能在工业化的巨大拆城压力下，保持了老城的原有格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一版规划在工业区与古城之间留出了巨大的距离。

第一版尽力将新旧共融的规划，在西安受到了很大尊重。虽然城建部门通常是古迹保护的劲敌，但周干峙回忆自己完成规划后回到北京，还收到西安城建局局长李廷弼的来信，就中轴线附近的建设问题询问他是否可行。信是用毛笔写的，十分恭正，还签名盖章。“他是城建局长，我是一般的年轻规划人员，为这事还专门写信给我征求意见，可见对规划的尊重。其实那年我去了10次西安，用不着专门写信。但李廷弼局长尊重规划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说：‘我这辈子就为这张图了。’”

但城市的发展速度仍然超出了规划的预计。这版编制于1953年的城市规划，预计城市20年后的人口数量是120万，可到1959年，西安市的城市人口已经提前12年突破规划，达到125万人。1972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突破400万。分布在古城东西两侧的电工城、纺织城，面积都在20平方公里，衍生出大量的人流和物流，穿梭于城郊和古城之间。城市膨胀的压力一再冲击着旧城的格局，古城墙首当其冲。

韩骥记得：“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开一条很宽很长的路，穿过古城连接东西郊，就是现在的大庆路。大庆路的长度约10公里，200米宽。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长这么宽的城市马路，中间的绿化带就是100米宽，那城墙至少得拆一个200米的缺口。搞市政的希望这样，但我们搞城市规划的认为城市道路到了人口密集区必须窄点，于是在古城内把路宽压缩成50米，玉祥门就是这么开的。”

这是城墙与新城市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工业衍生出的超乎寻常的生长力量，自此开始一次次冲击城墙存在的正当性。每次冲击都是从人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每次号召的口号都极具正当性和煽动力。“1958年‘大跃进’，上面提出了工业小土群的号召，口号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号召街道办小工厂，一个月后就给发工资。当时西安城里办小厂就是靠拆城墙。城砖可以盖厂房，城墙地皮可以做厂址，工人就是就近的居民，出门就到了工厂。这是中国工业走的弯路。”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东城速度最快，东城墙中段已经被拆了500米，上面盖了个小油毛毡厂，其他各区都组织去学习。莲湖区、碑林区这些街道都去沿着城墙划地段，打架争地。”

这次大面积的拆墙风潮势不可挡，省长赵伯平不得不以个人名义把反映保护西安城墙问题的信寄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1959年9月26日，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1959年7月22日），通知中说：“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是我国现在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这才平息了这次拆墙风波。

上世纪70年代初，新一轮的拆墙风波卷土重来。“这次的口号更振奋人心，是盖住宅。”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文革’十年人口增长很多，最缺住宅。因为北京把城河填了，盖了一条广渠门外大街，填城河盖住宅一时成为全国学习的经验。西安的房地局局长也提了个拆城墙盖住宅的方案，说拆城墙能腾出多少地、解决多少居民，很有说服力。沿着城墙的单位都想盖。”

韩骥担任了那一次西安拆墙盖住宅讨论会议的记录员。他记得，会上大部分机构和专家都同意拆除城墙，但城建处处长张景沸反对。这个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学水利工程出身，参加过第一版规划的绘制，既对城墙有乡土感情，又对首轮规划有比较深的专业理解。“他掐准了领导的脉搏，是急于快速解决城市中的住宅矛盾，于是他给军代表算了笔账，拆城墙盖住宅工程浩大，短期不能见效。城墙如果要盖住宅，作为建设场地，要三通一平，要完成这个工作得要两三年时间。他还提出一个貌似积极的方案，如果要拆，得让市政局成立一个公司专门拆城墙，其实，总的方针就是让你快不了。”会议默然，结论是两个字：“再议。”拆墙风波于是再一次不了了之。

在韩骥的记忆里，“拆城墙盖住宅”是西安城墙最危险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关于存废的争论。此后即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没有找到城墙在一个现代城市中存在的现实功能，但多次冲击下它都没有像其他古都的城墙那样遭遇拆毁，或许证明了，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确实附着了某种与当地人情感相契合的基因。

1983年，当西安为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作讨论时，城市中有几件亟待解决的大事：一是黑河引水工程。西安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用地下水，但到80年代地下水已经开采过量，有的地方出现地面断裂下沉，急需新的水源。二是飞机场迁建。西安原来的机场在西关，跑道短，波音707这样的大飞机无法降落。西安作为旅游城市，必须得有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机场。三是陇海铁路电气化，原来的蒸汽机车已经被电气机车取代，从临潼到咸阳路段有好多线路和车站必须改造。四是清理断头路，完整西安的交通网络。每一件都是事关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大事，唯有一件看起来却与城市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就是城墙修缮。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城墙与城市矛盾最突出的时候。虽然在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拆墙风波中劫后余生，“但总处在一个不合法的地位。在意识上，是封建文明的代表。技术上，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阻拦，谁都可以骂它”。韩骥对本刊记者说。城墙景区管委会主任姚立军当时还是西安城中一个二十出头、从事旅游业的年轻人，他记得城墙是接待国外游客的一个重要景点，但他却没有因此有多少自豪感。西安在工业时代中步伐缓慢，已经逐渐失去了古都的荣光。这个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用对外来事物超乎热情的接受来掩盖自己在时代大潮中落后的自卑感，古老厚重的青砖建筑正在被轻视和抛弃。“我当时学校刚毕业，认为西安最破旧的就是这城墙。出租车司机也说，最好把城墙拆了，把钟楼挖了，每天在那里转圈圈过不去。”现任西安市长董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1984年政府修缮城墙，需要收回被老百姓拆掉的城砖时，董军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回省委大院，听到车上的老百姓议论：“这董继昌想的是啥主意，把城墙的砖头往回收，拆房子修城墙？”董继昌是当年的西安市委书记，是董军市长的父亲。故此，又有两代人修城之佳话。

在民间的责难声中，将修城墙位列城中与工业发展并驾齐驱的几件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西安的领导者在窘迫的经济形势下，为荣光渐逝的古都选择的一个精神工程。城墙不仅是西安的标志，还包含了一个古老民族17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生活。“1700年历史，跨越了好多时代，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一个民族的标志，应该加以保护，而且是可以保护的。后来我参加了世界好多城堡的国际会议，国外一个城堡是家族的标志，家族的历史就体现在城堡上。”韩骥对本刊记者说。这种情感中不仅包括民族情感，也包括私人的情感。“这是我后来领会的。”韩骥说，“南方城墙为什么拆那么多？城市的领导都是南下干部，解放战争他们在城墙下牺牲了很多战友，所以恨城墙，一声令下拆得净光。西安的干部多是本乡本土的。我曾经陪一位前省委领导在碑林调研，他领着我上城墙，回忆自己在碑林上中学时，和初恋女朋友都是中学的学生领袖，他们在城墙上研究怎样罢课。这古老的城墙，成为他们革命觉醒和爱情的见证，谱写着他们的青春之歌，那里的每一块城砖，都会化作悦耳的音符。他们怎能忍心去拆除这段乡愁呢？”1959年号召拆城墙办工厂时，西安市委书记张策不得已让规划局出了个拆城墙的方案，不再保留城墙整体，但保留4个城门和4个城角。他说就是顶不住的时候，他也不全拆，留个念想。最后城墙没拆成，他挺高兴的。上世纪70年代“拆城墙修住宅”风波中，用“曲线救国”方式保护城墙的城建处处长张景沸，还专门写过一本《西安城墙史话》。书中巨细靡遗地呈现了西安城墙的构成、格局、历史，虽然一笔没提自己在城墙存废争议中的观点和作为，但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到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城墙的情感。

就在这种朴素的历史感和乡土感情的保护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城墙在责难与不解中艰难地逆生长着。1983年，在当时省委书记马文瑞的倡导之下，发动西安各界义务劳动，修城垛、护城河清淤、环城林植树，才使环城公园粗具雏形；1999年，护城河清淤治理初见成效；2004年12月26日，西安火车站前正式举行了西安古城墙合拢仪式，自1936年陇海铁路通车时形成的530多米长的城墙缺口被弥补，西安城墙于是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在这漫长的修缮过程中，西安市民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参与其中，亲眼看着城墙一天天完整起来。“感情是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的。”姚立军对本刊记者说，“城墙完整后，感觉西安的城市记忆留下了，看到城墙会觉得，这就是西安。”

关心西安城墙的保护存续，为之织补肌理，在历届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韩骥向记者回忆：2001年，在李建国书记的主抓下，黑河引水工程完工，甜净的黑河水进入西安，也为护城河蓄水提供了可能。2002年，时任西安市委书记栗战书，主抓城墙全段的合拢连接工程，2004年，西安城墙实现了全部合拢贯通。2009年，在省委赵乐际书记、市委孙清云书记的主抓下，实施了大型雨污水箱涵改造和净水管道工程，并在护城河东南角2公里范围内完成了试验段改造工程。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工程的基础上，南门区域的文保、交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得以实施。

如何建立一座城墙与这个时代联系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城市在责难声中修复城墙时就开始了。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英国的城市规划学会主席詹金斯到了西安，我们就向他请教旅游建设怎么搞。他说要茶，不要可口可乐。比如西安的城墙，如果把广告打出去，外国人都要来看看，中国的城墙什么样。”80年代旅游市场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西安是旅游业最为兴盛的地方之一，游客人数仅次于北京。姚立军记得，当时的条件很差，只能开着公交车去接游客，可国外的游客却蜂拥而至，“就是来看古迹苍苍的西安”。城墙和兵马俑是最为游客青睐的两大景点。这些来自成熟工业社会的欧美和日本游客，就像乘坐时光机一样，来西安体会已经被工业车轮碾碎的历史印记。尤其是日本，这个在东亚发展最快、以都市文明著称的国家，却表现出了对大唐文化的深厚情感。2005年，NHK专门为新丝绸之路拍摄的纪录片中，将西安称为不朽之都，片中称长安城的瑰丽宏伟，日本的古都奈良、平成京的宫殿无法与之相比。

1982年，韩骥跟随市委书记陈元方参加西安对日友好访问团。韩骥此行的重点就是专门考察日本的古城保护。从“二战”后到60年代东京奥运会时，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在一轮强大的工业化浪潮过后开始思考如何理解自己的城市，如何建设自己的城市。“他们颁布了一套完整的古都保护法，确定出几个重点保护的古都，由国家拨款直接保护，并将保护古都的精神融入到了城市的市民宪章中。”

韩骥一行到达日本后，参观了东京市中心的皇城、大阪的天守阁，还有京都奈良、平城京时代复建的工程，“把文物古迹和现在的建筑穿插起来，感觉非常震撼”。这些现代钢筋水泥森林中如世外桃源般存在的古都风貌，让国内外游客趋之若鹜。尚在上世纪80年代，京都每年的游客就在3000万以上，仅旅游收入每年约为23亿日元，而京都市政府年平均收入为1400亿日元，旅游成为京都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除了经济上的贡献，这些古都还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古都保护法》中专门提到，古都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故乡。奈良因此做了条旅游路线‘大和之路’，叫修学旅游。日本的文部省规定，日本小学三年级和中学三年级在樱花节，必须去京都奈良参观，奈良每年有1100万人来旅游，其中有大约800万是日本的中小学生。”

韩骥就沿着这条路走了一趟，并将这次旅行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京都，奈良在城市建设中保存古都风貌的经验》。文中写道，首先认清城市历史，明确城市性质，确定保护和开发的方向，是古都的发展之要务。“京都和奈良的建设者都认为，古都城市规划的中心课题就是‘保护与开发’，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老的，创造现代化的崭新的。京都的总建筑师熊本说：我们是向往未来的，而未来是在祖先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要保护祖先的遗产，纪念他们的业绩。”

访日友好代表团离开东京时，驻日大使符浩宴请了访问团成员。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他的观点比较开明，也比较实事求是。他说日本好多城市都现代化了，就挑选了三个都城做古都保护，中国也应该多挑几个古城。西安的城墙应该保护。访日回来后，西安市领导在编制第二版规划时候，特别提出来，保护城墙从战略上绝对正确。城墙在现代化社会里，仍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在国务院批准的西安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城市性质为“一座保持古城风貌，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学、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版规划突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确定了“显示唐长安城的宏大规模，保持明清西安的严整格局，保护周秦汉唐的重大遗址”的古城保护原则。城墙作为城市的固有骨架的基础来保护老城的完整格局，并首次专设了一个机构——西安市城墙管理所，专门负责城墙的保护和管理。

从古建保护者的角度看，城墙是一个整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祖先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城楼、登城马道、瓮城等一系列防御配套设施。但是从现代城市的管理角度看，这些隶属于同一个文化遗产的各个部分，构成了现代城市里不同的生活空间。它们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已经分配给了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城墙根外围属于园林局，护城河由市政局管。城墙的旅游功能则归旅游局，城墙根内的顺城巷，则分属莲湖、碑林等好几个区。最初的城墙管理所隶属于文物局，管辖范围仅止于城墙本体。但即便是这么单一的部分，管理所也无法尽忠职守。“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关于城墙保护人财物这些项目。城墙管理所只是成立个机构，有些人，看见墙体有破坏了，就给文物局打电话。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城墙管理所管什么？管电话——就是个通风报信的。”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

到底城墙如何管理，是一个事关体制的艰难探索。从管理所开始，城墙的管理单位经历了不同的尝试。“先是说城墙规模不大，修完了，放那里，让园林局管，但护城河是市政局管。后来觉得建委能综合这些部分，干脆成立一个城墙管理委员会，第一任就是建委副主任张景沸。但建委只是建设者，城墙的使用有旅游局管。但旅游局想在城墙上做点什么，文物局又不同意。当时文物界的保护观念比较保守，挖出文物后通常就地掩埋，不展示，更不要说使用。城墙上有人走，都算是破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城墙灯会，现在已经成为西安春节期间一个新兴习俗，但韩骥记得，最开始办灯会时，要在城墙上拉电线，文物局都不同意。

城墙的保护、修缮和使用，分属不同的职能机构，而不同机构对城墙的理解各有千秋，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墙无所适从，停滞不动。随着上世纪90年代，西安城市的建设重点转向城外的高新区，城墙逐渐从城市发展轨道上脱离出来，成为城市中静止孤立的一角。当姚立军出任城墙管委会主任时，他看到的城墙和现代城市的联系进入一个冰冻期，难以找到改变和前进的动力。姚立军试图通过自己搞旅游的经验，给这堆冰冷的石头和现代城市建立联系。“我当时最想干的是，让游客愿意接近它，能感受到它的伟大。它不应该只是个做研究的文物，应该能让人亲近。第一年我让人把迪厅的彩灯支在城墙上，搞个圣诞派对。因为西安大学生多，圣诞节满街都是人，我想通过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把年轻人吸引过来。虽然天很冷，大家在城墙上冻得流清鼻涕，不过确实有人进来了。”但这种尝试在僵硬的文物保护理念和职能分割前，困难重重。保护与利用的界限和方式，尚无共识，从在城墙上安排一些穿着盔甲的守城武士，到为城墙的厕所配一张手纸，改革的每个细节都争议重重。“我想做的事情，去跟谁都说不通。看不到大家对城墙的一致理解，认为它是我们城市的代表，更不要说爱护和管理。”姚立军说，他于是陷入了和城墙一样无所作为的困境，失望之下禁不住萌生退意。“2004年我干了不到一年，差点撤离了。”

多年来，城墙始终没有和城市之间磨合出亲密又相互辅助的关系。它既像城市的一件紧身衣，束缚着城市的车流和人流，又像城市中一个大而不当的破落孤岛。尤其是与钟楼同样位于中轴线上的城墙南门，由于保存完整，相应的占地空间也较大，形成了天然的交通环岛，东西向直行车辆路过南门时，都必须绕行到南门里，致使交通流速大大降低。南门外机动车流量高峰期120辆每分钟，平时也达到80辆每分钟。全程约4.3公里的环城南路，沿线一共7处红绿灯，车辆通行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平时时速仅为10公里左右。汽车举步维艰，步行也危险重重。南门广场外缺少步行和非机动车的专用道，行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险与汽车争道。密集缓慢的车流，杂乱穿行的人流将城门包裹起来，成为一个孤岛。南门广场工程的设计者赵元超说，自己有一次在南门开会，想去马路对面，半小时没能走过那片车流。

甚至在看起来最应该有所作为的旅游方面，城墙也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作用。随着城墙的一步步完整，西安在旅游城市中的排名反而与日俱下，下滑到20多位。城墙不但没有为城市财政贡献多少收入，反而成了消耗成本的无底洞。到2009年，城墙一年要花费7000万元，基本上是人员费用，城墙发展没有资金，“甚至连公交公司都找到门道不亏损了，就它还亏损”。

当城墙陷入困境时，西安的外围却找到一条古迹保护与城市开发的突破之道。从2004年开始，一系列城市改造的工程就在城郊展开。从曲江新区到建设大明宫遗址，在古迹修复和经济增长上都获得了很好的口碑，被认为是西安在遍地文物的困局下，找到的一种城市发展与古迹保护共存的路径。2009年5月，西安城墙的管理机构再次易主，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由西安曲江新区承担西安城墙的保护、管理和建设工作。

李元作为一名谙熟西安城墙的官员，他向本刊记者回顾西安城市发展与古迹共存的实施路径。“近10年来，西安城市与城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伴随全国城市建设的大潮，国际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争执日渐廓清，追求传统文化价值和回归传统，成为很多历史名城的共识。”2005年，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文物、考古和世界遗产专家齐聚西安，召开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共同发表了文化遗产环境保护新准则——《西安宣言》，不仅弥补起了东方文化在国际古迹遗址保护领域的缺憾，更让众多历史文化名城在传统与现代融和发展的道路上更坚定，西安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军城市。ICOMOS第15届大会主席张柏这样评价《西安宣言》：“众多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深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范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西安宣言》正是时代要求的产物。”

2006年，在《西安宣言》发布一周年之际，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上揭牌成立，西安在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发展之路的步伐更加坚定。这也为包括西安大明宫、大小雁塔、汉长安城、兴教寺等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元感慨地说：“在历届陕西省和西安市领导的共同努力下，西安的大明宫遗址等五个丝绸之路重要遗址成功申遗，结出了香溢世界的文化之果！这是对西安历史遗址保护最大的赞赏。”

“随着西安城市格局日渐完善，新旧分治成效初显，对西安城墙范围内实行保护性建设的条件日益成熟。”李元对本刊记者说，依据数据可以看出，2009年西安市区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以上，和西安城墙范围内的120万人口相比，西安城市重心和人流重心已实现了根本性转移。“如何对西安城墙进行有序性的保护、发展和传承，成为西安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1996年，世界历史都市市长会议在西安召开，南门入城式第一次正式亮相，迎接参会的国内外数十名古城市长。仪式在声誉上达到顶点是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城墙南门前接受了西安市长赠送的城门钥匙，并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古文化颇为景仰的讲话。之后，新加坡总理、泰国王后、德国总统、新西兰女总理等许多国外来访要员，都从仿古迎宾仪式中进入西安古城。南门，成为西安城墙历史文化区堂奥之地的作用日渐凸显。

2012年，新上任的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多次到西安城墙等地调研，提出了“八水润西安”的总体构想，并将此列入西安市委、市政府做出事关西安长远发展的五件大事之一。“八水润西安”就是依据西安独特的历史水系和八水格局，通过一系列生态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形成“库连河、河连渠、渠连湖”的城市景观，为西安人民创造一个生态优美的宜居环境。2013年5月，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西安调研时提出，将西安大都市建设成为我国北方最具南方特点的城市。西安首先对城墙南门区域进行综合改造，就是要让水润古城苑，在城墙南门区域得以展现。魏民洲表示：“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要高标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努力把西安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提升改造护城河是实施八水润西安工程的重要内容，让河、渠、池、湖互通，使护城河变清变美，水中有鱼、水上有船，实现‘一水护城，碧带环郭，清水长流，绿树成阴’，做到还河于民、还景于民，让市民群众能够近水、亲水、乐水。”

关于选择南门区域率先进行城墙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确实困难和矛盾最多。但对此，李元和曲江团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李元对本刊记者说，世界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让他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广场。“如果你拿一个摄像机，从凌晨6点拍摄到晚上22点，你会发现，那里仿佛是世界的中心一样，因为它们周围的人流川流不息，像一个不停歇的闹钟，无论寒暑，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来这里观瞻，感受文化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西安需要一个中国文化的认知中心，我们必须给认知中心一个典型空间，就是南门。”但他的视野，已经不止修复一座城门或者提升一个入城仪式那么简单了。

2012年，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全面启动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并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岳华峰为总指挥的南门区域综合提升改造工程指挥部。当李元在西安城墙景区管委会干部员工大会上，宣布曲江新区将为南门区域综合改造工程筹集15亿元时，城墙管委会的同志们很难相信。两年后，李元对本刊记者回忆起当时，脸上仍然出现了若有所思的表情。“那时，我们提前进行了充分的调研，西安城墙长期存在体制不顺等诸多问题，投入都是死投资，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没有很好的载体整合。投这么多钱到底做什么？我们就有了完整的构想，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外最先进的文化遗址保护办法之一，将古迹融入人们正在生活的街区，本身就有生命了。”李元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在保护规划、生态水系建设和大型立体交通工程上都下了工夫，所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别人想得100分，我就想得200分。”这个“想得200分的工程”，其中保护和建设工程要得100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要得100分。

谈到这里，李元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在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两年的建设过程中，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来现场视察指导20多次，平均每个月来一次。下穿通道施工、箭楼保护性展示、护城河注水等等，每一个重要环节，他都亲自过问、指导。2013年的最后4个月，南门广场施工全面展开，施工围挡和工地几乎占满了所有道路和场地，给通行车辆和人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魏民洲亲自召开工地现场负责人会议，他说：“我们要顺应群众期盼，急群众之所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让市民群众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新变化。”会后，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将现场围挡缩减了1/3，不仅让施工人员深受感动，也被广大市民传为佳话。

另一个是地下停车场的建设，这是南门区域综合改造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施工过程中，西安市市长董军多次现场办公，提出要求。在南门提升改造工程中，在外观上却不甚明显的是南门广场的地下停车场，筹措了5个亿。他说：“南门地下停车库可以修一层，或是两层，表面看是个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个历史责任问题。南门的地下工程修好后，可以管100年以上，对南门交通是个很大减负。这是个历史考验，为了历史考验必须拍板做。”后来，就建成了南门地下双层停车场，停车位增加了近800个，大大缓解了城市的交通。

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包括一系列整体性的建设：修复箭楼，恢复三重门三重楼传统布局的历史区，修建南门广场的风貌区，建设广场两侧的松园榴园配套服务区，修建护城河的水上游览线，创导南门入城仪式表演，新建月城和箭楼中的两个博物馆……每一项工程都隐含着对城墙和城市的连接。护城河水上游览线是升级旅游体验和解决市政排污问题的融合。“护城河原来没有码头，现在修起了六桥八码头，让历史遗迹从简单的可参观，变成可游览可体验，意义就大不一样。游览线就像是一幅画，让到西安的1亿游客，增加他们活动的内容和档次。他们多待一天，相当于多来了1亿人，给了文物古迹新的生命力。也借这个机会，置换了护城河底容纳古城生活污水的箱涵，增大了箱涵的容量和使用年限。”

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是另一个曾让李元反复考量的工程。“扩建环城公园要多投一个多亿，每年维护还需要投入2000万元。为什么决定做？这是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最大的效应不是让少数人拥有，而是让更多人在更多的机会、以更多的次数去享用。我们过去的精英文化，是少数人，高档次的私密活动，但文化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性。环城公园修好后，带来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早晨有人来，晚上有人来，这个城市才有生命力。每个在城墙下活动的人，就成了我们文化的因子，这样想就觉得太值得了。”

014 年 6 月 16 日，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左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左二）现场指导西安城墙南门 提升改造工程风貌的难题

所有参与工程的人，都要接受这两个问题的拷问，尤其是南门区域综合提升改造工程的设计者——中建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赵元超。他的工作既要在功能上将城墙与城市重新连接，还要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建筑风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赵元超的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就已经开始探索古建与城市的共融之道，并留下了一系列值得借鉴和深思的城市设计，钟鼓楼广场是代表作之一。位于西安古城中轴线上的钟楼，距今已有600多年，是我国存留下来最完整的钟楼。在它西边不远处则是鼓楼，晨钟暮鼓遥相呼应，成为西安城中最有韵味的景观。但到上世纪80年代，钟鼓楼之间形成了一大片破旧的民房，既遮挡了钟楼鼓楼间的视线，又阻碍了城市交通。规划部门于是决定拆迁危旧的民房，在钟鼓楼之间建一个广场，但因为缺乏拆建资金，计划搁置多年，直到1991年，张锦秋接受了设计钟鼓楼广场的任务。

张锦秋找到的办法是“突出标志性建筑，延续古城文化带”，地面广场的园林设计采用古长安城的棋盘结构、方格形的苗圃，既在城市中心形成了林木葱葱的幽静空间，又留出了人们行走休憩的道路。最值得一提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通过设计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商业中心，来解决交通分流和资金问题。钟鼓楼广场建成后，曾有评论认为它外形不够突出震撼，但如今走进广场，会感觉到真正的现代性不是外观上的标新立异，而是通过美学、功能的多重考虑，营造出一个开放的，便于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间。钟鼓楼广场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依然是市民们最乐意使用的“城市客厅”。走在钟楼地下的环形盘道内，看着密集的人流井然有序地从盘道的8个出口，进出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会更理解赵元超所说的“古老的环境与城市需要连接，而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连接”。要完成这样的连接，城市的管理者和设计者，首先得按捺下自我表现的雄心，真正体会城市中人生活的需要。

当2013年，赵元超要在中轴线上距离钟鼓楼广场不远处的地方，将城中的另一座古建与现代城市连接时，他从老师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比如对地下空间接近极致的使用来缓解交通压力，利用商业设计来弥补投资，但在建筑风貌选择上，他仍然碰到了属于自己的问题。

在风貌上，赵元超有两个遭遇挫败的设计。一是想在南门广场上安几个大玻璃盒子。“广场下有地铁线，修地铁时在地面遗留了发电机房、通风口，我就想做6个玻璃盒子，把它们罩起来。一是遮挡城市建设的伤疤，另一个希望是通过玻璃材质，形成传统和现代的对比。巴黎的魅力不仅是有凡尔赛宫，还有现代的埃菲尔铁塔。我也想用现代建筑来围合古老的城市环境，希望西安的建筑风貌不仅有古老的，还有新的变化。”历史上，在古建前使用玻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卢浮宫前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曾引起巨大争议。赵元超的设想当然也激起了不少反对之声。在争论过程中，赵元超也发现自己用巴黎的例子来推想城墙脚下的风貌，并不具备现实合理性。“我后来发现，我们和巴黎不一样。巴黎在18世纪经过一次现代的城市建设革命，完成了一轮从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的改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社会的风貌并不完全是纯粹农业社会的建筑，但90%又是18世纪的文物古迹。因此，玻璃金字塔建在里面没关系，只是老城区的某一点。但我们的城市没有中间过渡的阶段，城墙和南门很孤独，它是农业社会的格局，周边又全是现代建筑。它需要有新古典的而不是特别现代的东西，来和它彼此协调。”

另一个设计上的挫败则是在城墙上安装电梯。为了方便残疾人和老年人上下城墙，并运送城墙内的垃圾，赵元超给城墙设计了电梯。这原本是他认为体现连接功能的得意之笔，但设计方案被当地报纸报道出来后，遭到一些市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反对。人们在古建的认知上还不能做出如此大的跨越。建筑师的设计，不仅要完成功能上的连接，还要符合意识上的连接。

最终的解决之道，都是做减法。玻璃盒子没有实行，电梯也在反对声中被拆掉，“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看似没有什么的空间”，也是一个和赵元超以往大多数设计都颇不相同的结果。“我设计过上千万平方米的建筑，都以单体性建筑居多，很少有城市功能性空间的设计。因为以前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足，大多是在荒郊野外建新城，摊大饼。其实城市很重要的就是聚集——人流的聚集、信息的聚集、交通的聚集，才能产生很多效应。”赵元超对本刊记者说。他提到有本书叫《在城市中建设城市》，这或许是中国城市的建设者们在未来要思考的新问题。 一个城市的一座城墙西安南门西安城墙马拉松西安交通设计公司北京城墙西安广场设计历史古迹西安城墙古城西安建设